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叫魂》讀解
2016/02/15 來源：國學網
編者按：2016年2月15日，著名漢學家孔飛力去世。孔飛力(Alden Kuhn)是美國著名中國學家、哈佛大學希根森歷史講座教授、東亞文明與語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來的中國社會史、政治史著稱。
孔飛力著作不是很多，每一本書之間出版的間隔都很長，但每一本著作問世都引起轟動，是學術界名副其實的「十年磨一劍」。他的學術著作主要有：《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現代中國的起源》，《故鄉：海外華人歷史的思考》。他還參加過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和《劍橋中華民國史》若干章節的編撰。
本文由《叫魂》翻譯者之一劉昶教授撰文，正如譯者所言，雖然清王朝仍在其峰巔時期，通過叫魂危機，乾隆盛世已經向後人透露出了有關近現代中國許多悲劇之根源的信息：由於腐敗而不負責任的司法制度而變得更令人無法容忍，沒有一個平民百姓會指望從這個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補償。於是，人們會不擇手段地抓住任何趨利避害的機會，並不惜犧牲他人，特別是弱者，來保護和增進自己的利益。更為重要的是，造成這種全社會歇斯底里的社會歷史根源似乎仍舊深植於中國社會的土壤。
以此文，紀念孔飛力先生。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種叫做「叫魂」的妖術恐懼突然在中國爆發。這一妖術恐懼從大清帝國最富庶的江南發端，沿著運河和長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捲了大半個中國。愚夫愚婦們受這種妖術恐懼的支配相信妖術師可以通過人的髮辮、衣物，甚至姓名來盜取其靈魂為自己服務，而靈魂被盜者則會立刻死亡。從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時間裏，整個帝國都被這妖術恐懼動員起來。小民百姓忙著尋找對抗妖術、自我保護的方法，各級官員窮於追緝流竄各地頻頻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廟堂的乾隆皇帝則寢食不安，力圖弄清叫魂恐懼背後的兇險陰謀，並不斷發出諭旨指揮全國的清剿。折騰到年底，在付出了許多無辜的性命和丟掉了許多烏紗帽後，案情真相終於大白，所謂的叫魂恐懼只是一場庸人自擾的醜惡鬧劇：沒有一個妖人被抓獲(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子虛烏有)，沒有一件妖案能坐實，有的只是自擾擾人，造謠誣陷，屈打成招。沮喪失望之餘，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註：《叫魂》(孔飛力著)，已由陳兼、劉昶譯成中文，上海三聯出版社出版。)
這個故事就其本身情節來說已夠精彩，而經過歷史學家的闡幽發微，更可以說出一大堆教訓來，於是就有了孔飛力教授的著作《叫魂》。該書於1990年出版，當年便獲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最高學術獎之一的「李文森獎」，受到廣泛的好評。在《叫魂》一書中，1768年的妖術恐懼被重構為三個不同版本的故事，它們分別敘述了不同社會群體和角色對叫魂妖術的理解和反應，然後作者又從一個更廣闊的角度討論了這一事件的歷史意蘊。
第一個版本是販夫走卒、鄉愚村婦的故事。叫魂恐懼首先在社會底層爆發。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縣城東的水門和橋樑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來自海寧的工程隊投標失敗無功而返，仁和縣的石匠吳東明承攬了修建工程。這件事本來極為普通，卻被鄰近一個寺廟的和尚惡意利用。德清城外有兩座寺廟，觀音殿和慈相寺，觀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則門可羅雀。窮極潦倒的慈相寺和尚為爭奪香火，便利用這個競標事件散佈謠言並發了傳單，說投標失利的海寧石匠為了報復在縣城外去觀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過之人都要遭殃。這個謠言不脛而走，並被添枝加葉，變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盜靈魂來加固水門和橋樑的基礎。由於民間本來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於是有人找上吳東明，求他將寫有自己仇人姓名的紙條打進橋椿里。吳害怕惹出麻煩，將其扭送官府。這個倒霉的傢伙受一頓杖責。但這已經來不及止熄吠影吠聲的謠言，它很快傳遍了江南市鎮鄉村的每一個角落，並繼續擴散。一時間，人們談妖色變，無端地猜疑，蓄意地誣陷，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鬧劇，把大半個中國拖進了一場醜惡的歇斯底里。
在傳統中國，妖術迷信和恐懼對底層大眾來說並非陌生，妖魔鬼怪、閻羅無常本來就是他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這種迷術和恐懼演成這樣全社會的歇斯底里卻並不常見，特別是在所謂的太平盛世。乾隆時代正是清代的所謂盛世，既為盛世何以妖術橫行?第一個版本的故事要回答的正是這樣一個問題。
滿清王朝在經歷了康熙、雍正兩朝的苦心經營和修養生息後，到了乾隆時代達到了其鼎盛階段，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國庫充盈，百姓安居樂業。但在作者看來這個盛世只不過是一個鍍金時代。透過表面的繁榮去探究社會財富的分配以及資源、財富和人口的關係，就可以發現社會深層潛藏的危機以及這些危機在社會意識層面上的反映。清代前期的修養生息、和平發展不僅帶來了經濟和社會的繁榮，也造成了人口的急劇增長，在整個十八世紀，中國的人口翻了一番，達到三億多。人口壓力的增加意味著生存競爭的加劇。對於處在社會底層又在經濟落後的邊緣地區的人們來說這加劇的競爭可以隨時奪去他們生存的機會和權利，將他們裹挾到無家可歸的流浪乞討者大軍中去。正是他們成了民間妖術恐懼所攻擊的首當其衝的目標，也是官府清剿的主要對象。
對大多數比較幸運的人們來說，特別是生活在富庶的經濟中心如江南地區的人們來說，盛世的繁榮意味著他們還能通過辛勤勞作維持溫飽。但是他們同樣感受到生存競爭的嚴酷，對眼前和未來的生活缺乏安全感。當叫魂妖術的謠言在地方上一傳開，他們脆弱的神經立刻繃得緊緊的，唯恐自己成為妖術的受害者。他們無法分辨謠言與真實，因為鬼神迷信本來就是他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他們的不安全感使他們變得更為神經過敏，所以對謠言他們寧信其有，不信其無。對地方社會來說，流浪的乞丐不僅討厭，而且易欺，他們是社會上最弱勢的一群，沒有任何權力，不論官府還是民間社會，來保護他們。相比之下，無權無勢的小民百姓都可以對他們任意威福，把自己的焦慮、不滿、憤怒、沮喪發泄到他們身上。在叫魂危機中，許多所謂的妖術案都是小民百姓或衙門胥吏、地方棍徒對流浪乞丐和遊方僧道的攻擊，這樣的眾暴寡、強凌弱是整個叫魂危機中常見的醜惡鬧劇。許多無辜的乞丐游僧就慘死在這種暴民的攻擊之下，成為叫魂恐懼的犧牲品。
2016/02/15 來源：國學網
編者按：2016年2月15日，著名漢學家孔飛力去世。孔飛力(Alden Kuhn)是美國著名中國學家、哈佛大學希根森歷史講座教授、東亞文明與語言系主任，以研究晚清以來的中國社會史、政治史著稱。
孔飛力著作不是很多，每一本書之間出版的間隔都很長，但每一本著作問世都引起轟動，是學術界名副其實的「十年磨一劍」。他的學術著作主要有：《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現代中國的起源》，《故鄉：海外華人歷史的思考》。他還參加過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和《劍橋中華民國史》若干章節的編撰。
本文由《叫魂》翻譯者之一劉昶教授撰文，正如譯者所言，雖然清王朝仍在其峰巔時期，通過叫魂危機，乾隆盛世已經向後人透露出了有關近現代中國許多悲劇之根源的信息：由於腐敗而不負責任的司法制度而變得更令人無法容忍，沒有一個平民百姓會指望從這個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補償。於是，人們會不擇手段地抓住任何趨利避害的機會，並不惜犧牲他人，特別是弱者，來保護和增進自己的利益。更為重要的是，造成這種全社會歇斯底里的社會歷史根源似乎仍舊深植於中國社會的土壤。
以此文，紀念孔飛力先生。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種叫做「叫魂」的妖術恐懼突然在中國爆發。這一妖術恐懼從大清帝國最富庶的江南發端，沿著運河和長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捲了大半個中國。愚夫愚婦們受這種妖術恐懼的支配相信妖術師可以通過人的髮辮、衣物，甚至姓名來盜取其靈魂為自己服務，而靈魂被盜者則會立刻死亡。從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時間裏，整個帝國都被這妖術恐懼動員起來。小民百姓忙著尋找對抗妖術、自我保護的方法，各級官員窮於追緝流竄各地頻頻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廟堂的乾隆皇帝則寢食不安，力圖弄清叫魂恐懼背後的兇險陰謀，並不斷發出諭旨指揮全國的清剿。折騰到年底，在付出了許多無辜的性命和丟掉了許多烏紗帽後，案情真相終於大白，所謂的叫魂恐懼只是一場庸人自擾的醜惡鬧劇：沒有一個妖人被抓獲(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子虛烏有)，沒有一件妖案能坐實，有的只是自擾擾人，造謠誣陷，屈打成招。沮喪失望之餘，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註：《叫魂》(孔飛力著)，已由陳兼、劉昶譯成中文，上海三聯出版社出版。)
