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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5-24

精英、官员家属外逃之后,中国第四波移民潮已无法避免; 中国出现第三波移民潮 中坚阶层集体流失


1. 精英、官员家属外逃之后,中国第四波移民潮已无法避免
2.
中国出现第三波移民潮 中坚阶层集体流失
3.
中国富人再掀移民潮
4.
杨支柱:即将到来的第四波移民潮
5.
留学、移民潮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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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官员家属外逃之后,中国第四波移民潮已无法避免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0月19日 转载)

     移民是中国大陆老百姓最热门的话题,有分析说如今第四波移民潮即将出现,个中原因究竟为何?引人关切。
   
     第四波移民潮非精英移民

   
    经济观察报发表杨支柱的文章《即将到来的第四波移民潮》,认为第四波移民潮是因为三十年生育控制后果总爆发而行将到来的更大规模的移民潮。与前三次移民潮主要是精英流向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第四波移民潮流失的不只是精英,流向的也不只是发达国家和地区。这波新移民潮的另一特点是它发生在经济衰退过程中,流入和流出的平衡被彻底打破。由于人口生产的长周期性,新移民潮持续的时间也要长得多。
   
    移民原因之一:房价过高
   
    对于移民带来的好处,杨支柱是这样认为的,最近六、七年来中国大陆的房价暴涨,而欧美由于世界金融危机房价下跌,同时欧美各国政府为了走出危机,放宽了投资移民的门槛,导致中国大陆向欧美发达国家的投资移民猛增。
   
    移民原因之二:一胎化政策
   
    杨支柱说,因为"一胎化"生育控制政策而发生的人才、资金外流,显然属于富有中国特色不正常的人才和资本外流。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生育意愿普遍比较低,因为"一胎化"政策而发生的人才外流一直存在,但不是很严重。最近几年因为农民生育意愿普遍下降,计生系统为了维持自己存在的理由抛出所谓"富人、名人超生论",加重对有钱人生第二个孩子的处罚,进一步刺激了出于生育目的的人才、资金外流。
   
    移民原因之三:老龄化
   
    杨支柱提出,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被越来越被认识到。但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本流动和移民的影响我们显然估计不足。将来人口老化了,劳动力短缺了,印度、越南的人到中国工作,看似我们是捡便宜的,但是实际后果可能不是这样的。人家今天之所以愿意到这儿打工,是由于劳动力的吸引。相反,如果人们都移民了,就造成了劳动力要外流了,致使养老负担沉重、税收太高。那时候我们的劳动力由于受教育程度提高,也不像我们 60后、70后对出国那么恐惧了。国际上对我们人口流出的政策限制也减少了。不是人家的劳动力移民到我们这儿来,而是我们的劳动力不堪重负要移民出去。
   
    移民原因之四:男女性别比例失衡
   
    在人口高速老龄化的同时,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将逐步在男女婚配上显示出来。性别失衡的后果,女人不安全了。不安全以后,本来养老负担的沉重就可能导致劳动力外流,年轻女人会因为不安全而外流更多。不是像某些人设想的那样,女人少了,落后国家的女子嫁到我们这儿来就能解决。沉重的养老负担,再加上男多女少造成的不安全感,未必有多少落后国家的女子愿意嫁到我们这里来。相反,是我们的女人更多地跑到欧洲、美国去,因为那里不但富裕,而且相对安全。所以中国将来会产生一个劳动人口男女竞赛往外跑的局面,很可能女人跑得更快。现在虽然性别比、年龄结构还没有破坏,我们就能够发现,年轻女性外流比男性更多。
   
    移民原因之五:超生
   
    杨支柱认为,虽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计划生育,到80年代初发展成"一胎化"。但整个80年代中国的实际出生人口约是2.3到2.4之间,远远超过了政策生育率。原来政府计划在2000年将中国人口控制在11亿,但是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政府公布的人口数据是12.6亿,其中有两千多万是政府根据"漏报率"增加进去的。这个数据有争议,有人说政府估计的漏报率还是太低,也有人说只考虑漏报、不考虑重报是不科学的。姑且以这个数据为准,那么11亿到12.6亿之间,这多出来的1.6亿"超生"的人,他们肯定有兄弟姐妹,加上父母,以一家四口计,"超生"者家庭人口高达6.4亿,超过总人口12.6亿的一半。这6.4亿人的生活水平曾受到"超生"罚款的严重影响。那 1.6亿"超生"的人,政府既然认为他们是多余的,是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你让他怎么效忠这个国家,怎么爱这个国家?所以导致人口外流到其它国家。
   
