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27
神秘的突破重重關卡順利返京的刑滿釋放武漢肺炎感染者黃女士是何許人也？
创建时间：2020年2月27日(星期四) 下午5:06
黃婉(其所擁"中旭系"操控中石油8,000座加油站)，
父黃渝生("中石油之父"黃汲清之子)，母詹敏利，
夫周濱(原武漢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
公公周永康，應了那句話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宮鬥大戲上演了...
2月26日夜，習批示由政法委，高检高法，司法部，公安部组成联合调查组，以司法部副部长刘志强牵头，赴汉调查黄女士出汉赴京一案，并明确省市不得介入调查，只能配合。初调报告显示，有特殊牌号车辆将黄送出市省界各检查站，之后三次换车，使用多部手机避免定位寻踪，一路经各系统关卡时，都有各系统内的专人接应放行。进京的三道关卡亦有专人换车接应。于22日凌晨到京城家中，家人随即报告社区，黄马上被安排住院。目前已有数人被滞留，配合调查。另发现，除黄之外，还有几例均以这种方式出关入京，北京有不同部门专人接应安排。
對，習豬頭習包子為什麼一直不敢去武漢呢？現在很明白了，前後的事連起來看就很合理，很吻合了。那是因為他不僅僅是貪生怕死，更重要的是他怕的是武漢不是他勢力完全掌控的地盤兒，那邊一定有人會用病毒給他投毒，讓他染上病毒，正好借疫情的混亂局面利用病毒暗殺他，鬧宮廷政變。一般平時很難暗殺他的，現在正好趕上病毒的亂局，如果染上病毒死了，那是很合理的。目前死亡率最高的是60歲以上的男性。弄不好控制不住了，就像伊朗那樣，高層被病毒團滅。哈哈哈
北京301醫院、北京醫院都是高幹醫院，讓那些浪費大量醫療資源的老不死的紅色趙家人都下地獄去吧！
病毒可能已經攻陷這兩家醫院，只是官媒不報罷了。就像伊朗那樣，很多高層都感染了，豬共高層已亂成一團，豬共怕引起人心動蕩，那將是豬共垮臺之日了。
中日友好醫院傳出好消息：栗戰書女婿蔡華波在新加坡被感染，被栗用私人飛機接回北京，栗本想安排他住301醫院，遭离退休老革命一致反對，被迫转中日友好醫院和蔡的儿子当病友。据说老大(習豬習包子習特勒習禁評)對栗运输病人回京很不满。
這就是達官貴人，權貴統治階層的生活，可以動用私人飛機從新加坡運家人。豬共高層已經做好"沉船計劃"，準備逃亡國外避難，最有可能的地方就是豬共的老朋友巴基斯坦。
豬共自己研製生化武器病毒，結果玩砸了，玩現了，玩火自焚，引火燒身了。這個病毒高智商，神出鬼沒，捉摸不定，病毒洩露、傳染、爆發極好地詮釋了什麼叫"蝴蝶效應"。原來是為消滅獨裁專制政權而生：豬共（地球上最大的邪惡力量）、伊朗這回都逃不過病毒的魔爪，病毒這是要團滅這些邪惡的國家和政權！
祝病毒早日戰勝豬共及其狐朋狗友和黨羽：伊朗、朝鮮等等等等。
2020-02-25
WHO Cares! 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的國家衣索比亞（埃塞俄比亞）沒有任何一家醫院和檢驗所可以測試武漢病毒，全國沒這種設備。所以衣索比亞不會有武漢病毒，因為測不出來。由譚德塞領導世衛，是2020全球健康領域的最大笑話！
轉自曹長青：
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的國家衣索比亞（埃塞俄比亞）沒有任何一家醫院和檢驗所可以測試武漢病毒，全國沒這種設備。直到上星期，全非洲只有塞內加爾和南非這兩個國家有。所以衣索比亞不會有武漢病毒，因為測不出來。由譚德塞領導世衛，是2020全球健康領域的最大笑話！
中國病毒在義大利蔓延，目前感染已逾200，死5人，球賽取消，學校等公共場所都關閉，其它一大堆機構停擺。義大利現在人人自危恐懼，幾世紀都沒見過這種事！個別人去砸中國餐館等洩憤。你先用病毒害人、不讓人活，別怪別人發瘋。疫情導致全球股市暴跌。中國人別抱怨被歧視，先去砸碎你的瘟疫放毒政府吧！
有人認為攻習近平一個人沒用，是體制問題。但一個國家的盛衰興亡，經常就是首腦一個人的事，民主國家尚如此，獨裁國家尤其是。蔣經國決定開放黨禁報禁，台灣就有了改變契機。戈巴契夫鬆了下手，蘇聯就走向解體。習近平上台，中國立馬倒退30 年。習近平倒，中共可能垮/可能不垮；但只要習近平不倒，中國絕無希望。習倒是終結中共制度的必要一步！
2020-02-24
這豬共國武漢病毒智商很高，神出鬼沒，捉摸不定，要天滅豬共嗎？豬共篡權篡政70年，製造無數人禍和冤案，該滾蛋下台了！還權於民！還自由于民！習禁評該退位下台，接受人民的審判了。碎尸萬段！
這豬共國武漢病毒智商很高，神出鬼沒，捉摸不定，要天滅豬共嗎？豬共篡權篡政70年，製造無數人禍和冤案，該滾蛋下台了！還權於民！還自由于民！習禁評該退位下台，接受人民的審判了。碎尸萬段！
這豬共國武漢病毒智商很高，神出鬼沒，捉摸不定，要天滅豬共嗎？豬共篡權篡政70年，製造無數人禍和冤案，該滾蛋下台了！還權於民！還自由于民！習禁評該退位下台，接受人民的審判了。碎尸萬段！
目前的狀況就是他們豬共當局最最害怕的全國性大罷工
目前的狀況就是他們豬共當局最最害怕的全國性大罷工。要不是豬共玩火自焚，搞病毒，生化武器搞砸了，搞現了，這種全國性大罷工還不會出現呢，真是托了病毒的福了。
復工吧，面臨大面積傳播感染爆發的風險，不復工吧，全國大罷工繼續，經濟停擺、崩盤，豬共唯一的執政合法性經濟牌也會隨之消失。祝病毒早日戰勝豬共獨裁政權！
2020-02-22
李彦宏：谷歌在中国被百度淘汰，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不接地气！ 🥵中国的地气都是从政法委和周永康那里冒出来的吗？
今日，我在悉尼街头看到一位日本书法家在卖字。我上前询问是否能帮我写"释放陈秋实"这五个字。 她问我陈秋实是谁？ 我回答她，陈秋实是中国的政治犯，因为帮老百姓说话被抓了。 然后那个日本妹子说："那我帮你免费写这五个字吧，希望他能早日被释放。"于是写下这幅字画，并免费赠予给了我。 她真善良。 https://t.co/Q8V0wMLiPM
也是在中國發生的事情。 真的是拳拳到肉啊… 這是一起排隊引發糾紛！ 男的排隊時碰了一下女的，女的就罵不停，把男的買的東西扔掉，抓他的臉，把口罩給人家抓掉。 然後男子生氣了，用拳頭跟這女子講道理，拳拳到肉，女子朋友也被重創。 在中國，這種事不算稀奇，YT上一堆。 https://t.co/ZdD95b4Ijd
这个族群已经疯了，你不知道该如何评说。同情这个女人?可她就因为一点挨擦就把别人口罩扯下来，非常时期，这是要命的高风险动作，谁都急的，拼命也是应激反应。说这女人活该?一个女人被打得满脸是血， 这人身伤害讓人恻隐。根本症结就是这个国家礼崩乐坏，民众连最基本的尊重和礼让都不会了，CCP之过！ https://t.co/T9se3T3zFz
希特勒模式和斯大林模式的区别是: 前者由刽子手自己颂扬刽子手，而后者更富于悲剧性，竟由受害者来颂扬刽子手。 —— "毛病不改、积恶成习"，习模式也就是毛模式，历数49后的各种手段在此次疫情中均有展现，不过是如同病毒🦠变异了一样，让人们不容易认清它的邪恶本质罢了。 https://t.co/jQeZZxvJiQ
【监狱失守】 众所周知，世上很少有机构如监狱管理那么严密，人员流动那么少 新冠病毒不但攻克了中国的监狱，而且攻克了全国三个省的五所监狱 那么，还有什么地方能够逃过这届病毒的侵袭？ 如果狭义的监狱失守，不能带来广义的中共国大监狱的解放，那么，中国人的这茬罪就白受了 https://t.co/DOj8b1RCiM