這個故事就其本身情節來說已夠精彩，而經過歷史學家的闡幽發微，更可以說出一大堆教訓來，於是就有了孔飛力教授的著作《叫魂》。該書於1990年出版，當年便獲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最高學術獎之一的「李文森獎」，受到廣泛的好評。在《叫魂》一書中，1768年的妖術恐懼被重構為三個不同版本的故事，它們分別敘述了不同社會群體和角色對叫魂妖術的理解和反應，然後作者又從一個更廣闊的角度討論了這一事件的歷史意蘊。
第一個版本是販夫走卒、鄉愚村婦的故事。叫魂恐懼首先在社會底層爆發。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縣城東的水門和橋樑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來自海寧的工程隊投標失敗無功而返，仁和縣的石匠吳東明承攬了修建工程。這件事本來極為普通，卻被鄰近一個寺廟的和尚惡意利用。德清城外有兩座寺廟，觀音殿和慈相寺，觀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則門可羅雀。窮極潦倒的慈相寺和尚為爭奪香火，便利用這個競標事件散佈謠言並發了傳單，說投標失利的海寧石匠為了報復在縣城外去觀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過之人都要遭殃。這個謠言不脛而走，並被添枝加葉，變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盜靈魂來加固水門和橋樑的基礎。由於民間本來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於是有人找上吳東明，求他將寫有自己仇人姓名的紙條打進橋椿里。吳害怕惹出麻煩，將其扭送官府。這個倒霉的傢伙受一頓杖責。但這已經來不及止熄吠影吠聲的謠言，它很快傳遍了江南市鎮鄉村的每一個角落，並繼續擴散。一時間，人們談妖色變，無端地猜疑，蓄意地誣陷，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鬧劇，把大半個中國拖進了一場醜惡的歇斯底里。
在傳統中國，妖術迷信和恐懼對底層大眾來說並非陌生，妖魔鬼怪、閻羅無常本來就是他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這種迷術和恐懼演成這樣全社會的歇斯底里卻並不常見，特別是在所謂的太平盛世。乾隆時代正是清代的所謂盛世，既為盛世何以妖術橫行?第一個版本的故事要回答的正是這樣一個問題。
滿清王朝在經歷了康熙、雍正兩朝的苦心經營和修養生息後，到了乾隆時代達到了其鼎盛階段，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國庫充盈，百姓安居樂業。但在作者看來這個盛世只不過是一個鍍金時代。透過表面的繁榮去探究社會財富的分配以及資源、財富和人口的關係，就可以發現社會深層潛藏的危機以及這些危機在社會意識層面上的反映。清代前期的修養生息、和平發展不僅帶來了經濟和社會的繁榮，也造成了人口的急劇增長，在整個十八世紀，中國的人口翻了一番，達到三億多。人口壓力的增加意味著生存競爭的加劇。對於處在社會底層又在經濟落後的邊緣地區的人們來說這加劇的競爭可以隨時奪去他們生存的機會和權利，將他們裹挾到無家可歸的流浪乞討者大軍中去。正是他們成了民間妖術恐懼所攻擊的首當其衝的目標，也是官府清剿的主要對象。
對大多數比較幸運的人們來說，特別是生活在富庶的經濟中心如江南地區的人們來說，盛世的繁榮意味著他們還能通過辛勤勞作維持溫飽。但是他們同樣感受到生存競爭的嚴酷，對眼前和未來的生活缺乏安全感。當叫魂妖術的謠言在地方上一傳開，他們脆弱的神經立刻繃得緊緊的，唯恐自己成為妖術的受害者。他們無法分辨謠言與真實，因為鬼神迷信本來就是他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他們的不安全感使他們變得更為神經過敏，所以對謠言他們寧信其有，不信其無。對地方社會來說，流浪的乞丐不僅討厭，而且易欺，他們是社會上最弱勢的一群，沒有任何權力，不論官府還是民間社會，來保護他們。相比之下，無權無勢的小民百姓都可以對他們任意威福，把自己的焦慮、不滿、憤怒、沮喪發泄到他們身上。在叫魂危機中，許多所謂的妖術案都是小民百姓或衙門胥吏、地方棍徒對流浪乞丐和遊方僧道的攻擊，這樣的眾暴寡、強凌弱是整個叫魂危機中常見的醜惡鬧劇。許多無辜的乞丐游僧就慘死在這種暴民的攻擊之下，成為叫魂恐懼的犧牲品。
叫魂案的第二個版本是各級官僚的故事。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們是飽讀詩書的知識階級，他們不會那麼輕易地相信叫魂妖術。再說官僚士大夫一般不會有小民百姓的那種朝不保夕的衣食之憂，他們對妖術謠言也不會有切身的恐懼和不安。不過各級官員大都有守土之責，他們即使不信妖術，也不可能不擔心民間妖術恐懼對地方治安可能造成的後果。無論於公(維持治安)還是於私(保住烏紗帽)，妖術和妖術恐懼對他們都構成一種威脅，使他們不得不認真對待。
有意思的是，各級官員們儘管職位處境不同，品德操守各異，他們在妖術恐懼初起時的因應之道卻大致相同。他們都力圖息事寧人，安撫民間的恐慌，制止謠言的流傳，打擊無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門胥吏和地方棍徒。雖然剪割髮辮的所謂妖術似乎在挑戰滿清王朝的剃髮制度，沒有人小題大做，把這種妖術恐懼與叛亂謀反聯繫在一起，並將其當做緊急的非常事件奏報朝廷。
按照常規，地方官(首先是知縣)有責任維持自己轄區的治安，並將所有超出杖責處罰的刑案報告省巡撫法庭，而死刑案則要由皇帝親自審核。《清律》將多種妖術定為死罪，據此叫魂案似乎也應該移送省庭，並最終移送北京。表面上看來，對妖案無論是就地處理還是奏報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職責範圍內的公務，而奏報朝廷還可以減輕他們自己的責任。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如果把發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轄區和職權範圍之內，地方官就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規獨立全權地來處理，而不必受制於專斷獨裁的君權。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捲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優遊從容的常規就會被打亂，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於君權的反覆無常的淫威之下。對地方官來說，要避免這樣的結果，最好的辦法就是息事寧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懼局限在自己轄區和職權範圍內，對朝廷封鎖有關的信息。因為按照官僚責任制的常規，一項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確認，地方官員就不會因為對此項「罪行」失察而受懲罰。這就是為什麼在叫魂危機發生的最初兩個月里，沒有一個官員主動向乾隆皇帝報告過地方上發生的妖術恐懼。各省官僚的這種默契，織成了一張官官相護的網絡，共同對皇帝封鎖消息。
雖然乾隆皇帝暫時被自己的地方官員們蒙蔽，但他在各省有自己的眼線。通過這一獨立於官僚體制的情報來源，他終於知道了春天在江南發生的那些「叫魂案」。一旦面臨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懲罰，各省官僚間原先的那種默契立刻不攻自破。山東巡撫富尼漢搶先一步，在本省發動了對叫魂妖術的圍捕，各省也隨著跟進。很快地，山東就抓獲了許多「妖黨」、從妖黨的「口供」中得知掀起這場叫魂恐懼的「妖首」就潛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東看齊，並令江南各省緝拿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壓力下，整個官僚體制終於被動員起來，一場對叫魂妖術的清剿迅速在全國展開。這場清剿持續了好幾個月，在製造了無數冤案，戕害了許多無辜無助的性命之後，才因破綻百出而被迫叫停。
和官僚們的故事不同，叫魂案的第三個版本是專制君主乾隆(在《叫魂》一書中，作者在提到乾隆皇帝時都是徑用其本名弘曆)的版本。雖然乾隆皇帝只是一個人，他代表的卻是滿清帝國的整個制度。不管他是否相信妖術本身，在他眼中，妖術的威脅及其背後所隱藏的政治陰謀是確實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辮妖術來煽動(漢)人們對清帝國的仇恨，並陰謀挑起反滿叛亂。所以，當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懼，就立刻發動了對妖術的清剿。不僅如此，叫魂危機中官僚們的表現更讓他憤怒和失望，並強化了他對官僚們、特別是對漢官僚們長期來抱有的猜忌。在他看來，正是官僚們的滿軒怠惰、敷衍塞責、欺上瞞下、官官相護才使得「妖術」在帝國的江南腹心橫行無阻，並像瘟疫一樣迅速蔓延。對帝國來說，這種官場的腐敗積習同樣是一種威脅，其危害程度並不亞於民間的妖術。這種腐敗積習是以江南為中心的漢官僚—士大夫文化的毒癰，它侵蝕著滿清帝國的活力，腐化著滿洲統治精英的道德士氣。要清剿妖術，必須首先對這樣一部官僚機器加以整肅。
