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郭建龍
再大的超級國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維穩的道路，哪怕持續的時間再漫長，也必然以脆斷為結束，脆斷之後的結局也必然更加混亂。實際上，世界上已經有許多國家走在了脆斷的道路上，只是有的已經接近終點，有的還需要等很久。正是這種時間上的不確定性，讓很多執政者抱有僥倖心理：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或者：我不當崇禎。
我的研究課題之一，是總結世界上國家轉型成功或失敗的經驗教訓。
由於最近幾年最大的教訓來自於中東的阿拉伯革命，所以我對該地區進行過較為深入的訪問學習，但學習的結果卻讓部分人士失望。我的結論是：在缺乏成熟反對派的地方實行革命，即便能夠推翻原政府，也很難建立另一個穩定政權，很可能會陷入到混亂之中。從這個意義上，我對革命抱有深深的疑慮。
但是，為什麼革命不一定有好結果，卻有如此眾多的革命發生？如果概括為一句話，就是：革命不得不發生，是被前政府逼的。
一般來說，要發生革命的地方往往具有兩個特徵：第一，它是維穩式的警察國家。第二，政府財政出了問題，已經養不起維穩機構（特別是警察），只好允許他們自己找食吃。如果這兩個條件具備了，那麼這個國家的政權可能出現這樣的現象：首先是長期的死寂，如同鐵板一塊，彷彿沒有盡頭，但突然間，鐵板綳斷了，讓人們目瞪口呆。
這是一場脆斷，使得人們對突然到來的革命無法做出恰當的反應，不僅讓統治者狼狽下台，還害得社會陷入混亂，於是，整個社會為獨裁政權做了陪葬。
我們可以從阿拉伯革命的首發地突尼西亞，以及革命的高潮地埃及，去看一看這兩個特徵如何讓一個國家陷入革命和混亂的。
突尼西亞的脆斷和拯救
時間定格在2010年12月17日。這一天，突尼西亞Sidi Bouzid市的一個蔬菜水果小販、26歲的Mohamed Bouazizi在早晨時，還充滿了對生活的渴望，他的目標是買一輛運貨卡車，好好做生意，供養家裡的八口人，甚至還要幫助一個妹妹交大學的學費。可是中午時分，他卻將自己身上倒滿了汽油，縱火自殺
Bouazizi之死引起了人們普遍的憤怒，這導致了阿拉伯世界的一場驚天變局，革命爆發了。
但是，如果僅僅追究這件事本身，人們卻完全可以將它視為一場普通的執法事件，政府甚至可以堅持說，自己並沒有做錯任何事情。為此，我們回顧一下案情。
這天早上，一位市場執法者、45歲的女官員 Faida Hamdi（注意，她是女性，不是暴徒）負責在路上執法，她發現了Bouazizi的小攤，走過去檢查他的證件。按照該市的規定，擺攤是需要證件的，而這證件需要由市場執法部門簽發。Bouazizi沒有這個證件，Hamdi按照規定扣押了Bouazizi的蔬菜水果。據稱，為了進貨，Bouazizi花了200美元。
Bouazizi之前曾經被抓過一次，那一次，他依靠行賄給了警察約合7美元，就要回了自己的貨。這一次，他還想按照上次的辦法來做，可是或許是因為嫌錢少，或許是為了秉公執法，Hamdi拒絕了他。
Hamdi的大公無私招來了小販的反抗，隨後，他們發生了言語的衝突（也可能有肢體衝突，但不確定），隨後Hamdi叫來了警察。經過認定，Hamdi沒有任何錯誤，小販就是缺乏證件，屬於非法經營，於是貨物被沒收。
Bouazizi還是不死心，這一次，他跑到了當地市政官員那兒繼續申訴，還是沒有效果。法律就是法律，沒有證件就是沒有證件，一個小販沒有權利去質疑政府法規的權威性。