李彦宏：谷歌在中国被百度淘汰，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不接地气！ 🥵中国的地气都是从政法委和周永康那里冒出来的吗？ https://t.co/6xQGrxlZuD
Fwd: 弗朗西斯·福山：中国没有解决“坏皇帝”问题
弗朗西斯·福山：中国没有解决"坏皇帝"问题
更新时间：2012-05-19 10:15:44
作者： 弗朗西斯·福山
中国政府一直无法解决"坏皇帝"问题：不受制约的权力如掌握在一位仁慈且明智的统治者手里，会有很多好处，但如何保证好皇帝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儒家教育体系和官僚政府本应教化领导人，但坏皇帝仍不时出现，例如"邪恶的女皇武则天"，她杀了唐朝很多贵族，或者明朝的万历皇帝，他曾一怒之下，近30年不上朝、不批奏折。中共历史上毛和最近的薄都是例子。
2000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的基础一直是高度复杂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这个官僚体制一直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管理着一个庞大的社会。中国从未建立起法治 ~~~ 可以限制政府的自由裁量权的独立法律制度。中国没有建立起正式的权力制衡机制，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受各种规定及惯例约束的官僚体制，以及儒家道德体系。规定和惯例让官僚体制的行为可以合理预测，儒家道德体系则教育领导人要考虑公共利益，而不能只顾个人权势膨胀。今天运行的体制在本质上也是如此，皇帝的角色由共产党充任。
中国政府一直无法解决的是历史上被称为"坏皇帝"的问题：不受制约的权力如掌握在一位仁慈且明智的统治者手里，会有很多好处，但如何保证好皇帝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儒家教育体系和官僚政府本应教化领导人，但坏皇帝仍不时出现，例如"邪恶的女皇武则天"，她杀死了唐朝很多贵族，或者明朝的万历皇帝，他曾一怒之下，近30年不上朝、不批奏折。
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最后一个统治中国的坏皇帝是毛泽东，他给中国人造成了无法言说的痛苦，而且在1976年去世之前，他的权力一直不受制衡。目前制约共产党最高层决策和领导权的规则，反映了从这段历史中吸取的教训：政治局常委9名委员共同承担责任；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任期为10年；67岁以上的人不纳入政治局常委委员的考虑范围。这些规则是为了防止有人利用个人权威主宰整个党和国家，防止另一个"毛泽东"的崛起。因此，中国的威权体制很独特，因为它遵从关于任期限制和继任的规定。
最近薄的事件之所以对这一体制构成了重大威胁，原因就在于此。凭借在重庆的基地，他利用媒体加强自己的权威。鉴于他是"太子党"，即革命英雄之子，他的权威本来就很强大。他无情地利用政府权力，不仅调查犯罪分子和受贿官员，还对那些积累了太多权力和财富的商人和竞争对手穷追不舍。他恢复了一些毛泽东时代发动群众的手段，例如集会唱红歌。与其他平淡无奇的中国高官不同，一旦进入政治局常委，他可能会通过一个独立的权力基础控制共产党的领导层。
最终，中共查办了薄。此事暴露了中国的一个深层次问题 ~~~ 缺乏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中国领导层遵循的规则既不是宪法中明确规定的规则，也不是司法系统执行的规则。他们遵循的是中共内部规则，只能从中共的行为中去推断。如果薄成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他可能推翻这些规则。
因此，中国威权制度表面上的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假象。中共没有解决坏皇帝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共首先需要发展真正的法治，实现政治透明化，建立起正式的制度。
几年前，我在北京与一位掌管某中央委员会办公室的中级官员吃午餐，聊了很长时间。他告诉我，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是怎么样的一场浩劫，不理解当前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来阻止文革重演，我就不可能理解中国。我看了看周围那些中共仍在推崇的关于毛泽东的书籍和纪念品，问他，在中共对毛泽东的功过作出真实评价之前，文革那样的事情是否还有可能发生？他那一代人对文革的可怕有切肤之痛，但成长于文革之后的中国人没有，他们可能被鼓动，对文革产生一种怀旧情绪。薄利用的正是这种对历史的遗忘。那位官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所以，一小群内部人遵循的非正式规则，最终不能真正取代正式的法治。如我们今日所见，受到法律和选举约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度常常产生平庸或懦弱的领导人。有时候民主制度会让恶魔当选，比如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但至少正式的程序通过法律和选举制度对权力构成了约束，在真正的坏皇帝登基之路上放了一块大大的拦路石。尽管在短期内消除了薄的威胁，但中国的现行体系还未解决这个制度性问题。中国现在有现实的机会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即将上台的新领导层抓住机会。
来源: FT中文网
2020-02-21
猪共國：控制的帝國
猪共國：控制的帝國
(博讯2020年02月21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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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廣RFI 阿曼亭）法國卋界報就猪共国当局在新冠疫情期间加强对民众的监控，刊出了一篇社论，标题是：猪共国：控制的帝国。社论写道，以冠状病毒危机严重为掩盖，猪共国当局加强了对民众的大规模监控，并增加了限制自由的措施，这让人联想到帝国，这个帝国更像是一个大佬，而不是一个尊重普世价值的正在上升的强国。
社论文章表示，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间，镇压在持续。最近几天，猪共国两名著名的异见人士被逮捕，这证实了许多专家的担忧：他们担心习近平政权会利用冠状病毒疫情引发的民众恐惧，持续强化对猪共国社会的控制。
