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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28

为何加强教育也无法解决收入不均问题 Why More Education Won’t Fix Economic Inequality

为何加强教育也无法解决收入不均问题

假设你认同这样一个令人信服的数据分析:近几十年里,收入不均现象在美国及大多数先进国家一直愈演愈烈;同时也假设你并不想通过政治领域的分裂措施来对抗收入不均现象,譬如对富人加税,或者加大社会福利力度。

此外还有一种貌似可信的办法,既能够绕开那种分裂思维,又能够解决收入不均的加剧,那就是加强教育,从而让更多的美国人能够从21世纪的经济进步中受益。这是一项保守派中间派自由派都能泰然支持的政策。毕竟,有谁会不喜欢更强大的教育系统呢?但是一篇新论文却阐述了这张算盘为何打不响——至少它无法消弭巨富阶层与其他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

布拉德·贺什本(Brad Hershbein)、梅丽莎·科尔尼(Melissa Kearney)和劳伦斯·萨莫斯(Lawrence Summers)提供了一个简单的模拟小实验,为大家演示教育在对抗收入不均现象上的局限性。简言之,更高的学历对于中低收入的美国人而言是条喜讯,这能 提升他们的薪资水平,加强他们的经济保障。只是这并不等同于如何有意义地缓解收入不均的问题,而后者当前的驱动力来自于收入分配最顶层人口的急剧向上流 动。

更加值得玩味的是,这项研究出自萨莫斯先生之手,他是前任财政部 长,很难被归类为"仇富派"的勇士。该研究的结果由汉密尔顿项目(Hamilton Project)发布,这是一个中间派的研究小组,由华尔街资助,致力于针对美国的种种难题,寻找能够同时团结左右两派的第三类途径对策。

大学毕业生人数增加,将会带来最低工资水平的上涨,但在减少贫富差距方面却效果甚微。图为普林斯顿大学校园。

大学毕业生人数增加,将会带来最低工资水平的上涨,但在减少贫富差距方面却效果甚微。图为普林斯顿大学校园。

Mark Makel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在他们的模拟实验中,他们假定处于黄金工作年龄的未受本科教育者中,有10%突然获得了本科或本科以上学历,这将导致高等学历劳动者所占比例出现前所未有的提升。

他们假定,这些学历有所提高的劳动者的薪资金额,将从原有水平调整至原有本科学历者的同等水平,再减去一个调整金额,因为劳动力市场中的本科学历者人数增加,可能会引发这一人群工资水平的轻微下降。

毋庸置疑,在这个劳动者的学历水平经过提高的模拟世界中,中等收入劳动者的收入出现了增长――1名收入排在第50百分位的劳动者,2013年收入的模拟值为37,060美元,较现实世界中34,000美元的实际收入水平,增长了9%。

但是这种学历水平的提高,不过是让这位排名第50百分位的劳动者, 更加接近他在1979年时的通胀调整后收入水平即37,838美元而已。另一方面,模拟实验中排名第90百分位的劳动者继续拥有(实际上会有所增加)过去 34年来最大幅度的收入增益。第90百分位劳动者的2013年年收入较1979年时的75,700美元出现攀升,无论是实际值,还是学历水平提高后的模拟 值,均超过100,000美元。

综合计算后,常被用于衡量收入不均程度的基尼系数,在这种学历水平出现大幅提高的情境中,却仅从0.57下降到了0.55。与1979年时的0.43相比,依然要高出许多。

这些结果中的任何一条,都没有暗示大家不需要更发达的教育系统。在三位作者的模拟实验中,中等收入劳动者明显将会获得的9%收入增益,拥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提高无本科学历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将会增加他们的平均收入和就业几率,"这三位作者写道。而即便这并未令整个社会的收入不均现象减轻多少,他们发现,这样做确实能够提高收入排名在第25百分位附近的劳动者的收入(他们在2013年的收入为一年6,100美元,学历水平提高后的模拟值为8,720美元),从而切实地减轻了收入分配下半层内部的收入不均现象。

换言之,对于美国的工薪阶层而言,追求更高等更优质的学历,本身还是值得的,因为这将会改善他们的生活品质和经济前景。与此同时,收入不均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各方的潜在对策依然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裂。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5年4月1日。

翻译:薄锦

Why More Education Won't Fix Economic Inequality

Incomes and OutcomesBy NEIL IRWINApril 28, 2015

Suppose you accept the persuasive data that inequality has been ris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st advanced nations in recent decades. But suppose you don't want to fight inequality through politically polarizing steps like higher taxes on the wealthy or a more generous social welfare system.

There remains a plausible solution to rising inequality that avoids those polarizing ideas: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so that more Americans can benefit from the advances of the 21st-century economy. This is a solution that conservatives, centrists and liberals alike can comfortably get behind. After all, who doesn't favor a stronger educational system? But a new paper shows why the math just doesn't add up, at least if the goal is addressing the gap between the very rich and everyone else.

Brad Hershbein, Melissa Kearney and Lawrence Summers offer a simple little simulation that shows the limits of education as an inequality-fighter. In short, more education would be great news for middle and lower-income Americans, increasing their pay and economic security. It just isn't up to the task of meaningfully reducing inequality, which is being driven by the sharp upward movement of the very top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t is all the more interesting that the research comes from Mr. Summers, a former Treasury secretary who is hardly known as a soak-the-rich class warrior. It is published by the Hamilton Project, a centrist research group operating with Wall Street funding and seeking to find third-way-style solutions to America's problems that can unite left and right.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college graduates would raise wages at the lower end of the scale, but would do little to lessen economic inequality. Here, Princeton's campus.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college graduates would raise wages at the lower end of the scale, but would do little to lessen economic inequality. Here, Princeton's campus.

Mark Makela for The New York Times

In their simulation, they assume that 10 percent of non-college-educated men of prime working age suddenly obtained a college degree or higher, which would be an unprecedented rise in the proportion of the work force with advanced education.

They assume that these more educated men go from their current pay levels to pay that is in line with current college graduates, minus an adjustment for the fact that more college grads in the work force could depress their wages a bit.

There is no doubt that in this simulated world with a more educated labor force, middle-income workers earn more — $37,060 in simulated 2013 earnings for a person at the 50th percentile, compared with $34,000 in the real world, a 9 percent improvement.

But that improvement brings that 50th-percentile worker only back closer to the inflation-adjusted level of income he enjoyed in 1979, which was $37,838. Meanwhile, the 90th-percentile worker in this simulation holds onto (and indeed improves upon) the sharp income gains of the past 34 years. Annual earnings at the 90th percentile climbed from $75,700 in 1979 to more than $100,000 in both the actual 2013 data and the simulation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Add it all up, and the Gini ratio, a frequently used measure of income inequality, would decrease only to 0.55 from 0.57 in this scenario of drastic educational improvement. It would still be far higher than the 0.43 recorded in 1979.

None of this is to say that a better educational system isn't desirable. The 9 percent income gain for middle-income men evident in the authors' simulation is a big deal.

"Increasing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men without a college degree will increase their average earnings and their likelihood of being employed," the authors write. And even if it doesn't do much to reduce overall inequality, they find it does reduce inequality within the bottom half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by increasing the earnings of those near the 25th percentile of earnings (in 2013, those making $6,100 a year, compared with $8,720 in the simulation with higher education).

In other words, it's worth pursuing more and better education for working-class Americans on its own terms, because it will improve their lives and economic potential. Inequality, meanwhile, is a deeper problem, and its potential solutions remain ideologically divisive.

2015-04-23

北大教授写给女儿:等爸爸有钱给你办美国户口。令人深思!


北大教授写给女儿:等爸爸有钱给你办美国户口。令人深思!

2015-04-17 独家爆料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师翟继光写给女儿的一份信,令人深思。


亲爱的女儿:

爸爸是个无能的人。很多事情都办不好,请你原谅。爸爸把你带到这个世界可能是个错误,当然,更大的错误是爸爸自己来到了这个世界。

当听说你妈妈怀孕时,我感到意外的惊喜。但随后的事情让我感到,把你带到这个世界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凭你爸爸这个小小的北大博士、小小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一个月可怜巴巴的五六千块钱是不可能给你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的。


爸 爸还有点常识,听说生孩子要"指标",如果没有"指标",将来孩子就不能上户口,就一辈子是个黑户。大约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就先到中国政法大学计生办 以及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事处咨询办理准生证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女方是北京市户口,可以在北京市办理准生证,如果女方是外地户口,但男方是北京 市独立户口,也可以在北京办理准生证,但如果男方是北京市集体户口,就不能在北京办理准生证。非常不幸的是,你妈妈是江西省新余市户口,也就是外地户口。 你爸爸虽然是北京市户口,但属于集体户口。因此,只能在你妈妈的户口所在地去办理准生证。可能你会问:为什么你爸爸是集体户口,而不是独立户口呢? 公安局的回答是,因为你爸爸没有在北京买房。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你爸爸无能,都博士毕业了,连个房子都买不起。北京的房子千千万,空房子也有千千万,但你 爸爸只能"望房兴叹",没有一个是属于你爸爸的。你爸爸没本事挣钱,更没本事骗钱、偷钱、抢钱,买房子只能是"将来时"。


我 也曾向其他老师请教这个问题,有的老师给我支了一个招,找学校的资产管理处要一个房号,然后把户口迁出来,就可以在北京办理准生证了。当你爸爸找到中国政 法大学资产管理处时,得到的答复是,以前可以,现在不可以。你爸爸不是校领导,也没有熟人关系,就凭一个刚来的毛头小子,哪有这么大的脸去要一个房号呢? 由此又可以看出你爸爸的无能。后来,你爸爸又找了一些朋友,想通过其他途径在北京办理准生证。由于要花不少钱,而你爸爸又没有这么多钱,一些途径只好作 罢。另外,托了一个北京的亲戚,也说不好办。说到底,还是由于你爸爸不是领导,也没有相当硬的熟人关系,更没有钱去打点。忙活了一个多月,你爸爸还是灰心 了。承认自己的无能吧。


可 能你又会问了,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领准生证呢?在哪里领不都一样吗?你不知道,在哪里领准生证关系可大啦!如果你在北京领,将来就可以办理北京市户口,你 以后就可以在北京上学、考大学。而如果你在江西领,将来就只能办理江西的户口,你以后就应当在江西上学,如果在北京上学,就要交很多钱,而这些钱可能是你 爸爸交不起的。即使可以花钱在北京上学,将来考大学时,还要回江西考大学。同样的分数,在北京可以上北大、清华,而在外地,只能勉强上一个最差的本科,甚 至连本科学校都上不了。上哪个大学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都很大,你说爸爸能不尽量在北京领准生证吗?