到這時，早上還幻想著買車養家的Bouazizi卻連200美元都不剩，他自殺了。這種自殺到底是一時鑽牛角尖，還是的確捨不得200美元，到底是政府錯了，還是小販錯了，不同立場的人仍然可以爭論，但是，革命卻等不及爭論的結果，突然間爆發了。
可一場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執法事件如何會演化成一場革命呢？這要從突尼西亞的政治結構說起。
在Bouazizi自殺后，並沒有馬上死亡。他在住院時，突尼西亞的最高領袖、總統Zine el Abidine Ben Ali甚至跑到醫院去看他。總統認為自己也是仁至義盡，並沒有做錯什麼。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在阿拉伯革命之前，突尼西亞的統治者Ben Ali已經執政了20多年（從1987年開始）。Ben Ali雖然是一個獨裁者，但在突尼西亞的發展問題上，卻是很有功勞的。在他的任上，開始大規模發展私營經濟，引進外資、搞活開放，使得突尼西亞人的日子比以前好過多了。
問題出在Ben Ali的維穩思路上。為了維持突尼西亞形勢一片大好的發展環境，必須保證政治的長治久安。為了保證政治穩定性，就要求反對派暫時閉嘴，等突尼西亞經濟搞上去了，成了發達國家，那時反對派再想說啥就說啥吧。不過，按照Ben Ali的觀點，到時候突尼西亞就沒有反對派了，因為社會發展得這麼好，人人都為突尼西亞的成就唱讚歌還唱不完。
為了讓反對派暫時閉嘴，Ben Ali不得不勉為其難地建立了超過突尼西亞財政承受能力的警察力量，進行維穩工作。任何一個以維穩為目的政權，必須要建立一支超強的警察隊伍，這是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
當數量龐大的警察隊伍建立后，接下來就出現了另一個問題：警察也是人，也需要吃飯養家。警察的數量一多，依靠政府財政吃飯的人數就大大增加。
由於突尼西亞的財政並不算寬裕，總統就不得不採取另一個做法：讓警察自己去找食養活自己。也就是說，因為出不起高工資，政府給警察的薪水是比較低的。但是，警察可以通過一定的罰款來補貼自己。
這種以罰養警的做法，必然產生一定的操作空間。我之所以說「操作空間」，不說「腐敗地帶」，是因為警察可以不明著腐敗，也照樣獲得灰色收入。
警察國家的一個特徵是：許可證多，規矩多，需要繳錢的項目多。這樣一來，警察就可以將腐敗所得變成「合法收入」。比如，如果警察向某個小販直接要錢，那是腐敗，可是一旦政府規定，從今往後禁止小販在街上擺攤，除非有許可證，如果沒有，就要沒收或者罰款，這就讓幾乎所有的小販處於「非法經營」狀態，而警察可以「合法」地運用權力來獲得收入了。
當然，直接腐敗也是存在的。但我們必須清楚：警察國家的確可以讓警察「合法地獲得非法收入」，甚至比腐敗獲得的還要容易還要多。
Bouazizi就死在了這樣的合法沒收之中。甚至到他死時，政府還認為自己是沒有錯的，有錯的是那些違反政府規定的人。
總結起來，突尼西亞的狀況就是：維穩必須要有超過社會承載能力的警察勢力，為了養活大批警察，又必須讓他們自己搞出一定的收入，而警察為了獲得收入，必須將許多生意變成非法，再從這些行業中獲得薪水之外的收入。政府必須允許警察這麼做，並在必要時為警察背書。
但政府沒有想到的是，一旦為警察背書，就必須為警察所有的行為負責；一旦有人死去，人們對警察的怒火必然會轉移到政府頭上。
另外，由於小販的確是非法的，在大部分情況下，他們都夾起尾巴做人，看上去警察可以為所欲為，這就產生了社會的超級穩定。
