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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23

习近平炫耀法律知识闹出大笑话 依法治国就是严刑峻法 (博讯2019年02月22日发表)

习近平炫耀法律知识闹出大笑话 依法治国就是严刑峻法 
(博讯2019年02月22日发表) 


习近平炫耀法律知识闹出大笑话 依法治国就是严刑峻法
    
    党刊《求是》杂志,2月16日刊登了习近平于去年8月24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首次会议上的讲话,题为《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习近平的这篇讲话之所以没有即时发表,是因为其内容较为敏感,反映了他较完整的"法治"观念,那就是人治、反法治,崇尚中国古代的严刑峻法。从他的讲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习近平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存在常识性错误,对西方法治几乎没有了解,其知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
    
    一、崇尚严刑峻法
    
    习近平认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可惜习近平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他说:"从我国古代看,凡属盛世都是法制相对健全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主张"以法而治",偏在雍州的秦国践而行之,商鞅"立木建信",强调"法必明、令必行",使秦国迅速跻身强国之列,最终促成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习近平将商鞅治理下的秦国归于盛世显然是违背常识的,尽管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强大,并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是事实。但支撑秦国强大的商鞅之法是灭绝人性的暴虐之法,与法治没有关系。
    
    商鞅立法的基本原则是轻罪重刑,连 "弃灰于道者"都要处以黥刑,其理由就是"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商鞅变法制定秦律,尽管在短期内奏效,但国家政令的贯彻实行,仅仰仗予富予贫、予贵予贱以及施用严刑峻法,人民就只能生活在恐惧之中。而连坐制度开了株连的先河,人民由宽容忍让而变得互相监督,因恐惧连坐而互相揭发,极大败坏了淳朴的与人为善的民风。人民生活在恐惧之中,即使仓廪实,也难祥和快乐。如果我们把维护秦国强大,统一中国的功劳归于商鞅之法,那么秦朝仅仅存在十五年就灭亡岂不是商鞅之法的恶果?

    习近平又称:"汉高祖刘邦同关中百姓"约法三章",为其一统天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在这里显然犯了知识性错误,因为他不知道"约法三章"的历史背景。刘邦的"约法三章"不是什么盛世,也不是什么法制健全,而恰恰是对秦朝残酷法律的废除。刘邦在攻入关中地区后,为安抚民心,派兵在城门前召集各县父老乡亲,各路英雄豪杰,针对秦朝现有的残酷制度,同各位百姓和英雄豪杰约法三章,承诺自己夺得天下后,废除原有的制度。约法三章的内容为如下,第一章杀人者偿命;第二章伤人者治罪;第三章偷盗者治罪。应该说不好读书,但好炫耀渊博学识的习近平又闹了一个法律笑话。
    
    二、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是法治吗?
    
    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人治与法治没有关联,中国法治思想来自于西方。中国古代法律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皇权专制制度。皇帝是专制制度的核心,等级特权是专制制度的本质特征。历代王朝所定律典都将此置于突出地位。皇帝超越法律,行政干预司法。从秦始皇到清宣统,皇帝作为古代封建统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权力之大,延续时间之长,为世界奇观。中国王朝虽屡经变换,但皇帝集立法、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的状况终无变化。中国古代法律刑罚手段严酷,主要表现在,以严刑惩办对抗统治阶级的犯罪和违反伦理道德、侵害尊亲属的犯罪,以及肉刑的适用,最残酷的是凌迟。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固然有许多合理部分,如亲亲得相首匿,也就是直系三代血亲之间和夫妻之间,除犯谋反,大逆以外的罪行,有罪可以相互包庇隐瞒,不向官府告发;对于亲属之间容隐犯罪的行为,法律也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该规定显然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但中国古代法律缺乏法治、人权基因,而无法适应世界文明,为此,慈禧清末开展变法修律运动,开启了法律转型进程。从这点来看,习近平的目光远不及慈禧太后。
    
    三、中国的盛世源于健全的法律吗?
    
    习近平认为:"从古代看,凡属盛世都是法制相对健全的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2000多年。其间,先后出现过3次公认度最高的"盛世",即从"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的大唐盛世,以及"康雍乾"的清朝盛世。但它们都是在前朝大乱之后,经过新一代统治者们拨乱反正、励精图治、最终实现新的大治的结果。
    
    有历史学家认为,古代盛世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轻徭薄赋。西汉初年的统治者一改秦朝赋役繁重的苛政,田租从"十税一"改为"十五税一",汉文帝时改为"三十税一",徭役从每人每年一个月减为三年一个月。唐太宗时期主要不是减免租赋,而是防止滥用民力。二是广开言路。汉文帝即位不久,便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允许臣下大胆提出不同政见,努力营造宽和的政治空气。三是任用贤才。四是崇尚节俭。五是完善法制。唐太宗令长孙无忌、房玄龄整理和修订唐高祖制定的《武德律》,删繁就简,变重为轻,成《贞观律》,奠定了《唐律》的基础。唐玄宗下令编撰行政法典,特别是历时16年,修撰完成《唐六典》共30卷。六是民族团结。唐太宗处理民族关系思想开明,对周边民族实行"羁縻"政策,承认各民族拥有一定的自主权,不强迫他们改变民族习俗,不迁徙他们入内地,不设立同内地一样的州县等。对比今天的中国,习近平政权如古代盛世相差甚远。
    
    但中国古代盛世难以走出"盛极而衰"的历史周期律,其原因就在于没有进行政治制度的转型。有学者指出:从1662年到1795年,几乎与满清盛世同期,西方国家正在经历自文艺复兴以来延续数百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最终促成如火如荼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推动资本主义国家加速发展经济、科技和军事。值此世界剧变的关键时期,康雍乾三朝却进一步强化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社会更加封闭愚昧、妄自尊大,使"东方睡狮"深陷封建社会泥沼,停滞不前、不可自拔。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不知不觉地成为世界进步潮流的落伍者。
    
    四、习近平的法治是什么?
    