乾隆從一開始就對這樣一場包含內外兩條戰線的清剿傾注了全副的精力和熱忱。他坐鎮北京和承德行宮，通過與各省督撫間的秘密通訊渠道，直接指揮著各省的清剿。一時間，清剿成了帝國的頭等大事，各種行政常規，如田賦、科舉、河工、鹽政、肅貪，都要為其讓路。對清剿的任何延誤都將受到嚴厲懲罰。各省的清剿奏章雪片般地飛抵乾隆的御前，在加上他的御批指示後又迅速回到奏報人手中。乾隆運用其君主權威和帝王手段對他的督撫們不停地激勵鞭策和訓斥威脅，把這場兩條戰線的清剿上演得有聲有色，緊張激烈。
隨著清剿的展開，妖術案的破綻越來越多，但這並不能輕易動搖乾隆的意志和決心。他一方面命令各省將重要的叫魂嫌犯解往北京、承德，由他的軍機大臣們直接會審;另一方面他對各省官員們施加了更大的壓力。他埋怨地方官員繼續敷衍姑息(這是事實)，致使妖首至今逍遙法外;又埋怨他們濫捕充數，濫刑求供(這也是事實)，使得案情益加撲朔迷離，茫無頭緒。他對官僚們的憤怒和失望隨著案情的展開也日益加劇。清剿越來越成了他與各省官僚間的暗中較勁，僅僅是為了整肅他們，清剿也必須毫不猶豫地繼續下去。不過，至此為止，乾隆並未處罰過一個官員，並不是他不想這樣做，而是時機未到。如他自己對督撫們說的，這時若懲罰官員，誰還會真心實力去從事清剿?顯然，乾隆在準備秋後算帳。
乾隆的軍機大臣對押解來京的嫌犯反覆地交叉審訊，終於發現整個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場冤案，而且冤獄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們的想像。迄今為止他們一直協助皇上在進行這場清剿，不過現在他們不得不考慮如何善後。為了避免整個朝廷陷入更大的尷尬，他們顯然表現了相當的道德勇氣。乾隆畢竟還不是昏君，他很快接受了軍機大臣們的建議，下令停止清剿。不過乾隆不甘心認錯，在下令叫停的諭旨中，他仍然堅持妖術陰謀的存在，只是由於各級官僚的玩忽職守，才導致妖首至今逍遙法外。所以各級官員仍應保持高度警惕。有了這樣一個說辭，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對各級官僚加以清算。絕大多數官僚都因玩忽職守而受降職、革職和流放的處罰，包括六名現任和前任江浙督撫。作為平衡，一些濫刑無辜以求假供的官員也受到懲罰。相比之下，在清剿中濫捕濫刑，給朝廷和官僚機器製造了最多麻煩的山東巡撫富尼漢(所有關於叫魂陰謀的供詞都是山東嫌犯在重刑之下編造出來的)卻只受到相當輕微的責罰：他被貶為山西布政使，革職留任。當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乾隆在為自己開脫。
在講完了三個不同版本的故事後，作者又進一步討論了叫魂故事背後的歷史意蘊。按照作者的分析，叫魂故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傳統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的一些基本問題。
在傳統的中國政治生活中，君主和官僚是同一制度中的兩個方面。官僚的職責是維持帝國政治機器的日常運轉，管理帝國的各級行政。官僚就其本性來說，傾向於按常規辦事。從積極的方面來說，這種傾向有助於政治的理性化發展，但其消極方面則是助長官僚主義的惰性。官僚制常規權力的發展必然對君主的專斷權力造成威脅。在傳統中國的制度安排中，君主的權力是專斷的和絕對的，其職責是制定重大決策和對官僚機器進行控制。如果聽任官僚制度朝常規理性(和惰性)的方向發展，君主就會逐漸喪失其決策和控制官僚的專斷權力，成為官僚制度的傀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韋伯爭論說，君主的專斷權力和官僚的常規權力是相互消長排斥的，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專制君主屈從於官僚理性化的常規。
但是作者不同意這樣的論斷。他認為在中國的制度中，專斷權力和常規權力並不一定格格不入，而很可能有和平相處之道。因此他把傳統的中國政治制度定義為「官僚君主制」。那麼，君主的專斷權力和官僚的常規權力是如何和平相處，特別重要的是，君主是如何實現其對官僚的控制的呢?作者通過對叫魂妖術危機的進一步討論，提出了「政治罪」這樣一個概念。孔飛力強調是政治罪為帝國政治的運作提供了燃料。按照他的定義，政治罪指的是威脅帝國安全的各種形式的謀反，它們是超出常規的非常事件，無法由官僚制度的行政常規來處理。這種非常的形勢給了君主極大的自由來動員、驅策和整肅他的官僚，並強化他對官僚機器的控制(因為在常規情況下，一切行政事務都可以、而且應該照章辦事，專制君主也不得不遵守由這些行政則例所定下的遊戲規則，這種常規的管理給君主的活動留下的空間有限)。在叫魂危機中，乾隆皇帝正是利用了妖術恐懼這樣的非常事件，迫使整個官僚機器把清剿當做壓倒一切的政治，並以清剿的表現來賞罰官僚，從而強化他對官僚的控制的。
雖然政治罪這個概念有助於我們認識中國政治中君主和官僚之間的錯綜複雜的權力關係，但我覺得它卻不能從根本上否認韋伯關於君主專斷權力和官僚的常規權力此消彼長的立論。因為從理論上來說，君主的權力應該是絕對的，他對官僚的有效控制本應是常規框架之內的安排，而無須藉助政治罪這樣的非常事件來大做文章。一旦他需要藉助非常事件來強調他的專制權力，這已經表明他無法在常規領域內對他的官僚實行有效控制。孔飛力本人也不得不承認在乾隆時期滿清政治的發展已到了這樣的階段，這時君主要「實現對官僚的有力有序和可靠的控制已變得十分困難」，因而政治罪就成為君主「不可或缺」的手段，以達到其「不如此就無法達到的目標：對有權有勢的官僚精英的帝王控制。」從常規控制到非常規手段的這種轉變不正說明，面對官僚體制，君主的絕對權力在逐步削弱嗎?事實上，到了帝國和王朝的後期，專制君主運用政治罪那樣的非常事件來強化對官僚的控制也變得越來越困難、越來越少見。乾隆以後，類似的叫魂恐懼又曾在民間發生多次，但沒有一個滿清君主抓住它們大做文章。除了形勢境遇的不同外，難道就沒有韋伯的「咒語」在起作用嗎?
與其對傳統政治的分析相比，我覺得作者對傳統中國社會的分析更為精彩，雖然書中這部分的篇幅遠比前者所佔要少得多。叫魂恐懼為什麼會演變成這樣醜惡的社會歇斯底里?除了專制君主乾隆的蓄意利用和許多官員的濫捕濫刑以圖邀功補過外，它主要和民間社會的心態和行為有關。讀《叫魂》一書我們可以看到，在近代中國的前夜，整個社會充滿了一股戾氣，用作者的話說，叫魂恐懼向人們「凸顯了一個特別令人不快的方面：即以怨怨相報為形式廣泛瀰漫的社會敵視。」雖然清王朝仍在其峰巔時期，通過叫魂危機，乾隆盛世已經向後人透露出了有關近現代中國許多悲劇之根源的信息。這是一個人口過度增長，人均資源比例惡化，並受社會道德不斷墮落所困擾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們懷疑他們可以通過辛勤工作來改善他們的境況。這種情況「由於腐敗而不負責任的司法制度而變得更令人無法容忍，沒有一個平民百姓會指望從這個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補償。」於是，人們會不擇手段地抓住任何趨利避害的機會，並不惜犧牲他人，特別是弱者，來保護和增進自己的利益。妖術和妖術恐懼恰好觸到了民間社會的這根神經。而官府發動的清剿則把作為一種潛在威脅的妖術恐懼變成了一種實在的生存鬥爭，把廣泛瀰漫社會的怨怨相報的相互敵視變成了實實在在的相互攻擊。下面這段精彩的引文就是這場全社會的歇斯底里的真實寫照：
一旦官府對妖術的清剿正式發動，人們就有了很好的機會來清算宿怨或謀取私利。這是扔在大街上已經上了膛的武器，每個人，無論強壯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這個權力對普通民眾來說向來稀缺的社會裏，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成為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利。對任何受到橫暴的族人或貪婪的債主逼迫的人來說，這一權力為他們提供了解脫。對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塊盾牌。對任何想撈取好處的人，它提供了獎賞。對妒嫉者，它是一種補償;對惡棍，它是一種權力;對虐待狂，它是一種樂趣。」(註：孔飛力：《叫魂》英文原版，第228—229頁。)
值得悲嘆的是，這種醜惡的全社會歇斯底里在近現代中國還一再地重演，並在本世紀六、七十年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相信任何一個有幸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讀到這裏都會有似曾相似之慨。更為重要的是，造成這種全社會歇斯底里的社會歷史根源似乎仍舊深植於中國社會的土壤，正因為如此，把此書譯介給國內的讀者就不會是毫無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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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各級官員們儘管職位處境不同，品德操守各異，他們在妖術恐懼初起時的因應之道卻大致相同。他們都力圖息事寧人，安撫民間的恐慌，制止謠言的流傳，打擊無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門胥吏和地方棍徒。雖然剪割髮辮的所謂妖術似乎在挑戰滿清王朝的剃髮制度，沒有人小題大做，把這種妖術恐懼與叛亂謀反聯繫在一起，並將其當做緊急的非常事件奏報朝廷。
