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富豪移民帶來的改革契機
邰秋卿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2年12月06日
坐落在墨爾本東南20公里的Glen Waverley是當地最著名的富人區之一。那裡眾多的山頂豪宅都配有高爾夫球場和私家花園。由於地勢較高，業主們走出家門即可遠眺四周，一覽墨城美景。
2011年，Glen Waverley共有72棟豪宅別墅被售出，其中一棟的主人便是42歲的中國某化工集團董事長許先生。許先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國有資產改革時以低價買進了他原來擔任廠長的化工廠。經過幾年的發展，公司利潤迅速增長，他也躋身富豪行列。在談到自己為何在短時間內積累起了上億身家，除了努力打拚，許先生毫不諱言那是改革的機遇。
可是，受惠於改革，並富足地生活在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國家裡的許先生，為何會斥巨資舉家移民澳洲呢？
"我自己沒什麼文化，想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今年8月，許先生在國內接受筆者訪談時說。如今他的女兒正在墨爾本上私立高中，妻子也已經出國陪讀。"先把她們送出去，再奮鬥兩年我就把公司賣了，去澳洲養老。"
五年前，當許先生開始赴北美和歐洲考察投資移民環境的時候，中國的富豪們還不像現在這樣如潮水般辦理移民。但現在，許先生說身邊幾乎所有的老闆朋友都在用各種方式送子女出國。"以前和政府官員吃飯，我們還得拍馬屁說政府幾句好話，現在的飯局上連公務員都在罵政府，你說這國家有希望嗎？"
另一位同是投資移民的姚先生則說的更具體："現在吃什麼東西都怕有毒，咱賺了這麼多錢，去國外買個放心不行么？"姚先生今年40歲，白手起家，早年靠農村拆遷獲得第一桶金，現在是江蘇一家電路板有限公司的老總，身家幾千萬。
像許先生、姚先生這樣辦理投資移民的中國富豪到底有多少？《2012胡潤財富報告》顯示，中國千萬富豪在今年已達102萬人，其中億萬富豪超過6萬人。85%的千萬富豪，90%的億萬富豪考慮將孩子送出國留學。16%的富豪已移民或者在申請中，44%正在考慮移民。
胡潤、招行和貝恩等機構發佈的個人財富報告均將中國富豪定義為個人資產千萬以上的人群。值得一提的是，有能力辦理投資移民的不僅限於身價千萬的富豪們。但這一群體對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所產生的影響更大。
中國富豪們為什麼要移民？胡潤通過2600餘次調研和100多次訪談得出，影響富豪移民最重要的三個因素分別是：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財富安全、為未來養老做準備。另外，醫療體系、環境質量、食品安全、出入境自由也都是富豪選擇離開的原因。當然，還有一些富豪們不方便提及的隱晦原因，例如擔心突然的政策變更或者社會矛盾激化導致企業家利益受損。
發達國家成為中國富豪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並不令人意外。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三國聚集了約80%的中國投資移民。根據美國移民局發佈的最新報告，2011年共有2969名中國公民申請了投資移民簽證，平均每天就有8名中國公民遞交申請。其中，申請成功的有934名，中國成為全球投資美國移民最多的國家。同年，登陸加拿大的中國投資移民有2020人，佔加拿大吸納的新投資移民的63%。而澳大利亞近幾年商業移民每年的名額是3500人，來自中國的申請量就能達到2000人左右。
投資移民的價格根據目的地國的不同從幾十萬至千萬人民幣不等。在美國，申請人需投資100萬美元（約合623萬元人民幣，低就業地區減半），再僱傭10個美國人工作。加拿大的投資移民需要在銀行賬戶中至少存有160萬加幣（約合1000萬元），並給加拿大政府指定的機構投資80萬加幣（約合501萬元），5年後本金返還。而在澳大利亞，申請人需投資75萬澳元（約合500萬人民幣），並且4年內不得撤資。這筆錢也許比一個工薪階層家庭一輩子的總收入還多，但富豪們卻深不以為然，用許先生的話來說，"那不就是上海內環一套房么？"
富豪們的海外投資熱情催生了一條移民產業鏈。據悉，悉尼、墨爾本地區的樓盤銷售目前只有中國買家在注入大筆資金。尤其是好學區周圍的樓盤，常常是沒有竣工便被搶購一空，而大多數買主都是中國富豪。此外，辦理移民事務的律所也賺得盆滿缽滿。林小姐在美國新澤西州的一家移民律所負責處理中國投資移民的事務。她私下透露，辦理投資移民申請所需的費用只需幾千美元，但她所在的律所因申請成功率高、能一次性辦理富豪全家的綠卡移民，而向每位中國投資移民申請者收取十萬美元的辦理費。而事實上，中國富豪非常樂意支付這筆高額費用，因為在他們看來，花10萬美元就能辦妥全家的美國綠卡，實在是一筆合算的交易。
"離開"的政治影響
目前，社會對於富豪移民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首先是資產流失給國家帶來的經濟影響。此前有媒體報道，每年中國內地富豪流向海外的財富達100億元。大量資產流往海外，將使中國遭受稅收流失，消費流失，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其次是從道德角度審視。輿論認為，作為改革開放第一桶金的挖取者，中國富豪的成功離不開國家的支持。 今天中國社會面臨著"未富先老"、"生態破壞"等一系列問題，富豪在此時選擇移民海外過安定生活，不僅體現了企業家精神的缺位，更反映出他們缺少對國家和民族的擔當。