    习近平指出,要做到自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依法治国新理念,首先是要坚持加强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必须坚持"党领导立法······,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时,更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决不能走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香港中文大学林和立先生指出,早前习近平提倡依法治国时,令外国学者印象深刻,现时应该清楚,习的法治与西方奉为圭臬的司法独立根本是背道而驰,习近平的"法",是党核心的统治外衣和武器,"法"由中共控制、随意修改和阐释,并以"法"为工具来指挥国家、政府及社会,以"法"为国家令牌。习近平是古人韩非的信徒,可以预见,习近平以严刑峻法治国,中国的法治会进一步倒退。可见,习近平的"法治"不是现代法治,而是韩非、商鞅的严刑峻法。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法治包含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以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 "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两者均不可或缺。习近平的法治是党治,也就是人治,他理解的依法治国就是行韩非和商鞅之法,用残酷的刑罚惩罚和恐吓人民,使之成为共产党的奴仆,以保证共产党的永久执政和权贵集团的荣华富贵,其目的自然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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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王林清法官窃取卷宗背后的黑幕

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王林清法官窃取卷宗背后的黑幕 
(博讯2019年02月23日发表)  


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王林清法官窃取卷宗背后的黑幕
    
    最高法院千亿矿产案卷宗"丢失"事件曝光,崔永元剑锋直指前陕西省省委书记赵正永和最高法院院长周强。随后,赵正永应声落马,周强命悬一线。舆论疯传上海市市长应勇已进京待命接任周强。但现实是无情的,中共高层的想法与民意出现了巨大的反差。今天联合调查组的报告出来了,剧情彻底反转,宛如好莱坞大片,举报者王林清成了贼喊捉贼的罪魁祸首,他一手自编自导这一幕司法闹剧。事实真相是什么?我们尚不得而知,但王林清电视认罪了。有网友评价道:"王林清为了犯罪也算是拼了,先是偷自己办的案子的案卷,发现两年都没人管,情急之下又自己录个像,给自己留下犯罪证据,最后急眼了,直接举报自己了,我就纳闷,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让他如此奋不顾身?"现在,我们一起分析三个问题,调查组的调查结论存在什么问题?崔永元命运会如何?调查结论背后的黑幕是什么?
    
    第一,联合调查组的结论可信吗?
    
    2月22日,中央政法委牵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检察院、公安部联合组成该事件调查组。根据调查报告看,联合调查组还是挺认真的,在1个多月时间里,对包括王林清、赵发琦等在内的相关人员逐一谈话,调取相关案卷,开展外围调查核实,共进行谈话210余人次,调阅相关案卷上百本,查询了大量相关信息。既然如此兴师动众,调查报告应该令人信服,但我有四个方面的疑问:
    
    一是,王林清监守自盗的证据何在?
    
    调查组认定,网上反映的"凯奇莱案"二审卷宗丢失,实为王林清利用工作之便窃取相关材料。2014年,王林清因与他人举办培训班并私分办班利润被单位纪律处分;2016年11月参评"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时,未被推荐,由此对最高法院有积怨。2016年11月25日傍晚,最高法院民一庭庭长要求王林清加班起草"凯奇莱案"二审法律文书,遭王林清拒绝,庭长告知王林清如不愿意加班就让别人承办。王林清对案件收尾期将其调整出合议庭,十分不满,加上前期积怨,遂产生藏匿案卷材料、给单位制造麻烦的想法。据调查,王林清于当晚23时许来到办公室,将该案临时装订的副卷拆散,把全部正卷和拆散的部分副卷材料带回家中。调查组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是什么呢?
    
    证据就是王林清向调查组的自述。但王林清在事发后就已经被秘密关押,如何能证明没有遭遇刑讯逼供?王林清的表情僵滞,明显在读稿。王林清的认罪是真诚的吗?为什么不举行公开的听证会?鉴于709律师也大都电视认罪,事后表明他们都是在酷刑和威逼利诱下被迫作出的悔罪行为,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王林清自抽耳光的言论呢?
    
    二是,监控录像黑屏问题并不存在吗?
    
    既然调查组已经认定卷宗系王林清监守自盗,再谈是否监控黑屏已经没有意义。调查报告有论述,我们也不妨讨论一下。调查组认为,因事件发生距今已有2年多时间,最高法院监控录像按规定保存3个月后自行覆盖,相关监控录像现已无法调取,但根据最高法院监控录像中控室操作规程,调取录像、设备故障均有书面记录。联合调查组调取了2016年12月15日监控录像的登记表及相关登记资料,显示在"卷宗丢失"事件前后,监控系统运行正常,没有"黑屏"和报修的记录。但为什么调查组仅相信书面记录,而不使用科技手段去查明?如果相信书面记录,调查的意义在哪里?
    