可是，一旦人們對於警察和政府的怒火爆發出來，就會立刻席捲全國，形成一次失控的革命（脆斷）。
那麼，在什麼情況之下，會發生脆斷呢？
答案是：在維穩經費出現困難的時候。由於警察以維穩為目的，這樣的警察執法效率會越來越低下，但是花錢能力卻越來越高上。有一天，當政府財政出現困難，即便加上警察罰款收入依然無法保障警察的執法積極性時，社會就會出現脆斷現象。這時一個小小的火星，都會引起整個社會的爆炸。
政府為了維穩而建立龐大的警察隊伍，但最終破壞社會穩定的必然還是這些政府仰仗的警察。
在突尼西亞革命后，幸運的是，Ben Ali雖然是個獨裁者，在任時卻給反對派留了一條生路，鎮壓而不滅絕。許多較為成熟的反對派雖然失聲，卻依然存在。另外，工商業和法律階層也有較為獨立的地位，所以，經過了革命後幾年的混亂，在成熟反對派、工商界、法律界的共同努力下，算是暫時穩定住了局面。不趕盡殺絕，這也算是Ben Ali對突尼西亞的一個貢獻。
在突尼西亞之外的其他國家，則缺乏這樣的幸運。
埃及的循環往複
我們往往認為，埃及革命是一種傳染的結果，也就是革命從突尼西亞傳染進入利比亞，再傳入埃及——埃及革命不是原生性的。
但實際上，埃及革命也是一種內生的行動，人們對於社會的不滿早就隱藏其中，而爆發的導火索，也是維穩的警察們。
在埃及，最著名的受害者是青年Khaled Mohamed Saeed。2010年6月6日，Saeed在一個網吧上網時，突然間遭到了埃及安全警察的突襲。安全警察將他帶出網吧時，Saeed拚命反抗，遭到了警察的毒打。警察把他的雙手擰在背後，把他的頭往石頭上、鐵門上、台階上死撞，將他的頭撞爛。有兩個醫生路過趕快施救，卻毫無希望。就在醫生試圖救人的時候，警察還在繼續擊打著Saeed已經死亡的軀體。
到底為什麼要抓捕Saeed，是一樁迷案。根據警察的聲稱，之所以抓他，是因為他涉嫌偷竊和攜帶武器（不是嫖娼），但這個指控是有疑問的。
令人髮指的是，在他死後，警察往他的嘴裏塞了一嘴毒品，試圖偽造他因為服食毒品身亡的假象。
結果，這個青年不僅死去，還背上了攜帶武器、偷竊、吸毒等一系列罪名。由於人已經死了，連伸冤的機會都沒有。
這個案子令人震驚，就在於埃及的維穩力量已經有了操控一切的能力。他們可以無故抓人，可以隨便把人打死。他們隨身攜帶毒品，隨時用來栽贓。他們是法律之外的上帝。
埃及的安全警察之所以如此囂張，就在於他們是穆巴拉克總統離不開的打手，已經和獨裁政權牢牢綁在了一起。
埃及的政治和社會要比突尼西亞複雜得多，穆巴拉克總統的前任薩達特就死於極端分子的暗殺，而穆巴拉克上台之後，也是大肆動用強力手腕，既鎮壓極端勢力，也鎮壓反對派。這些措施都要求有一個超乎法律之外的維穩組織。
但是，埃及的財政狀況比突尼西亞還要糟糕。為了贖買底層人民的不反抗，政府拿出大量的錢財來補貼窮人，供給他們廉價的食品和用品。同時，穆巴拉克總統的家族和盟友、軍隊的頭目們又分走了很大的一塊餅，剩下的餅還要用在和以色列的鬥爭上。
與前任總統相比，穆巴拉克實際上已經做了很多工作減少財政開支，比如，和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節省了一大筆軍費。
但是這筆節省出來的錢轉瞬間又用在了內部維穩上，安全警察隊伍的不斷膨脹，使得總統還是養不起。到最後，穆巴拉克也採取了與突尼西亞同樣的措施：允許警察們自己找食吃。
結果，警察們立刻利用手中的權力，將組織黑社會化。他們隨意抓人，隨意制定規矩收取保護費。這種權力的擴張讓人不寒而慄。