可 惜一切努力都是白费,最终你爸爸和妈妈决定在江西新余市领准生证。没想到,江西新余市计生办要求你爸爸和你妈妈必须回新余,才能发给准生证。当然,在北京 还要盖很多章,为此,你爸爸跑了很多次,还憋了一肚子的气。给你讲其中的一件事情吧。记得新余市计生办给你外公一张表,要求你爸爸所在地的计生办盖章。你 外公用特快专递将那张表寄到北京,你爸爸填好了,先到中国政法大学计生办盖了章,然后到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事处计生办盖章,办事的一个工作人员说: "你这张表要重新填写,因为你没有用签字笔填写。"你爸爸还是能买得起签字笔的,只是当时填表时没有带签字笔,就随便用一支圆珠笔填上了。我跟那位工作人 员解释:"这是从新余快递过来的,如果重新寄过来时间会比较长,而且孩子都快生了。"那位工作人员说:"即使给你盖了章,回去也不能用,还会让你再来盖 章。"我说:"那就先帮我盖上吧,如果需要修改,到时候我再来盖。"那位工作人员说:"那可不行,章可不是随便盖的,你想好了,如果现在你坚持要盖,我可 以给你盖,但以后就别想再找我盖了。"你爸爸想,万一这个表格真的不能用,现在盖了章,以后人家就不给盖了,那可怎么办呢?没办法,你爸爸只能回到学校。 从学校到城北街道办大约是3里地,爸爸走着去,又走回来。天气已经比较热了。当然,后来爸爸想了一个方法,用签字笔把表格上的字重新描了一遍,又走着去城 北街道办盖了章,那位工作人员看到我的方法心里暗暗佩服,很不服气地在表格上盖了章。


从法律上讲,那位工组人员属于公务员,从政治上讲,那位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在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事处的大门上写着这样几个大字:"为人民服务毛泽东"。


由 于北京和新余距离很远,坐火车要20多个小时,而且当时你已经在你妈妈的肚子里八个月了,你妈妈坐火车已经很不方便了。你爸爸也要上班,很难抽出时间回新 余领准生证。你外公托了好多关系,送了好多礼。你妈妈曾气愤地说,干脆不办理准生证了,看政府能把我们怎么样,我们又不是超生,难道正常生一个孩子还有罪 吗?中国还有人权吗?你爸爸只好劝你妈妈,政府还是好的,因为是"人民政府"嘛,只是其中的个别部门和个别人比较可恶而已。最后,你外婆和你妈妈还是回新 余了一趟,坐飞机回去的,但耽误了好几天才拿到准生证,原因是计生办的人去参加党的活动了,都不办公。新余市的计生办也是这样为人民服务的。


大 约在5月20日左右,北京市公安局宣布,男方是北京市集体户口,即使没有买房,孩子也可以随父入户,办理北京市户口。真是老天有眼啊,爸爸看到了一线希 望。否则,爸爸真想不明白,我是北京户口,为什么我的孩子就只能是江西户口呢?或许,这只能怪你爸爸娶了一个江西的老婆,你爸爸应该娶一个北京的老婆。不 过,如果那样的话,现在就没有你了。你爸爸在北京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像你妈妈那样好的老婆。因为你爸爸就是一个小小的北大博士,一个小小的中国政法大学的 教师,一个月只有可怜的五六千块钱的收入。或许也应该怪你爸爸没有进入国家机关,当个干部。其实,你爸爸就是因为知道当领导的好处太多了,才不敢去当领 导。爸爸希望每天晚上都能睡着觉。


5 月24日,你来到了这个世界。你爸爸也开始了艰苦的给你办户口的历程。先是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办出生证,先后就去了四次才办成。第一次去,是周五,人家 说,周二周四办理,其它时间不办理。你爸爸因为周二上午要在昌平给你可爱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讲课,只能等下周去办理了。第二次去,你爸爸没有把集体户口封 面的复印件带去,不能办理。人民医院在办理出生证的说明中并没有强调集体户口要把封面复印件带去,这也不能怪你爸爸。只好等下个周四再去。第三次去,办好 了,但不能当天拿,只能等周三下午去拿。而周三下午你爸爸还要到昌平给你可爱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讲课。为了不再往后拖一周,只好辛苦你外婆去帮你领证了。 据说,你外婆在人民医院也费了一些周折,你外婆领了号以后,先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打印,然后再回来盖章。真不知道人民医院是怎样为人民的。如果不为人民, 为什么还叫人民医院呢?拿到出生证时,你已经快满月了!


有 了准生证,你爸爸就马不停蹄地去中国政法大学计生办以及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计生办、北京市昌平区松园派出所咨询如何办理随父入户手续,由于是北京市新 出台的政策,很多人都不知道如何办理。他们之间互相打电话咨询,总算相信北京市已经有这样一个政策了。他们心里可能在想:"北京市怎么出台了这样一个政 策,真便宜了这小子!"他们所说的"这小子"就是你亲爱的爸爸,北京大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师,一个月五六千块钱。


虽 然可以上户口,但必须首先将新余市的准生证变成北京市的准生证,为了这个变更,他们又给你爸爸列了十几个证明,让你爸爸去办理。你爸爸一看,头又大了。何 时能够完成这些要求呢?这次又需要辛苦你外公了。因为需要你妈妈老家的三级计生办盖章,而且证明的内容必须打印,手写无效。你爸爸打印好了内容,为了节约 时间,你爸爸托了单位的一位叔叔将证明材料传真给你外公,你外公到长林居委会计生办一问,人家说只能手写,不能打印。这可难坏了你外公和你爸爸,我们想了 很多对策。甚至想到自己私自刻个公章盖上去,而我们都知道这是违法的。为了你,我们把一切都抛开了。后来,你爸爸柔声细语、和颜悦色、不耐其烦并且差点就 低三下四地跟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计生办的工作人员解释这个问题,最后她同意手写的也可以。


拿 到新余市三级计生办的这个证明,本以为就万事大吉了。但当你爸爸到中国政法大学保卫处去盖章时,保卫处的老师还没听说过这个政策,又亲自打电话询问派出所 的人,最后让我去人事处盖章。你爸爸到人事处时,那天正好赶上学校为新入校的老师联合办公,人事处只有一个学生在值班,没法盖章。你爸爸又去中国政法大学 计生办去盖章,那天又是老师体检,计生办没有人。


第 二天,你爸爸又去学校给你办户口。人事处的老师也不敢任意给盖章,又打电话咨询了学校保卫处户籍科的老师,说我必须有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计生办盖章的 准生证才能给盖章。你爸爸只好先去办理北京市的准生证。先到中国政法大学计生办盖章,计生办的老实态度还很好,很快给你爸爸盖好了章,写好了证明。接着你 爸爸又去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去盖章,一打听,盖章的那位工作人员休假了,下周四才能回来。而下周四和周五,你爸爸必须去外面讲课,没有时间去昌平。昌 平离你爸爸妈妈当时住的地方大约有40公里,这个忘记告诉你了。其实,你爸爸不应该出去讲课,应该天天在家里等着那位工作人员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回来上 班。可是爸爸不去外面讲课,你的奶粉钱,你的学费,你的玩具,还有我们将来的房子谁给我们呢?就靠你爸爸可怜的五六千块钱?现在我们的房租是1500 元,再加上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费,每月剩不了多少了。你妈妈辞了工作,专门在家照顾你。


7 月16日,星期一,也就是今天,你爸爸再次去昌平给你办户口。到了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计生办,那位工作人员拿着我的材料看了看,说:"北京市的准生证 呢?"我说:"我现在就来办啊?"那位工作人员让我把当时给我的材料清单拿出来,然后指着上面的文字说:"你是不是老师?这上面写得这么清楚,到你所在地 的居委会办理,看不懂吗?"我说:"这个很专业,你没给我解释,我以为就是到这里办理呢。"她说:"你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怎么能看不明白?还要怎么解 释?"你爸爸不敢和人家吵,否则人家就更不愿给你办事了。你爸爸只好"灰熘熘"地走出来,去找中国政法大学居委会。