    三是,干预司法是国家秘密吗?
    
    调查报告称,经国家保密部门鉴定,王林清拍摄、后在网上流出的案卷材料中涉及国家秘密。鉴于王林清的行为已涉嫌犯罪,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其立案侦查。那么,到底是什么资料涉及国家机密?是最高法院对该案第一次二审期间,陕西省政府曾于2008年5月4日发出的试图干预最高法院审判活动的函件吗?还是周强院长的批示?干预司法审判的资料属于国家秘密吗? 
    
    四是,调查组有权审查最高法院的判决吗?
    
    调查组认定,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将凯奇莱案的合同性质认定为合作勘查合同并认定合同有效是正确的,认定西安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违约并判令其承担违约责任并无不当,判决驳回凯奇莱公司要求转让探矿权等其他诉讼请求是正确的。调查组还认定,山西省高院一审判决、最高法院二审对"山西王见刚与王永安纠纷案"的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对双方合同性质和效力的认定正确,但是在经营利润的认定与计算上存在瑕疵。该案二审判决后,王永安向最高法院申请提起再审,最高法院启动再审的程序完备,并无不当。
    
    调查组审查全国最高审判机关的判决法律依据何在?又适用了什么正当法律程序呢?如果政法委牵头的审查具有公正性,那么为什么中国大多数冤假错案都与中纪委干预有关呢?
    
    综上,如此震惊全国的最高法院卷宗丢失案的调查结论竟是,助理审判员王林清监守自盗和监察局原副局级监察专员闫长林过问过案件违法,以及最高法院存在内部管理不规范的问题,的确令人匪夷所思。为什么卷宗丢失事件所反映出的破坏司法公正的副卷问题和先判后审问题却只字未提?鉴于王林清被关押,调查组关于卷宗贼喊做贼的证据均来自于王林清的电视认罪,纯属孤证,我们有理由认为该调查报告的结论是中共高层授意下的颠倒黑白和指鹿为马。
    
    第二,崔永元命运会如何?
    
    调查报告称,"凯奇莱案"二审判决之后,王林清多次与当事人赵发琦见面。2018年8月前后,赵发琦将王林清介绍给崔永元,崔永元在其工作室帮助王林清录制了反映所谓"凯奇莱案"案卷丢失、监控视频"黑屏"等问题的视频,上述部分视频经崔永元剪辑后分段在网上发布。调查还发现,崔永元在网上发布的最高法院相关副卷材料也来源于王林清。2018年8月,王林清从书记员李某某处骗取了案卷副卷,并用手机偷拍了部分材料,通过微信发给赵发琦;2018年12月28日,崔永元将相关内容在互联网上发布。崔永元会遭遇王林清相同的命运吗?他会成为泄露国家机密的共犯吗?
    
    我的看法是处决于小崔对调查报告的反应。如反应平静,金盆洗手,甘做党的喉舌,自然平安无事;如反应过激,要与党国决裂,则随时可以进去陪王林清同甘共苦。小崔爆料到今天,我们似乎可以做一个小结。小崔对冯小刚、范冰冰的爆料复仇,使得税务局在艺人圈剪了一圈韭菜,党国收得百亿元红包。小崔对最高法院的爆料,使得赵正永应声落马。但周强的倒还是不倒是赵家人的事。小崔在人民眼里是个英雄,在赵家人眼里也就是个夜壶。真可谓:冯小刚已无钢,范冰冰凉冰冰;崔永元说不圆;王林清拎不清;赵家人终姓赵!
    
    第三,联合调查报告背后的黑幕
    
    既然,王林清的故事已经演的如此跌宕起伏,我们不妨进行一个复盘,重温一下精彩瞬间。习近平因陕西秦岭别墅之事,六次批复了无结果,不由龙颜大怒,要抓赵正永是问。此时,王岐山得知赵发琦对凯奇莱案忿忿不平,告知习不妨一箭双雕。让小崔来爆料,以此抓了赵正永和周强。此招正合习意,一来赵正永铁定要抓,周强属团派也早该拿下,二来引导民意,你爆料,不如我引导你爆料,让西方指责中国没有言论自由的人闭嘴。于是,小崔被喂料,抖擞精神大战最高法院。王林清的爆料视频畅行无阻,网信办放假,黄鹤楼上看翻船。小崔英勇,赵正永落马,周强伤得有点重。
    
    于是,周强找到胡锦涛抱腿痛哭,请他保住团派血脉。胡锦涛只好见习近平求放周强一马。习突然想起2017年周强为效忠自己,不惜对司法独立亮剑一事。心想如放过周强,周必感恩戴德,法院就成他忠诚的刀把子。再者,周强的小辫子已在手中,如有反心,随时可抓。于是答应放了周强。但调查组如何收场?习有话,不动周强,严惩反贼王林清,就这样定案。办不好,提头来见。
    
