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女民主"是一种民粹式民主

"超女民主"是一种民粹式民主
 
(许纪霖)    2005年08月29日     新京报    www.thebeijingnews.com   
 
　　2005年的夏天，从湘江之畔刮来的"超级女声"风暴，席卷整个中国，终于尘埃落定。一档娱乐节目，为什么会牵动千百万人心，让大家如痴如醉，据说是因为在中国试验了一把"娱乐民主"：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发短信投票，决定每一场结局。有评论热烈地称赞这一"超女民主"，视之为中国民主一次大规模的沙盘预演。

　　"超女民主"是一种民粹式民主

　　在"超女"评选中，歌迷们的确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参与和组织热情，短信投票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了每场的结局。不过，假如因此将"超级女声"想象为一场民主的预演，未免有点无稽之谈。

　　五四以来，民主与科学一样，成为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民主一旦被理想化、乌托邦化，就会被化约为某种简单的东西，比如民众意志、全民投票等。的确，在许多中国人观念里面，民主就是一种投票政治，仿佛老百姓只要拥有了投票权，人民的意志就因此实现了。于是，"超级女声"稍稍玩弄了一下短信投票，马上被赋予了"娱乐民主"的崇高价值。

　　我要说的是，以投票为核心的"超女民主"，不是一种好的民主，而是一种具有内在颠覆、自我否定的民粹式民主。其背后隐藏着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短信投票的方式，制造一种民意至上的虚幻感，以此实现主办方隐秘的权力意志和商业欲望。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超级女声"中的几大疑点。

　　首先，民主不仅体现为公众投票，而且公众投票拥有直接的、最后的决定权，以此体现人民意志的至高无上性。"超级女声"的竞赛规则是：由评委和短信投票分别选出两位最差的选手，上PK台决斗，最后由大众评审团投票决定其中一人落选。在这一规则中，所谓的公众直选，其作用只占三分之一，且不具最后决定性。而掌握了核心权力的，是那个面目暧昧的大众评审团。其性质与其说是民意的"代议士"，倒不如说是代表制。因为这35个关键人选，并非由民意决定，而是由主办方幕后遴选。常识告诉我们，被谁选出，对谁负责。于是，数百万短信投票所体现的民意，最后终究要由这些代表了主办方意志的"大众评审团"来集中，好一个漂亮的民主集中制！

　　民主不仅仅是投票

　　第二，比投票更重要的是，民主还必须拥有一套公开的、透明的稳定程序。法定规则只能在事先的"无知之幕"下讨论产生，一经确定，不能因人为的意志（无论其来自长官还是民众）轻易改变。前述的"超级女声"通行规则，到最后决赛时，被莫名其妙地改变，由原来羞羞答答的"半民主"，变为"全民主"，完全由短信选票决出前三名。从实质正义来看，似乎是进步，好像彻底体现了民意。但从程序正义而言，属于违法。奇怪的是，竟然没有人站出来质疑主办方对规则的任意改变，包括被剥夺了资格的三位评委和35位大众评审团成员。这只能印证了眼下大红大紫的施米特理论：这次竞赛的"主权者"，不是短信所体现的民意，也不是评委或大众评审团，前者是被利用的，后者是被御用的。真正的"主权者"，正是可以任意改变规则、解释规则的主办方―――其在"紧急的例外情况下"拥有重新制订规则的至高无上的"决断权"。

　　"超女民主"缺少公众的自由讨论

　　第三，按照哈贝马斯的经典论述，公共决策的合法性不仅体现在公众的投票上，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公众的自由讨论。"超级女声 "中惟一的公共讨论，是代表专家意见的评委现场点评。在初赛阶段，评委尚可自由地发表意见，越到后来，迫于民意的强大压力，评委们个个噤若寒蝉，只有赞美的份儿。到了最后的决赛，连这一可怜的发言权也被剥夺了。当一种民主，容不得异己，容不得批评，只许欢呼、只许歌颂的时候，那就是暴政了，那就是从约翰・密尔到托克维尔一直警惕的"多数人的暴政"。欢呼式的民主、赞美式的民主，是缺乏合法性的民主。

　　最后，大众时代的民主应该是不设门槛的，一个人不能因为其贫穷而被剥夺投票的权利。"超级女声"投票的门槛何其之高，平时一毛钱的短信，竟然被抬高到一元钱。表面上"超女"的投票是平等的，但其背后充满了金钱的元素，囊中羞涩的广大民众，不得不考虑参与的成本，而对于有钱者来说，可以一掷千金买卡买票，用金钱影响选举的结果。不是有报道说，某大款一口气出资50万元，买手机卡去投票吗？

