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ed By Blogger

2012-11-02

中國人為什麼離開中國?

安全感缺失加速「用腳投票」浪潮

儘管中國在最近幾十年里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它的政治和社會走向仍然很不明確,讓中產階級對未來沒有安全感,而這種不安全的感覺也影響到了那些經濟情況相對較差的中國人。

~~~~~~~~~~~~~~~~~~~~~~~~~~~~~~~~~~~~~~~~~~~~~~~~~~~~~~~~~~~~~~~~~~~~~~~

中國人為什麼離開中國?

Sim Chi Yi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陳括,30歲,動身前往澳大利亞前在北京的寓所。

北京——今年30歲的陳括曾擁有很多中國人都夢寐以求的一些東西:一套屬於自己的單元房和一份跨國公司的高薪工作。但10月中旬的一個午夜,她卻登機飛往澳大利亞,去那裡開始前途未卜的新生活。 

就像每年離開的數十萬中國人一樣,驅使她離開的是一種強烈的感覺,那就是在國外會過得更好。儘管中國最近幾年經濟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她還是嚮往澳大利亞,因為那裡可以提供更健康的環境和完善的社會服務,還可以提供在一個保障宗教自由的國度建立新家的自由。

"中國太壓抑了——有時候,我一周要在上班的那家審計公司工作128個小時,"離開前幾個小時,陳括在她北京的房子里說。"而且,在國外養育信仰基督教的孩子會更容易一點。澳大利亞更自由一些。"

中國共產黨正在為11月初的領導人大換屆做準備,與此同時,像陳括這樣擁有專業技能的人才正在以創紀錄的速度流失。最新完整數據顯示,2010年有50.8萬中國人離開中國,去了34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成員國,人數比2000年增長了45%。

單個國家的記錄顯示這個趨勢還在繼續。2011年,美國接收了8.7萬來自中國的永久居民,一年前的數字則是7萬。中國移民使得從曼哈頓中城到地中海島國塞浦路斯的一系列大相徑庭的地方房價攀升。曼哈頓的一些房地產中介正在學習普通話,而塞浦路斯則提供獲取歐盟護照的途徑。

很少有中國移民把政治作為離開的理由,這樣的沉默卻凸顯了他們的許多擔憂。他們說不計任何代價搞發展的戰略已經毀掉了環境,墮落的社會和道德體系也讓中國變得比他們小時候還要讓人感到冷漠。總之,他們有一種這樣的情緒:儘管中國在最近幾十年里取得了很大成就,它的政治和社會走向仍然很不明確。

"中國的中產階級對未來,特別是子女的未來沒有安全感,"諾丁漢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研究中國移民的副教授曹聰稱。"他們認為中國的政治環境不穩定。"

看起來,大多數移民都只是把外國護照當做應對最壞情況的一種保險,並不想徹底拋棄中國。

上海一家工程公司的經理在匿名的條件下稱,他今年早些時候在紐約市的一個房地產項目上投了資,希望最終能拿到綠卡。他還是一個言辭犀利的時事評論博主。他說,當地公安人員找他談過話,致使他獲取美國護照的願望變得更加迫切。

"綠卡是一種安全感,"這位經理稱。"這裡的體制不穩定,你都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麼。我倒想看看,下面幾年這裡會變成什麼樣。"

政治動蕩也加重了這種情緒。今年初,共產黨高官薄熙來的醜聞曝光,震驚了全國。根據官方報道,他的轄區竟然充斥着謀殺、拷打以及腐敗活動。

"哪怕是在最高層,哪怕到了薄熙來的級別,仍然有很多不穩定因素和風險,"奧爾巴尼大學(University at Albany)移民問題專家梁在稱。"人們不知道兩三年後會發生什麼。"

不安全的感覺也影響到了那些經濟情況相對較差的中國人。根據中國商務部數據,去年年底有80萬中國人在國外工作,1990年的數字則只有6萬。很多人都在做小生意——開的士、捕魚或者種地——還擔心自己這個階層錯過了中國的30年繁榮期。儘管在此期間,中國有上億人脫離了貧窮的生活,中國仍然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而經濟也越來越被大公司主導,這些大公司很多都是國有企業。

"這種潮流的動因是害怕在中國成為輸家,"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人口學家項彪稱。"出國已經成了一種或許能帶來一些機會的賭博。"

在海濱城市溫州經營一家餐館的張林(音譯)便是這樣一個憂心忡忡的人。他所在的大家庭里的農民和生意人把錢湊在一起,送他兒子去加拿大的溫哥華讀高中。家裡人希望他能進入一所加拿大的大學,將來的某個時候能獲得永久居留權,說不定還能讓他們家所有人都移民過去。"這就像一把椅子,椅子腿不止一條,"張林說。"我們希望在加拿大安放一條腿,以防這兒的這條腿折了。"

如今,移居國外的形勢已不同於過去幾十年。上世紀80年代,學生開始出國,其中許多都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留在了西方國家,因為那些國家主動為他們提供居留權。上世紀90年代,沒錢的中國移民付錢讓"蛇頭"把自己帶到西方去。他們有時會搭乘貨船,比如1993年在紐約市擱淺的"金色冒險號"(Golden Venture)。這一現象當時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如今,多年的繁榮意味着數百萬人具備了合法移民出國的途徑,要麼通過投資項目,要麼通過送子女出國留學,寄希望於獲得一個長遠的立足點。