    调查组组长彻夜难眠,日渐憔悴,后悔当了这个组长。一日梦里,他突然记起了一个斯大林的笑话。说是一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工人阶级积极分子代表,事后发现自己的烟斗不见了,要贝利亚追查。后来发现在报纸下面,打电话告诉贝利亚不要找了,贝利亚说已经有13个人承认拿了烟斗。组长不由大喜,从梦中醒来。王林清于是就监守自盗了。
    
    好了,最高法院卷宗丢失事件分析至此应该结束了,王林清已经没有机会走出监狱看见新的日出了,可怜小崔此时才发现法力无边的自己原来一直赤身裸体。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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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19/02/201902231124.shtml )
 



2019-02-20

邓小平打开的门和关上的窗 

https://www.boxun.com/cgi-bin/news/gb_display/print_versiOn.cgi?art=/gb/china/2014/11&link=201411101506.shtml

邓小平打开的门和关上的窗 
(博讯2014年11月10日发表)
    来源:FT中网 
    
     原编者的话: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今日中国的诸多成就与种种问题,无不与邓小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的执政历史紧密关联。为此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和《炎黄春秋》杂志在9月底举办了《邓小平与今日中国》研讨会,本文系中国现代史学者吴伟先生在会上的发言,经天则所和作者本人复核并授权刊发,以飨读者。会议相关发言还将在FT中网专题中陆续刊发。 
    

邓小平与未完成的中国社会转型
    
    研究邓小平在当代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应该把他放在整个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历史过程当中去看,做一点具体分析。
    
    可能多数自由派的学者都会认同,中国社会转型的目标,大体上可以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这三个概念来概括。这个三位一体目标的建立,应该是中国社会转型完成的基本标志。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近40年来这三个方面发展和深化过程,来分别研究邓小平在中国整个社会转型当中的历史地位。
    
    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几十年来朝野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在这一共识形成的过程中,邓小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错,80年代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系列突破,大都是由民间开始出现,推动官方从开始的限制逐步到放开和认可的,如农村的包产到户的发展、农村社队企业和城市中个体民营经济的兴起、沿海地区的逐渐开放、各种要素市场的形成等等,但不可否认,邓小平作为当时执政党主要领导人的支持和推动,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有人据此评价邓小平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是"总许可师",这样说确实也不能算错。
    
    从1977年邓小平复出,特别是1978年开始逐渐成为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后,他就开始坚定推动经济方面的改革开放,支持改革中出现的新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1980年到1987年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在那段时间向中央和邓小平提出了许多经济改革方面的建议和主张。据我所知,邓小平对赵的建议从来都是支持的,并且总是说,抓紧干,大胆地试,错了也不要紧,改过来就是了。

    
    特别是在1983、1984年那场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还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争论中,邓小平、胡耀邦都坚定地支持了赵紫阳,最后把"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标写入了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对决定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说"感觉是写出了一份政治经济学初稿"。这个决定实际上奠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当时叫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这个"商品经济"模式和后来的十四大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 1988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时任国务院研究中心主任的马洪向赵紫阳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问赵紫阳同志,咱们一直说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赵紫阳回答说,就是一回事,只不过是有人不太能接受市场经济这个说法,现在只好绕个弯子提商品经济。
    
    邓小平从他复出,逐渐掌握了中央高层的政治主导权以后,做了大量的工作,确实是推动了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八九以后,经济改革被搁置,是邓在"九二"南巡中,再次大声疾呼"不改革死路一条",将中国再次引向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的轨道。
    
    从已经走过的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的过程看,邓小平在其中无疑是作出了第一位的贡献,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但邓小平不是神仙,他不可能预见到,在他离世十多年以后,中国仍然将在经济转型的路上长期徘徊,以至于到了不久前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仍然要提出继续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
    
    为什么经济转型至今没有完成?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邓放弃了他曾经主张过的政治改革。他曾经认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下去"。但最后他还是放弃了这个主张,在"八九"之后,逐渐走上一条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路。
    
    中国政治转型的目标,应该是民主政治。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复出的初期,他曾经反复讲到过民主问题。在理论务虚会期间的1979年1月27日,胡耀邦曾经向与会者传达过邓听取讨论情况汇报时的一次谈话。这段谈话,是现在能够看到的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最早谈到要从制度上研究民主问题的一次谈话。这段话表明,在理论工作务虚会那个时期,邓小平对于资本主义民主的起源、发展和历史地位,对于巴黎公社的选举和"把主人变成公仆"的制度,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六十多年,民主没有搞好"的教训,对于"我们需要想办法使人民感觉到是自己国家的主人"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曾经有过明确认识的。
    
    1980年5月24日,党内元老、曾经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与邓小平进行的一次长谈。李向邓小平谈了肃清封建思想残余在党内的影响问题,邓表示同意,并且说,他将在中央会议上认真谈谈这个问题。5月31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再次说: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受封建主义的害很重,但是一直没有把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任务来对待。现在,党内为什么有人搞特权?这和封建主义影响分不开。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几个月以后,邓小平在他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中又谈到了他对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在党内影响、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发展党内和社会民主的看法。
    
    到了1986年,邓小平重新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个时候他的调子却发生了变化。邓这时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已经不再是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而是"活力、效率、积极性"。
    