最近被逮捕的两名异见人士，一个是现年46岁的为猪共国迈向法治国家而呐喊的许志勇。他曾经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被关进监狱，这一次，他于2月15日在广州在他避难的一个律师家里被逮捕。另一个最近被逮捕的异见人士，根据伦敦卫报的报道，是著名的学者许章润。他自从批评让习近平可以终身担任国家主席的2018年宪法改革以来，就已经不能上课了，现在他被软禁在北京，无法与外界联系。
法国世界报的社论文章继续表示，在抗击冠状病毒的"人民战争"中，猪共国当局以卫生状况特别严重为掩盖，正在加强大规模监控，并扩大限制自由的措施。通过无数志愿者的站岗把守以及面部识别和人工智能技术，从而得以实施了系统性的隔离封锁措施，并受到了惊恐民众的广泛支持。但是，这导致产生了违反法律的行为，例如完全封锁出入口，禁止居民返回家中，或公布病患们的个人信息。
社论指出，在疫情爆发的最初期，一些批评者还能够表达他们对危机管理的批评。随后，在二月初的时候，当局加强了审查，宣布加强对社交网络的控制。共产党的宣传机构被要求"引导舆论，并加强对信息的控制"。据猪共国人权捍卫者组织称，截至2月7日，已经有351人因"传播冠状病毒的谣言"而受到"惩罚"。2月19日星期三，中方宣布将《华尔街日报》的三名记者驱逐出境，证实了这一趋势。
法国世界报的社论进一步指出，最近，疫情数字的改善与加强监控之间的反差，不禁让人们质疑：加强监控的真实目标到底是什么？加强监控只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健康，还是为了进一步限制公民的自由？这些限制自由的措施是否会随着疫情的消失而消失，还是会最后变成普通的措施？就这些疑问，社论文章表示，最近，上面所提到的限制措施的增多，以及对医生所发出的新的警告，还有在疫情中心湖北省某些城市对那些敢于没有获得许可就擅自离开家的人所举办的"再教育"课程，这些肯定都不是好的兆头。
社论还写道，最近，包括《世界报》在内的几家媒体披露，猪共国以"去激进化"为借口，对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进行大规模镇压，这更加强了上面所说的担忧。猪共国大规模使用人口记录数据库，从而在新疆羁押100万人，再加上因新冠病毒而进行大规模监控，这让人联想到控制帝国，这个控制帝国更像是一个大佬，而不是一个尊重普世价值的正在上升的强国。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20/02/202002211911.shtml )
豬共當局从未否定、也未放弃红色根基
(博讯北京时间2020年2月21日 转载)
法国报纸摘要 RFI
（法广RFI 流芳）法国将关闭最陈旧的菲森海姆（Fessenheim）核电站、巴黎将在周六迎来新一届农业博览会之际，气候议题以及农民的生存现状等话题再次提上桌面；法国《新观察家》期刊联合创始人、著名记者吉恩-丹尼尔逝世；以及德国黑森州小城发生凸显种族歧视的恐怖袭击事件等话题，占居了2月21日星期五出版的法国各大全国性日报头版新闻的重要位置。关于豬共當局话题的报道，除新冠疫情相关的话题外，还有一篇介绍法国的豬共當局问题专家所著新书的报道。
鲜红色的豬共當局
《回声报》介绍了一部由法国学者艾克曼（Alice Ekman）女士所著新书"鲜红色"（Rouge vif ） ，报道指出：豬共當局问题专家艾克曼通过七年时间对400多人进行了访谈，在此基础上，思考分析后编辑出版了此书。她描绘了豬共當局版的共产主义认为：它并不像我们最近在新冠疫情中所看到的那样、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国家组织，而更近似于渗入到社会各个阶层的结构。它的影响力不仅仅停留在政治层面，也波及到经济、文化、乃至社会、教育甚至艺术领域。
报道指出：表面现象往往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这一点在豬共當局表现尤为明显。2001年，北京加入世贸组织、国家企业通过国际化不断提升、私营企业则在市场经济中得到发展，西方世界曾似乎在豬共當局发展的各个步骤中看到：豬共當局政府摒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接受了自由价值观。然而，实际上却大错特错！豬共當局从来没有否定、也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红色根基。如今，豬共當局共产党希望将其影响和运作方式扩至国外，恰如习近平所言，从而成为世界的"解决办法"。
艾克曼在所著书籍中指出：豬共當局共产党是一个拥有九千万党员的庞大机构，因此从近期或中期看，其垮台的可能性极小。习近平认为，随着豬共當局的强势发展，豬共當局将对全球的社会主义崛起带来新的活力。但是，习近平同时认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需要时间，因此豬共當局必须具有耐心和洞察力。2049年，不仅仅是豬共當局共产党为成为包括经济、科技、外交、军事、太空等各个领域在内的全球领头人而设立的预定目标，也是为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参照大国的预订目标。
新冠病毒侵入人体细胞性强
《费加罗报》在"科学版页刊出一篇报道，披露了科学家通过实验，识别了新冠病毒侵入人体的过程。新冠病毒主要通过识别位于人体肺部上皮细胞表面的蛋白进入人体细胞。此一发现为制作疫苗提供了关键的一步。但是，疫苗的推出可能需要一至两年时间。
今天《回声报》刊出多篇与豬共當局新冠疫情相关的报道，主要围绕经济层面展开。报道指出，汽车制造业、酒店业、空运及海运领域纷纷受到新冠疫情的重创。法国各职业联盟组织周五应召前往经济财政部，围绕疫情中遇到的困境及遭遇的冲击展开讨论，以寻找可能的出路。
该报还报道了法航在本次疫情中受到的损失约达1500亿至2000亿欧元。法航打算从四月份起，逐步恢复前往豬共當局的航线。
《解放报》在一篇简短的报道中，报道了日本著名传染病学学家岩田健太郎（Kentaro Iwata）对钻石公主号邮轮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病毒传播提出尖锐批评的消息。
誰最初隐瞒了武漢肺炎疫情 中共當局外交官巧舌如簧
(博讯北京时间2020年2月21日 转载)
武漢肺炎疫情还在肆虐，北京當局全力以赴开动了宣传机器。一则肯定豬共當局政府应对疫情的微信对话，经人民网等官方网站转载，又变成"抖音"短片，里面是"他"和移民欧洲的朋友聊天，朋友说："当前国内的情况，如果放在欧洲国家，早就崩溃了"，崩溃了？这是给国内没出过国的人民说的？信不信由你。
豬共當局的外交官应该熟知世界？他们怎么说？这次应对武汉疫情，国内国外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几乎一致，那就是北京为什么迟迟按兵不动，原先舆论猜测習豬頭到底知情不知情，现在習豬頭表示早知道，但是，既然早知道，为什么迟迟按兵不动？让疫情泛滥至全豬共當局，泛滥到全世界。让外界舆论怀疑当局隐瞒疫情的一个重大依据是李文亮医生事件。