按照常規，地方官(首先是知縣)有責任維持自己轄區的治安，並將所有超出杖責處罰的刑案報告省巡撫法庭，而死刑案則要由皇帝親自審核。《清律》將多種妖術定為死罪，據此叫魂案似乎也應該移送省庭，並最終移送北京。表面上看來，對妖案無論是就地處理還是奏報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職責範圍內的公務，而奏報朝廷還可以減輕他們自己的責任。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如果把發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轄區和職權範圍之內，地方官就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規獨立全權地來處理，而不必受制於專斷獨裁的君權。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捲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優遊從容的常規就會被打亂，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於君權的反覆無常的淫威之下。對地方官來說，要避免這樣的結果，最好的辦法就是息事寧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懼局限在自己轄區和職權範圍內，對朝廷封鎖有關的信息。因為按照官僚責任制的常規，一項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確認，地方官員就不會因為對此項「罪行」失察而受懲罰。這就是為什麼在叫魂危機發生的最初兩個月里，沒有一個官員主動向乾隆皇帝報告過地方上發生的妖術恐懼。各省官僚的這種默契，織成了一張官官相護的網絡，共同對皇帝封鎖消息。
雖然乾隆皇帝暫時被自己的地方官員們蒙蔽，但他在各省有自己的眼線。通過這一獨立於官僚體制的情報來源，他終於知道了春天在江南發生的那些「叫魂案」。一旦面臨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懲罰，各省官僚間原先的那種默契立刻不攻自破。山東巡撫富尼漢搶先一步，在本省發動了對叫魂妖術的圍捕，各省也隨著跟進。很快地，山東就抓獲了許多「妖黨」、從妖黨的「口供」中得知掀起這場叫魂恐懼的「妖首」就潛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東看齊，並令江南各省緝拿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壓力下，整個官僚體制終於被動員起來，一場對叫魂妖術的清剿迅速在全國展開。這場清剿持續了好幾個月，在製造了無數冤案，戕害了許多無辜無助的性命之後，才因破綻百出而被迫叫停。
和官僚們的故事不同，叫魂案的第三個版本是專制君主乾隆(在《叫魂》一書中，作者在提到乾隆皇帝時都是徑用其本名弘曆)的版本。雖然乾隆皇帝只是一個人，他代表的卻是滿清帝國的整個制度。不管他是否相信妖術本身，在他眼中，妖術的威脅及其背後所隱藏的政治陰謀是確實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辮妖術來煽動(漢)人們對清帝國的仇恨，並陰謀挑起反滿叛亂。所以，當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懼，就立刻發動了對妖術的清剿。不僅如此，叫魂危機中官僚們的表現更讓他憤怒和失望，並強化了他對官僚們、特別是對漢官僚們長期來抱有的猜忌。在他看來，正是官僚們的滿軒怠惰、敷衍塞責、欺上瞞下、官官相護才使得「妖術」在帝國的江南腹心橫行無阻，並像瘟疫一樣迅速蔓延。對帝國來說，這種官場的腐敗積習同樣是一種威脅，其危害程度並不亞於民間的妖術。這種腐敗積習是以江南為中心的漢官僚—士大夫文化的毒癰，它侵蝕著滿清帝國的活力，腐化著滿洲統治精英的道德士氣。要清剿妖術，必須首先對這樣一部官僚機器加以整肅。
乾隆從一開始就對這樣一場包含內外兩條戰線的清剿傾注了全副的精力和熱忱。他坐鎮北京和承德行宮，通過與各省督撫間的秘密通訊渠道，直接指揮著各省的清剿。一時間，清剿成了帝國的頭等大事，各種行政常規，如田賦、科舉、河工、鹽政、肅貪，都要為其讓路。對清剿的任何延誤都將受到嚴厲懲罰。各省的清剿奏章雪片般地飛抵乾隆的御前，在加上他的御批指示後又迅速回到奏報人手中。乾隆運用其君主權威和帝王手段對他的督撫們不停地激勵鞭策和訓斥威脅，把這場兩條戰線的清剿上演得有聲有色，緊張激烈。
隨著清剿的展開，妖術案的破綻越來越多，但這並不能輕易動搖乾隆的意志和決心。他一方面命令各省將重要的叫魂嫌犯解往北京、承德，由他的軍機大臣們直接會審;另一方面他對各省官員們施加了更大的壓力。他埋怨地方官員繼續敷衍姑息(這是事實)，致使妖首至今逍遙法外;又埋怨他們濫捕充數，濫刑求供(這也是事實)，使得案情益加撲朔迷離，茫無頭緒。他對官僚們的憤怒和失望隨著案情的展開也日益加劇。清剿越來越成了他與各省官僚間的暗中較勁，僅僅是為了整肅他們，清剿也必須毫不猶豫地繼續下去。不過，至此為止，乾隆並未處罰過一個官員，並不是他不想這樣做，而是時機未到。如他自己對督撫們說的，這時若懲罰官員，誰還會真心實力去從事清剿?顯然，乾隆在準備秋後算帳。
乾隆的軍機大臣對押解來京的嫌犯反覆地交叉審訊，終於發現整個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場冤案，而且冤獄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們的想像。迄今為止他們一直協助皇上在進行這場清剿，不過現在他們不得不考慮如何善後。為了避免整個朝廷陷入更大的尷尬，他們顯然表現了相當的道德勇氣。乾隆畢竟還不是昏君，他很快接受了軍機大臣們的建議，下令停止清剿。不過乾隆不甘心認錯，在下令叫停的諭旨中，他仍然堅持妖術陰謀的存在，只是由於各級官僚的玩忽職守，才導致妖首至今逍遙法外。所以各級官員仍應保持高度警惕。有了這樣一個說辭，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對各級官僚加以清算。絕大多數官僚都因玩忽職守而受降職、革職和流放的處罰，包括六名現任和前任江浙督撫。作為平衡，一些濫刑無辜以求假供的官員也受到懲罰。相比之下，在清剿中濫捕濫刑，給朝廷和官僚機器製造了最多麻煩的山東巡撫富尼漢(所有關於叫魂陰謀的供詞都是山東嫌犯在重刑之下編造出來的)卻只受到相當輕微的責罰：他被貶為山西布政使，革職留任。當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乾隆在為自己開脫。
在講完了三個不同版本的故事後，作者又進一步討論了叫魂故事背後的歷史意蘊。按照作者的分析，叫魂故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傳統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的一些基本問題。
在傳統的中國政治生活中，君主和官僚是同一制度中的兩個方面。官僚的職責是維持帝國政治機器的日常運轉，管理帝國的各級行政。官僚就其本性來說，傾向於按常規辦事。從積極的方面來說，這種傾向有助於政治的理性化發展，但其消極方面則是助長官僚主義的惰性。官僚制常規權力的發展必然對君主的專斷權力造成威脅。在傳統中國的制度安排中，君主的權力是專斷的和絕對的，其職責是制定重大決策和對官僚機器進行控制。如果聽任官僚制度朝常規理性(和惰性)的方向發展，君主就會逐漸喪失其決策和控制官僚的專斷權力，成為官僚制度的傀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韋伯爭論說，君主的專斷權力和官僚的常規權力是相互消長排斥的，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專制君主屈從於官僚理性化的常規。
但是作者不同意這樣的論斷。他認為在中國的制度中，專斷權力和常規權力並不一定格格不入，而很可能有和平相處之道。因此他把傳統的中國政治制度定義為「官僚君主制」。那麼，君主的專斷權力和官僚的常規權力是如何和平相處，特別重要的是，君主是如何實現其對官僚的控制的呢?作者通過對叫魂妖術危機的進一步討論，提出了「政治罪」這樣一個概念。孔飛力強調是政治罪為帝國政治的運作提供了燃料。按照他的定義，政治罪指的是威脅帝國安全的各種形式的謀反，它們是超出常規的非常事件，無法由官僚制度的行政常規來處理。這種非常的形勢給了君主極大的自由來動員、驅策和整肅他的官僚，並強化他對官僚機器的控制(因為在常規情況下，一切行政事務都可以、而且應該照章辦事，專制君主也不得不遵守由這些行政則例所定下的遊戲規則，這種常規的管理給君主的活動留下的空間有限)。在叫魂危機中，乾隆皇帝正是利用了妖術恐懼這樣的非常事件，迫使整個官僚機器把清剿當做壓倒一切的政治，並以清剿的表現來賞罰官僚，從而強化他對官僚的控制的。
雖然政治罪這個概念有助於我們認識中國政治中君主和官僚之間的錯綜複雜的權力關係，但我覺得它卻不能從根本上否認韋伯關於君主專斷權力和官僚的常規權力此消彼長的立論。因為從理論上來說，君主的權力應該是絕對的，他對官僚的有效控制本應是常規框架之內的安排，而無須藉助政治罪這樣的非常事件來大做文章。一旦他需要藉助非常事件來強調他的專制權力，這已經表明他無法在常規領域內對他的官僚實行有效控制。孔飛力本人也不得不承認在乾隆時期滿清政治的發展已到了這樣的階段，這時君主要「實現對官僚的有力有序和可靠的控制已變得十分困難」，因而政治罪就成為君主「不可或缺」的手段，以達到其「不如此就無法達到的目標：對有權有勢的官僚精英的帝王控制。」從常規控制到非常規手段的這種轉變不正說明，面對官僚體制，君主的絕對權力在逐步削弱嗎?事實上，到了帝國和王朝的後期，專制君主運用政治罪那樣的非常事件來強化對官僚的控制也變得越來越困難、越來越少見。乾隆以後，類似的叫魂恐懼又曾在民間發生多次，但沒有一個滿清君主抓住它們大做文章。除了形勢境遇的不同外，難道就沒有韋伯的「咒語」在起作用嗎?