中 国政法大学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还比较好,很顺利地办好了各种手续,由于手续比较多,还是办了接近一个小时。填了好多表,给你爸爸传达了计划生育政策,给了避 孕套(如果在新余办户口,你妈妈要先上环才能给你上户口,据说这个和生孩子差不多那么疼,我怎么忍心让你妈妈再受一次苦呢)。出来后找中国政法大学计生办 盖章,计生办没有人,我找了几个地方,又等了一会,终于来人了。刚要给我盖章,电话响了,她接了电话。接着又来了一位学生,说是帮一位老师来领东西的。办 好这些事情后,才给我盖了章。盖好章已经接近10点了。再到城北街道办去盖章。由于天气太热,今天到城北街道办两次,都是坐一站公交车,当然还要走一段, 因此,衣服还是湿透了。由于各种证明手续都已经齐全了,这次城北街道办计生办没有说什么,二十分钟办完了手续,盖好了章。


由 于必须有城北街道办计生办的公章,政法大学人事处才给盖章。因此,我从街道办回来急忙去人事处。上次接待我的老师今天不在,我只要找另外一个老师。她对这 个业务不熟,又去问领导。我事先已经打好了一个证明,这是按照昌平区松园派出所的要求写的证明。人事处的老师请示回来以后说,有两个地方必须修改一下,才 能给盖章。我仔细看了一下,两处修改并不是实质性的,改不改问题都不大。但领导说要改,我也不敢说不改啊。大凡任何领导签字或盖章之前都要稍作修改吧,不 然怎么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和权威呢?说实话,这样的领导,打死我,我也不做。


我 到财税法所的办公室借了一台电脑,把证明按照要求重新打了一遍,此时已经是11:20了。我连上厕所的时间都舍不得浪费,因为快到下班时间了。我急忙赶到 人事处,那位老师又认真看了一遍,最后终于帮我盖了中国政法大学人事处的公章。盼了这么多天的公章终于有了结果,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我 猜测此时派出所已经午休了,但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向松园派出所走去。早上出来就吃了一点东西,书包里带了本来应当是早餐的面包,早上没有吃,现在吃 吧。看样子是没有时间吃午饭了。头上是炎热的太阳,嘴里是干硬的面包(两天前买的),手里是沉甸甸的证明材料,下面是沉重的步伐和发酸的两条腿。到了派出 所,又是一位女同志,今天真倒霉,所有给我办事的全部都是女同志。这难道和我办的事情有关?女民警看了看我的材料,说还缺一个派遣证的复印件。我准备的材 料都是上次来松园派出所咨询时一个女民警(真晦气!又是女的!)给我列的清单,里面可没有这一项啊。没办法,和她争论也没有用,我一声不吭地回学校办手续 吧。太阳还是那么热,嘴里的面包还是那么干硬 (刚才路上没吃完),手里的材料还是那么沉甸,步伐还是那么沉重……


回 到学校已经是12点半了,人事处人事科的门已经锁上了。估计都去吃饭了吧。我回到教师休息室,躺在沙发上打个盹,两个可恶的女老师在那里大声说着话,太可 恶了,又是女的!实在是很累,我还是睡着了。一觉醒来,已经 1:50 了。我想,人事处应该上班了吧。到了人事处,说明情况后,他们说到图书馆的综合档案室去复印。我又来到图书馆三楼的综合档案室,复印了相应材料。重新又走 到了松园派出所,由于到松园派出所只有一站地,但没有公交车,所以,只好步行。


这 次换了一位女民警接待,再说一遍晦气,因为又是女的。她说:"你这张申请书应当改一句话。"我说,这是按照你们贴出来的标准格式写的。她说:"你办的事情 比较特殊,和他们不一样。"我还能说什么呢?他接着说:"父母双方必须亲自来办理户口,户口是大事。"我说,现在住在城里,孩子她妈来一趟不容易。她说: "必须两人亲自来,实在不行就等出月子再来办理。" 我说,你们一定要她来,她可以来。我心想,就是人快死了,也给你们抬过来。依法办事嘛!最后,她又说:"办理这件事的民警出差了,你们下周再来吧。"


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你们出不出差,和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你出差,我就得等一周,她休假,我也得等一周。把老百姓当猴耍呢!


可惜,周末我还要回家一趟。不知下周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孩子,至今我还没有帮你办好户口。办个户口真难啊!将来等你爸爸有钱了,爸爸给你办个美国户口,中国的户口太复杂了,咱办不起。


孩子,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孝敬你妈妈和你爸爸,你爸爸为你办户口,不知走了多少路,流了多少汗,憋了多少气。如果你爸爸活不到70岁,那就是上面所提到的那帮人给气的。


你爸爸很无能吧,自己没本事,没钱,还去生别人的气,是不是很无能啊?


孩子,你已经快60天,希望你快快长大,将来给你自己的孩子上个美国户口吧,中国户口太难!


爱你的爸爸


阚凯力:中国大学已变成养猪场,孩子上完初中就赶紧送出去


阚凯力:中国大学已变成养猪场,孩子上完初中就赶紧送出去

2015-04-18 欧美内参

来源:凤凰新闻


本 文为2014年12月25日凤凰新闻对阚凯力的访谈。阚凯力,1945年生人,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曾任美太平洋贝尔公司 战略技术评价部经理,中国卫星通信公司特别顾问;邮电部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世界银行电信政策和发展战略顾问,电信法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被 称为"电信业的大炮"。




问:我们知道您有在国内外最好大学的教育经历,首先想请您来谈一下您个人的教育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您个人的影响。


阚凯力:确实可以说,我一直都在中国最好的学校读书,不只是后来念了清华,又去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从小学开始,我念的是北京实验二小,中学六年是北京四中,1964年考上的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后来由于文革开始,只念了一年半就中断了。


我 们那时候的学校,尤其是小学和中学,确实培养了学生追求真理的渴望,我觉得这一点是素质教育最核心的价值。现在的学校教育太功利了,上小学是为什么?为了 考一个比较好的中学,上中学又是为什么?为了考上一个好的大学,上大学为了什么?为了将来考研,然后出去能找到一个挣钱多的工作,或者是铁饭碗的工作。这 种学习目标,本身就极端地害人,是把学习变成了一种追求功利的手段。课业负担也把学生搞得疲惫不堪,天然的求知欲和学习的乐趣从根本上被摧毁了,教育的核 心就坏掉了。


小孩子天生有对世界的好奇心和求知的欲望,只要善于引导,学习本身就不会是一个负担,而是一种乐趣。每 天学到了新东西,以前不懂的弄懂了,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成就感。甚至有时候,上课学的东西不解渴,自然而然还会到图书馆去,或者到网上去寻求进一步的答案。 我们那时候,经常要在家里做一些小实验,比如上生物课,在自己家里养几只蚕,或者观察院子里的蚂蚁;上物理课,学凸透镜的原理,就拿一个放大镜,在太阳底 下聚焦,把纸点着了;学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要自己去独立思考,为什么唯心主义是不对的?要通过读书、辩论和独立思考,自己最后想透了才能得出结论。 我觉得这些才是最有价值的教育经历。


后来我上了清华,当时是六年制,1966年我大二还没念完,就文化大革命了。1978年恢复招考研究生,我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因为成绩比较好,又加试了英语,结果我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我就去斯坦福读了通信技术。


30多年过去了,斯坦福教给我的课程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留下了电信技术的基础。后来我做电信政策研究,至少在技术上谁也蒙不了我。但是更重要的,还是斯坦福的精神文化。


近年来,我在学校里给学生讲,斯坦福大学给我留下了什么?课堂里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却融化到了血液里面。我在斯坦福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经济效益是检验技术的唯一标准"。


众所周知,斯坦福大学被称为是硅谷的母校。有资料显示,硅谷大大小小公司的高管,尤其是创始人和CEO,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斯坦福毕业的。甚至像Google和雅虎这些公司,创始人在斯坦福都没毕业就出去创业了,把技术变成了现实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效益。


我 当时由于是公派留学生,所以从出国的第一天起,就想着回到中国要干什么。那时候,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公派留学生,所以教育部对外面的世界也是一点都不了解, 也就没有限制我们出去学什么,想学什么都可以。我想,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当时全国才几百万部电话,有的地方一个单位都不见得有一部电话,更不要说个人家 里有电话了。而在国外电话的那种普及程度,让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就选择了学习电信。所以,我觉得学习是为社会需求服务的。后来, 我在电信领域转向了管理,又转向了电信政策和电信体制改革研究,都是服务于这种社会需求。说的大一点,这样的学习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需 要。


现在我在学校里教书,所以比较了解现在的学生怎么想。现在的学生主要考虑的不是社会需求,而是哪个行业挣钱多或 者是有铁饭碗。这是从个人功利的角度出发去学习,而不是真正地理解和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也导致他们学东西特别死,知识面特别窄,根本没办法适应不断变化的 社会环境。


问:今天中国学生的共性问题也一定就是教育系统的问题,您觉得中国的教育有什么系统性问题?


我 在2000年从电信研究院调到北京邮电大学,成为经济管理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上任之后,我们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争论,在学校到底谁为谁服务?是老师为学生服 务,还是学生为老师服务?以现在中国大学里的普遍情况来看,不仅是学生为老师服务,即使念到了研究生,学生也还是在为老师打工!