李文亮医生一死，全世界同步知道李文亮的事迹，知道他是"吹哨人"，他要把疫情可怖的信息告诉周围的人，但遭到警方打压。外面的人其实往往比国内的人了解到信息很多，外媒记者仍然去参加豬共當局外交部的例会，希望听到来自豬共當局官方的解释，让外界更容易理解豬共當局的解说，或增强说服力。但是豬共當局外交部的表现或者外交官的表现不尽人意。你问豬共當局政府有责任吗，他推说地方政府，你问那一级地方政府，他支支吾吾，你说豬共當局应对防控承担多大责任，他王顾左右而言他，有一次记者问武汉疫情，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拿美国流感也死人说事。
这一轮替北京辩护，打先锋的是豬共當局外长王毅，豬共當局驻美大使崔天凯，豬共當局驻英大使刘晓明，豬共當局驻加拿大大使丛培武，主动地纷纷地接受西方媒体采访。但是，当局隐瞒疫情、控制信息的问题，在豬共當局几乎家喻户晓，12月底出来在朋友圈透露疫情的李文亮医生为此遭到警方审问，训诫，被迫画押认错，李文亮感染新冠病毒不幸丧生，在豬共當局舆情汹涌，质问当局为何打压信息拖延实际，许多人认定言论不自由是疫情祸害如此之大的根本原因。
且看大使们如何说，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马尔就李文亮之死单刀直入，问豬共當局驻英大使刘晓明，"你是否认为豬共當局政府在这件事上做得不对？"
刘晓明称："我要纠正你的说法，不是豬共當局政府，是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刘晓明被逼急了，至少供出了"地方政府"，他还说北京已派出调查组赴武汉就李文亮事件展开调查。有这件事，当时舆情汹涌，豬共當局国家监察委员会派出调查组，但是自那以后，没有了下文。
刘大使下面这几句话，就有点勉为其难，"我们非常开放，我们分享了所有的信息，包括治疗情况，病例情况，同时我们也欢迎国际合作"。美国专家早就提出前来武汉调查，了解情况，北京为什么迟迟不答应，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代表团终于去了豬共當局，奇怪的是，就是绕开疫情爆发中心武汉，这又是为什么？
马尔继续追问："疫情最初爆发时，就有人说豬共當局政府试图隐瞒，他们对豬共當局政府释放的种种信息表示高度怀疑"，那么，中共是否意识到是做出改变的时候了？刘晓明坚定不移，"我们没有任何隐瞒······"
李文亮医生的遭遇，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刘晓明大使答非所问，如果不隐瞒，不错过整整二十天，武汉疫情何以失控到如此地步，何以那么多豬共當局人送命？
李医生死后，豬共當局社交网络像冲垮的大堤，在二十四小时内冲破审查大墙，毫无掩饰地表达了人民对政府掩盖信息，豬共當局制度缺乏公开透明的愤怒。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早间新闻节目主持人英斯基普就此提问豬共當局驻美大使崔天凯，崔天凯"很聪明"，他回避哪一级豬共當局政府犯了错误的问题，而是要奋力说明李文亮是一位共产党员，是体制内的好代表。不过说着说着，又三句话暴露了老本行，"我们是信奉公开透明的，但公开透明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随心所欲发表言论"。
节目主持人直接开刀，质疑豬共當局政府是否失信于民，崔天凯显得宽宏大量：有时某一级政府可能会犯错，这是可能的，在世界各国都很正常。但不能就此说整个豬共當局政府错了，这不符合事实。
有人形容豬共當局外长王毅从来"一条道走到黑"，死不认错，当路透社记者委婉地询问中方已开始是否对疫情形势判断和了解不是很完整，而之前豬共當局国内已经有人更早地发出了预警，王毅称："豬共當局政府发现病例后，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并向世卫组织作了通报。同时经过认真评估，在很短时间内确定这是新型病毒疫情，迅速建立起覆盖全国的联防联控机制。我们这次采取的措施非常及时，动作非常迅速。这也是世卫组织总干事到豬共當局考察后得出的结论"。
武汉早在12月就发现疫情严重，根据武汉市长周先旺的表述，以及疾控中心专家的佐证，疫情早在12月就上报中央了，豬共當局政府一点也不像王毅所说的在"第一时间采取措施"，更非"我们这次采取的措施非常及时，动作非常迅速"。为什么習豬頭迟至1月20日才做出批示，22日才要求武汉采取封城？
這個卋界多了自媒體、社交网络、武汉生活的人把自己的苦难，通过视频、文字、照片告诉外面的人们。如果听信官媒，如果听信外交官巧舌如簧，世界至今还蒙在鼓里。有分析认为，豬共當局的外交官们不容易，習豬頭要求他们绝对忠诚，替破绽百出的習豬頭辩护，使出浑身解数很不容易，但还是要辩护，習豬頭掌握着他们的命运。
来源于法广网 (博讯 boxun.com)
豬共國2月前半月乘用车销量同比猛降92% O(∩_∩)O哈哈~
(博讯2020年02月21日发表)
豬共國乘用車市场信息联席会（简称乘联会）称，豬共國2月前16日乘用车销量较上年同期骤降92%，因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给豬共國各地的企業踩下急刹車。
据路透社报道，乘联会的数据显示，豬共國2月前16日乘用车销量为4909辆，去年同期为59930辆。乘联会的数据是反映疫情對豬共國汽車市場打擊程度的首個重要数据。
乘聯會称："2月前几周基本没有经销商營業，經銷商也基本没有什么客流。"
豬共國汽車工业協會上周对路透表示，受疫情影响，豬共國汽車市場今年上半年汽车销量可能下滑逾10%，全年销量将下降约5%，前提是疫情在4月前得到有效控制。
(此为打印板，原文网址：
http://news.boxun.com/news/gb/finance/2020/02/202002211941.shtml )
創普嘲笑韩國电影《寄生上流》获奥斯卡奖
(博讯北京时间2020年2月21日 转载)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20日）在一次竞选集会上嘲笑了韩国电影《寄生虫》 历史性地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法新社）
美国总统特朗普嘲笑了韩国电影《寄生上流》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20日）在一次竞选集会上嘲笑了韩国电影《寄生上流》历史性地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并说他希望美国能够再度拍出像上世纪30年代《乱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那样的经典电影。
特朗普在科罗拉多泉市的集会上问观众："今年的奥斯卡奖有多糟糕？"然后模仿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主持人说："获奖者是一部来自韩国的电影。"
特朗普接着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与韩国的问题已经够多了，在贸易方面。在那之后，他们把年度最佳影片给了韩国？"特朗普接着说："我们能让《乱世佳人》那样的经典回归吗，拜托？"