    1986年10月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是邓小平指定赵紫阳主持的。赵主持起草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提出,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设民主政治(当然前面还要加上"社会主义"四个字)。邓小平本人大概没有使用过"民主政治"这个概念,而且把"民主政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与邓小平本人当时提出"活力、效率、积极性"的政改目标也不完全一致。但当时赵紫阳的处理是,把邓小平提出的"活力、效率、积极性"作为改革的近期目标,"民主政治"作为改革的长远目标。邓小平也就接受了这个提法,他在《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上批示"完全赞成"。他在看了十三大报告以后,亲自对赵紫阳说,"报告看过了,写得好"。这也说明邓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个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的提法是认可的。
    
    但是,1989年6月以后,邓小平就基本上只讲经济改革,不再讲政治改革,不再讲民主问题了。此后,包括他在九二南巡中,都没有一个字再讲到政治改革。邓逝世以后,"跛脚的改革"成了以后几届领导人的金科玉律。"民主政治"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进一步退两步,公民权利仍然缺乏保障,党国体制反而更加走向极端。
    
    从以上回顾中可以看到,在发展民主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的态度前后有重大变化。他本来有机会,也有可能成为推动中国向民主政治转型的伟人,但很遗憾,他的经历、身份、地位和观念,使他没有能完成这个任务,他留下的一大部分政治遗产甚至有可能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负资产"。
    
    中国社会转型还有一个方面的任务,就是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邓小平是受过文化大革命迫害的,知道毛泽东的无法无天,由此形成了他的法制概念和意识。邓在80年代也曾经反复讲法制,1986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当中,他也在讲完善法制。当然,这个"法制"是制度的"制"。这不能完全怪他,那个时候大家对法制和法治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认识都还不是很深刻。
    
    但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邓小平讲法制,大多是在限制、防范的意义上讲的,特别是对于涉及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立法,如新闻法,出版法、结社法、游行示威法等。
    
    早在1980年,以胡耀邦为首的中央书记处就曾经提出要搞结社法、出版法,后来被陈云、胡乔木等人否定。邓力群在他的回忆录《十二个春秋》中记载,1980年9月"以后,遇到了一个关于自发组织的问题。、、、、、、根据小平、陈云同志的指示,胡乔木起草了一个维护社会安定、保障经济调整暂行条例的稿子,其中包括取缔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可是书记处讨论时把它否定了,提出要搞'结社法'、'出版法'。乔木不同意书记处的意见,于1981年1月24日给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彭真写信说,如果采取制定'结社法'、'出版法'一类的办法来对付非法组织、非法刊物,要求他们登记,很可能被这些反党分子钻了空子我们还不知道。"邓小平、陈云等人接受了胡乔木的说法,否定了胡耀邦和书记处主张依法处理公民的出版、结社要求的意见。198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规定,对于"非法组织","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
    
    邓小平对于有关保障公民权利立法问题的态度,后来有过变化,曾经表示过赞成,要求抓紧。1989年3月3日上午,邓小平同赵紫阳谈话。当赵紫阳向邓小平谈到,有人说中国有言论罪,是不是划一个界限:违法与不违法,包括结社出版等等。邓小平说,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我们不准总搞游行,要是360天天天游行,就不用干别的了。要控制严一点,不会影响到外资,要让国外明白,我们控制的严一些,是要保持稳定,稳定是改革开放的基本条件。
    
    从邓小平的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出,邓此时同意搞公民权利方面的立法,但他的出发点是限制,而不是保障。
    
    从80年代初开始,胡耀邦、赵紫阳和许多人大常委和代表都主张,把宪法当中提出的各项公民的民主权利,用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制定新闻法、出版法、结社法等,但是直到1989年以后,这些东西也始终没有搞出来。游行示威法倒是有了,但没有听说批准了几起。这是什么原因?其中当然有左的势力的干扰,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干扰,但更为关键的是执政党的领导人,包括邓小平、陈云在内,发现制定法律会束缚了自己。
    
    通过前面对邓小平在中国社会转型三个目标方面的具体分析,我的看法是,邓小平是中共党内少有的开明领导人,他对中国的经济转型有历史性的贡献,但也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转型留下了巨大的"负资产",这是他难以摆脱的历史局限。
    

邓小平的政治思想是在逐渐倒退的
    
    对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应该怎么看?我的看法是,邓小平从1977年复出后,直到他1997年去世,他的政治思想在逐步倒退。
    
    文革结束以后,老人们纷纷复出。这个时候,文革给国家、给他们个人造成的灾难,他们记忆深刻,也开始进行反思。那几年,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文革灾难形成的思想根源、制度根源,看法都十分到位。邓小平同样如此。前面谈到的1979年1月27日理论务虚会期间的,胡耀邦传达过邓小平关于巴黎公社的谈话;1980年5月24日邓与党内元老、前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关于"反对封建主义"的长谈;同年5月31日邓同胡乔木、邓力群关于"为什么有人会搞特权"谈话;以及他在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些都表明,起码在80年代初,邓小平对于民主问题是有过深刻思考的。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是他政治思想的最高点。他指出了现行体制存在五个方面的弊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等。虽然这些问题在一定层面上说也仍然是问题的表象。但是只要是公正、客观地评价邓小平这些论述,就应该承认,在经历了文革的惨痛,经历了党和国家高层政治生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他痛定思痛,在总结文革的历史经验和分析封建主义遗毒对党的影响的基础上,看到并指出这些体制上的问题,已是实属不易。
    