　　投票本身不是民主，只是民主的一个环节。真正的民主除了投票之外，还要有透明的程序、平等的权利、自由的讨论、对异己的尊重以及超越一切个人意志的公正规则。这一切的一切，正是"超女民主"所匮乏的。

　　所谓的"超女民主"，只是一种民粹式民主。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民粹式民主正是权力意志的最好掩护。

超女民主真的一无是处？

超女民主真的一无是处？

--------------------------------------------------------------------------------
2005年08月29日   新京报   www.thebeijingnews.com  

　　超级女声的最后一场"比赛"，我是强忍着不满看完的。

　　遗憾并不代表我否认投票结果。相反，我完全认可这一个结果。你可以说这是民意的对专业歌手比赛（超级女声的专业性本来就值得讨论）的压力，你可以说有些歌迷的举动带有反民主意味，你还可以说李宇春唱歌不如周笔畅，但是，她的票数比周多，你就要承认这个结果。这个结果自有其合理性。如果你没有证据说明人家有"黑幕"的话。

　　一句话，娱乐毕竟是娱乐，娱乐永远不是政治。人家本来就是商业化活动，也就没有理由不让人家按商业规律办事。至于从超级女声的比赛中，窥探到中国新生代的民主与理性精神，那是从其社会效应而言的。

　　所以，因为超级女声的商业化行为而否定其社会象征意义，是极其可笑的。比如，前两天世纪中国搞了一场超女讨论，许纪霖先生以近乎完美的民主模型来套超级女声，然后认为"所谓的'超女民主'，只是一种民粹式的民主。而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民粹民主正是权力意志的最好掩护。"因为，"在'超女民主'的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那是金钱之手，权力之手，是钱权合谋之手。"这等于要求湖南卫视要像选举美国总统那样来遴选超女了，这不是可笑是什么？在民主实践相对完善的美国，在一张张选票背后，难道就没有金钱，没有权力的博弈？

　　他还说："'超级女声'投票的门槛何其之高，平时一毛钱的短信，竟然被抬高到一元钱！表面上'超女'的投票是平等的，但其背后充满了金钱的元素，囊中羞涩的广大民众，不得不考虑参与的成本，而对于有钱者来说，可以一掷千金去买卡买票，用金钱影响选举的结果。"难道他以为，民主的投票就没有金钱的门槛？经济学上有一句话，大意是有交易就有成本。在美国，你走路到街头去投票，就有时间成本在里头。说得再白一点，印一张选票也是来自于纳税人的几毛钱，怎么会没有成本。再说了，人家主办方从来就没有否认自己的"商业欲望"，凭什么让人家搞一场民主实践给你看？

　　当然，我不想在这上面较真。我是要说，我们必须承认一点，超级女声是一场娱乐，但在这场娱乐里，从新生代的参与当中，我看到了在中国民主精神生长的一种可能。在这一场娱乐大投票中，新生代的许多行为带有民主实践意味，而如果我们承认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积木游戏，就完全没有必要对此不屑一顾甚至加以耻笑。可惜许纪霖先生汲汲追求民主启蒙，天天期望"狼"来，结果，狼还没来，他自己就被狼吓跑了。

　　民主选举在现实中，从来就没有以它最完美的面目示人，我们所见到的民主选举，永远都有遗憾和缺失，想在一场商业娱乐节目中寻找完美的民主机制，自然要让精英们失望透顶。让我们把眼光放低一点，让我们更务实一点吧，而不是关起门来谈完美的民主模型。

　　顾云（上海编辑）

超级女声会使我们“娱乐致死”吗?

超级女声会使我们"娱乐致死"吗

2005年08月27日    新京报 www.thebeijingnews.com
 
　　可爱的少女、好听的歌声、激动的脸庞、深情的母亲……"超级女声"调动的是人心里比较正面和积极的感情，当然最主要的是调动快乐。我看"超级女声"也晚，第一次是看五进三的决赛。这么说，我大概要算是电视娱乐节目的落伍者了，但"落伍"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必自己去费心"海选"，至少我看到的那一场很不错。

　　"超级女声"谁都可以报名，最后又通过不断淘汰竞争而仍然达到一个众人瞩目的塔尖。入众而又出众，这很符合群众心理和传媒原理。本来看似普通的女孩一夜成名，不成名也可痴迷，当粉丝也有一种晕晕乎乎的陶醉感。"想唱就唱，想说就说"，何乐而不为？

　　和以前的美声、民歌等主要由正襟危坐的评委决定的选拔赛不同，它相当个性化、也相当人性化，所表现和据以裁决的不只是唱歌的水平，还有个性、语言、魅力以及另一些会带来"人气"的说不清的东西。它调动人，但调动的也就是人性中固有的东西：展示意向、竞争意识、拥戴心理、希望看见和被看见、渴望认同或得到承认、个人融入群体的力量感、友谊、亲情、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悲哀……