教 授搞到了项目,挣到钱就进自己腰包了,然后把任务分配出去,让学生给自己做项目。有的教授自己开公司,研究生到教授的公司去上班,甚至还要打卡。有的教授 自己没拿到项目,也没办公司,那怎么办?让学生去公司兼职,把学生给"出租"了。公司一个月给教授四五千,而学生只拿到四五百,变成包身工了。


很明显,这些老师就是在赚学生的钱,难怪很多研究生都在背后把自己的教授称为"老板"。这些现象在中国1949年以前的大学,甚至80年代以前的大学都是闻所未闻的。这个社会的腐败、学术的腐败和大学的腐败,简直是一塌糊涂、岂有此理!


不 是说学生不能在学习之余工作赚钱,而是说学生赚了钱归教授,这在西方绝对是非法的,不可理喻的。但是在我国已经成了普遍现象,甚至教育部都出了规定,每个 教授带研究生,要给学校交钱。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学生帮教授赚钱了,所以教授从学生身上赚到的钱,要分一部分交给学校——这就是教育部的规定,带一个研究 生一年要交几千块。


这种教育部的规定,不就是和珅规定的"养廉银"吗?贪官污吏在地方上搜刮百姓,朝廷不但管不了,而且要交给朝廷一部分。这就是说,你如果不去当贪官污吏,连这个给朝廷的养廉银都交不起,实在是浑蛋逻辑。


1949 年以前,我们的老清华、老北大,或者西南联大,教授和学生的关系真是情同父子。老师就是盼着学生成才,遇到特别贫困的学生,教授会拿出自己的薪水来贴补学 生。那可真是精心培育,现在却是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或者说,学生在教授这里打工几年,给教授赚够了钱,才给你毕业,这就是一种官方合法的卖学历。


当然,还有很多非法的卖学历。全中国有多少"在职博士"?很多是国企老总、高管。私企老板要不要学历无所谓,但是体制内的人不行,升官要看你的学历。有几个高官不是博士,但是你看他们又有几个人来上过课?


他 们的博士怎么来的?无非是拿钱买的,而且是拿国家的钱买的。他们以国企或政府部门的名义,给教授一个几十万、上百万的项目,做不做得出来无所谓,这是辛苦 费嘛!钱归教授,找点儿发票凑一凑就报销出来了。这样,教授就让其他的学生替这些人上课、考试、写论文,或者干脆"外包"出去。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专门的产 业链,就是论文代写。价格也不贵,几千块钱一份,还有信誉保证,不通过不收钱。美国一年才出三万多博士,中国现在一年就出五六万博士,世界第一。这不是活 见鬼嘛?十个有九个是假的!


合法的腐败和灰色的腐败,做的全都是卖文凭的生意,这就是中国。整个大学教育,乃至研究生的硕士、博士教育就是这个样子。


问:那么您个人在学校里这么多年,有没有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有过一些什么样的期待?


阚凯力:难呀!大学是什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也。"


我2000年到北邮经管院作院长,当时也是满腔雄心壮志。在我们院的成立大会上,我讲话的题目就是"为建立中国的斯坦福大学而奋斗"。我说,清华号称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北大号称是中国的哈佛,我们北邮要为成为中国的斯坦福而奋斗。结果没过两个月,我就不敢再提这事儿了。


我 当时做院长,开始还在院里讨论"到底是学生为老师服务,还是老师为学生服务",后来也讨论不下去了。这就像我们从80年代就开始讨论官员是不是要公布个人 财产。道理是明摆着的,但是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也没有什么结果。现行体制下,那些既得利益集团是很难触动的,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体制结构了。


南方科大的校长朱清时说过,中国大学要改革,第一就是要去行政化,第二就是要实现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现在的体制不行,校长都是上面指派下来的。转业来个什么政工干部,没地方安置了,就在学校里面添个副校长,然后他就等着混到退休了。


按照我国的《高教法》,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是什么意思?我的评论就是:领导的不负责,负责的不领导。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个校长是负得了这个责,还是负不了这个责?


我 同意朱清时的看法,去行政化,教授治校。邓小平搞农村体制改革,包产到户,说穿了就是一句话:"相信农民会种地。"一样的道理,政府要相信教授会教书,而 不是靠教育部的官员、中央的官员来指挥。因此,我们的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沿着去行政化、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这条路走下去,才有希望。


现在我们的大学既然主要是公立大学,那么政府就有出钱的义务。为什么?因为办大学是为社会培养人才,这是政府的责任。但是,政府无权干预学校内部从行政到学术的各种事务,连北洋军阀时代都如此。


改 革开放以来,有人喊出了教育产业化的口号。但是,全世界有靠教育赚钱的吗?教育本身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是以促进社会的发展为目标。西方的名牌大学,即使 很多私立学校,也绝对没有给股东分红的事。私立大学的董事会,都是聘请的社会名流,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由他们来决定我们的办学方针是什么,怎么样才能够最 好地服务社会。


现在中国大学变成了一个赚钱的系统,学校领导都是官,分什么副部级的、局级的。这样下来,中国的大学 就是两个字的目标:一个是权、一个是钱。钱学森的"世纪之问"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里培养不出大师?"靠这样的大学培养什么大师,简直是扯淡。我们的大 学已经变成了养猪场,养猪卖钱,完全失去了大学的精神。


问: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中国学生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在现行体制下,你会给中国的学生和家长什么建议呢?


阚凯力:这个建议还真不太好说,恐怕还是能出去就出去。


以 前我主张,在国内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应该先在中国工作几年,对社会状况有所了解,然后再出国去读研究生。这样可以带着中国的问题到国外去学习,学完回 来能够有用武之地。当时,对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这样。但是,今天中国社会环境之恶劣,学校里的腐败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80年代。所以,我现在主张在国 内上完初中就把孩子送出去。这时候,他对中国的文化和基础知识已经接触的差不多了,又不需要接受高考的折磨,浪费青春。


更 大的问题是,在我国,现在已经很难培养子女的基本道德了。我有一位若干年前的毕业生,她的孩子三四岁了,送去全托的幼儿园。这还是一家比较好的幼儿园,花 了他们不少钱,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五下午接回家。但是,每个星期一早上,这个孩子都是哭着闹着不肯去。有一次,孩子又在幼儿园的门口抱着妈妈的腿,哭闹 着不肯进去。这时,幼儿园阿姨出来了。孩子一看老师出来了,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把眼泪擦干,对阿姨说:"老师,我来了,可想你了!"可想而知,家长在旁 边看着所受到的心灵震撼:我们的孩子,这么小的年纪,都已经学会说假话、拍马屁了!他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这就是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在环境里生存。


我 还有一个早年的"海归"朋友,在国内办了十几年的公司,而且很成功。但是,他终于还是带着全家离开了中国。我问他为什么,他的答复是:为了孩子。他说,我 们不是为了让孩子将来成名成家,即使做一个清洁工都可以。但是,要让他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快乐的人。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发现,这在国内的环境里已经很难 了,甚至教给孩子讲真话都不行。小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很容易成为两面派。不要说快乐了,有一个正常的心理状态都难。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有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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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秦晖: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2015-04-17 法尔

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作者:秦晖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 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 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 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 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 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 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 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 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 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 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 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 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 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 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 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 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 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 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 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 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 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 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 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 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3000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 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 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 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 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 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 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 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 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 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 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 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 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 "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 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 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 死。

  

九 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 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 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 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 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 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 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 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 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 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 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 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 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 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 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 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 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 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 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 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 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 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 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 改变沙皇专制。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同志,铁腕 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 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1900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 121%,棉花加工量增长62%,出口总额增长112%,国民收入增长78.8%。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 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 林立,以往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诚",从思想 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 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 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 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 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 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 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1917年2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 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 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 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 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 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 的震荡"。

  

从 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 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 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像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 难想像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 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 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 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 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 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 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 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 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来源:爱思想网)


北大教授写给女儿:等爸爸有钱给你办美国户口。令人深思!

北大教授写给女儿:等爸爸有钱给你办美国户口。令人深思!
2015-04-17 独家爆料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师翟继光写给女儿的一份信,令人深思。


亲爱的女儿:


爸爸是个无能的人。很多事情都办不好,请你原谅。爸爸把你带到这个世界可能是个错误,当然,更大的错误是爸爸自己来到了这个世界。


当听说你妈妈怀孕时,我感到意外的惊喜。但随后的事情让我感到,把你带到这个世界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凭你爸爸这个小小的北大博士、小小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一个月可怜巴巴的五六千块钱是不可能给你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的。


爸 爸还有点常识,听说生孩子要"指标",如果没有"指标",将来孩子就不能上户口,就一辈子是个黑户。大约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就先到中国政法大学计生办 以及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事处咨询办理准生证的问题。得到的答复是,如果女方是北京市户口,可以在北京市办理准生证,如果女方是外地户口,但男方是北京 市独立户口,也可以在北京办理准生证,但如果男方是北京市集体户口,就不能在北京办理准生证。非常不幸的是,你妈妈是江西省新余市户口,也就是外地户口。 你爸爸虽然是北京市户口,但属于集体户口。因此,只能在你妈妈的户口所在地去办理准生证。可能你会问:为什么你爸爸是集体户口,而不是独立户口呢? 公安局的回答是,因为你爸爸没有在北京买房。换句话说,也就是说你爸爸无能,都博士毕业了,连个房子都买不起。北京的房子千千万,空房子也有千千万,但你 爸爸只能"望房兴叹",没有一个是属于你爸爸的。你爸爸没本事挣钱,更没本事骗钱、偷钱、抢钱,买房子只能是"将来时"。