與其對傳統政治的分析相比，我覺得作者對傳統中國社會的分析更為精彩，雖然書中這部分的篇幅遠比前者所佔要少得多。叫魂恐懼為什麼會演變成這樣醜惡的社會歇斯底里?除了專制君主乾隆的蓄意利用和許多官員的濫捕濫刑以圖邀功補過外，它主要和民間社會的心態和行為有關。讀《叫魂》一書我們可以看到，在近代中國的前夜，整個社會充滿了一股戾氣，用作者的話說，叫魂恐懼向人們「凸顯了一個特別令人不快的方面：即以怨怨相報為形式廣泛瀰漫的社會敵視。」雖然清王朝仍在其峰巔時期，通過叫魂危機，乾隆盛世已經向後人透露出了有關近現代中國許多悲劇之根源的信息。這是一個人口過度增長，人均資源比例惡化，並受社會道德不斷墮落所困擾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們懷疑他們可以通過辛勤工作來改善他們的境況。這種情況「由於腐敗而不負責任的司法制度而變得更令人無法容忍，沒有一個平民百姓會指望從這個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補償。」於是，人們會不擇手段地抓住任何趨利避害的機會，並不惜犧牲他人，特別是弱者，來保護和增進自己的利益。妖術和妖術恐懼恰好觸到了民間社會的這根神經。而官府發動的清剿則把作為一種潛在威脅的妖術恐懼變成了一種實在的生存鬥爭，把廣泛瀰漫社會的怨怨相報的相互敵視變成了實實在在的相互攻擊。下面這段精彩的引文就是這場全社會的歇斯底里的真實寫照：
一旦官府對妖術的清剿正式發動，人們就有了很好的機會來清算宿怨或謀取私利。這是扔在大街上已經上了膛的武器，每個人，無論強壯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這個權力對普通民眾來說向來稀缺的社會裏，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成為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利。對任何受到橫暴的族人或貪婪的債主逼迫的人來說，這一權力為他們提供了解脫。對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塊盾牌。對任何想撈取好處的人，它提供了獎賞。對妒嫉者，它是一種補償;對惡棍，它是一種權力;對虐待狂，它是一種樂趣。」(註：孔飛力：《叫魂》英文原版，第228—229頁。)
值得悲嘆的是，這種醜惡的全社會歇斯底里在近現代中國還一再地重演，並在本世紀六、七十年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相信任何一個有幸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讀到這裏都會有似曾相似之慨。更為重要的是，造成這種全社會歇斯底里的社會歷史根源似乎仍舊深植於中國社會的土壤，正因為如此，把此書譯介給國內的讀者就不會是毫無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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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昶："盛世危言" ——《叫魂》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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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12-06-21 09:17:22
進入專題： 盛世危言 叫魂 孔飛力
● 劉昶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種叫做"叫魂"的妖術恐懼突然在中國爆發。這一妖術恐懼從大清帝國最富庶的江南發端，沿著運河和長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捲了大半個中國。愚夫愚婦們受這種妖術恐懼的支配相信妖術師可以通過人的發辮、衣物，甚至姓名來盜取其靈魂為自己服務，而靈魂被盜者則會立刻死亡。從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時間里，整個帝國都被這妖術恐懼動員起來。小民百姓忙著尋找對抗妖術、自我保護的方法，各級官員窮於追緝流竄各地頻頻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廟堂的乾隆皇帝則寢食不安，力圖弄清叫魂恐懼背後的凶險陰謀，並不斷發出諭旨指揮全國的清剿。折騰到年底，在付出了許多無辜的性命和丟掉了許多烏紗帽後，案情真相終於大白，所謂的叫魂恐懼只是一場庸人自擾的醜惡鬧劇：沒有一個妖人被抓獲（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子虛烏有），沒有一件妖案能坐實，有的只是自擾擾人，造謠誣陷，屈打成招。沮喪失望之餘，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註：《叫魂》（孔飛力著），已由陳兼、劉昶譯成中文，上海三聯出版社出版。）
這個故事就其本身情節來說已夠精彩，而經過歷史學家的闡幽發微，更可以說出一大堆教訓來，於是就有了孔飛力教授的著作《叫魂》。該書於1990年出版，當年便獲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最高學術獎之一的"李文森獎"，受到廣泛的好評。在《叫魂》一書中，1768年的妖術恐懼被重構為三個不同版本的故事，它們分別敘述了不同社會群體和角色對叫魂妖術的理解和反應，然後作者又從一個更廣闊的角度討論了這一事件的歷史意蘊。
第一個版本是販夫走卒、鄉愚村婦的故事。叫魂恐懼首先在社會底層爆發。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縣城東的水門和橋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來自海寧的工程隊投標失敗無功而返，仁和縣的石匠吳東明承攬了修建工程。這件事本來極為普通，卻被鄰近一個寺廟的和尚惡意利用。德清城外有兩座寺廟，觀音殿和慈相寺，觀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則門可羅雀。窮極潦倒的慈相寺和尚為爭奪香火，便利用這個競標事件散佈謠言並發了傳單，說投標失利的海寧石匠為了報復在縣城外去觀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過之人都要遭殃。這個謠言不脛而走，並被添枝加葉，變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盜靈魂來加固水門和橋梁的基礎。由於民間本來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於是有人找上吳東明，求他將寫有自己仇人姓名的紙條打進橋椿里。吳害怕惹出麻煩，將其扭送官府。這個倒霉的家夥受一頓杖責。但這已經來不及止熄吠影吠聲的謠言，它很快傳遍了江南市鎮鄉村的每一個角落，並繼續擴散。一時間，人們談妖色變，無端地猜疑，蓄意地誣陷，演出了一齣又一齣鬧劇，把大半個中國拖進了一場醜惡的歇斯底裡。
在傳統中國，妖術迷信和恐懼對底層大眾來說並非陌生，妖魔鬼怪、閻羅無常本來就是他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這種迷術和恐懼演成這樣全社會的歇斯底裡卻並不常見，特別是在所謂的太平盛世。乾隆時代正是清代的所謂盛世，既為盛世何以妖術橫行？第一個版本的故事要回答的正是這樣一個問題。
滿清王朝在經歷了康熙、雍正兩朝的苦心經營和修養生息後，到了乾隆時代達到了其鼎盛階段，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國庫充盈，百姓安居樂業。但在作者看來這個盛世只不過是一個鍍金時代。透過錶面的繁榮去探究社會財富的分配以及資源、財富和人口的關系，就可以發現社會深層潛藏的危機以及這些危機在社會意識層面上的反映。清代前期的修養生息、和平發展不僅帶來了經濟和社會的繁榮，也造成了人口的急劇增長，在整個十八世紀，中國的人口翻了一番，達到三億多。人口壓力的增加意味著生存競爭的加劇。對於處在社會底層又在經濟落後的邊緣地區的人們來說這加劇的競爭可以隨時奪去他們生存的機會和權利，將他們裹挾到無家可歸的流浪乞討者大軍中去。正是他們成了民間妖術恐懼所攻擊的首當其沖的目標，也是官府清剿的主要對象。
對大多數比較幸運的人們來說，特別是生活在富庶的經濟中心如江南地區的人們來說，盛世的繁榮意味著他們還能通過辛勤勞作維持溫飽。但是他們同樣感受到生存競爭的嚴酷，對眼前和未來的生活缺乏安全感。當叫魂妖術的謠言在地方上一傳開，他們脆弱的神經立刻綳得緊緊的，唯恐自己成為妖術的受害者。他們無法分辨謠言與真實，因為鬼神迷信本來就是他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他們的不安全感使他們變得更為神經過敏，所以對謠言他們寧信其有，不信其無。對地方社會來說，流浪的乞丐不僅討厭，而且易欺，他們是社會上最弱勢的一群，沒有任何權力，不論官府還是民間社會，來保護他們。相比之下，無權無勢的小民百姓都可以對他們任意威福，把自己的焦慮、不滿、憤怒、沮喪發泄到他們身上。在叫魂危機中，許多所謂的妖術案都是小民百姓或衙門胥吏、地方棍徒對流浪乞丐和游方僧道的攻擊，這樣的眾暴寡、強凌弱是整個叫魂危機中常見的醜惡鬧劇。許多無辜的乞丐游僧就慘死在這種暴民的攻擊之下，成為叫魂恐懼的犧牲品。
叫魂案的第二個版本是各級官僚的故事。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們是飽讀詩書的知識階級，他們不會那麼輕易地相信叫魂妖術。再說官僚士大夫一般不會有小民百姓的那種朝不保夕的衣食之憂，他們對妖術謠言也不會有切身的恐懼和不安。不過各級官員大都有守土之責，他們即使不信妖術，也不可能不擔心民間妖術恐懼對地方治安可能造成的後果。無論於公（維持治安）還是於私（保住烏紗帽），妖術和妖術恐懼對他們都構成一種威脅，使他們不得不認真對待。
有意思的是，各級官員們盡管職位處境不同，品德操守各異，他們在妖術恐懼初起時的因應之道卻大致相同。他們都力圖息事寧人，安撫民間的恐慌，制止謠言的流傳，打擊無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門胥吏和地方棍徒。雖然剪割發辮的所謂妖術似乎在挑戰滿清王朝的剃發制度，沒有人小題大做，把這種妖術恐懼與叛亂謀反聯系在一起，並將其當做緊急的非常事件奏報朝廷。