　　我开始有点不习惯评委似乎都很恭维歌手―――把好话说得不重样和有意思自然也不容易，但后来感觉到这也许就是它的风格了，这种风格就是要寻求快乐，就是要愉悦人们，就是要皆大欢喜。当然，这后面可能还有一个秘密，那就是很重要的决定权其实还是在观众手里，或者说在那些"积极观众"手里，在那些发短信的人们手里。评委们如果太和"人气"作对是要出局的。所以我们得感谢短信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者，它使我们首先从娱乐领域感到了什么叫"大众参与和多数裁决"，而这"参与和裁决"的滋味还真不错。而另一个设计也不错，那就是由落选的超女们来投票决定PK台上两位选手的输赢，于是竞争也就不会是恶狠狠的了，对失败者也要同情和顾及。于是会有解释和安慰、会有拥抱和热泪盈眶。它有助于调动出人们的善意。

　　总之，这里的确有一种生气勃勃的、青春的快乐。可爱的少女、好听的歌声、激动的脸庞、深情的母亲……它调动的是人心里比较正面和积极的感情，当然最主要的是调动快乐。即便不那么狂热地快乐，也能够使人放松身心。这倒使人想到：一个忧愁的人如果还没有什么自己的爱好和娱乐，那就学学唱歌吧，学会唱歌，也是学会放松、学会欣赏、学会快乐、学会独享和共享。

　　批评"超级女声"节目的人常引波兹曼的《娱乐至死》(Neil Portsman)一书作为支持，认为这个节目是庸俗甚至危险的。的确，波兹曼认为由听说到文字、再到印刷术是一种文化的进步。印刷术时代的政治是相当理性的，而精神信仰也还深厚。但现在美国进入了一个"电视时代"，也是一个"娱乐业的时代"，人们要把什么都变成娱乐。所以，今天的危险不是奥威尔预言的通过极端的政治权力全面控制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危险，而是赫胥黎预言的技术(媒介)的性质预先就决定了人们思维和语言方式的危险，人们由于享乐而丧失了自由，最后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波兹曼提出的危险是有其真实性的，但用来批评如"超级女声"一类娱乐节目是不是完全切题？"超级女声"一类节目会不会使我们"娱乐至死"？我们还是来读波兹曼关键的一段话。他说，"在这里，一切公共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我们注意到，这里他所说并担心的是其他重要公共话语都成为娱乐的"附庸"。比方说政治，西方电视中的政治报道变成了一种短平快和不连贯的"躲躲猫游戏"，爱看电视的人们，可能主要是根据政治领导人在电视上的形象是否赏心悦目和为自己所喜欢来进行投票。今天的美国人会忍受不了在电视上观看像19世纪林肯和道格拉斯那样长达7小时的、用书面语言严密推理的政治辩论，他们大概也不会选举从未在照片上露过笑意的林肯一类政治家当总统。

　　但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波兹曼所针对的语境是相当不同的。今天在我们这里，政治、宗教、新闻等最重要的方面并没有成为"娱乐的附庸"。我们虽然也在电视上看到领导人很多的迎来送往，可并不必根据他们的"形象"投票。在我们的屏幕上也决没有电视的布道。如此看来，我们还有很大的"安全系数"，为什么不愉悦一下自己？的确，"超级女声"是一档比较纯粹的娱乐节目，其中还包含有商业的运作和考虑。但你是更喜欢固定观念的反复灌输、无谓信息的密集轰炸还是更喜欢单纯明朗的愉悦？

　　而波兹曼的有些论据甚至还可用来支持电视里的娱乐节目。在他看来，电视就是电视，电视无法表现高深文化。因为电视的天性就是要愉悦当下的人们，它最大的优势和功能也就是娱乐。电视之向着娱乐，向着大众，大概就像葵花之向着太阳。波兹曼说他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其实也是那种被高雅者视作"垃圾"的东西。所以，他希望的可能是：电视的归电视、娱乐的归娱乐，而不要侵蚀其他的领域和替代其他的活动――― 尤其是阅读和思考。他大概希望人们，或至少其中一部分承担有较多政治和文化责任、或较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们，以及正在成长中的青少年尽量少看电视。

　　但是，少看不等于不看。好的娱乐节目也并不总是容易得到的，而在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快乐。所以，我倒希望平时习惯读书的人们在"超级女声"的最后决赛的晚上，也打开电视放下书，观看一下这个节目。明天我们自然还有其他的事情和工作要做，乃至需要认真面对一些严重和困难的问题，但为什么不欢乐今宵？

　　[作者：何怀宏，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教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