    移民原因之六:"黑人"
   
    对于中国的"黑人"数量,王鑫海说有1000多万,但恐怕不止这个数。"黑人" 不光是"超生"的,"超生"的也不都是"黑人"。黑人最大的一部分是所谓"超生"而又没有交足罚款或"社会抚养费"的人口,但是也有一些其它的情况,比如说非婚生育的,还有80年代"黑人"的孩子,也就是"黑二代"。有的地方强制实行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你不做环结手术,你的孩子就上不了户口。2007年公安部公布的户口数据比社会发展公告公布的人口数据少 4000多万。如果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准确的,那么就有4000多万的黑人。我们这样的国家无证寸步难行,"黑人"基本上都是穷人,他不可能上贵族学校,于是"黑人"就意味着他是不上学的。"黑人"不能办营业执照、不能办外出务工证明、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不能结婚、不能在银行开户、不能从邮局取款等。他只能打黑工、住黑屋,因为房子没有身份证也租不了,无法生活则导致他们移民。
   
    移民原因之七:没有尊严
   
    被强制堕胎和被强制上环、结扎的人,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也会比被罚款或被征收 "社会抚养费"的人受到更大的影响。当一个人被强制堕胎、上环、结扎的时候,他是没有人的尊严的。个人身体最隐私的部位她都不能自主,自己的骨肉她都不能保护。一个人在完全没有尊严的情况下,她只是一个奴隶,奴隶通常不会有报效祖国的想法。就是没有受到生育控制直接严重损害的人,约占人口一半的也会受到轻微的损害,比如说为了办"准生证"折腾来、折腾去多跑几千里路,或者自愿上环、结扎但不堪定期查环、查孕的羞辱。
   
    国家对人口的观念,涉及到公民个人对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的感受。所以杨支柱认为,这些源自计划生育意识形态的宣传,也会影响到国民对国家的忠诚。
   
    计划生育意识形态把人口看成负担,看成包袱,动不动就讲"人均GDP",似乎 GDP是恒定的,人多了,人均GDP就少了。这当然是错误的。之所以有这么大的GDP,是因为有那么多劳动力力在创造它。所以有人认为社会总人口减少,劳动力自然也会减少。就导致了人们把人当成一种负担,认为人少就好,每个人把别人都看成多余的。在这样一种舆论导向下,就使得人们认为自己连猪粪都不如。因为猪是一种财产,猪粪对农民来说也是财产,可以节省化肥,是正资产,不嫌多。人却被看作是消耗资源的,是负资产。连猪粪都不如的人是没有尊严的。这样没有尊严的人,也会导致人口外流。
   
    因此,杨支柱提议,政府应尽快改变使人口负债和性别比失衡越来越严重的人口政策,裁撤不必要的衙门、减少官员的数量,实行惠民政策使年轻人养得起孩子,切实保障公民的各项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才能将第四波移民潮带来的危机降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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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现第三波移民潮 中坚阶层集体流失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6月05日 转载)
   
   
中国出现第三波移民潮 中坚阶层集体流失

    (南方周末) 各种数据表明,自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拨移民潮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三拨移民高潮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年中已成愈发汹涌之势。不同于第一拨混杂偷渡客的底层劳工和第二拨国门初启之时的"洋插队",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组成。高端群体、庞大数量和趋势化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和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经历社会中坚阶层的集体流失?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移民国,目前约有3500万华人散居世界各地。

     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

      2010年4月北京车展上,一则移民广告打得相当煽情:在北京买房?不如移民吧!