我 也曾向其他老师请教这个问题,有的老师给我支了一个招,找学校的资产管理处要一个房号,然后把户口迁出来,就可以在北京办理准生证了。当你爸爸找到中国政 法大学资产管理处时,得到的答复是,以前可以,现在不可以。你爸爸不是校领导,也没有熟人关系,就凭一个刚来的毛头小子,哪有这么大的脸去要一个房号呢? 由此又可以看出你爸爸的无能。后来,你爸爸又找了一些朋友,想通过其他途径在北京办理准生证。由于要花不少钱,而你爸爸又没有这么多钱,一些途径只好作 罢。另外,托了一个北京的亲戚,也说不好办。说到底,还是由于你爸爸不是领导,也没有相当硬的熟人关系,更没有钱去打点。忙活了一个多月,你爸爸还是灰心 了。承认自己的无能吧。


可 能你又会问了,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领准生证呢?在哪里领不都一样吗?你不知道,在哪里领准生证关系可大啦!如果你在北京领,将来就可以办理北京市户口,你 以后就可以在北京上学、考大学。而如果你在江西领,将来就只能办理江西的户口,你以后就应当在江西上学,如果在北京上学,就要交很多钱,而这些钱可能是你 爸爸交不起的。即使可以花钱在北京上学,将来考大学时,还要回江西考大学。同样的分数,在北京可以上北大、清华,而在外地,只能勉强上一个最差的本科,甚 至连本科学校都上不了。上哪个大学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都很大,你说爸爸能不尽量在北京领准生证吗?


可 惜一切努力都是白费,最终你爸爸和妈妈决定在江西新余市领准生证。没想到,江西新余市计生办要求你爸爸和你妈妈必须回新余,才能发给准生证。当然,在北京 还要盖很多章,为此,你爸爸跑了很多次,还憋了一肚子的气。给你讲其中的一件事情吧。记得新余市计生办给你外公一张表,要求你爸爸所在地的计生办盖章。你 外公用特快专递将那张表寄到北京,你爸爸填好了,先到中国政法大学计生办盖了章,然后到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事处计生办盖章,办事的一个工作人员说: "你这张表要重新填写,因为你没有用签字笔填写。"你爸爸还是能买得起签字笔的,只是当时填表时没有带签字笔,就随便用一支圆珠笔填上了。我跟那位工作人 员解释:"这是从新余快递过来的,如果重新寄过来时间会比较长,而且孩子都快生了。"那位工作人员说:"即使给你盖了章,回去也不能用,还会让你再来盖 章。"我说:"那就先帮我盖上吧,如果需要修改,到时候我再来盖。"那位工作人员说:"那可不行,章可不是随便盖的,你想好了,如果现在你坚持要盖,我可 以给你盖,但以后就别想再找我盖了。"你爸爸想,万一这个表格真的不能用,现在盖了章,以后人家就不给盖了,那可怎么办呢?没办法,你爸爸只能回到学校。 从学校到城北街道办大约是3里地,爸爸走着去,又走回来。天气已经比较热了。当然,后来爸爸想了一个方法,用签字笔把表格上的字重新描了一遍,又走着去城 北街道办盖了章,那位工作人员看到我的方法心里暗暗佩服,很不服气地在表格上盖了章。


从法律上讲,那位工组人员属于公务员,从政治上讲,那位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在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事处的大门上写着这样几个大字:"为人民服务毛泽东"。


由 于北京和新余距离很远,坐火车要20多个小时,而且当时你已经在你妈妈的肚子里八个月了,你妈妈坐火车已经很不方便了。你爸爸也要上班,很难抽出时间回新 余领准生证。你外公托了好多关系,送了好多礼。你妈妈曾气愤地说,干脆不办理准生证了,看政府能把我们怎么样,我们又不是超生,难道正常生一个孩子还有罪 吗?中国还有人权吗?你爸爸只好劝你妈妈,政府还是好的,因为是"人民政府"嘛,只是其中的个别部门和个别人比较可恶而已。最后,你外婆和你妈妈还是回新 余了一趟,坐飞机回去的,但耽误了好几天才拿到准生证,原因是计生办的人去参加党的活动了,都不办公。新余市的计生办也是这样为人民服务的。


大 约在5月20日左右,北京市公安局宣布,男方是北京市集体户口,即使没有买房,孩子也可以随父入户,办理北京市户口。真是老天有眼啊,爸爸看到了一线希 望。否则,爸爸真想不明白,我是北京户口,为什么我的孩子就只能是江西户口呢?或许,这只能怪你爸爸娶了一个江西的老婆,你爸爸应该娶一个北京的老婆。不 过,如果那样的话,现在就没有你了。你爸爸在北京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像你妈妈那样好的老婆。因为你爸爸就是一个小小的北大博士,一个小小的中国政法大学的 教师,一个月只有可怜的五六千块钱的收入。或许也应该怪你爸爸没有进入国家机关,当个干部。其实,你爸爸就是因为知道当领导的好处太多了,才不敢去当领 导。爸爸希望每天晚上都能睡着觉。


5 月24日,你来到了这个世界。你爸爸也开始了艰苦的给你办户口的历程。先是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办出生证,先后就去了四次才办成。第一次去,是周五,人家 说,周二周四办理,其它时间不办理。你爸爸因为周二上午要在昌平给你可爱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讲课,只能等下周去办理了。第二次去,你爸爸没有把集体户口封 面的复印件带去,不能办理。人民医院在办理出生证的说明中并没有强调集体户口要把封面复印件带去,这也不能怪你爸爸。只好等下个周四再去。第三次去,办好 了,但不能当天拿,只能等周三下午去拿。而周三下午你爸爸还要到昌平给你可爱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讲课。为了不再往后拖一周,只好辛苦你外婆去帮你领证了。 据说,你外婆在人民医院也费了一些周折,你外婆领了号以后,先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打印,然后再回来盖章。真不知道人民医院是怎样为人民的。如果不为人民, 为什么还叫人民医院呢?拿到出生证时,你已经快满月了!


有 了准生证,你爸爸就马不停蹄地去中国政法大学计生办以及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计生办、北京市昌平区松园派出所咨询如何办理随父入户手续,由于是北京市新 出台的政策,很多人都不知道如何办理。他们之间互相打电话咨询,总算相信北京市已经有这样一个政策了。他们心里可能在想:"北京市怎么出台了这样一个政 策,真便宜了这小子!"他们所说的"这小子"就是你亲爱的爸爸,北京大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师,一个月五六千块钱。


虽 然可以上户口,但必须首先将新余市的准生证变成北京市的准生证,为了这个变更,他们又给你爸爸列了十几个证明,让你爸爸去办理。你爸爸一看,头又大了。何 时能够完成这些要求呢?这次又需要辛苦你外公了。因为需要你妈妈老家的三级计生办盖章,而且证明的内容必须打印,手写无效。你爸爸打印好了内容,为了节约 时间,你爸爸托了单位的一位叔叔将证明材料传真给你外公,你外公到长林居委会计生办一问,人家说只能手写,不能打印。这可难坏了你外公和你爸爸,我们想了 很多对策。甚至想到自己私自刻个公章盖上去,而我们都知道这是违法的。为了你,我们把一切都抛开了。后来,你爸爸柔声细语、和颜悦色、不耐其烦并且差点就 低三下四地跟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计生办的工作人员解释这个问题,最后她同意手写的也可以。


拿 到新余市三级计生办的这个证明,本以为就万事大吉了。但当你爸爸到中国政法大学保卫处去盖章时,保卫处的老师还没听说过这个政策,又亲自打电话询问派出所 的人,最后让我去人事处盖章。你爸爸到人事处时,那天正好赶上学校为新入校的老师联合办公,人事处只有一个学生在值班,没法盖章。你爸爸又去中国政法大学 计生办去盖章,那天又是老师体检,计生办没有人。


第 二天,你爸爸又去学校给你办户口。人事处的老师也不敢任意给盖章,又打电话咨询了学校保卫处户籍科的老师,说我必须有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计生办盖章的 准生证才能给盖章。你爸爸只好先去办理北京市的准生证。先到中国政法大学计生办盖章,计生办的老实态度还很好,很快给你爸爸盖好了章,写好了证明。接着你 爸爸又去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去盖章,一打听,盖章的那位工作人员休假了,下周四才能回来。而下周四和周五,你爸爸必须去外面讲课,没有时间去昌平。昌 平离你爸爸妈妈当时住的地方大约有40公里,这个忘记告诉你了。其实,你爸爸不应该出去讲课,应该天天在家里等着那位工作人员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回来上 班。可是爸爸不去外面讲课,你的奶粉钱,你的学费,你的玩具,还有我们将来的房子谁给我们呢?就靠你爸爸可怜的五六千块钱?现在我们的房租是1500 元,再加上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费,每月剩不了多少了。你妈妈辞了工作,专门在家照顾你。


7 月16日,星期一,也就是今天,你爸爸再次去昌平给你办户口。到了北京市昌平区城北街道办计生办,那位工作人员拿着我的材料看了看,说:"北京市的准生证 呢?"我说:"我现在就来办啊?"那位工作人员让我把当时给我的材料清单拿出来,然后指着上面的文字说:"你是不是老师?这上面写得这么清楚,到你所在地 的居委会办理,看不懂吗?"我说:"这个很专业,你没给我解释,我以为就是到这里办理呢。"她说:"你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怎么能看不明白?还要怎么解 释?"你爸爸不敢和人家吵,否则人家就更不愿给你办事了。你爸爸只好"灰熘熘"地走出来,去找中国政法大学居委会。