這兩種批判的聲音固然有其合理之處，但換一個角度看，富豪移民意味着商人和政府關係的悄然轉變，或許可以為中國的政治改革提供一個契機。
關於通過資產流動或移民來推動改革的思路可以在西方社會科學中找到廣泛的理論支持。美國政治學家卡萊斯·鮑什(Carles Boix)在《民主與再分配》一書中提出，資產流動是推動政治改革，促進民主擴大化的前提條件之一。當所有公民都擁有投票權，社會支持的稅率（即中間選民所支持的方案）要高於在只有少部分人能影響政策的精英政治下的稅率。富人厭惡高稅收和收入再分配，故而反對民主擴大化。而資產流動性一方面允許富人把他們的財富轉移到國外，從而減少了稅收改革對他們自身財富的削減。另一方面，代表廣大民意的政府因為知道富人有能力轉移財富，故而願意適當減少再分配力度，以防止財富過度流失。在這兩種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漸進的稅收改革以及健全的民主制度更可能實現。
而行為學家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o Hirschman)則探討了"離開"這一選擇對個體的重要意義。 他指出，每個公民在面對自身利益受損時都有兩種選擇，一種是發泄自己的不滿，另一種便是逃離體制。前一種選擇把公民留在體制內，需要他們在享受"發泄不滿"可能帶來利益的同時承受相應代價。而且大多數時候，有效地表達不滿需要公民集體的力量。相反，離開只是個人行為。個體一旦離開系統，就不受系統內部的政策制約，也不用承擔社會變革的風險。
政治學家德韋什·卡普爾(Devesh Kapur)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離開"，特別是保守派精英的離開為政治改革提供了機會。因為它創造了新的空間，使得原先沒有政治話語權的下層民眾，或者政府中有意願改革的少數派能發出自己的聲音，因而有利於民主進程。
縱觀中國近30年發展，政府讓一批中國的企業家們在短時間內積累了世界級的財富，也因此贏得了他們對現行體制的支持。許多大企業家或是政府官員的家族企業，或多或少受到過政府在貸款、訂單、融資等方面的照顧。他們成了利益集團的一部分，因此沒有強烈意願去推動諸如完善市場經濟，加大財產再分配的改革舉措。而一些中小企業家儘管希望改革，但由於自身力量有限，也極少付諸行動。因此，改革總是呼聲大，動靜小。早在1993年，鄧小平便直指："12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後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
然而正如朱嘉明先生所言，改革只能由當權者推進，因為他們掌握了所有權力和資源。要讓既得利益者能有改革的動力，必須解除其後顧之憂。否則他們會把改革阻止到最後一刻，即革命爆發。而移民和它所導致的資產轉移能從幾方面解除富豪的後顧之憂。首先，有相當數目的富豪是"移民不移居"，仍在國內做生意。但允許他們的資金通過移民的方式流出，能使他們中的部分人不再像以往一樣激烈地反對再分配，從而有助於減小貧富差距。而資金流動的可行性也反過來保證了政府進行漸進而非冒進的收入再分配改革，以防止財富過度過快流失。
其次，如果在資金可以流動的情況下，富豪們仍然對稅收和分配製度不滿，他們還可以選擇離開，而不是被束縛在原有體制下和官僚集團中的保守派一起阻礙改革。再次，中國富豪們擔心的不僅是財富再分配，也包括了稅收、分配、法制不完善、以及政策突變在內的更廣義的財產安全。富豪移民的熱情也會促使政府完善相關法律，加強對私有財產的保護，從而更好地保護每個公民的個人權益。
以移民為契機推行改革這一思路在其他國家已有實踐。早在19世紀的西歐，移民這一手段就被用來趕走麻煩製造者，以便政府更順利地擴大民主範圍。上世紀60年代末，印度南部大批高等種姓的精英們被排擠出了政府，很多人因此選擇移民到印度北部或國外，這使得下層種姓走上了政治舞台發出自己的聲音。用德韋什·卡普爾的話來說，移民用最平和的方式促進了印度民主的發展。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國家改革的前提條件和今日中國有所不同。西歐和印度進行的改革都是在原有基礎上的民主擴大化，而今日中國需要的改革包含完善法律制度保護私有財產、建立市場和政府間相對獨立的關係和減小貧富差距，每一項都需要極大的政治智慧和魄力。西方政府內部支持改革的呼聲很強，而目前中國改革的阻力仍在，控制着國民經濟命脈的國企高管即便轉移了資產，也依然有足夠強大的動力維護自身利益。
但既然改革勢在必行，何不藉著富豪移民這個契機進行一番嘗試？即便不能徹底扭轉現狀，跬步的前進也已然彌足珍貴。至於財產流失，僅就轉移個人財富的富豪而言，數額並不十分巨大（當然，貪官非法資金的流出另當別論）。據統計，中國千萬富豪的海外資產占其總資產的19%。除了繳納移民國的投資額外，主要花銷都用於子女的生活教育。退一步講，如果用這些財產換取一個保障財產安全的法律體系，一個相對獨立的市場，和一個更公平的社會，這樣的代價也許也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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