      这条广告背后心照不宣的潜台词是:在二套房购买门槛提至史上最高,北京二环以内一手房价每平方米均价仍死守3万元时,仍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美国,已开始推行EB-5类签证,吸引各国有钱人入籍,最低投资50万美元(约人民币342万),即有资格申请美国绿卡。"理论上,居住二环以内的北京人民都具备了移民美国的条件。"北京因私出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说。

      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布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 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齐立新说,投资移民成功率高的国家分别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其规定投资门槛分别为40万加元(约235万人民币),80万澳元(约454万人民币),150万新元(约962万人民币)。

      加拿大移民局数据显示: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占了1000名左右。以投资起步价40万加元(约 235万人民币)计算,仅2009年,即使只按"门槛标准"计算,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23.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一座世博会中国馆。

      事实上的财富转移远远高于以上粗糙的估算。2001年申请移民加拿大时,马舒(化名)办理的是技术移民,尽管彼时身为广州某公司高管的他资产已达上千万。"投资移民门槛很高,不是说你口袋有三百多万就能移民加国了,还必须雇用一定数量的当地雇员,每年有一定销售和利润额度。"

      在相对少数的投资移民之外,技术移民是一个更为庞大的群体。齐立新告诉记者,近十年申请各国技术移民的数量与投资移民相比,大约为20∶1。

      这意味着,每天都有近60名教育背景良好、工作体面、收入颇丰的中国中产精英同时向加拿大移民局递交移民申请。

      "分数有可能达标的人才基本素质为硕士以上学历、精通英语,3-5年以上工作经验,"马舒说,"就是中国的中坚分子。"

      马舒只是庞大的"中坚分子"群体中的一个。据统计,2009年度,中国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度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

      在加、美、澳三大主流目的地之外,香港、新加坡和异军突起的中北美小国也同时在吸纳大量中国大陆移民。

      2007年,中国社科院发布《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的同时,中国流失的精英数量也居世界之首。

      优质的教育,健康的环境,安全的食品,规范的法律,甚至身份的象征,都对移民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寻求安全感、为孩子谋求优质教育,是所有受访者移民的前两条理由。其中一名受访者是身家数亿的温州商人。2009年,他开始将中东的生意转移至美国,通过投资一座中美贸易城,投资移民。他坦言越来越不喜欢每周有四天时间得在外应酬、打点各路官员、 朋友,向往"公私分明的生活方式,把更多时间留给老婆和孩子"。

      在他的圈子里,移民甚至成为身份量级的标识。他们将之称为"抄捷径",即用过去20年里迅速积累的财富,支付转型期的中国所付的或忽略的代价:规范的法律、孩子的教育、高福利、低征税点、低遗产征税、健康的空气、安全的食品、免签多国护照的便利等。

      他的同龄人中,许多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父辈、亲友偷渡欧洲,有的为了入籍还加入法国外籍军团,"现在轮到我想出去了,"他说,"但已经跟他们那批移民不一样,我们有了更多选择。"

      另一个低调得近乎隐秘的移民群体常人无法轻易接近。公开资料显示:加拿大的多伦多和魁北克是华人富豪移民的首选地。而在澳大利亚,华人富豪的首选地是悉尼与墨尔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已经明确将吸引华人富豪作为移民政策的重要考量依据。而对于这些新富阶层来说,财产的安全则是他们最大的需求。

      新加坡在过去几年也成为国内富豪青睐的理想之地。2008年新加坡取消了遗产税,令该国对国内富豪的吸引力加大。与加拿大不同的是,新加坡对移民没有居住时间的限制,因此许多获得新加坡绿卡的中国富豪仍可以持续在国内经营企业,这点也对国内业务存续的企业家具有很大吸引力。许多国内富豪都在新加坡乌节路(属于商务中心)购买公寓房,或者是圣淘沙购买别墅,形成新的生活圈。

      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

      在技术移民的世界里,他们首先得适应谋生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落差。各国在制定技术移民政策时,都将本国急缺的人才类型作为优先考虑对象,如澳大利亚、加拿大青睐IT工程师和会计师。

      但由于两国各大公司只认可本国及北美的工作履历,大多数来自中国的技术移民都无缘从事原先的职业。

      刚到加拿大时,马舒的谋职底线是"先当个经理,也是可以的"。

      三个多月后,他终于在一家电讯公司谋到销售国际长途电话的工作。这名快40岁的新手,每天都要和小年轻一起竞争业绩,每拉到一个顾客,奖励2加元,如果足够勤奋,一个月能拿到800加元(折合人民币5191.28元)。

      受过高等教育,在国内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教养良好,地位体面,收入可观,这是中国技术移民的共性。相比二十出头即赴美读MASTER、PHD,毕业后留美工作的留学型移民,他们移民时年龄已在30~40岁,选择余地与竞争力都较小。