中 国政法大学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还比较好,很顺利地办好了各种手续,由于手续比较多,还是办了接近一个小时。填了好多表,给你爸爸传达了计划生育政策,给了避 孕套(如果在新余办户口,你妈妈要先上环才能给你上户口,据说这个和生孩子差不多那么疼,我怎么忍心让你妈妈再受一次苦呢)。出来后找中国政法大学计生办 盖章,计生办没有人,我找了几个地方,又等了一会,终于来人了。刚要给我盖章,电话响了,她接了电话。接着又来了一位学生,说是帮一位老师来领东西的。办 好这些事情后,才给我盖了章。盖好章已经接近10点了。再到城北街道办去盖章。由于天气太热,今天到城北街道办两次,都是坐一站公交车,当然还要走一段, 因此,衣服还是湿透了。由于各种证明手续都已经齐全了,这次城北街道办计生办没有说什么,二十分钟办完了手续,盖好了章。


由 于必须有城北街道办计生办的公章,政法大学人事处才给盖章。因此,我从街道办回来急忙去人事处。上次接待我的老师今天不在,我只要找另外一个老师。她对这 个业务不熟,又去问领导。我事先已经打好了一个证明,这是按照昌平区松园派出所的要求写的证明。人事处的老师请示回来以后说,有两个地方必须修改一下,才 能给盖章。我仔细看了一下,两处修改并不是实质性的,改不改问题都不大。但领导说要改,我也不敢说不改啊。大凡任何领导签字或盖章之前都要稍作修改吧,不 然怎么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和权威呢?说实话,这样的领导,打死我,我也不做。


我 到财税法所的办公室借了一台电脑,把证明按照要求重新打了一遍,此时已经是11:20了。我连上厕所的时间都舍不得浪费,因为快到下班时间了。我急忙赶到 人事处,那位老师又认真看了一遍,最后终于帮我盖了中国政法大学人事处的公章。盼了这么多天的公章终于有了结果,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我 猜测此时派出所已经午休了,但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向松园派出所走去。早上出来就吃了一点东西,书包里带了本来应当是早餐的面包,早上没有吃,现在吃 吧。看样子是没有时间吃午饭了。头上是炎热的太阳,嘴里是干硬的面包(两天前买的),手里是沉甸甸的证明材料,下面是沉重的步伐和发酸的两条腿。到了派出 所,又是一位女同志,今天真倒霉,所有给我办事的全部都是女同志。这难道和我办的事情有关?女民警看了看我的材料,说还缺一个派遣证的复印件。我准备的材 料都是上次来松园派出所咨询时一个女民警(真晦气!又是女的!)给我列的清单,里面可没有这一项啊。没办法,和她争论也没有用,我一声不吭地回学校办手续 吧。太阳还是那么热,嘴里的面包还是那么干硬 (刚才路上没吃完),手里的材料还是那么沉甸,步伐还是那么沉重……


回 到学校已经是12点半了,人事处人事科的门已经锁上了。估计都去吃饭了吧。我回到教师休息室,躺在沙发上打个盹,两个可恶的女老师在那里大声说着话,太可 恶了,又是女的!实在是很累,我还是睡着了。一觉醒来,已经 1:50 了。我想,人事处应该上班了吧。到了人事处,说明情况后,他们说到图书馆的综合档案室去复印。我又来到图书馆三楼的综合档案室,复印了相应材料。重新又走 到了松园派出所,由于到松园派出所只有一站地,但没有公交车,所以,只好步行。


这 次换了一位女民警接待,再说一遍晦气,因为又是女的。她说:"你这张申请书应当改一句话。"我说,这是按照你们贴出来的标准格式写的。她说:"你办的事情 比较特殊,和他们不一样。"我还能说什么呢?他接着说:"父母双方必须亲自来办理户口,户口是大事。"我说,现在住在城里,孩子她妈来一趟不容易。她说: "必须两人亲自来,实在不行就等出月子再来办理。" 我说,你们一定要她来,她可以来。我心想,就是人快死了,也给你们抬过来。依法办事嘛!最后,她又说:"办理这件事的民警出差了,你们下周再来吧。"


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说了,你们出不出差,和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你出差,我就得等一周,她休假,我也得等一周。把老百姓当猴耍呢!


可惜,周末我还要回家一趟。不知下周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孩子,至今我还没有帮你办好户口。办个户口真难啊!将来等你爸爸有钱了,爸爸给你办个美国户口,中国的户口太复杂了,咱办不起。


孩子,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好好孝敬你妈妈和你爸爸,你爸爸为你办户口,不知走了多少路,流了多少汗,憋了多少气。如果你爸爸活不到70岁,那就是上面所提到的那帮人给气的。


你爸爸很无能吧,自己没本事,没钱,还去生别人的气,是不是很无能啊?


孩子,你已经快60天,希望你快快长大,将来给你自己的孩子上个美国户口吧,中国户口太难!


爱你的爸爸


2015-04-22

为什么说中国学校无法复制美国教育?

为什么说中国学校无法复制美国教育?

2015-03-04 美国移民家园

作者陈晚,美国绿卡,中国公民。生物学博士帽一顶,娃儿三个。


尽管有大量的文章和书籍在介绍美国教育,也有相当一部份的学者和普通家长在中美教育之间做着对比。无论大家如何努力,悲观地说, 这一切的对比和思考基本都属于纸上谈兵。不可置辩的事实是,中国根本就无法复制美国教育。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有句话说得好,事实胜于雄辩,我用几个简单 的事实来说明一下这个命题。


比如说,我们都觉得美国中小学课堂教学灵活,而中国课堂相对死板美国学校的灵活教学,和美国学校的课堂设置大有关系在 美国中小学,每个班级的人数大约是25名左右,而中国学校的班级人数是多少?大概是美国课堂人数的两倍吧。美国课堂学生少,老师就有可能和学生有更多的机 会互动,课堂教学也就相应地灵活起来了。而在中国,你让一个老师对付50多个学生,如果中国老师想和全班同学互动,一节课就那么点儿时间,一旦互动起来, 估计老师就没什么时间讲课了。中国学校的课堂设置,决定了中国中小学的教学只能是填鸭式的,美国学校的灵活教学法,在中国根本就行不通。


又比如说,美国中小学没有固定的教材和课本,美国老师布置的作业,经常要求学生去图书馆借书找资料。美 国学校对教材的大撒把,和形形色色的美国图书馆有关。根据美国图书馆协会的统计,全美约有各类图书馆12万个,平均每2500人就有一个图书馆。其中公共 图书馆8956个、大学图书馆3793个、学校图书馆98460个、特别图书馆7616个(包括公司、医学、宗教、法律、财经等图书馆)、军事图书馆 265个、政府图书馆1006个。


在美国,各类图书馆就是美国学生读不完的教材和百科全书。即 使美国老师不用统一的教材,美国学生也可以在图书馆找到答案。请记住这个数据吧:平均每2500个美国人就有一个图书馆。这个数据,在中国无异于天方夜 谭。中国社区图书馆的不普及,藏书有限的中小学图书馆又不能为所有的学生提供需要阅读的书籍,这就决定了中国学校必须要有统一的教材。再比如说,美国孩子 普遍喜欢运动,而中国孩子的课外运动时间却很有限。中美学生之间在运动方面的不同,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


一、和美国的小学生和初中生相比,中国孩子的作业量大,这就决定了中国孩子在课余时间的主要任务是应付作业,换句话说,中国孩子没时间搞什么课外运动。


二、再换个角度说,美国孩子爱运动,这和美国社区公园的设置有关。在美国,公园不仅仅是消遣散步和看花弄草的地方,至少在我们这里吧,一年四季,社区公园都有为孩子们安排的各种课外体育活动。


比 如我的孩子们就在社区公园学过打网球,学过划船,学过踢足球。这种社区公园的课外活动,离家近,学费低廉(居民纳税的结果),注册方便。社区公园的各种体 育活动,一年四季都有专门的活动预告和介绍。在报名前后,课外活动的小册子会及时寄到每个居民的家中,供家长和孩子们选择之用。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社区 公园,并不是美国大城市的专利。在我们居住的小镇,孩子们就能享受到社区公园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在中国,能有多少这样的公园可以为孩子们提供这种离家近 价格低廉的运动场所呢?