按照常規，地方官（首先是知縣）有責任維持自己轄區的治安，並將所有超出杖責處罰的刑案報告省巡撫法庭，而死刑案則要由皇帝親自審核。《清律》將多種妖術定為死罪，據此叫魂案似乎也應該移送省庭，並最終移送北京。錶面上看來，對妖案無論是就地處理還是奏報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職責範圍內的公務，而奏報朝廷還可以減輕他們自己的責任。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如果把發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轄區和職權範圍之內，地方官就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規獨立全權地來處理，而不必受制於專斷獨裁的君權。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捲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優游從容的常規就會被打亂，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於君權的反復無常的淫威之下。對地方官來說，要避免這樣的結果，最好的辦法就是息事寧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懼局限在自己轄區和職權範圍內，對朝廷封鎖有關的信息。因為按照官僚責任制的常規，一項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確認，地方官員就不會因為對此項"罪行"失察而受懲罰。這就是為什麼在叫魂危機發生的最初兩個月里，沒有一個官員主動向乾隆皇帝報告過地方上發生的妖術恐懼。各省官僚的這種默契，織成了一張官官相護的網路，共同對皇帝封鎖消息。
雖然乾隆皇帝暫時被自己的地方官員們矇蔽，但他在各省有自己的眼線。通過這一獨立於官僚體制的情報來源，他終於知道了春天在江南發生的那些"叫魂案"。一旦面臨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懲罰，各省官僚間原先的那種默契立刻不攻自破。山東巡撫富尼漢搶先一步，在本省發動了對叫魂妖術的圍捕，各省也隨著跟進。很快地，山東就抓獲了許多"妖黨"、從妖黨的"口供"中得知掀起這場叫魂恐懼的"妖首"就潛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東看齊，並令江南各省緝拿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壓力下，整個官僚體制終於被動員起來，一場對叫魂妖術的清剿迅速在全國展開。這場清剿持續了好幾個月，在製造了無數冤案，戕害了許多無辜無助的性命之後，才因破綻百出而被迫叫停。
和官僚們的故事不同，叫魂案的第三個版本是專制君主乾隆（在《叫魂》一書中，作者在提到乾隆皇帝時都是徑用其本名弘歷）的版本。雖然乾隆皇帝只是一個人，他代表的卻是滿清帝國的整個制度。不管他是否相信妖術本身，在他眼中，妖術的威脅及其背後所隱藏的政治陰謀是確實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辮妖術來煽動（漢）人們對清帝國的仇恨，並陰謀挑起反滿叛亂。所以，當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懼，就立刻發動了對妖術的清剿。不僅如此，叫魂危機中官僚們的表現更讓他憤怒和失望，並強化了他對官僚們、特別是對漢官僚們長期來抱有的猜忌。在他看來，正是官僚們的ｍāｎ＠①頇怠惰、敷衍塞責、欺上瞞下、官官相護才使得"妖術"在帝國的江南腹心橫行無阻，並像瘟疫一樣迅速蔓延。對帝國來說，這種官場的腐敗積習同樣是一種威脅，其危害程度並不亞於民間的妖術。這種腐敗積習是以江南為中心的漢官僚—士大夫文化的毒癰，它侵蝕著滿清帝國的活力，腐化著滿洲統治精英的道德士氣。要清剿妖術，必須首先對這樣一部官僚機器加以整肅。
乾隆從一開始就對這樣一場包含內外兩條戰線的清剿傾註了全副的精力和熱忱。他坐鎮北京和承德行宮，通過與各省督撫間的秘密通訊渠道，直接指揮著各省的清剿。一時間，清剿成了帝國的頭等大事，各種行政常規，如田賦、科舉、河工、鹽政、肅貪，都要為其讓路。對清剿的任何延誤都將受到嚴厲懲罰。各省的清剿奏章雪片般地飛抵乾隆的御前，在加上他的御批指示後又迅速回到奏報人手中。乾隆運用其君主權威和帝王手段對他的督撫們不停地激勵鞭策和訓斥威脅，把這場兩條戰線的清剿上演得有聲有色，緊張激烈。
隨著清剿的展開，妖術案的破綻越來越多，但這並不能輕易動搖乾隆的意志和決心。他一方面命令各省將重要的叫魂嫌犯解往北京、承德，由他的軍機大臣們直接會審；另一方面他對各省官員們施加了更大的壓力。他埋怨地方官員繼續敷衍姑息（這是事實），致使妖首至今逍遙法外；又埋怨他們濫捕充數，濫刑求供（這也是事實），使得案情益加撲朔迷離，茫無頭緒。他對官僚們的憤怒和失望隨著案情的展開也日益加劇。清剿越來越成了他與各省官僚間的暗中較勁，僅僅是為了整肅他們，清剿也必須毫不猶豫地繼續下去。不過，至此為止，乾隆並未處罰過一個官員，並不是他不想這樣做，而是時機未到。如他自己對督撫們說的，這時若懲罰官員，誰還會真心實力去從事清剿？顯然，乾隆在準備秋後算帳。
乾隆的軍機大臣對押解來京的嫌犯反復地交叉審訊，終於發現整個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場冤案，而且冤獄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們的想象。迄今為止他們一直協助皇上在進行這場清剿，不過現在他們不得不考慮如何善後。為了避免整個朝廷陷入更大的尷尬，他們顯然表現了相當的道德勇氣。乾隆畢竟還不是昏君，他很快接受了軍機大臣們的建議，下令停止清剿。不過乾隆不甘心認錯，在下令叫停的諭旨中，他仍然堅持妖術陰謀的存在，只是由於各級官僚的玩忽職守，才導致妖首至今逍遙法外。所以各級官員仍應保持高度警惕。有了這樣一個說辭，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對各級官僚加以清算。絕大多數官僚都因玩忽職守而受降職、革職和流放的處罰，包括六名現任和前任江浙督撫。作為平衡，一些濫刑無辜以求假供的官員也受到懲罰。相比之下，在清剿中濫捕濫刑，給朝廷和官僚機器製造了最多麻煩的山東巡撫富尼漢（所有關於叫魂陰謀的供詞都是山東嫌犯在重刑之下編造出來的）卻只受到相當輕微的責罰：他被貶為山西布政使，革職留任。當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乾隆在為自己開脫。
在講完了三個不同版本的故事後，作者又進一步討論了叫魂故事背後的歷史意蘊。按照作者的分析，叫魂故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傳統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的一些基本問題。
在傳統的中國政治生活中，君主和官僚是同一制度中的兩個方面。官僚的職責是維持帝國政治機器的日常運轉，管理帝國的各級行政。官僚就其本性來說，傾向於按常規辦事。從積極的方面來說，這種傾向有助於政治的理性化發展，但其消極方面則是助長官僚主義的惰性。官僚制常規權力的發展必然對君主的專斷權力造成威脅。在傳統中國的制度安排中，君主的權力是專斷的和絕對的，其職責是制定重大決策和對官僚機器進行控制。如果聽任官僚制度朝常規理性（和惰性）的方向發展，君主就會逐漸喪失其決策和控制官僚的專斷權力，成為官僚制度的傀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韋伯爭論說，君主的專斷權力和官僚的常規權力是相互消長排斥的，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專制君主屈從於官僚理性化的常規。
但是作者不同意這樣的論斷。他認為在中國的制度中，專斷權力和常規權力並不一定桿格不入，而很可能有和平相處之道。因此他把傳統的中國政治制度定義為"官僚君主制"。那麼，君主的專斷權力和官僚的常規權力是如何和平相處，特別重要的是，君主是如何實現其對官僚的控制的呢？作者通過對叫魂妖術危機的進一步討論，提出了"政治罪"這樣一個概念。孔飛力強調是政治罪為帝國政治的運作提供了燃料。按照他的定義，政治罪指的是威脅帝國安全的各種形式的謀反，它們是超出常規的非常事件，無法由官僚制度的行政常規來處理。這種非常的形勢給了君主極大的自由來動員、驅策和整肅他的官僚，並強化他對官僚機器的控制（因為在常規情況下，一切行政事務都可以、而且應該照章辦事，專制君主也不得不遵守由這些行政則例所定下的游戲規則，這種常規的管理給君主的活動留下的空間有限）。在叫魂危機中，乾隆皇帝正是利用了妖術恐懼這樣的非常事件，迫使整個官僚機器把清剿當做壓倒一切的政治，並以清剿的表現來賞罰官僚，從而強化他對官僚的控制的。
雖然政治罪這個概念有助於我們認識中國政治中君主和官僚之間的錯綜復雜的權力關系，但我覺得它卻不能從根本上否認韋伯關於君主專斷權力和官僚的常規權力此消彼長的立論。因為從理論上來說，君主的權力應該是絕對的，他對官僚的有效控制本應是常規框架之內的安排，而無須藉助政治罪這樣的非常事件來大做文章。一旦他需要藉助非常事件來強調他的專制權力，這已經表明他無法在常規領域內對他的官僚實行有效控制。孔飛力本人也不得不承認在乾隆時期滿清政治的發展已到了這樣的階段，這時君主要"實現對官僚的有力有序和可靠的控制已變得十分困難"，因而政治罪就成為君主"不可或缺"的手段，以達到其"不如此就無法達到的目標：對有權有勢的官僚精英的帝王控制。"從常規控制到非常規手段的這種轉變不正說明，面對官僚體制，君主的絕對權力在逐步削弱嗎？事實上，到了帝國和王朝的後期，專制君主運用政治罪那樣的非常事件來強化對官僚的控制也變得越來越困難、越來越少見。乾隆以後，類似的叫魂恐懼又曾在民間發生多次，但沒有一個滿清君主抓住它們大做文章。除了形勢境遇的不同外，難道就沒有韋伯的"咒語"在起作用嗎？
與其對傳統政治的分析相比，我覺得作者對傳統中國社會的分析更為精彩，雖然書中這部分的篇幅遠比前者所占要少得多。叫魂恐懼為什麼會演變成這樣醜惡的社會歇斯底裡？除了專制君主乾隆的蓄意利用和許多官員的濫捕濫刑以圖邀功補過外，它主要和民間社會的心態和行為有關。讀《叫魂》一書我們可以看到，在近代中國的前夜，整個社會充滿了一股戾氣，用作者的話說，叫魂恐懼向人們"凸顯了一個特別令人不快的方面：即以怨怨相報為形式廣泛彌漫的社會敵視。"雖然清王朝仍在其峰巔時期，通過叫魂危機，乾隆盛世已經向後人透露出了有關近現代中國許多悲劇之根源的信息。這是一個人口過度增長，人均資源比例惡化，並受社會道德不斷墮落所困擾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們懷疑他們可以通過辛勤工作來改善他們的境況。這種情況"由於腐敗而不負責任的司法制度而變得更令人無法容忍，沒有一個平民百姓會指望從這個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補償。"於是，人們會不擇手段地抓住任何趨利避害的機會，並不惜犧牲他人，特別是弱者，來保護和增進自己的利益。妖術和妖術恐懼恰好觸到了民間社會的這根神經。而官府發動的清剿則把作為一種潛在威脅的妖術恐懼變成了一種實在的生存鬥爭，把廣泛彌漫社會的怨怨相報的相互敵視變成了實實在在的相互攻擊。下麵這段精彩的引文就是這場全社會的歇斯底裡的真實寫照：