    当时邓小平之所以对民主有这样深刻的认识,相信他是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的。一是当时务虚会胡耀邦的汇报,二是民主墙事件的影响(邓小平在开始是支持民主墙的),同时他自己对文革的成因也有深刻的思考。
    
    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和他的权力、地位的稳固,邓小平在讲民主,讲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他的政治思想开始向保守的方面发展。1979年3月,在以思想解放著称的理论务虚会结束时,他却作了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这个讲话,标志着邓小平思想"两个基本点"开始形成。1980年他的8.18讲话之后,由于波兰事件发生,党内保守势力如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借机给他写信、送材料,极力夸大搞民主的风险,对邓小平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言犹在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再被提起,反对封建主义也没有了下文。此后几年中他没有再涉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等他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是1986年。这时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经不再是解决权力集中问题,而是"活力、效率、积极性",其实质就是行政改革。但由于他选择了赵紫阳主持这次改革的方案设计和实施,赵紫阳基于他自己本人政治理念,把邓小平提出的行政改革推向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这些概念和目标与邓小平提出的政治改革目标和内容有重大差别。但是,方案最后到了邓小平那里却通过了。为什么?我觉得,一是邓本人在80年代对赵的方案中提出的这些问题有过思考;二是赵方案的内容大多有邓曾经说过的话作为根据,邓也总不好不认可;三是在十三大前夕那种改革开放为主调的大环境下,胡乔木、邓力群这些保守势力没有能出来干扰。邓小平虽然开始对赵的方案也有"是不是搞了一点'三权分立'"的疑虑,但在赵紫阳在稿子上明确写上"不搞'三权分立'"之后,邓小平也就接受了。
    
    但一时认可的东西,在邓那里也并不是没有变化。比如说当赵紫阳要落实十三大报告中提出的"发挥民主党派作用",提出允许民主党派在人大中设立党组,邓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
    
    1988年春节后七届全国人大、政协会议即将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了在全国人大当中如何设置党组的问题。赵紫阳的意见是,在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中,保留中共党员组成的党组,党组书记是万里;其它各民主党派也应该允许分别成立自己的党组。书记处同意了这个意见。如果真的这样做了,那将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历来在人大中只有共产党才能以党组织名义活动,民主党派成员不能以本党组织名义活动的。若设立了民主党派的党组,就标志着民主党派也可以在人大中以党派名义进行活动。这将成为中国走向现代政党政治的一项重大突破。
    
    对此,赵紫阳后来回忆说:"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邓那里,他那里传话给我的秘书李勇说,邓讲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作用,只是讲讲而已,怎么能当真?绝不能在人大中间搞党派政治,邓是反对的。"即便中央书记处通过了这个决议,但邓小平的话一言九鼎,这件事后来就无疾而终了。
    
    记得1989年2月,在中央政改办一次会议上,肖榕(即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小名毛毛,时任全国人大办公厅研究室主任)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印象十分深刻。当时讨论的问题是人大制度的改革,席间有人提出小平同志是反对"三权分立"的。肖榕立即说,小平同志是政治家,不是政治学家,分权和制衡问题不是不能研究。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肖榕说的意思是说,分权和制衡是国家政权结构的理论问题,应该加以研究甚至借鉴。而邓小平反对"三权分立"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不是从理论上考虑问题的。
    
    我觉得,肖榕这个说法也是我们理解邓小平政治思想的一把钥匙。邓是一位老练、成熟、性格刚毅的实用主义政治家,是当时实际上的党的最高领导人。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从来不是理念,而是现实政治,是如何维持、巩固和加强这个党的统治地位。他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讲民主,"8.18"讲话讲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到1986年提出政治改革目标是"活力、效率、积极性",再到到"八九"之后矢口不言政治改革,一步步向后退。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政治形势的变化。我认为他是看明白了,从瓶子里放出来"民主"这个"魔鬼",有可能威胁到共产党的领导,威胁到他一再强调的"压倒一切"的"稳定"。
    
    另外,影响邓小平政治态度的还有一个因素,当然是次要因素,就是他周围的政治老人们对他的影响。前几天看杜老(杜导正)关于邓小平问题答记者问,他说邓小平耳朵根子软。有没有这个问题?我看有。从现在已经公开的材料看,80年代发生的"反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几次左的势力对改革的反扑,虽然都是邓小平直接支持的,但党内保守势力的前台代表胡乔木、邓力群不断的向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老人们那里送材料,起到了煽风点火的重要作用。这些运动都是在邓小平看到材料、听了汇报,听到老人们不断的向他吹风之后发生的。1988年底的"倒赵风",直至1989年那次"风波",赵紫阳下台,也无不与他听到的各种"谎报军情"的谗言有关。当然,这只是影响邓小平不断地向左的方向后退的次要原因,但却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邓小平的政治遗产
    
    邓小平无疑给这个国家,这个执政党,这个社会留下了大量的政治遗产,这些政治遗产刚才几位老师都谈到了,认为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将会产生重大推动作用。这些我完全同意。但是有没有不良遗产,即现在经常所说的"负资产"?我认为也是有的。今天没有时间让我能全面评价邓小平功过,我只想重点谈谈邓小平对这个转型时代的负面影响。
    