又比如说,美国孩子的道德教育可以通过校外活动来完成。教 堂,童子军,女童军,都可以向美国孩子灌输各种优秀的为人品质。即使美国学校不上政治课,不学白宫文件,美国孩子也会在校外的各种活动中得到人生的指导。 宽容,诚实,有爱心,尊敬并服从父母,这些品质是教堂的宗教教育中经常讲述的内容。吃苦耐劳,对人有礼貌,助人为乐,善于和他人合作等等,是童子军和女童 军需要习练的本领。美国孩子在这样的校外德育教育中,通过日复一日的熏陶,至少会达到聊胜于无的效果。众所周知,宗教和男女童军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市场,美 国课外教育中的这部分,中国完全不能复制。


通过这些简单的对比,我们会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在德智体几方面的训练,中美孩子经历的过程都不一样。中美教育的不同方式和结果,造就了外在和内心都不一样的孩子。比如某些中国孩子从小就知道长大以后挣大钱买豪宅,而某些美国孩子从小就希望长大以后去非洲帮助难民。


美国孩子运动时间多,性格开朗,也爱笑。而中国孩子在大量作业的压力下,内心紧张,难展笑容。在不同的教育体制下,中美孩子的世界观也不一样,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也就相应地有所不同了。比如几乎没有哪个美国孩子会因为没考上好大学而选择自杀,即使是社区大学里的美国大学生,他们也不会觉得自卑。


诸如此类的例子说明,中国学校根本就无法复制美国教育,我们也就不能期待在中国的大地上把中国孩子改造成美国孩子的模样。和美国教育有关的所有信息,只能供中国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参考。教育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只要社会环境不变,中国的教育就很难有什么突破性的改变。立足本国,借鉴美国教育中的积极因素,才是比较现实的做法。让中国学校复制美国教育,只是个完全不可能的梦想。

转载自公众号: 新浪教育

       尽管有大量的文章和书籍在介绍美国教育,也有相当一部份的学者和普通家长[微博]在中美教育之间做着对比。无论大家如何努力,悲观地说,这一切的对比和思考基本都属于纸上谈兵。不可置辩的事实是,中国根本就无法复制美国教育。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有句话说得好,事实胜于雄辩,我用几个简单的事实来说明一下这个命题。

  比如说,我们都觉得美国中小学课堂教学灵活,而中国课堂相对死板。美国学校的灵活教学,和美国学校的课堂设置大有关系。在美国中小学,每个班级 的人数大约是25名左右,而中国学校的班级人数是多少?大概是美国课堂人数的两倍吧。美国课堂学生少,老师就有可能和学生有更多的机会互动,课堂教学也就 相应地灵活起来了。而在中国,你让一个老师对付50多个学生,如果中国老师想和全班同学互动,一节课就那么点儿时间,一旦互动起来,估计老师就没什么时间 讲课了。中国学校的课堂设置,决定了中国中小学的教学只能是填鸭式的,美国学校的灵活教学法,在中国根本就行不通。

  又比如说,美国中小学没有固定的教材和课本,美国老师布置的作业,经常要求学生去图书馆借书找资料。美国学校对教材的大撒把,和形形色色的美国 图书馆有关。根据美国图书馆协会的统计,全美约有各类图书馆12万个,平均每2500人就有一个图书馆。其中公共图书馆8956个、大学图书馆3793 个、学校图书馆98460个、特别图书馆7616个(包括公司、医学、宗教、法律、财经等图书馆)、军事图书馆265个、政府图书馆1006个。

  在美国,各类图书馆就是美国学生读不完的教材和百科全书。即使美国老师不用统一的教材,美国学生也可以在图书馆找到答案。请记住这个数据吧:平 均每2500个美国人就有一个图书馆。这个数据,在中国无异于天方夜谭。中国社区图书馆的不普及,藏书有限的中小学图书馆又不能为所有的学生提供需要阅读 的书籍,这就决定了中国学校必须要有统一的教材。

  再比如说,美国孩子普遍喜欢运动,而中国孩子的课外运动时间却很有限。中美学生之间在运动方面的不同,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原因。

  一、和美国的小学生和初中生相比,中国孩子的作业量大,这就决定了中国孩子在课余时间的主要任务是应付作业,换句话说,中国孩子没时间搞什么课外运动。

  二、再换个角度说,美国孩子爱运动,这和美国社区公园的设置有关。在美国,公园不仅仅是消遣散步和看花弄草的地方,至少在我们这里吧,一年四季,社区公园都有为孩子们安排的各种课外体育活动。

  比如我的孩子们就在社区公园学过打网球,学过划船,学过踢足球。这种社区公园的课外活动,离家近,学费低廉(居民纳税的结果),注册方便。社区 公园的各种体育活动,一年四季都有专门的活动预告和介绍。在报名前后,课外活动的小册子会及时寄到每个居民的家中,供家长和孩子们选择之用。值得一提的 是,这样的社区公园,并不是美国大城市的专利。在我们居住的小镇,孩子们就能享受到社区公园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在中国,能有多少这样的公园可以为孩子们 提供这种离家近价格低廉的运动场所呢?

  又比如说,美国孩子的道德教育可以通过校外活动来完成。教堂,童子军,女童军,都可以向美国孩子灌输各种优秀的为人品质。即使美国学校不上政治 课,不学白宫文件,美国孩子也会在校外的各种活动中得到人生的指导。宽容,诚实,有爱心,尊敬并服从父母,这些品质是教堂的宗教教育中经常讲述的内容。吃 苦耐劳,对人有礼貌,助人为乐,善于和他人合作等等,是童子军和女童军需要习练的本领。美国孩子在这样的校外德育教育中,通过日复一日的熏陶,至少会达到 聊胜于无的效果。众所周知,宗教和男女童军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市场,美国课外教育中的这部分,中国完全不能复制。

  通过这些简单的对比,我们会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在德智体几方面的训练,中美孩子经历的过程都不一样。中美教育的不同方式和结果,造就了外在和内心都不一样的孩子。比如某些中国孩子从小就知道长大以后挣大钱买豪宅,而某些美国孩子从小就希望长大以后去非洲帮助难民。

  美国孩子运动时间多,性格开朗,也爱笑。而中国孩子在大量作业的压力下,内心紧张,难展笑容。在不同的教育体制下,中美孩子的世界观也不一样, 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也就相应地有所不同了。比如几乎没有哪个美国孩子会因为没考上好大学而选择自杀,即使是社区大学里的美国大学生,他们也不会觉得自卑。

  诸如此类的例子说明,中国学校根本就无法复制美国教育,我们也就不能期待在中国的大地上把中国孩子改造成美国孩子的模样。和美国教育有关的所有 信息,只能供中国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参考。教育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只要社会环境不变,中国的教育就很难有什么突破性的改变。立足本国,借鉴美国教育中的 积极因素,才是比较现实的做法. 让中国学校复制美国教育,只是个完全不可能的梦想。






How’s Life in the City? Life Satisfaction Across Census Metropolitan Areas and Economic Regions in Canada

How's Life in the City? Life Satisfaction Across Census Metropolitan Areas and Economic Regions in Canada


http://www.statcan.gc.ca/pub/11-626-x/11-626-x2015046-eng.htm


Canada's Most Satisfied People Live In Saguenay: StatsCan

http://www.huffingtonpost.ca/2015/04/20/canada-most-satisfied-life-saguenay_n_7103876.html



People in Vancouver and Toronto least satisfied with their lives: StatsCan

http://globalnews.ca/news/1949021/people-in-vancouver-and-toronto-least-satisfied-with-their-lives-statscan/



Metro Vancouver scores lowest in overall life satisfaction in Canada

http://www.theglobeandmail.com/news/british-columbia/metro-vancouver-scores-lowest-in-overall-life-satisfaction-in-canada/article24039777/



2015-04-16

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愈加敌视

分析

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愈加敌视

黄安伟2015年4月15日
女权活动人士冯媛在北京一家看守所外,等待其他活动人士获释。冯媛没有被拘留。女权活动人士冯媛在北京一家看守所外,等待其他活动人士获释。冯媛没有被拘留。Kim Kyung-Hoon/Reuters

北京——尽管已经从位于北京西部的看守所获释,但是在警方和中国司法系统眼中,这五名在国际社会上获得广泛支持的年轻女权活动人士仍然是犯罪嫌疑人。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和其他政治领导人都对她们表示了支持。

她们的律师表示,在未来至少一年的时间里,她们外出都须事先通知警方。警方可以随时再次羁押她们,或者把她们传唤到公安局进行问讯。

参与任何进一步的维权活动,或者与非政府组织合作,都可能导致她们被关押更长时间。周二,其中一名女性武嵘嵘的丈夫在电话采访中说,他不知道武嵘嵘将如何处理她在东部城市杭州成立的维权组织。

她们之所以得以取保候审,是因为检方并未像警方希望的那样对她们提出指控。但她们的行动持续面临的压力和遏制表明,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手下的安全部门,再次加强了对公民话语和行动的控制,即使对那些不会公然威胁共产党的问题也是如此。

与习近平2012年下半年掌权以来的其他任何事件相比,被称为"女权五女"(Feminist Five)的维权人士遭受的磨难,最能体现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对公民社会那种焦躁而充满敌意的态度。这一事件也表明,这些官员为了压制草根活动愿意费多大周章,即便影响友好的国际关系也在所不惜。

美国领导人和其他知名人士对她们被拘一事发表了公开谴责,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高层做出了让她们取保候审的决定。但是,北京警方极力推动对她们提起刑事指控,而且尽管国际社会表达了强烈不满,她们还是被关押了五周。学者和人权倡导人士称,这些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以中国的国际形象受损为代价,向中国活动人士传达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讯息。

"由于她们的行动如此成功地吸引了公众注意力,并影响了公众政策,现在给这种运动贴上'敏感'的标签,这很可能会阻碍中国的女权运动,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这样,"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的亚洲研究员王松莲(Maya Wang)说。"可悲的是,这五人的获释并没有表明,政府对公民社会活动人士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它仍然把这些人视作罪犯,而不是一道解决紧迫社会问题的伙伴。"

这五名女性——25岁的李婷婷、25岁的郑楚然、26岁的韦婷婷、33岁的王曼和30岁的武嵘嵘——是推动性别平等的新一代女权主义者当中,崭露头角的领导者。在性别平等方面,中国仍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目前的问题是,这些女性、其他女权主义者,以及其他领域的活动人士,是否会出于害怕而克制自己的活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五名女性受到公诉的风险可能很大。

