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的圍牆
不動政府和國企的改革難以為繼
紐約時報中文網財經評論員 王強 2012年11月26日
雖然要等到明年3月份"兩會"李克強才履新國務院總理，但他現在已經開始向外界傳達希望推進改革的信號。上周三，在全國綜合改革配套試點工作座談會上，李克強稱，讓群眾過上更好生活，依然要靠改革開放。這是中國發展的最大"紅利"。這一信號隨即獲得了外部眾多積極評價。
問題是如何改。回顧過去30多年的改革，學界普遍認為是增量改革為中國發展帶來了更大的推動力。
所謂增量改革，指改革初期，中國在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驗不成功、國有經濟改革停頓不前的情況下，採取一些修補的辦法維持國有經濟運轉，把主要力量放到非國有經濟方面，尋找新的生長點。
對此經濟學界也承認，中國的經濟體制，在舊體制的根本性變革難度較大的情況下，確實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體制外突破來改革經濟體制的結構和促進或倒逼舊體制的變革，這是漸進式改革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經驗之一。
按照吳敬璉等經濟學家的理解，改革初期以發展民營經濟為主線的增量改革，表面上看為決策層的無奈之舉，實則有更深遠的考慮。因為改革之初，以"擴大企業自主權"為核心的國企改革陷入困境，鄧小平"不得不把改革的重點從城市的國有經濟轉向農村的非國有經濟"，伴隨農村改革，鄉鎮企業等非國有領域的經濟才逐漸發展起來。
吳敬璉認為，採取增量改革戰略，目的是為了減少改革阻力，積蓄改革力量，縮短改革進程，最終目的是建立統一的市場經濟體系。
但現實表明，增量改革必須依託存量改革，尤其增量改革到一定地步，如果存量改革跟不上，必然導致政府權力過多干涉市場，而國有企業也不能從競爭性產業退出，使得"體制外"力量與舊經濟體制摩擦加劇，並最終導致增量改革的停滯甚至倒退。
所謂存量改革，是指通過對舊體制進行實質性改革實現最終的制度創新，政策着力點是推行國有企業改革、政府機構改革、整頓市場環境等。
理想的改革應該是全面推進的。1990年代中期，中國處於全面推進改革的最好時期，胡耀邦以及趙紫陽等改革派處於優勢地位，中國開始嘗試進行全面改革。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明確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以實現"黨政分開"、"下放權力"、"以黨內民主逐漸推進人民民主"。
但後來這些改革並未推進下去，尤其是在1989年政治風波後，中國整體推進改革的步伐在隨後幾年幾近停滯。 雖然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中國再次掀起了改革熱潮，並在20世紀末初步建立起了市場經濟制度基本框架，但是，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仍然干涉過多，國企仍然控制着優質市場資源，現代市場經濟所必需的法治體制也並未建立起來。
在胡溫執政的十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邊際效益達到了頂峰。這十年是中國經濟增速增長最快的十年，期間，中國的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然而，發展經濟並不等於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其實，並不存在純粹意義上的經濟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密不可分。比如，經濟體制改革中的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調整、行政放權、完善法治化的市場，本質上都屬於政治體制改革範疇。
因此，過去十年，高層雖然一直在大力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但始終未積極地推動存量改革。這就造成了進一步的不良後果，諸如行政權力在市場資源配置中更加處於主導地位、國企壟斷加劇、民營經濟生存艱難、官場更加腐敗、更加的社會分配不公以及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孫立平便認為中國正掉進"轉型陷阱"的危險。今年年初，他撰文稱，所謂"轉型陷阱"是指在改革和轉型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進一步變革的過程，既得利益集團要求維持現狀，希望將某些具有過渡性特徵的體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於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體制"，並由此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的畸形化和經濟社會問題的不斷積累。也因此，既得利益集團用"維穩"的理由來平息矛盾和拒絕改革、綁架改革。
由於中國改革並未完成存量改革，這導致並未在政府與市場之間劃分出一條清晰的邊界線，相反更加模糊 。
在此情況下，既得利益集團的力量已經今非昔比，而圍繞政府改革以及國企改革為核心的存量改革變得異常困難甚至有半途而廢的危險。這也是孫立平教授提出"轉型陷阱"的最大原因。
在中國，今天很多人仍對政府權力和國企辯護，並對現有體制充滿盲目的自信，敵視進一步的市場化改革建議。今年2月，世界銀行和中國最大的官方智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共同起草發佈了一份名為《中國2030》報告。由於報告提出政府從許多經濟部門中退出，不再直接經濟干預、更好發揮私人部門作用等幾點市場化建議，遭到了一些保守派和既得利益者激烈的反對，並被"陰謀論"為"用心險惡"。
顯然，這些反對者不論出於何種目的，結果都會造成經濟體制改革中最核心的政府改革與國企改革難以推進下去。下一步的改革應該把存量改革置於最優先地位，進一步推動政府改革與國企改革，否則，中國難以走出"轉型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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