特朗普还讽刺了获今年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的好莱坞影星布拉德-皮特，后者在颁奖典礼上曾说，他只有45秒的发言时间，但这比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在特朗普的参议院弹劾审判中获得的时间要多。
特朗普说："我从来不是他（皮特）的忠实粉丝，他是个耍小聪明的家伙。"
四川八九学生领袖陈卫今九年刑满 出狱回家
(博讯北京时间2020年2月21日 转载)
（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20年2月20日，本网获悉：获刑9年的四川著名人权捍卫者、八九学生领袖、民运人士陈卫今刑满出狱，已经回到家中。
今天上午，陈卫再一次入狱九年后刚刚从川东监狱回到家里。他的孪生兄弟陈兵因涉成都酒案，一个多月前刚刚从同一所监狱放出来。今天兄弟相见分外感慨。明天又恰逢这对陈卫陈兵兄弟五十一岁生日。祝陈卫陈兵这对传奇良心犯兄弟生日快乐。
陈卫：1969年2月21日出生，四川省遂宁市人，网络作家，四川省著名人权人士，《零八宪章》首批联署人，与刘贤斌、欧阳懿并称为"遂宁三杰"，中国曾押政治犯。
1989年在北京因参与八九学运而被关进秦城监狱一年，并被校方勒令退学，1990年12月获释；
1991年在北京又与胡石根等人秘密成立"中国自民党"等地下组织，并筹划"六四"事件3周年纪念活动而再次被捕入狱，被当局判刑5年；此期间，先后在北京秦城监狱和四川省第一监狱服刑；
出狱后继续坚持人权理念，致力于维权工作。2011年2月21日，因在互联网上转发号召"茉莉花集会"的信息等被遂宁市警方刑拘，3月28日正式逮捕；
2011年12月23日被遂宁市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2020年2月20日，刑满释放。此前在四川省南充嘉陵、川东监狱服刑。
因一篇武汉肺炎文章导致自媒体腾讯「大家」被自殺
(博讯北京时间2020年2月21日 转载)
因一篇文章，导致自媒体腾讯「大家」被死亡。（取自微博）
2月19日经营7年多的「大家‧腾讯新闻」被无预警地注销帐号，让许多网友十分错愕；据了解，该平台最后一篇文章是发表于1月27日、由媒体人陈季冰所刊出的《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文中直指讯息公开才是最好的疫苗，被认为是该帐号遭封的主因。
由于该平台所累积的文章已全部消失，以下为网路上先前被转贴的《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全文如下：
在我动手写这篇文章之初，一团沉重的阴霾正向我和家人头上压来。
我目前居住的上海市长宁区某居住小区公寓楼里有一户人家是武汉籍，共有五口人。一对老夫妻（外公外婆）不久前带着小孩子回武汉过年，大约是看着形势不对，在武汉封城的几个小时前（23日晚，也就是俗称的小年夜）连夜返沪。
开头两天还比较平稳，大年初一（25日）下午起，外公开始出现发烧症状。
此刻，一家人已自行去附近的医院就诊。
左邻右舍们都惴惴不安，不知接下来会如何？
1
我是一个拥有近30年新闻工作经历的媒体人，自然对这场仿佛「突然之间」席卷神州大地的疫情中的媒体角色格外关心。
纵观新闻媒体对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或「新冠病毒」）大爆发的反应，1月20日那天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分水岭。
在1月20日之前，关于绝大多数关于「新冠肺炎」的报导来自武汉和湖北当地的官方媒体。这些报导大多服从一个主基调，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病毒「危害有限」，并且是「可控的」。比如说，有专家言之凿凿地称，这种新病毒不能「人传人」等等。
期间还发生了8位武汉市民因在社交媒体上「造谣」而被谈话的事情。
虽然第一例患者的出现是在2019年12月8日，但之后的40多天里，可以说新闻媒体对受众发挥的一直是「安抚」功能。
自然地，别说是全国其他地方，就是在武汉当地，气氛都是一派祥和。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第一则通报则是在2019年月12月31日发布的。我觉得，倒不能因此过多责怪武汉市卫健委在这方面反应迟缓。一种人类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新病毒的发现、分离、筛查和确认，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不过，武汉市卫健委此后又零星发布过几次语焉不详的通报，当地新闻媒体也都在很不重要的位置做了报导。简单总结，患者人数略有增加，但不严重。而在1月5日到11日之间，通报干脆停止了；1月13日至18日，通报恢复，但都是无新增病例、无病例死亡，只有治愈出院病例。
1月19日新闻，专家称武汉冠状病毒肺炎总体可治，当地媒体的报导方式极为乐观。
有人发现，那两段时间恰逢武汉市和湖北省的「两会时刻」。他们因此戏称，这个「新冠病毒」真是爱国又讲政治。为了欢度春节，武汉还在1月18日举办了百步亭社区万家宴活动，并在1月20日向市民开放20万张文旅惠民券免费预约······
但在1月20日之后，形势急转直下。
从媒体报导开始出现大规模感染病例，到武汉「封城」、求援，直至全国许多省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湖北省政府启动一级响应竟然晚于浙江、广东等省份），中间只有3、4天时间。
从1月20日开始，新闻媒体对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参与进入我所说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用一句官方常用的话来说就是，舆论的主战场转到了武汉和湖北之外，当地官媒的声音被更加强势的全国性媒体连篇累牍的滚动报导所淹没了。
不过，不出我所料，这一阶段的媒体报导大多服从另一个主基调，就是表决心和讴歌好人好事。简言之，自1月20日以后，中国媒体对受众发挥的主要功能从之前的「安慰」变成了「鼓劲」和「感动」。
这么说吧，1月20日前后的媒体反应的确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做的基本上都不是合格的新闻媒体应该做的事情。
2
这些日子里所有人都在说，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
有报导说，华盛顿大学的两位教授通过真实案例建构的一个数据模型显示，当媒体的报导量增加10倍，SARS和「新冠肺炎」这一类严重危害公共健康的传染病的感染数将会减少33.5%。这种社会学定量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圈内外人士见仁见智，但高质量的自由的新闻报导是预防疾病传播的一个有效手段，这个结论毫无疑问应当成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说过，新闻是灾难的救助者。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世界卫生组织也一再强调了信息透明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也在他备受瞩目的对话节目里重复了这一点。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节目中说，「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在这次疫情中，白岩松与钟南山的对话，在民众中极受关注。