      马舒身边的移民同胞,有的曾是大学老师,有的曾任公司主管,有的是技术骨干,到加拿大后,他们成了卡车司机、超市货柜员、收银员;一名好友,在一家公司做技术,表现颇受认可,却十年未受提拔;另一名好友,在四十岁时,重返大学,现在正读大一。

      和普通大众想象中不同,大量技术移民在国外的生活虽然平稳却远不如国内光鲜。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们中的大多数需要褪去在国内"成功人士"的光环,回归到普通平淡的生活。但他们更多着眼于自己子女的未来,他们普遍希望下一代能够在异国延续自己在国内的成功。"牺牲我一个,幸福后来人。"一位已经移民加拿大近10年的技术移民如此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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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富人再掀移民潮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5月30日 转载)

    《经济观察报》报道引述称,根据4月初发布的《2010胡润财富报告》估算,中国目前有5.5万名亿万富豪。没有可信的数据显示这些富豪已经有多少移民海外,但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再次掀起投资移民海外的热潮,2009年到美国投资移民的EB-5类签证的中国申报人数已经翻了一番,从2008年的500人上升到超过1000人。

    《经济观察报》报道分析说,内地富人海外移民的主因,排在第一、二位的分别是子女教育和寻找安全感。第二个原因令人反思国内的社会环境。一是国内的投资环境,离法治化和规范化还有不小的距离,许多投资渠道限制民营资本进入。二是贫富差距拉大,导致中国社会对财富"原罪"的追问以及"仇富"心态也让富人们如坐针毡。

     中国的富人一直以来多数都是夹缝中生存的尴尬群体。一方面,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必须仰仗权力才能生存发展,而现代行政垄断制度,又使他们时时处处面临巨大的 "权力和制度天花板",无法在市场上实现公平竞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社会"腐败"和"富裕"往往有相当大的重叠,因此,中国的富人群体往往被视为仇恨对象,一旦社会矛盾激化,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就会成为权力的祭品和替罪羊,成为权力打击和清算的对象。

    "我选择这条路主要有三个原因:一、国内的投资环境不好,你想投的他不让,他让投的不挣钱;二、各种税费太高;三、现在贫富差距这么大,说不定哪天又要均贫富,太没有安全感了。"富豪老李说。

    富豪流失引深层次担忧

    《经济观察报》报道指出,富人的流失是社会的净损失也是穷人的净损失。富豪群体的移民,就是中国精英与财富流向海外的双重流失。即使富人真的有原罪,公权力也难辞其咎。无论是预防腐败,是防止权钱交易,还是防止垄断导致不合理财富分配,根源都在公权力本身。

    对于富人群体,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内让他们更自律,更安全,更自由。比如,减少行政管制,打破行政垄断,让富人资本能够自由准入。

    "其实很多人很矛盾,知道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好的国家,但是又感到不安全,进而想往产业链的上游发展,所以要投资金融业、能源业,但是这些行业又不是完全开放的行业。所以最重要的是要继续改革,让不公平更公平,让不安全变得更安全。"著名财经评论人吴晓波说。

    《经济观察报》在刊发《富人移民进行时》的同时,又在头版配发社论《富人的离开值得追问》,对中国富人阶层移民海外的动向予以强烈的关注和忧心。

    而 5月25日《南方都市报》即发表社论《正常的社会该给富人怎样的预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马少华认为,此篇恰好可以看作是对《经济观察报》报道和社论的回应。由于两报社论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经济观察报》长期以来倾向于表达关注中国中产阶层乃至富人阶层的价值、立场。而《南方都市报》则在利益的表达上,似乎更倾向于代表更广泛的社会公众,或者说社会的中下层。"所以,这也可以代表不同阶层的两个媒体的交锋。"

    《经济观察报》提到整个社会的"仇富情绪",还提到:是剥夺富人,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实现"均贫富",还是让更多的人分享财富增长红利,实现共同富裕,舆论包括一些政策选择传递的信号,也在将财富阶层推向更远处。而对于"仇富"之说,《南方都市报》社论并不认可:用"仇富"来说事有时更像矫情甚至是要挟。

    《南风窗》的报道用一种担忧的口吻写道:"中国会不会再现俄罗斯1990年代末期的富豪'逃亡潮'?现在已有苗头。"

    快报记者 刘方志 综合
    对话

    民政部专家:国家和穷人均受损

    富人掀起移民热潮不是第一次了,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又为什么他们的"出走"有那么多的原因?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富豪的移民潮?就这些问题,柒周刊与民政部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进行了对话。