北京一家傳媒公司的秘書王瑞金(音譯)表示,自己和丈夫正在勸說23歲的女兒申請新西蘭的研究生院,希望女兒能留在那裡,為家裡人打開出國的大門。她說,自己和丈夫都覺得女兒拿不到獎學金,因此家裡人正在借錢,就像是做長期投資。

"我們感覺,中國不適合像我們這樣的人,"她說。"想在這裡取得成功的話,你要麼得墮落,要麼就得有關係。我們更喜歡過穩定的生活。"

這個話題已經在官方媒體上得到了廣泛的討論,這或許表明了政府對這個問題的關注。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方竹蘭在半官方雜誌《人民論壇》上撰文說許多人是在"用腳投票",還把大規模移民出國現象稱為"民營企業家們對自身權利在現有體制框架內的保護和實現程度的消極評價"。

這股潮流並不完全是單向的。鑒於西方各經濟體趨於停滯,就業機會受到限制,2011年歸國的學生人數較前一年增加了40%。政府也設立了一些高調的項目,通過暫時提供各種額外待遇和特權來吸引中國科學家和學者回國。然而,諾丁漢大學的曹聰教授表示,這些項目取得的成果並沒有宣傳的那麼大。

他說,"歸國人員都能想到,五年之後,他們也將變成普普通通的中國人,處境和那些已經在國內的同事一樣糟。這就意味着,很少有人會被吸引回來長期居留。"

許多移民問題專家表示,這些數字和其他一些國家過去的經歷是一致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台灣和韓國都有過人口大量流向美國及其他國家的經歷,儘管當時它們的經濟正在起飛。財富和更好的教育讓人們有了更多移民出國的機會,那時的許多台灣人和韓國人之所以出國,部分是因為擔心受到政治打壓,就和現在的中國人一樣。

儘管那些國家最終都走向了繁榮,迎來了開放社會,但許多中國人面臨的問題卻是,幕後選定的以習近平為首的下一屆領導班子派系林立,是否能夠帶領中國進入政治和經濟發展的新階段。

"我在這裡很興奮,但又對未來的發展感到很迷惑,"去年從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獲得碩士學位的彭磊說。如今,他在北京經營着一家名為Ivy Magna的諮詢公司。眼下他雖然留在中國,但卻表示,在他的100位客戶中,很多人要麼擁有外國護照,要麼就希望擁有外國護照。大部分人都擁有或管理着中小型企業,這樣的企業受到了偏向國有企業的政策的擠壓。

"有時候,你自己的財產和公司狀況也會變得非常複雜,"彭磊說。"有些人可能會希望生活在更透明、更民主的社會裡。"

Amy Qin、Adam Century和Patrick Zuo對本文有研究貢獻。


********************************************************************************

2012年08月24日

观点

为什么他们要离开中国?

前不久,一位长期居住在中国、娶了中国太太,有两个孩子,并在中国有自己成功生意的英国人Mark Kitto在英文媒体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人——为什么我要离开我热爱的中国?》的文章。 文中,这个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国通说,在中国学习工作居住了前后十多年后,中国的变化——虽然物质生活大大改善,但金钱腐蚀及其他一系列问题——让他最终决定要带全家离开中国回英国。像他这样热爱中国却要离开的洋人不止一个。

不光"永远无法成为中国人"的老外开始考虑离开中国,就是中国人自己也纷纷开始移民海外。这个现象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据胡润2011年对中国18个城市的千万富豪调查, 有14%富豪目前已经移民或者正在申请中,还有46%富豪正在考虑移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数据是否准确,但至少它阐述了一个趋势,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的确在美国也会常常遇到国人要么彻底"跑路"离开中国,要么先"两边下注"以防万一。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巨大变化。城市化、 现代化使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都不断增长,除了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均GDP去年达到5400美元(以购买力均价计算达8000美元),在180多个国家中排名第90位左右,恰好居中,至少不能算是贫困国家了。

然而与此同时,民众缺乏安全感和可预测性的感受反而加深。应该说,在改革开放头三十年里, 中共与社会达成的一个契约是在稳定中把中国建成小康之国,实现现代化。这个契约在三十年里保证了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发展。 但是社会契约不是无限有效的。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就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发展-教育提高-中产阶级-民主要求"的"经济导致(民主)论"。受此理论影响,学者们结合几次民主浪潮不断深入探讨了经济发展与民主化关系的内在发生机制。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了。他指出,历史经验表明,人均3000美元(90年代初的价值)到1万元之间是最容易发生民主化的"变迁区间"(transition zone)。在此期间,旧的体制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利益集团的各种要求,已有的社会契约开始失效,目前中国恰恰是进入了这个"变迁区间"。很多迹象表明,中国正走在这个路径上。