我在这里就不说什么「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之类大话了，对我们来说，这话过于宏阔、遥远而无当了。仅从技术层面功利地看，保证信息透明畅通对于缓和危机、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进而对于社会稳定乃至为政者自身的利益，都是有莫大好处的。
这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人都是理性的。任何社会主体，不论是个人、家庭、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等，面对一个事件作出一项行动选择，无非都是基于自身所掌握的信息。只有信息越充分，人们作出的决定才越符合他们的个体理性，从而也就越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全球传染疾病分析MRC中心立足于境外「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数量，再依据这种传染病的潜伏期等病理学数据建立的一个传播扩散模型推测，在1月12日那天，武汉市潜在病例数应为1700例多一点（不确定范围为190-5341）；到1月18日那天，武汉市表现出症状的潜在病例总数应为4000例左右（不确定范围为1000-9700例）······
我不敢说这类研究推测结果一定多么准确，但至少具有一定的科学权威性，也与后来的疫情发展态势吻合。如果类似这样的信息都能全面及时地传递到尽可能多的中国读者、特别是武汉老百姓那里，那么就不会出现直到1月20日武汉大街小巷上绝大多数市民连口罩都不戴、依然在欢快地到处聚会的「盛况」了。而如果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之后应对疫情的所有决策都事无巨细地通过媒体发布给全国读者，那么，以中国目前的生产和物流能力，也就不会出现「封城」后武汉市内各种物资严重短缺、医院人满为患、医疗工作者不堪重负，而各地民间捐赠都被堵死在仓促关闭的交通要道中的悲剧了。
除了有利于在微观层面让尽可能多的社会主体对危机作出及时正确的反应（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我保护）之外，信息透明公开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在于能够极大地提高全社会对于一个危机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效率，从而通过广泛、充分和深入的讨论，推动决策者在宏观层面形成一个最优的应对方案。
如前所述，武汉的「新冠肺炎」是去年12月8日首次发现的。仅在一个月之后，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就确定了病毒原因并且公布了病毒基因组序列。就连国际同行都称赞说，这是世界顶尖的科研效率。
2020年1月16日新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专家冯子健说，经过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多家机构和湖北省、武汉市卫生健康部门的密切合作，目前发生在武汉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它不是SARS，也不是MERS病毒，它是个新的冠状病毒，它们的病毒基因序列差异比较大。
2020年1月16日新闻：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力说，公共干预措施控制住了疾病的发展。
其实不仅医学科学，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今日中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从一开始就帮得到武汉的地方，还有许多······
然而，疫情发展到眼下这个地步，真可谓「手握一把王炸，结果打成了末家」。
3
可能还有比「手握一把王炸，结果打成了末家」水平更差的玩家。
除夕那天（1月24日）下午，正在武汉采访的财新记者王和岩发了一条朋友圈，称自己和同事为了核实一家医院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辗转联系了数名医生，均被告知疾控中心有令，医护人员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得对外泄露疫情。哪怕承诺匿名、承诺保护信源，也不受访······
当天下午还有人称，路过这次病毒的源头华南海鲜市场，顺手拍了张照片，立刻有四名保安围上前来，大声喝斥，要求删除照片。甚至有动手抢手机的，说是「昨天一名日本记者来拍被抓到派出所去了······」
大年初一（25日），武汉《长江日报》在它旗下的新媒体「长江融媒」上发表社论《你的每一句谣言，都在制造无谓的恐慌》，继续严厉指控谣言，称它比瘟疫危害更大，决不能放任不管。「新型肺炎治好了，走了也就走了，但谣言不是，它的危害更大，对城市的伤害更持久。」
这一天，还发生了湖北某报资深名记者因微博受处分的事情。
显然，有些人仍然理所当然地认为，安抚人心是当下最重要的事。不然，他们不会在到处缺物资、缺人手的这一刻，把这么多人力布置在华南海鲜市场周边以作监视之用。
因为他们也是理性的。
你确实可以说，这是陈旧思维导致的恶果。那么，为什么许多管理者会形成这样一套「不让或少让全社会知道真实情况总不会错」的错误思维和行为模式呢？大多数人都将其归咎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因循保守的官僚主义作风。但我并不这么看，我可以举一个鲜明的例子来反驳这种推理。
我们知道，目前各地官员对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热情可谓空前高涨。但是，仔细想想，外资大规模进入一个地方也是会引起很多麻烦、甚至社会问题的，比如动拆引起的居民对立、环境污染等等。还有，你怎么了解这些外来资本的底细，也许它们主观上怀有（或至少客观上会造成）某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和谐」。