    担心"均贫富"显幼稚

    星期柒新闻周刊:新一轮富豪移民潮又出现了,您有何评价?
    夏学銮:过去,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好像都是些高知人才在移民,因为国外比较发达,教育方面做研究的条件比国内好,这是一波潮流。现在是另一波移民潮,出去的好像都是大款。
    星期柒新闻周刊:对,都是一些被称作富豪的人,2003年前后出现过国内富人移民潮。
    夏学銮:这种现象,多丽丝•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认为,现代化过程中,资金、人才、技术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的转移是世界的趋势之一。现在咱们国家不是这个趋势,中国的财富、人才应该向西部转移,这才是一个正常的趋势,但是现在一些有财富的企业家们却把财富向发达国家转移,这说明这些大款或者说企业家对国家的认同感不强,社会责任感不够强,出现了对国外的一种盲目的"追随",也就是"国外的月亮比中国圆"。各种制度都有它的长处和短处,文化也是,中国文化是最有包容性的文化,几千年的文化绵延不绝,经久不衰,说明它还是很有内在魅力的,可以说既古老又常青。
    星期柒新闻周刊:有的移民富人担心"说不定哪天均贫富",且不说这种说法多有幼稚之处,就社会责任而言,这些先富者也忘记了带动穷人致富的责任或义务,光想着"仇富",为什么不想着去帮助穷人呢?
    夏学銮:这种说法确实是幼稚的,对于很多企业家来说,他们是靠了国家的政策致富的,如果没有"先富"政策,没有各种优惠政策,他们不可能富,而富了之后,他们当思报效国家,报效人民。但是现在他们中的不少人自己走了,把钱也带到国外去了,对国家、民族可以说是不够忠诚的行为。

    这是逆向而动的潮流

    星期柒新闻周刊:他们能成为富豪,离不开背后千千万万的穷人,现在他们拍拍屁股走人,带来了什么样的深层次隐忧?
    夏学銮:"先富"政策属于工具理性的范畴,先富者理应带动后富者致富,而他们移民,把财富带走,对国家来说是巨大的损失,对穷人既不公平也不利,对其个人来说,也意味着他们进行的是一次错误的选择,我相信他们将来有一天会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并且受到良心的责备。
    星期柒新闻周刊:说到错误的选择,据《南风窗》报道,2010年年初,中国公安部发布了一则关于美国EB-5投资移民项目的通报,指出该项目,本质上属于私募行为,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性。而有报道说,一些人也确实被风险撞了一下腰。
    夏学銮:这些移民的富豪往往对国外的认识陷入某种误区。上个世纪90年代的移民潮过后,很多人不是也回来报效祖国了嘛,包括一些在国外功成名就的人,真正有水平有知识的人不会把在美国等国家生活当成一个忠诚的选择的。在国外充其量也只能做一个二等公民,没知识没文化的人到了国外能做什么公民?有的人选择投资移民,但投资移民看的是你的钱,没有钱不会让你移民。
    星期柒新闻周刊:如果投资失败那就更难说了,估计什么公民梦都会破灭。
    夏学銮:对,有可能是要饭都没门。现在的国内条件比过去好多了,我就不知道这些急于移民的人是怎么想的,知识分子在纷纷回国,他们却纷纷出国,这是逆向而动的潮流。
    星期柒新闻周刊:《南风窗》有报道说, "中国会不会再现俄罗斯1990年代末期的富豪'逃亡潮'?现在已有苗头。"
    夏学銮:我觉得媒体不要这样标定,中国人有从众心理,这样就容易起暗示作用,使更多的人跟风,何况这种行为本身是错误的。
    用"仁至义尽"留富豪
    星期柒新闻周刊:如何留住富豪的心,这个问题比较大,那么我们从"子女教育"看,如何增加对于富豪的吸引力呢?
    夏学銮:研究生教育可能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在世界上,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最棒的,即使为了子女教育,也不应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把他们送到国外去,如果要出国的话也应该是在中国进行完基础教育后再送到国外去接受研究生教育。一些人语言不过关,到国外上中学有什么用呢?一定要送自己的子女到国外接受基础教育,这也是个误区。
    星期柒新闻周刊:不管怎么说,富豪们是纷纷在移民,中国怎样应对这种现象呢?
    夏学銮:说到中国的应对,在政策上,就应该早点看出这种倾向,把工作做到前头。现在,不能用强迫的办法使其不走,应该用各种办法吧,比如说,他们担心子女教育,那么就给其子女教育提供更好的条件,其他的方面,给他们各种名誉地位什么的,包括让他们在政治舞台、民间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如果有的人真的是爱国者,不用这些东西,也会留下来,关键就是怎样做到仁至义尽,把工作做到家,让他们没话可讲。只要工作做到家,大多数人还是看得见的,会留在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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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支柱:即将到来的第四波移民潮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10月10日 转载)
   