到了Saeed死亡之時，人們已經預感到，如果這種態勢繼續發展下去，那麼任何人都不會再有安全感。於是，Saeed的死亡就成了一個反抗的契機，這個青年死亡的照片傳得到處都是，一個名叫「我們都是Saeed」的運動隨之興起。
這時的埃及已經處在脆斷的前夜。但是，由於「超級穩定」的特性，很多人根本看不到任何的革命前兆。
恰好此時，突尼西亞小販Bouazizi的死亡引起了埃及人的共鳴，於是，脆斷終於發生，革命開始了。
革命最初，人們是希望發動針對於維穩機構的大遊行，目標不是指向穆巴拉克總統，而是指向了警察，要將這個維穩機構砸爛。但是悲慘的總統卻發現，自己的政權已經無法和警察相分離了。他無法充當中立的角色，因為他就是警察們的大老闆，警察的一切所作所為，要麼來自於他的授意，要麼來自於他的默許。
而人們也遲早會意識到，要想反對警察，必須把目標轉移到對政權和總統的反對上。就這樣，穆巴拉克總統稀里糊塗地因為幾個屁民的死亡而下台了。
更令人感到悲傷的是，埃及和突尼西亞不同，這個國家缺乏成熟的反對勢力，工商階層也不夠發達，商人們和政府捆綁過緊，當革命推翻了現政府之後，埃及立刻陷入了無法組織起有效行政機構的困境。
當人們對混亂厭煩了之後，又將另一個與穆巴拉克類似的人推上了台，西西總統按照穆巴拉克模式重新建立了一套以維穩為目的政權。
從這個角度說，埃及的革命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成果，只不過又開始了另一個循環，這個循環仍然以維穩為目標，但必將以脆斷為結局。
烏托邦里的維穩
談完突尼西亞和埃及之後，我們試著再進一步，設想一個虛構的國家。在這個國家中，皇帝以維穩為目的建立起了龐大的警察組織，並鉗制輿論，防止人們反抗。
但是，這個國家與埃及和突尼西亞不是一個等級的，它擁有著更多的人口，更廣闊的國土，更要命的是，它有著更強大的政府，也擁有著更加逆來順受的人民，同時，它的財政如此豐裕，想雇傭多少警察就可以雇傭多少警察。這樣的一個超級國家，是否能夠依靠維穩而實現長治久安，避免脆斷的命運呢？
由於這樣的國家是不存在的，以下的論述只是基於假想之上。
首先，這個超級國家在很長時間內能夠保持穩定。因為政府不管做什麼事情，都可以依靠「往死者嘴裏塞毒品」，或者「虛構嫖娼」的方式，將事情掩蓋過去。由於人們缺乏懷疑精神，也必然傾向於認可政府的權力。
但是，這個超級國家最終還是會出問題，原因不在於軟弱的社會和犬儒的人民，而在於維穩機構本身。
維穩機構每做一件事情，都必然會蠶食掉一部分的社會經濟活力，在最初表現得還不明顯，日積月累，即便經濟再強大，也總有在維穩的幌子下被吸乾的那一天。
一旦經濟被吸干，政府將無法再獲得豐裕的財政；一旦財政無法養活龐大的警察群體，而政府又離不開警察的維穩，就必須允許他們自己找食吃。
於是，各種抓嫖抓賭，各種許可證，各種以維穩名義收取的費用，必然呈現幾何級數攀升，警察們擾民的程度終將達到一個闕值。
在他們擾民增加的同時，執行能力卻在逐漸下行，到一定程度，已經無法控制社會的穩定。這就是革命爆發之時。
最終，再大的超級國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維穩的道路，哪怕持續的時間再漫長，也必然以脆斷為結束，脆斷之後的結局也必然更加混亂。
實際上，世界上已經有許多國家走在了脆斷的道路上，只是有的已經接近終點，有的還需要等很久。正是這種時間上的不確定性，讓很多執政者抱有僥倖心理：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或者：我不當崇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