    如那个电视剧说的那样,邓小平再次复出之后又活了20年。在这20年中,邓小平主导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的贡献今天 的绝大多数人还是肯定的。但是他留存给后代的,到现在为止还发生重大影响的负面的东西,也是客观存在的,不仅存在,而且影响也很重大,我主要讲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老人干政。
    
    邓小平从80年代初重新回到领导核心,并且在事实上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之后,逐渐形成了中国高层的老人干政的传统。毛泽东那一代在1949年建政的时候,还不算太老,还不存在老人政治的问题。但是从1977、1978年邓小平等一大批老人返回领导岗位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些人经过文革十年,年纪已经大了,不能够在第一线坐镇了,迫切需要培养接班人,就搞了干部年轻化,选了胡、赵这样的所谓中年人,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又成立了中顾委。邓的本意确实是想解决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但事实上中共高层政治的真正拍板权还是在位居"二线"的老人们手里。这种体制的形成,不能不说是邓起了决定性作用。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辞职,其经过已经是众所周知。同年11月的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通过的那个决议也证明了这一点。
    
    1987年7月7日,邓小平在家里召开了中央五人小组会议,研究十三大的人事安排。赵紫阳在回忆录中说:"就在这个会议上薄一波提出,建议我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讲几句话,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小平同志请教,由小平拍板。当薄一波讲这番话时,邓表示,国际上只要明确了他(即邓小平)仍是决策者就放心了。因为国内外都把他退还是不退,看作是中国能否稳定的条件。所以后来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我讲了那么一段话,说重大事情还要向邓请教,请他拍板,就是因为这个会上定的决定。"
    
    1989年6月以后,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登台,邓小平在11月就辞去军委主席职务,说是完全退休了。但事实上仍然是退而不休。1992年他的南巡是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有历史性影响的大动作,把中国重新拉回了经济改革的轨道。
    
    邓小平在向第三代领导人交班的时候讲过,毛是第一代,我是第二代,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候你们能说了算了,我就放心了。但事实上的老人干政机制和惯性已经形成,哪里是新上来的领导人想说了算就说了算的?从第三代、第四代乃至第五代领导人登台以后,都前几届退下来的"老同志"指手画脚,出于公心或私利,以各种形式干预在职领导人的工作。换届的"接班人"要上一代领导人指定,下一届的政治局、常委班子人选要向即将和已经退下去的"老同志""征求意见"。时至今日,习近平总书记大概仍然在为这种巨大的历史惯性头疼,还在为摆脱老人干政做着艰苦卓绝的努力。也许后来出现的这种局面并不一定是邓小平的本意,但历史事实证明,中共高层几十年来存在的老人干政的传统和惯性,是从邓时期开始的,邓本人难辞其咎。
    
    第二方面,叫做"跛脚的改革"。
    
    邓小平并没有把他提出的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进行到底。我们知道,社会的转型从来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综合性变革。邓小平主导的中国改革在经济领域虽然艰难前行,毕竟大踏步前进了,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基本确立。但在政治领域,由于邓小平的历史局限和改革的不彻底性,在经济改革的关键时刻放弃了政治改革(当然也由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困扰,由于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没有也不可能进行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改革,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中国官僚阶层中的掌握公权力的相当一部分人,在缺乏对权力有效监督与制约的情况下,通过权力寻租,与在资本原始积累中形成的暴富阶层紧密联系,相互利用,以钱换权,以权换钱。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存在的权力寻租,使执政党和政府内部相当一部分官员迅速腐败。特别是在一些地方和基层,已经发展到了几乎无官不贪的程度。索贿受贿、贪占公共利益、鬻官卖爵、以钱谋官、以权谋产、欺压群众、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恶行的官员几乎随处可见。中国在9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了许多个官僚与资本相结合的权贵利益集团,成为今天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的巨大障碍。当前执政党进行的反腐败斗争,目的有多方面,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扫除利益集团对于改革的阻碍。
    
    但是,从目前情况看,通过运动式反腐,打苍蝇、老虎,只能是治标。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必须有赖于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设。这点,我就不多说了。
    
    邓小平留下这两大负面政治遗产,对于中国社会转型形成了巨大的阻力,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现在看得见,也许我们下一代、下二代还能看得见。邓小平为中国社会打开了一扇门,但是同时他也关上了一扇窗。这些障碍,也包括80、90年代以后以所谓"发展是硬道理"为基础的GDP主义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环境重大污染和破坏、资源巨大浪费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目前中国存在的邓小平时代留下这些负面东西,未必就比恢复毛文革造成的创伤更容易,也许还会更困难。
    
           (作者:中国现代史学者、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 吴伟) _(网文转载)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14/11/201411101506.shtml

2019-02-19

Fox's 'Alita' Leads Worst President's Day Weekend in 15 Years

Fox's 'Alita' Leads Worst President's Day Weekend in 15 Years

by Brad Brevet
 

 
February 17, 2019

The three-day President's Day weekend last year saw the top twelve gross over $270 million, the bulk of which was due to the over $202 million three-day opening for Black Panther, accounting for nearly 74% of the combined top twelve gross. This year didn't have such a monster release, and while expectations were muted, the top twelve's combined $109.1 million makes for the worst three-day President's Day weekend since 2004.