     来源:经济观察报
   
     青年作家韩寒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爱国,就是如果有选择的机会你还愿意生活在这个国家。"至少从网上舆论看,这句话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同。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和世界之间的人口流动障碍,以后会越来越少,无论是从政策层面还是从能力层面。有了选择的自由,你还愿不愿留在这儿,确实是爱不爱这个国家的一个重要尺度。
   
     前段时间第三次移民潮炒得很热。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至今,中国人移民海外的规模不断扩大,被称为第三波移民潮。与第一、二波移民潮("文革"后和"八九"后)相比,第三波移民潮规模更大、时间更长,但移民成分更复杂,政治选择的含量更少。
   
     我不认为第三波移民潮对中国社会、中国构成多大的危机。投资移民虽然带走了大量的财富,但带走财富的速度还远没有赶上外资流入中国的速度。有两个问题显然比资金和人才外流更重要:第一,区分正常的外流和不正常的外流,后者才是我们应该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第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还能维持多久?一旦中国经济减速、停滞、衰退,流入和流出的平衡就会被彻底打破,那时的资金和人才外流才会构成真正的危机。
   
     因为"一胎化"生育控制政策而发生的人才、资金外流,显然属于富有中国特色的不正常的人才和资本外流。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生育意愿普遍比较低,因为"一胎化"政策而发生的人才外流一直存在,但不是很严重。最近几年因为农民生育意愿普遍下降,计生系统为了维持自己存在的理由抛出所谓"富人、名人超生论",加重对有钱人生第二个孩子的处罚,进一步刺激了出于生育目的的人才、资金外流。
   
     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但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资本流动和移民的影响我们显然估计不足。将来人口老化了,劳动力短缺了,印度、越南的人到我们这儿来工作,我们少生了孩子,给人家腾出了生存空间。果真如此,我看也是不错的。人家在本国或欧美受了教育,到我们这儿来打工,我们是捡便宜的。但是实际后果可能不是这样的。
   
     人家今天之所以愿意到我们这儿打工,因为我们充裕的劳动力吸引了太多资本,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等到我们本土劳动力短缺,没有这个比较优势以后,资本可能大量外逃,经济萧条,人家就不愿意到我们这儿来打工了。相反,可能我们的劳动力要外流了,因为我们的养老负担沉重、税收太高。那时候我们的劳动力由于受教育程度提高,也不像我们60后、70后对出国那么恐惧了。移民出去的越多,那么剩下的人承受的负担就更重,可能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
   
     在我看来,第四波移民潮将是因为三十年生育控制后果总爆发而行将到来的更大规模的移民潮。与前三次移民潮主要是精英流向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同,第四波移民潮流失的不只是精英,流向的也不只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它的另一特点是发生在经济衰退过程中,流入和流出的平衡被彻底打破。由于人口生产的长周期性,第四波移民潮持续的时间也要长得多。
   
     靠什么来减轻它的危害?国家不可能禁止国民出国,重新回到闭关锁国的状态。那只能依靠二战后犹太人在沙漠上建立以色列那样的爱国心和凝聚力,艰苦奋斗,共渡难关。如果一个人爱这个国家,爱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他可能不愿意出去;如果一个人跟兄弟姐妹和社会上其他人的关系比较和谐,他可能不愿意出去。但是在这方面,实行了三十年的现行人口政策的影响同样是负面的。
   
     我们先看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到80年代初发展成"一胎化"。但是实际上中国的出生人口,整个80年代大概是2.3到 2.4之间,远远超过了政策生育率。原来政府计划在2000年将中国人口控制在11亿,但是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政府公布的人口数据是12.6 亿。姑且以这个数据为准,那么11亿到12.6亿之间,这多出来的1.6亿"超生"的人,他们肯定有兄弟姐妹,加上父母,以一家四口计,"超生"者家庭人口高达6.4亿,超过总人口12.6亿的一半。这6.4亿人的生活水平曾受到"超生"罚款的严重影响。那1.6亿"超生"的人,政府既然认为他们是多余的,是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你让他怎么效忠这个国家,怎么爱这个国家?
   