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发展, 使不少人得益, 整体国民生活水平比三十年前大有提高。同时在近年来开始出现利益分化、阶级分化,一方面贫富不均,一方面城市中产阶级在不断成长。原有的以国家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制度机制越来越受到各种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质疑甚至挑战。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不满, 都认为政府对自己的照顾不够,不满越来越多 。这不光是草根的弱势群体和城市中产阶级,甚至既得利益集团和富人们也对现有的社会契约越来越没有信心。 对于前者来说,眼前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满,而表达不满的方式是个体和群体的上访、抗议。对于后者来说,最大的担忧莫过于未来的不确定性, 而表达没信心的一个方式是用脚投票——"跑路"。

当你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时,你不会太担忧未来,因为未来只能越来越好,当你是个家财万贯的富人时,你就会担忧财富的安全,对未来的走向不确定。一个社会进入"变迁区间"的最大表现就是不确定性。这个时候,很多人想离开中国就不足为奇了。

不确定性还在于中国社会中潜规则盛行,正式规则反而常被扭曲。政府部门行政的随意性很强。改革三十多年,行政改革也进行了很多轮,但人们还是对政府没信心,不信任。Mark Kitto在莫干山隐居,经营咖啡馆和家庭旅馆,同时也办畅销杂志。 他说他每到三年更新经营许可时候都要提心吊胆, 不知道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就会拒绝重新发证。对于生意人来说, 这种费钱、费时、劳神甚至不稳定的投资经营环境是他们所头疼的。前不久传出的东北某地方政府因为完不成财税任务,而动用公安、税务、卫生等监管部门对小经营者施加压力, 弄得纷纷闭门罢市。不管这是否谣言,至少反映了不少中小经营者草木皆兵的困境。其实,人情为上、腐败、不道德的潜规则又何止是 生意人天天面临的, 每个在中国生活的人都会面对。

令人不满意甚至"跑路"的还有经济高速发展下的社会环境。 经过了三十年的发展,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同时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一切向钱看的"唯物主义"。 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这里的高速发展是以环境破坏、质量低下为代价的。富于物质,贫于精神生活, 缺乏道德观、价值观。

Kitto这个长期在华的老外说他怀念80年代中期的中国,那时候他头一次到中国来,感到这个国家充满了乐观和对未来的企盼。的确,改革初期的中国虽然落后贫穷,但人们还没有被物质欲望完全俘虏,道德和价值观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苍白虚弱。另一方面,这也是现代化过程中常见的结果:人们从对生活水准增量要求总会有一天变为增质要求。 急剧变迁中的现代化社会里的精神生活质量和道德价值观总会经过一个从无到有,旧的弱化,新的形成的过程。今天的中国还处于价值观缺失的时期。 

在调查为什么中国人想移民海外时,常常提到的还有孩子的教育。 Kitto也提到了这是他考虑离开中国回英国的原因。这跟中国的教育体制有很大关系。在中国, 受教育的机会仍然是不富足的甚至是贫乏的,还有很多孩子因为经济和体制等原因无法得到教育 。学校的质量和教育方式也使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前景担忧。Kitto批评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不是学习知识,而是学习如何考试。 这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切中要害。高等教育虽然经过十几年的扩招,考生每年还是要为了进大学, 拼命准备高考。大学的教学质量并没有像学生数量那样增高。这也是为什么为了孩子教育很多人宁可花大钱把孩子送到国外, 甚至自己移民海外的重要原因。

此外,涉及生活品质的环境污染、食品质量、交通拥堵等等的现代化副产品也使很多中国人和在华居住的外国人产生离念。

当代世界本来就是一个日益融合的地球村。中国人移民海外历史已逾百年,外国人来华定居也不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移进移出都没有什么奇怪。但是,当前人们要离开中国这件事折射了中国社会正发生变迁这个重要背景,便不能轻视了。

吕晓波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政治学教授、前所长。

~~~~~~~~~~~~~~~~~~~~~~~~~~~~~~~~~~~~~~~~~~~~~~~~~~~~~~~~


No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