然而，我们很少看见过官员因为胆小怕事而尽量想办法将可能带来「麻烦」的资本拒之门外的情况。相反，他们总是想出许多门道热心帮助这些外来资本，引导他们在国家的政策允许范围内获得发展空间，某些极端情况下，甚至有人为此而明目张胆地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同样的管理者，在招商引资、作大本地GDP这件事情上，怎么一点也不因循守旧？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官员考核的导向——经济发展是改革开放40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和政府最主要的追求目标，这就导致对官员的考核也以是否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为最重要的标准。在这一前提下，官员为了赢得光明的仕途，只要是有利于加快发展经济的，他就什么风险都敢冒，因为「经济发展」这一俊可以遮其他百丑。
发展经济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许多官员心里并非不明白，社会稳定归根结底要靠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来实现，但这是一件投入大而见效慢的异常困难的工程。相反，GDP的提升是有可能立竿见影的。当然，社会稳定的确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中央一再强调的头等大事，但到了许多地方官员那里，它的目标就很自然地降低为只要不出事就好。鉴于中国的官员是被上级而不是被本地民众考核的，于是所谓「不出事」在官员那里就被进一步定义为「不被上级得知出事」。沿着这个逻辑，在许多地方，「社会稳定」=「报纸版面（或电视荧屏）上的稳定」，其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凡事先「不得报导」再说了。
这套类似于掩耳盗铃的做法的代价是，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积累和沉淀下来，最终一次次通过「新冠肺炎」这样的重大危机爆发出来。更严重的是，这种管理模式不仅没有起到稳定的作用，反而一手制造了许多本不该有的社会冲突。所有的事件等到揭开和爆发的时候，往往已经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惨痛后果。
昨晚，很多人都因为一场新闻发布会而陷入群嘲，对个人责任的追问成为主流舆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即使个人承担了必要的责任，只要行政思维不变，我们就很难期待下一次考验的安然通过。SARS的惨痛教训并不远，但人类最惨痛的教训，难道不是从未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吗？
《尚书．泰誓》有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耳目闭塞也是一种传染病，没有谁能幸免。
4
再来看看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新闻媒体。
除夕那天下午，看见我的老东家《文汇报》的几十位老同事所在的一个微信群里的聊天。
一位上世纪80年代就在全国大名鼎鼎的《文汇报》著名记者，也是我最为尊敬的前辈同事，感慨说，这次的新型肺炎疫情，应该是《文汇报》大显身手的时候。
我不知趣地打岔说：首先，今天的《文汇报》已经不是他那个时代的《文汇报》。总体上说，今天的新闻媒体也不是他那个时代的新闻媒体。其次，话说回来，今天的中国读者也没有谁在乎《文汇报》发表了什么。没有人期待像80年代那样从《文汇报》上获知什么有价值的重要新闻，因为长期以来《文汇报》也没有在乎过中国读者的关切，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
末了，我还特地加了一句：我这么说，并没有责怪谁的意思。我这辈子服务过很多新闻出版单位，其中《文汇报》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也是我工作过最长的一个单位，所以也一直是我最有感情的一个单位。
将近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曾经在本专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真正的新闻正在死去，更可怕的是无人在意》。我曾哀叹，今天的新闻媒体在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事件报导方面的能力，已经衰退到了何种地步！并且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个隐喻来形容没有了优质新闻媒体的社会。
我当时怀着强烈的忧虑写道：「以今天的这种舆情状况，若是真的再面对一次SARS，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不幸一语成谶，还不到两年！
我现在的心态依然像两年前一样，我不想指责这是谁的责任，更没有雄心和抱负去为现状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然而我觉得，当我们看到了危险一幕后，我们总是应该大声指出来。只有更多人关注了、重视了、参与了讨论，事态才会有一线希望。那篇文章在「腾讯．大家」的平台上获得了超过100万的阅读数，证明了读者对这个严峻的现实问题的关注。这是我聊以自慰的，说明希望犹存。
文章发表以后，我还在与「腾讯．大家」专栏编辑的对话（《专访陈季冰：「新闻已死」刷屏，戳中公众哪些痛点》，）中说过，传统媒体没有能够向受众提供我所谓的「真正的新闻」；但雨后春笋般崛起的新媒体也没有能够如一些人曾经乐观预期或希望的那样，弥补上传统媒体在这方面的严重欠缺。相反，由于新媒体的诞生使媒体市场里的信息海量增长，而受众的注意力又总是有限的，它们反而「稀释」了过去传统媒体偶尔会做出来的一些高质量的新闻。
在本文中我没有讨论到新媒体，但我觉得，看看这些日子以来新媒体对这场「新冠肺炎」危机的反应，大家应该一目了然了。按理说，SARS过去的17年里恰逢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今天的信息和新闻传播技术应该比那个时候进步了一大台阶。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善。
需要补充一点：在这次的危机中，新媒体提供了汗牛充栋的观点和情绪，它们中有些很中肯，有些可能没什么道理。但是，新媒体几乎都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一手信息，这是基本事实。
当然，我也丝毫没有责怪它们的意思。其中的原因，我已经在两年前的那篇文化以及其后的访谈里详尽阐述了。
但不管怎么说，看到极少数像财新这样负责任的传统媒体以及像丁香医生这样具有专业水准的新媒体在这次的疫情危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赢得的声名鹊起，我还是很感欣慰的。说一句本不该在本文里说的话，作为一个与财新多少有一些渊源的媒体人，我为它感到骄傲。
5
既然讲到了新媒体，或曰社交媒体，最后我终于还是忍不住想谈一下对所谓「谣言」的看法。
谣言，轻则令人心烦意乱，重则造成各种损失。因此人们憎恨谣言，官方出于各种各样的考量，也经常积极地打击谣言。