     还有一些人受到的影响更明显,这就是所谓"黑人"。"黑人"最大的一部分是所谓"超生"而又没有交足罚款或"社会抚养费"的,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非婚生育的,还有80年代"黑人"的孩子,也就是"黑二代"。2007年公安部公布的户口数据比社会发展公告公布的人口数据少4000多万。如果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准确的,那么就有4000多万的黑人。我们这样的国家无证寸步难行,"黑人"基本上都是穷人,他不可能上好的学校,"黑人"不能办营业执照,不能办外出务工证明,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不能结婚,不能在银行开户,不能从邮局取款。他只能打黑工,住黑屋,因为房子没有身份证也租不了。
   
     另外,被强制堕胎和被强制上环、结扎的人,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也会比被罚款或被征收"社会抚养费"的人受到更大的影响。
   
     国家对这部分公民的凝聚力是很弱的。他们之所以现在还住在这里,一个是因为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二是因为上一代人受教育水平较低不敢出去闯荡。下一代除 "黑人"之外受教育程度较高,如果他对国家不满,同时又遭遇经济不景气,那么他们出走他国将是非常自然的事。
   
     不要说上述受到直接而且比较严重的损害的人,就是没有受到生育控制直接严重损害的人,也会受到轻微的损害,比如说为了办"准生证"折腾来、折腾去多跑几千里路,或者自愿上环、结扎但不堪定期查环、查孕的羞辱。
   
     国家对人口的观念,涉及到公民个人对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的感受。源自计划生育意识形态的宣传,也会影响到国民对国家的忠诚。计划生育意识形态把人口看成负担,看成包袱,动不动就讲"人均GDP",似乎GDP是恒定的,人多了,人均GDP就少了。这当然是错误的。之所以有这么大的GDP,因为有那么多劳动力在创造它。社会总人口减少,劳动力自然也会减少。但是这样一种说法导致人们把人当成一种负担,认为人少就好,每个人把别人都看成多余的。这样没有尊严的人,他怎么可能效忠于国家?
   
     这种没有尊严的状况,必然也会波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家庭的凝聚力,不但来自于对父母的感恩,也来源于兄弟姐妹的和睦。如果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和睦,那么孩子们就更愿意留在或者回到父母的家里。在计划生育的意识形态下,每个人都把他人看成与自己争夺资源的敌人。如果兄弟姐妹都成了跟自己争夺父母财产和爱心的敌人,那么跟其他的人,你能够营造一种和谐的关系吗?所以很多表面看起来跟计划生育没有关系的领域,譬如说部门保护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的泛滥,其实都跟计划生育把人当成负担这样一种观念有关。如果我们把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都看作是资源争夺的关系,那么这个部门跟那个部门之间、这个地区跟那个地区之间、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之间还能不是资源争夺的敌 对关系吗?
   
     因此令人恐惧的不是第三波移民潮,而是三十年强制计划生育后果总爆发引起的第四波移民潮。现在看来无论政府多么英明,第四波移民潮都已不可避免。但是如果政府尽快改变使人口负债和性别比失衡越来越严重的人口政策,裁撤不必要的衙门、减少官员的数量,实行惠民政策使年轻人养得起孩子,切实保障公民的各项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改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增强公民的主人翁地位和社会责任感,可以将第四波移民潮带来的危害程度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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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移民潮的背后/余地
(博[]讯北京时间2010年8月07日 转载)
   
   
        
    2009年3月31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了题为《我的故事以及背后的中国梦》的演讲:"正是高考的存在,让我们这样一个又一个非常普通的孩子,拥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1980年代,白岩松们的确可以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而"读书无用论"再度风行的2009年,仅湖北一地就有2.6万名考生放弃高考,重庆亦有上万名学生弃考,全国共有84万高考生弃考,2010年这个数据可能突破百万。昂贵的学费、毕业等于失业、底层民众上升渠道被权贵严重堵塞、蚁族(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的现实,令高考改变命运早已成为昨夜星辰。
   