一旦官府對妖術的清剿正式發動，人們就有了很好的機會來清算宿怨或謀取私利。這是扔在大街上已經上了膛的武器，每個人，無論強梁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這個權力對普通民眾來說向來稀缺的社會里，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成為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利。對任何受到橫暴的族人或貪婪的債主逼迫的人來說，這一權力為他們提供瞭解脫。對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塊盾牌。對任何想撈取好處的人，它提供了獎賞。對妒嫉者，它是一種補償；對惡棍，它是一種權力；對虐待狂，它是一種樂趣。"（註：孔飛力：《叫魂》英文原版，第228—229頁。）
值得悲嘆的是，這種醜惡的全社會歇斯底裡在近現代中國還一再地重演，並在本世紀六、七十年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相信任何一個有幸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讀到這里都會有似曾相似之慨。更為重要的是，造成這種全社會歇斯底裡的社會歷史根源似乎仍舊深植於中國社會的土壤，正因為如此，把此書譯介給國內的讀者就不會是毫無意義的。
字庫未存字註釋：
＠①原字為滿的右半部右加頁
(資料來源：《史林》1999年第2期中華文史網編輯)
進入專題： 盛世危言 叫魂 孔飛力
本文責編：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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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昶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種叫做"叫魂"的妖術恐懼突然在中國爆發。這一妖術恐懼從大清帝國最富庶的江南發端，沿著運河和長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捲了大半個中國。愚夫愚婦們受這種妖術恐懼的支配相信妖術師可以通過人的發辮、衣物，甚至姓名來盜取其靈魂為自己服務，而靈魂被盜者則會立刻死亡。從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時間里，整個帝國都被這妖術恐懼動員起來。小民百姓忙著尋找對抗妖術、自我保護的方法，各級官員窮於追緝流竄各地頻頻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廟堂的乾隆皇帝則寢食不安，力圖弄清叫魂恐懼背後的凶險陰謀，並不斷發出諭旨指揮全國的清剿。折騰到年底，在付出了許多無辜的性命和丟掉了許多烏紗帽後，案情真相終於大白，所謂的叫魂恐懼只是一場庸人自擾的醜惡鬧劇：沒有一個妖人被抓獲（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子虛烏有），沒有一件妖案能坐實，有的只是自擾擾人，造謠誣陷，屈打成招。沮喪失望之餘，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註：《叫魂》（孔飛力著），已由陳兼、劉昶譯成中文，上海三聯出版社出版。）
這個故事就其本身情節來說已夠精彩，而經過歷史學家的闡幽發微，更可以說出一大堆教訓來，於是就有了孔飛力教授的著作《叫魂》。該書於1990年出版，當年便獲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最高學術獎之一的"李文森獎"，受到廣泛的好評。在《叫魂》一書中，1768年的妖術恐懼被重構為三個不同版本的故事，它們分別敘述了不同社會群體和角色對叫魂妖術的理解和反應，然後作者又從一個更廣闊的角度討論了這一事件的歷史意蘊。
第一個版本是販夫走卒、鄉愚村婦的故事。叫魂恐懼首先在社會底層爆發。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縣城東的水門和橋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來自海寧的工程隊投標失敗無功而返，仁和縣的石匠吳東明承攬了修建工程。這件事本來極為普通，卻被鄰近一個寺廟的和尚惡意利用。德清城外有兩座寺廟，觀音殿和慈相寺，觀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則門可羅雀。窮極潦倒的慈相寺和尚為爭奪香火，便利用這個競標事件散佈謠言並發了傳單，說投標失利的海寧石匠為了報復在縣城外去觀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過之人都要遭殃。這個謠言不脛而走，並被添枝加葉，變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盜靈魂來加固水門和橋梁的基礎。由於民間本來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於是有人找上吳東明，求他將寫有自己仇人姓名的紙條打進橋椿里。吳害怕惹出麻煩，將其扭送官府。這個倒霉的家夥受一頓杖責。但這已經來不及止熄吠影吠聲的謠言，它很快傳遍了江南市鎮鄉村的每一個角落，並繼續擴散。一時間，人們談妖色變，無端地猜疑，蓄意地誣陷，演出了一齣又一齣鬧劇，把大半個中國拖進了一場醜惡的歇斯底裡。
在傳統中國，妖術迷信和恐懼對底層大眾來說並非陌生，妖魔鬼怪、閻羅無常本來就是他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這種迷術和恐懼演成這樣全社會的歇斯底裡卻並不常見，特別是在所謂的太平盛世。乾隆時代正是清代的所謂盛世，既為盛世何以妖術橫行？第一個版本的故事要回答的正是這樣一個問題。
滿清王朝在經歷了康熙、雍正兩朝的苦心經營和修養生息後，到了乾隆時代達到了其鼎盛階段，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國庫充盈，百姓安居樂業。但在作者看來這個盛世只不過是一個鍍金時代。透過錶面的繁榮去探究社會財富的分配以及資源、財富和人口的關系，就可以發現社會深層潛藏的危機以及這些危機在社會意識層面上的反映。清代前期的修養生息、和平發展不僅帶來了經濟和社會的繁榮，也造成了人口的急劇增長，在整個十八世紀，中國的人口翻了一番，達到三億多。人口壓力的增加意味著生存競爭的加劇。對於處在社會底層又在經濟落後的邊緣地區的人們來說這加劇的競爭可以隨時奪去他們生存的機會和權利，將他們裹挾到無家可歸的流浪乞討者大軍中去。正是他們成了民間妖術恐懼所攻擊的首當其沖的目標，也是官府清剿的主要對象。
對大多數比較幸運的人們來說，特別是生活在富庶的經濟中心如江南地區的人們來說，盛世的繁榮意味著他們還能通過辛勤勞作維持溫飽。但是他們同樣感受到生存競爭的嚴酷，對眼前和未來的生活缺乏安全感。當叫魂妖術的謠言在地方上一傳開，他們脆弱的神經立刻綳得緊緊的，唯恐自己成為妖術的受害者。他們無法分辨謠言與真實，因為鬼神迷信本來就是他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他們的不安全感使他們變得更為神經過敏，所以對謠言他們寧信其有，不信其無。對地方社會來說，流浪的乞丐不僅討厭，而且易欺，他們是社會上最弱勢的一群，沒有任何權力，不論官府還是民間社會，來保護他們。相比之下，無權無勢的小民百姓都可以對他們任意威福，把自己的焦慮、不滿、憤怒、沮喪發泄到他們身上。在叫魂危機中，許多所謂的妖術案都是小民百姓或衙門胥吏、地方棍徒對流浪乞丐和游方僧道的攻擊，這樣的眾暴寡、強凌弱是整個叫魂危機中常見的醜惡鬧劇。許多無辜的乞丐游僧就慘死在這種暴民的攻擊之下，成為叫魂恐懼的犧牲品。
叫魂案的第二個版本是各級官僚的故事。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們是飽讀詩書的知識階級，他們不會那麼輕易地相信叫魂妖術。再說官僚士大夫一般不會有小民百姓的那種朝不保夕的衣食之憂，他們對妖術謠言也不會有切身的恐懼和不安。不過各級官員大都有守土之責，他們即使不信妖術，也不可能不擔心民間妖術恐懼對地方治安可能造成的後果。無論於公（維持治安）還是於私（保住烏紗帽），妖術和妖術恐懼對他們都構成一種威脅，使他們不得不認真對待。
有意思的是，各級官員們盡管職位處境不同，品德操守各異，他們在妖術恐懼初起時的因應之道卻大致相同。他們都力圖息事寧人，安撫民間的恐慌，制止謠言的流傳，打擊無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門胥吏和地方棍徒。雖然剪割發辮的所謂妖術似乎在挑戰滿清王朝的剃發制度，沒有人小題大做，把這種妖術恐懼與叛亂謀反聯系在一起，並將其當做緊急的非常事件奏報朝廷。
按照常規，地方官（首先是知縣）有責任維持自己轄區的治安，並將所有超出杖責處罰的刑案報告省巡撫法庭，而死刑案則要由皇帝親自審核。《清律》將多種妖術定為死罪，據此叫魂案似乎也應該移送省庭，並最終移送北京。錶面上看來，對妖案無論是就地處理還是奏報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職責範圍內的公務，而奏報朝廷還可以減輕他們自己的責任。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如果把發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轄區和職權範圍之內，地方官就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規獨立全權地來處理，而不必受制於專斷獨裁的君權。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捲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優游從容的常規就會被打亂，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於君權的反復無常的淫威之下。對地方官來說，要避免這樣的結果，最好的辦法就是息事寧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懼局限在自己轄區和職權範圍內，對朝廷封鎖有關的信息。因為按照官僚責任制的常規，一項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確認，地方官員就不會因為對此項"罪行"失察而受懲罰。這就是為什麼在叫魂危機發生的最初兩個月里，沒有一個官員主動向乾隆皇帝報告過地方上發生的妖術恐懼。各省官僚的這種默契，織成了一張官官相護的網路，共同對皇帝封鎖消息。