Leading the charge was Fox's Alita: Battle Angel, delivering $27.8 million for the three-day. Elsewhere, while Universal's release of Blumhouse's Happy Death Day 2U fell short of expectations, it has already grossed more than its production budget and WB's release of New Line's Isn't It Romantic took advantage of Valentine's Day leading into the weekend and delivered a third place finish.

Fox's Alita: Battle Angel topped the weekend box office with ease, outperforming expectations and delivering an estimated $27.8 million over the three-day weekend with expectations to hit over $33 million for the four-day weekend. The result would push the film's five-day cume over $41 million, well ahead of the $30 million expectations for the film heading into the weekend. Of course, despite the film's over-performance, it still carries a lofty $170 million price tag with sources suggesting it needs to gross $500-550 million globally to break even, which, at this point, looks nearly impossible.

Internationally, Alita debuted in 11 markets last weekend and expanded to 86 total markets this weekend, delivering $56.1 million for an overseas cume that now stands at $94.3 million. Leading the way this weekend was the film's opening in Russia where it brought in $6.45 million followed by openings in France ($5.87m), Mexico ($4.18m), Australia ($2.97m), Germany ($2.96m), Thailand ($2.48m), Spain ($195m), UK ($1.8m), Vietnam ($1.5m) and Italy ($1.2m). The film's top market is South Korea where it added another $2.5 million this weekend for a cume that now totals $14.75 million. Alita will be releasing in China and Japan on February 22.

WB's The LEGO Movie 2: The Second Part dipped -37.8% over the three-day and delivered an estimated $21.2 million, pushing the film's domestic cume to $62.7 million. The film is expected to do well on President's Day, looking at a four-day total topping $27 million and a domestic cume just shy of $70 million by end of day Monday. Internationally it added over $12 million this weekend from 69 markets for a global cume that is now just shy of $98 million with releases in France and Italy this coming week followed by a March 21 release in Australia.

Warner also landed in third place with the release of New Line's Isn't It Romantic starring Rebel Wilson. The film generated an estimated $14.2 million over the three-day and is expected to push toward $16.5 million for the four-day weekend. The result would give the film a $22-23 million six-day performance following its Wednesday debut. The film received a "B" CinemaScore and played to a crowd of which 80% were aged 25 and up.

Paramount's What Men Want landed in fourth place, dipping -40% in its sophomore session, delivering an estimated $10.9 million for the three-day and is expected to top $12.5 million for the four-day weekend, resulting in a domestic cume just shy of $38 million come end of day Monday. The film also added $2.2 million from six overseas markets this weekend for an early international cume totaling $2.5 million.

Rounding out the top five is Universal's release of Blumhouse Productions's Happy Death Day 2U, which brought in an estimated $9.8 million for the three-day weekend and is expected to deliver just over $11 million for the four-day weekend. After opening on Wednesday this would give the horror sequel a $15+ million six-day start, which is shy of the $20+ million expectations heading into its opening.

It's difficult to suss out just why the film fell short of expectations, as our research led us to believe industry expectations were mostly spot on. IMDb page view performance heading into the film's opening was a bit further down than we might have liked heading into release, but we chalked that up to sequels typically pacing behind their predecessors. Though, with even that being said, six-day expectations for the sequel were still well below the over $26 million the first film opened with over just three days. Of course,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this film is carrying just a $9 million budget. 2U received a "B" CinemaScore, matching its predecessor, while playing to a crowd that was 51% female and 41% were aged 25 and older.

Happy Death Day 2U also got its start internationally this weekend with $11.8 million in 41 markets, led by a $2.2 million performance in South Korea followed by France ($1m), Germany ($1m), UK & Ireland ($900k), Indonesia ($900k) and Spain ($500k). The film will open in Italy and Russia on February 28 followed by a July 12 release in Japan.

A couple milestones to note include Universal's Glass, which recently topped $100 million domestically, and WB's Aquaman, with a domestic gross over $331 million, has now topped Batman v Superman: Dawn of Justice to become the second highest grossing domestic release among films in the DC Extended Universe behind only Wonder Woman ($412.56m)

In limited release, MGM's Fighting with My Family debuted in four theaters this weekend ahead of its nationwide debut next weekend and brought in an estimated $131,625 for a strong, $32,906 per theater average.

Additional limited releases include Janus Films's re-release of War and Peace into one theater where the seven hour feature from Sergey Bondarchuk brought in an estimated $22,000. Oscilloscope debuted CatVideoFest 2019 at Chicago's Music Box Theatre, where it grossed an estimated $11,000 after just two screenings; Sony Classics debuted Ruben Brandt, Collector in 2 locations where it brought in an estimated $6,394 ($3,197 PTA) and Cinema Guild's Hotel by the River opened in one theater with an estimated $5,870.

Next weekend will see the wide release of Universal and DreamWorks Animation's How to Train Your Dragon: The Hidden World in over 4,000 locations. The film has been in release internationally for six weeks already, generating over $172 million from 49 markets and will arrive in theaters with expectations for a debut in line with its predecessors as Universal becomes the third different studio to release the film.

You can check out this weekend's three-day estimated results right here and we'll be updating our charts with four-day estimates tomorrow with full weekend actuals on Tuesday aftern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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