    六* 四大屠杀给中共上了一课:后邓小平时代,如果有数百万大学生再来一次要求自由民主的学潮,将再无可以号令三军的强人带头镇压。要维持独裁统治就必须进行愚民教育。因此,尽管以高考为导向的教育政策和歪曲、蒙蔽历史的人文教育饱遭恶评,中共仍然咬牙坚持。
   
    以灌输为主的填鸭式教育,是制造高分低能、没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自由价值观的思想侏儒的一大法宝。国人的创造力被应试教育所扼杀,怎么可能诞生诺贝尔获奖者和世界级的大师?中共权贵的核心利益是确保一党专政,既得利益集团能够持续、稳定地腐败下去,为此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检察日报》2006年报道说,全国近年查办的不少腐败官员都将子女送出国去深造。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发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毕玉玺因犯受贿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一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远在英国留学的儿子就是他敛财的最大"动力"。对于叶明子(叶剑英孙女)、万宝宝(万里孙女)、薄瓜瓜(薄一波之孙、薄熙来之子)等红色贵族来说,留学海外几乎是必须的人生经历。
   
    为逃避愚民教育和党文化的洗脑,接受先进的人文教育和培养思辩、自主研究的能力,一些富裕、中产家庭也纷纷将子女送到海外留学,"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中,放弃国内中高考转而选择出国留学的学生,正以20%的速度增加,弃考留学蔚然成潮。"
   
    1978年以来,106万中国学生留学海外,仅27.5万人回国。时至今日,财富精英、知识精英和文艺明星成为移民潮的主力军:2009年,中国移民加拿大共2.5万人,移民美国约6.5万人;2008年移民澳大利亚约1.6万人。此外,香港、新加坡和中北美小国也在吸纳大量中国大陆的精英。中国社科院《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移民输出国,中国精英(技术移民)流失的数量居世界之首。
   
    一方面,中共发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人才发展要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另一方面,人才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向海外移民,这不能不说是对"和谐盛世"的一大讽刺。
   
    2010年6月,美《外交政策》杂志与美国和平基金会发布"2010年失败国家指数"报告,中国排名57位,连续第2年进入全球最失败的60个国家的行列。"失败国家"有3个重要的指标:"寻仇团体或偏执团体的遗留问题"、人才流失和政权的腐败程度。且不说层出不穷的虐杀儿童和杨佳式寻仇案件,光看政权腐败导致的数量惊人的人才流失和日益庞大的访民团体,中国即便进入全球最失败的30个国家的行列,也是实至名归。
   
    温家宝说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问题是,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权比法大、党在国上,发个帖子可能被跨省抓捕,上访会被当做"敌对势力"、被劳教、被精神病,住房可能会被强拆,看守所里可能以鞋带上吊、躲猫猫等方式离奇地死去,怎么可能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没有自由,尊严是多么奢侈!一个官场黑暗腐败、施行愚民教育、环境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难以保证、道德沦丧、社会风气污浊的专制国度,无论庙堂之上,还是江湖之远,都很难产生安全感,留学、移民因此成为时尚和身份的象征。仅仅为了下一代能够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正常生活,一些大陆精英也宁愿丢弃在国内的高薪职位,跑到欧美当蓝领工人。
   
    欧美国家的体力工作者不会受到歧视,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无论白领、蓝领,人际关系都很简单,无须有损身心健康的喝酒应酬,用不着在单位里溜须拍马、拉帮结派、弄虚作假,更用不着担心司法不公、毒牛奶、毒面粉、毒疫苗或地沟油。只要你奉公守法、积极向上,活得更开心、更有尊严并非难事。
   
    比精英流失更可怕的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在当今大陆几成笑谈。不能简单地指责精英移民就是不爱国,因为,把持这个国家政权的中共,不允许你用正确的方式爱国,而是希望你助纣为虐、同流合污。你若坚信"爱国就是不让祖国受政府伤害",并试图让中国融入自由民主的文明世界,就很可能会步刘晓波、谭作人、刘贤斌等人的后尘。
   
    幼童留学的益处显而易见,如果等到大学毕业再出国留学,很难消除愚民、洗脑教育造成的影响。人们需要深入思考的是,中国为什么留不住那些留学的幼童和移民的精英,怎样才能留住他们?在网络时代,如何充分利用网络普及自由民主的常识?(原载2010年8月号《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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