雖然乾隆皇帝暫時被自己的地方官員們矇蔽，但他在各省有自己的眼線。通過這一獨立於官僚體制的情報來源，他終於知道了春天在江南發生的那些"叫魂案"。一旦面臨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懲罰，各省官僚間原先的那種默契立刻不攻自破。山東巡撫富尼漢搶先一步，在本省發動了對叫魂妖術的圍捕，各省也隨著跟進。很快地，山東就抓獲了許多"妖黨"、從妖黨的"口供"中得知掀起這場叫魂恐懼的"妖首"就潛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東看齊，並令江南各省緝拿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壓力下，整個官僚體制終於被動員起來，一場對叫魂妖術的清剿迅速在全國展開。這場清剿持續了好幾個月，在製造了無數冤案，戕害了許多無辜無助的性命之後，才因破綻百出而被迫叫停。
和官僚們的故事不同，叫魂案的第三個版本是專制君主乾隆（在《叫魂》一書中，作者在提到乾隆皇帝時都是徑用其本名弘歷）的版本。雖然乾隆皇帝只是一個人，他代表的卻是滿清帝國的整個制度。不管他是否相信妖術本身，在他眼中，妖術的威脅及其背後所隱藏的政治陰謀是確實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辮妖術來煽動（漢）人們對清帝國的仇恨，並陰謀挑起反滿叛亂。所以，當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懼，就立刻發動了對妖術的清剿。不僅如此，叫魂危機中官僚們的表現更讓他憤怒和失望，並強化了他對官僚們、特別是對漢官僚們長期來抱有的猜忌。在他看來，正是官僚們的ｍāｎ＠①頇怠惰、敷衍塞責、欺上瞞下、官官相護才使得"妖術"在帝國的江南腹心橫行無阻，並像瘟疫一樣迅速蔓延。對帝國來說，這種官場的腐敗積習同樣是一種威脅，其危害程度並不亞於民間的妖術。這種腐敗積習是以江南為中心的漢官僚—士大夫文化的毒癰，它侵蝕著滿清帝國的活力，腐化著滿洲統治精英的道德士氣。要清剿妖術，必須首先對這樣一部官僚機器加以整肅。
乾隆從一開始就對這樣一場包含內外兩條戰線的清剿傾註了全副的精力和熱忱。他坐鎮北京和承德行宮，通過與各省督撫間的秘密通訊渠道，直接指揮著各省的清剿。一時間，清剿成了帝國的頭等大事，各種行政常規，如田賦、科舉、河工、鹽政、肅貪，都要為其讓路。對清剿的任何延誤都將受到嚴厲懲罰。各省的清剿奏章雪片般地飛抵乾隆的御前，在加上他的御批指示後又迅速回到奏報人手中。乾隆運用其君主權威和帝王手段對他的督撫們不停地激勵鞭策和訓斥威脅，把這場兩條戰線的清剿上演得有聲有色，緊張激烈。
隨著清剿的展開，妖術案的破綻越來越多，但這並不能輕易動搖乾隆的意志和決心。他一方面命令各省將重要的叫魂嫌犯解往北京、承德，由他的軍機大臣們直接會審；另一方面他對各省官員們施加了更大的壓力。他埋怨地方官員繼續敷衍姑息（這是事實），致使妖首至今逍遙法外；又埋怨他們濫捕充數，濫刑求供（這也是事實），使得案情益加撲朔迷離，茫無頭緒。他對官僚們的憤怒和失望隨著案情的展開也日益加劇。清剿越來越成了他與各省官僚間的暗中較勁，僅僅是為了整肅他們，清剿也必須毫不猶豫地繼續下去。不過，至此為止，乾隆並未處罰過一個官員，並不是他不想這樣做，而是時機未到。如他自己對督撫們說的，這時若懲罰官員，誰還會真心實力去從事清剿？顯然，乾隆在準備秋後算帳。
乾隆的軍機大臣對押解來京的嫌犯反復地交叉審訊，終於發現整個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場冤案，而且冤獄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們的想象。迄今為止他們一直協助皇上在進行這場清剿，不過現在他們不得不考慮如何善後。為了避免整個朝廷陷入更大的尷尬，他們顯然表現了相當的道德勇氣。乾隆畢竟還不是昏君，他很快接受了軍機大臣們的建議，下令停止清剿。不過乾隆不甘心認錯，在下令叫停的諭旨中，他仍然堅持妖術陰謀的存在，只是由於各級官僚的玩忽職守，才導致妖首至今逍遙法外。所以各級官員仍應保持高度警惕。有了這樣一個說辭，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對各級官僚加以清算。絕大多數官僚都因玩忽職守而受降職、革職和流放的處罰，包括六名現任和前任江浙督撫。作為平衡，一些濫刑無辜以求假供的官員也受到懲罰。相比之下，在清剿中濫捕濫刑，給朝廷和官僚機器製造了最多麻煩的山東巡撫富尼漢（所有關於叫魂陰謀的供詞都是山東嫌犯在重刑之下編造出來的）卻只受到相當輕微的責罰：他被貶為山西布政使，革職留任。當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乾隆在為自己開脫。
在講完了三個不同版本的故事後，作者又進一步討論了叫魂故事背後的歷史意蘊。按照作者的分析，叫魂故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傳統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的一些基本問題。
在傳統的中國政治生活中，君主和官僚是同一制度中的兩個方面。官僚的職責是維持帝國政治機器的日常運轉，管理帝國的各級行政。官僚就其本性來說，傾向於按常規辦事。從積極的方面來說，這種傾向有助於政治的理性化發展，但其消極方面則是助長官僚主義的惰性。官僚制常規權力的發展必然對君主的專斷權力造成威脅。在傳統中國的制度安排中，君主的權力是專斷的和絕對的，其職責是制定重大決策和對官僚機器進行控制。如果聽任官僚制度朝常規理性（和惰性）的方向發展，君主就會逐漸喪失其決策和控制官僚的專斷權力，成為官僚制度的傀儡。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韋伯爭論說，君主的專斷權力和官僚的常規權力是相互消長排斥的，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專制君主屈從於官僚理性化的常規。
但是作者不同意這樣的論斷。他認為在中國的制度中，專斷權力和常規權力並不一定桿格不入，而很可能有和平相處之道。因此他把傳統的中國政治制度定義為"官僚君主制"。那麼，君主的專斷權力和官僚的常規權力是如何和平相處，特別重要的是，君主是如何實現其對官僚的控制的呢？作者通過對叫魂妖術危機的進一步討論，提出了"政治罪"這樣一個概念。孔飛力強調是政治罪為帝國政治的運作提供了燃料。按照他的定義，政治罪指的是威脅帝國安全的各種形式的謀反，它們是超出常規的非常事件，無法由官僚制度的行政常規來處理。這種非常的形勢給了君主極大的自由來動員、驅策和整肅他的官僚，並強化他對官僚機器的控制（因為在常規情況下，一切行政事務都可以、而且應該照章辦事，專制君主也不得不遵守由這些行政則例所定下的游戲規則，這種常規的管理給君主的活動留下的空間有限）。在叫魂危機中，乾隆皇帝正是利用了妖術恐懼這樣的非常事件，迫使整個官僚機器把清剿當做壓倒一切的政治，並以清剿的表現來賞罰官僚，從而強化他對官僚的控制的。
雖然政治罪這個概念有助於我們認識中國政治中君主和官僚之間的錯綜復雜的權力關系，但我覺得它卻不能從根本上否認韋伯關於君主專斷權力和官僚的常規權力此消彼長的立論。因為從理論上來說，君主的權力應該是絕對的，他對官僚的有效控制本應是常規框架之內的安排，而無須藉助政治罪這樣的非常事件來大做文章。一旦他需要藉助非常事件來強調他的專制權力，這已經表明他無法在常規領域內對他的官僚實行有效控制。孔飛力本人也不得不承認在乾隆時期滿清政治的發展已到了這樣的階段，這時君主要"實現對官僚的有力有序和可靠的控制已變得十分困難"，因而政治罪就成為君主"不可或缺"的手段，以達到其"不如此就無法達到的目標：對有權有勢的官僚精英的帝王控制。"從常規控制到非常規手段的這種轉變不正說明，面對官僚體制，君主的絕對權力在逐步削弱嗎？事實上，到了帝國和王朝的後期，專制君主運用政治罪那樣的非常事件來強化對官僚的控制也變得越來越困難、越來越少見。乾隆以後，類似的叫魂恐懼又曾在民間發生多次，但沒有一個滿清君主抓住它們大做文章。除了形勢境遇的不同外，難道就沒有韋伯的"咒語"在起作用嗎？
與其對傳統政治的分析相比，我覺得作者對傳統中國社會的分析更為精彩，雖然書中這部分的篇幅遠比前者所占要少得多。叫魂恐懼為什麼會演變成這樣醜惡的社會歇斯底裡？除了專制君主乾隆的蓄意利用和許多官員的濫捕濫刑以圖邀功補過外，它主要和民間社會的心態和行為有關。讀《叫魂》一書我們可以看到，在近代中國的前夜，整個社會充滿了一股戾氣，用作者的話說，叫魂恐懼向人們"凸顯了一個特別令人不快的方面：即以怨怨相報為形式廣泛彌漫的社會敵視。"雖然清王朝仍在其峰巔時期，通過叫魂危機，乾隆盛世已經向後人透露出了有關近現代中國許多悲劇之根源的信息。這是一個人口過度增長，人均資源比例惡化，並受社會道德不斷墮落所困擾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們懷疑他們可以通過辛勤工作來改善他們的境況。這種情況"由於腐敗而不負責任的司法制度而變得更令人無法容忍，沒有一個平民百姓會指望從這個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補償。"於是，人們會不擇手段地抓住任何趨利避害的機會，並不惜犧牲他人，特別是弱者，來保護和增進自己的利益。妖術和妖術恐懼恰好觸到了民間社會的這根神經。而官府發動的清剿則把作為一種潛在威脅的妖術恐懼變成了一種實在的生存鬥爭，把廣泛彌漫社會的怨怨相報的相互敵視變成了實實在在的相互攻擊。下麵這段精彩的引文就是這場全社會的歇斯底裡的真實寫照：
一旦官府對妖術的清剿正式發動，人們就有了很好的機會來清算宿怨或謀取私利。這是扔在大街上已經上了膛的武器，每個人，無論強梁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這個權力對普通民眾來說向來稀缺的社會里，以叫魂罪名來惡意中傷成為一種突然可得的權利。對任何受到橫暴的族人或貪婪的債主逼迫的人來說，這一權力為他們提供瞭解脫。對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塊盾牌。對任何想撈取好處的人，它提供了獎賞。對妒嫉者，它是一種補償；對惡棍，它是一種權力；對虐待狂，它是一種樂趣。"（註：孔飛力：《叫魂》英文原版，第228—229頁。）
值得悲嘆的是，這種醜惡的全社會歇斯底裡在近現代中國還一再地重演，並在本世紀六、七十年代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相信任何一個有幸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讀到這里都會有似曾相似之慨。更為重要的是，造成這種全社會歇斯底裡的社會歷史根源似乎仍舊深植於中國社會的土壤，正因為如此，把此書譯介給國內的讀者就不會是毫無意義的。
字庫未存字註釋：
＠①原字為滿的右半部右加頁
(資料來源：《史林》1999年第2期中華文史網編輯)
進入專題： 盛世危言 叫魂 孔飛力
本文責編：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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