然而，就像世界上许多其他事务一样，未经审慎的程序和审查，仅凭善良愿望的行动往往不能达到善良的初衷，有时甚至很容易走到它的反面。随意惩治「谣言」就是这样，它会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所谓谣言，就是事后被证明虚假（不正确）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谣言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气象台发出预报，说今天下午3点某地会有暴雨，结果这场预报中的大雨没有如期而至······这也可视为一个「谣言」。那些因为担心暴雨而改变了原计划的老百姓或企业也会由此蒙受的实际损失，至少，这一则误报会给他们造成不便。
我之所以要特意在「不正确的信息」之前加上「事后被证明」，是因为一句判断性或预告性的话是否正确，总是要在事后才能得到确认。
在我看来，动辄呼吁严厉打击「谣言」的人犯的是「事后诸葛亮」的毛病，他们往往依据一件事情终结以后才搞清楚的结论，不假思索地想像成似乎当时就已经是一清二楚的。
在一个开放社会里，不安全因素如影随形。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大规模传染病和恐怖主义等「非常规」安全隐患尤其突出。一个好的社会应该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治理，而不是让大家冷漠地躲得远远的。
想像一下，如果一个乘客在熙熙攘攘的车站大厅里看到一个可疑的黑色塑料袋，观察好久也不见它有主人的样子······如果他是一个关心公益的热心人士，或者哪怕仅仅是一个「好事者」，就有可能打电话向公安消防部门报案。
如果他不知道报案热线号码，或者打过去正好无人接听（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常见的吗？），他也可能会用手机拍一张照片，上传到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并加上他自己的几句猜测性话语。
如果他的这条微博和微信被广泛转发，则可能造成不小的恐慌，而且这条信息在多次传播过程中还可能以讹传讹，不断地被升级、加码，最后变得面目全非。
经验告诉我们，类似的情况大多数事后都会被证明是虚惊一场。也就是说，这位乘客发布了「谣言」，且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按照我先前已经批评过的「事后诸葛亮」的逻辑，他应该受到严厉追查和惩处。
但一个社会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对待那些「好事者」，长此以往，热心公益的人士就会越来越少，所有人都会「理性地」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不惹麻烦的做法。
他们在车站里看到了任何可疑物品的第一反应就是尽快离开那片是非之地，并且绝口不向他人提起。但是，哪怕100起报案中只有一起是真实的，忽视它所造成的不可估量的人身财产损失，也是99次白忙活所无法弥补的。
绝大多数普通公民并不掌握准确判断和正确处理交通事故、易燃易爆物品、地震海啸、伤病急救等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他们只能通过第一时间传播信息来参与这一类公共事件。相信这就是那8位武汉「造谣」市民的初衷，但事实证明，他们的哪怕是猜测，如果得以传播，对社会的影响也多半是正面的。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们发出的这类「报警」信息中的大部分可能事后被证明是虚假的。但如果混淆了故意的造谣和正当的猜测，那么就堵死了社会获知安全隐患的信息通路，这终将造成比「谣言」本身更加严重的危害。
正如我们在这次的武汉新型肺炎疫情发展中已经看到的那样。
我当然绝不是主张社会应当对谣言听之任之，事实上，的确有许多人在利用谣言谋取不法私利，并对他人乃至全社会的利益构成了威胁。他们理应受到惩处。
但我想要对此表达一个观点：在打击「谣言」的问题上，应当采取被动（消极）的立场，而不是主动（积极）的姿态。所谓应当采取被动（消极）的立场，意思是说，不应该在尚未产生可见的具体后果之前就轻率地裁决某个信息是「谣言」。
这是因为，「谣言」之所以是「谣言」，必定会对社会中的某一些人造成损失，不管这种损失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如果有具体的社会主体认为某些「谣言」危害了自己的利益，给自己造成了损失，他们应当被鼓励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可以向法院状告「造谣者」，要求他们赔偿损失，法院会经过一系列调查和辩论程序作出自己的裁决。如果「谣言」的后果严重到一定程度，检察部门也可以介入，对「造谣者」提起刑事诉讼。
不要忘了，「谣言」之所以需要被惩处，是因为它造成了后果。如果我在家里对妻子编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而她根本就没听进去，也没有对任何他人讲过，那么，我的这个所谓「谣言」充其量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玩笑而已。
法律意义上的「后果」都是已经呈现出来、并且可以证明的，而不是无法证明的「潜在」可能性。一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可能存在虚假信息的帖子，假如那些有可能因为这个帖子而蒙受损失的对象自己都没有站出来主张自己的权利，那就说明，不管它是不是谣言，它都没有造成什么实际后果。
这时候，如果官方轻率地站出来严惩「造谣者」，这就违反了基本的法治原则。
结语
这篇文章花了我整整两天时间，为的是及时追踪最新的信息。
就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公寓楼武汉籍邻居的血清化验报告出来了：阳性。
也就是说，他已被确诊为上海市新增的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目前，有关部门让这户人家的其余几人（未有发病症状）继续自行在家隔离。左邻右舍们更加惴惴不安，更加不知接下来会如何？
得知这一确诊消息后，我内心的第一个念头是：如果他们的老家武汉不是把很多力气花在「打击谣言安抚民心」上，而是尽早公开所掌握的一切真实信息，那么，他们显然不会再考虑回武汉过年······接下来我们公寓楼里的一切事端（包括往后还有可能发生的一系列潜在事端，甚至原本和睦的邻里之间的无端责难和纠纷等等）也就不可能再发生。这个小区现在会呈现出一派祥和稳定，真正的祥和稳定。
整个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写于2020年1月25-27日。
世界日报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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