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芮莎菲(Sophie Richardson)说,"正式提起公诉能达到双重目的:一是阻挠人们采取行动——不论这些行动多么合法、多么温和,也不论官方媒体是否讨论过相关问题;二是让人们思索,挑战政府的红线究竟在哪里。这与习近平政府对独立公民社会的强烈敌意是一致的。"

数月以来,活动人士愈发感到焦虑。中国官方即将通过公安部提出的一项法律草案,该法将对外国和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进行更严格的管控。官员们怀疑,此类组织传播的思想,正是他们认为在前苏联国家引发所谓的颜色革命,近几年又在阿拉伯世界掀起民变的那些思想。

警方突然搜查了一些民间组织的办公室,其中包括益仁平中心。这个全国性组织倡导让肝炎患者、艾滋病毒携带者,以及残疾人享有平等权利。几名被拘留的女性与该组织关系密切,尽管偶尔会受到当局的刁难,但官方多年来对该组织持默许态度。周二,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益仁平"涉嫌违法,将予以处罚"。警方3月底搜查了北京益仁平中心,带走了该中心的文件、笔记本电脑和台式电脑。

"这次益仁平办公室被查抄我本人觉得非常意外,"北京益仁平中心创办人陆军说。"很明显当局的政策在近期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陆军表示,被拘留五周的女性都是非政府组织的成员。从3月6日起,其他一些女性因为计划开展行动抵制性骚扰而被拘留,但之后很快获释,她们都不是此类组织的成员。

他还表示,这五名女性被捕一事并非"孤立的偶然现象",而是大约一年前开始加强的压制非政府组织的行动中的一部分。

人权观察的研究员王松莲将打压女性活动人士的行动,与压制新公民运动的举动做了对比。新公民运动是由知名人权律师许志永发起的民间运动,要求政府透明,但最终遭到习近平政府的打压。2014年1月,许志永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获刑四年,警方希望检察机关以同样的罪名对这五名女性提起公诉。

在香港工作的王松莲表示,这些案件说明,即便活动人士争取的政策变革与中国高层官员公开支持的变革一致,官员们也希望确保,他们才是唯一能够设定议程的人。

"领导层并不希望看到它无法控制的任何公民运动,"她说。"至于改革,当局希望由自己把控。换句话说,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他们唯一可以接受的改革,无论是法制改革、经济改革、反腐运动等等。自下而上的行动会遭到极大的怀疑,现在更是如此。"

由于民间活动人士能够利用社交网络工具和手机应用,以一种无法预测的方式迅速组织民众,官员们对他们的态度更为警觉。比如,女权五女从2011年开始组织具有戏剧性的街头活动,如通过占领公共男厕所,来为女性争取更多公共厕所,再如身穿沾有假血的婚纱来反对家庭暴力。她们利用广受欢迎的通讯应用微信,组织民众参加3月8日国际妇女节前后,在全国开展的反对性骚扰的活动。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历史和妇女研究副教授王政表示,她是在微信上第一次看到有关此次行动的消息,女权主义者利用微信建立了很多群组,微信可以被用来动员群众。

一些人从这五人被捕一事的发展过程中看到了一丝希望,王政就是其中之一。周二,她在一系列电子邮件交流中表示,她们获释而没有受到刑事指控的事实"显然说明,体制中有一些官员极力推动,采取积极的解决方案"。她还表示,"在这个历史事件中,涌现出了一个年轻活动人士的核心群体,他们具有领导能力、笃定地维护社会公正。"

"但我也充分意识到,中国女权主义者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她说。"只要非政府组织倡导、贯彻涉及性别平等或其他议题的相关法律的行动被界定为犯罪行为,那么女权主义者,以及在其他领域争取社会公正的活动人士,就没有安全区域。"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Vanessa Piao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蓝色沿海与红色内地:调查揭示中国政治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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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沿海与红色内地:调查揭示中国政治分野

傅才德2015年4月16日
2014年11月26日,北京某路口。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显示了中国人在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上的看法。2014年11月26日,北京某路口。一项最新研究结果显示了中国人在一系列社会和政治问题上的看法。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中国的保守主义者支持孔子哲学体系的教诲,支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同时希望政府在管理经济上起到强有力的作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渴望更多的公民自由,信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并想拥有更多的性自由。

上述结论是来自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两名研究生在一篇新的论文中的主要发现。他们对一份吸引了超过17.1万人参加的包含50个问题的在线调查的分析,让人们难得地看到,如果不是在列宁主义的束缚下,世界上这个选民最多的国家会有多么活跃的政治文化。

这篇研究论文的初稿发现,中国甚至可能像美国那样,也有红蓝分野的版图,"红色"保守省份大都在贫穷的农村内地,而富裕的、城市化的"蓝色"省份则在沿海地区。这篇论文很快被翻译成中文,出现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同时受到国家新闻媒体的猛烈抨击。

富人应该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你是否同意?

哈佛大学的詹妮弗·潘(Jennifer Pan)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徐轶青采用的数据来自一项中文在线调查,调查是2014年用托管在国外的一个网站上进行的。调查中的问题很少在中国国内提出,因为中国的社科研究是在国家和执政的共产党的监督之下进行的。

这项调查让回答问卷者选择同意还是反对某些说法,比如"人权高于主权","现代中国社会需要儒家思想",以及"如果是出于自愿,我会认可我的孩子和同性结成伴侣关系"。

中国的政治差别不同于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现存的分野。粗略地说,中国的保守派更像是支持罗斯福总统新政(New Deal)的南方民主党人,他们在社会议题上保守,但在经济议题上支持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中国的自由派则更像美国的自由论者(libertarian,也有译为"自由至上主义者"——译注)或传统的英国自由派,他们提倡社会进步,支持政府在经济上起更少的作用。

潘女士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们只是把左与右的概念,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称呼,作为标签来使用。我认为,它们的内涵与它们在美国或西欧语境下使用时完全不同,我觉得,考虑到中国来自与美国或西欧非常不同的思维和历史传统,这种内涵的不同是有其道理的。"

潘女士说,论文所依赖的调查不具有中国人口的代表性,他们的发现只是初步结果,她和徐轶青正在寻求其他学者对他们研究方法的批评意见。

如果我的孩子自愿与同性伴侣在一起,我愿意予以认可。你是否同意?

大多数回答问卷者是生活在繁华沿海地区(如北京、上海及广东)的年轻男性大学生。上周六公布的这篇59页的论文初稿中,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如何运用统计方法,包括用人口普查数据对调查进行人口分布加权,来处理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潘女士说,"重新加权并不能解决数据代表性的问题。"

中国国家新闻媒体马上对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攻击,并质疑论文背后的动机。

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周三发表一篇英文社论表示,"报告所用的粗糙数据完全没有达到哈佛或麻省理工的学术标准。我们不得不怀疑其发表是为某种政治目的专门'定制'的。"

《环球时报》社论还说:"区域差异从来都不是在中国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因素,经济发展与意识形态之间没有坚实的联系。"——彻底颠覆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潘女士说,即使数据采样有偏差,她和徐轶青仍然相信,他们在中国找到了意识形态的分野。她说,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人意识形态的分野是"单向度"的。也就是说,中国背景下,在社会议题上持保守倾向的人,一般也在经济议题上持保守态度;而对社会议题持自由观点的人,也对经济的议题持较自由的态度。

如果人民没有受过民主教育,他们就不应该拥有普选权。你是否同意?

她说,在美国和西欧,意识形态的分布更具多样性。在美国的共和党中,有许多人信奉自由市场的自由主义、但属于社会保守派,还有一些人则是自由主义至上者。在民主党中,虽然有大多数人支持政府对经济起到更大的作用、而且在社会议题上信奉自由主义,但也有反对同性恋婚姻和扩大堕胎权利的社会保守派。

"刚开始分析这个调查时,我们不确定会在意识形态层面发现什么,"潘女士说。"一方面,我们觉得也许根本没有相关性,人们的回答会有很大的分布。令人吃惊的是,我们发现,在意识形态观念上,有一个似乎很明确的分野。"

但是,把中国意识形态分布在地理上分成保守的红色省份、自由的蓝色省份,以及混合的紫色省份的做法,是在社交媒体上最受关注的一点。调查发现,照这个做法,上海是中国最持自由主义观念的地区,其次是富裕的沿海省份广东和浙江。

相对贫穷的内陆省份往往是最保守的。位于大西北的新疆地区最红,是全国最保守的地方。

但是,尽管有逾17.1万人回答了问卷,却只有很少数人是来自内地省份的,尤其是女性和年龄在40岁以上的人。潘女士说,这使得把政治划分做到省份的层次颇有问题,而且也不能代表一些重要的人口层次。比如,只有664名来自新疆的人回答了调查问卷。而在与新疆人口差不多的北京,有4万余人回答了问卷。来自中国西部的西藏和青海的回答问卷的人数则太少,因此没有被包括进来。

而新疆成为最保守的地区,也许在许多观察者看来颇为异常,因为新疆地区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少数民族,这表明来自新疆的回答问卷者,可能绝大多数属于中国人口最多的汉族。

潘女士说,"现实情况可能与我们的发现有很大不同。"

调查问卷:M.I.T.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Research Paper No. 2015-6,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Cindy 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