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舊制度、新制度與大革命
劉晨光為紐約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2年12月20日
《舊制度與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在中國引起熱讀，很大程度上與中國當下的改革處境有關。
這本書是法國歷史學家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經典名著，原著出版於1856年，中文版199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在主持聽取專家學者對反腐敗工作的意見和建議的座談會上說："我們現在很多的學者看的是後資本主義時期的書，應該看一下前期的東西，希望大家看一下《舊制度與大革命》。"
中國的改革，我們常常聽到"改革進了深水區"，"改革到了攻堅期"等說法，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所剩不多，改革導致了人們普遍對改革產生緊迫感乃至焦慮感。政治高層拋出"改革紅利說"，似乎要堅定將改革進行到底的決心；同時政治高層公開推薦閱讀《舊制度與大革命》，似乎擔心改革不成功，反而引發革命。
托克維爾所說的舊制度下的法國，就是一個通過改革不斷產生"紅利"、不斷改善法國人民生活的政府；同時卻也是一個因為改革而不斷引發難以滿足的改革訴求，致使社會矛盾激化，最終走向革命的政府。改革可以產生紅利，但改革本身絕不必然就是紅利。怎樣使改革之利最大化、改革之弊最小化，無疑是對執政者的執政水平與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驗。
但是，在談論"改革"時，非常有必要區分兩種"改革"：一種是"革命前的改革"，一種是"革命後的改革"。簡單地把中國當下的改革事業比附為法國舊制度下的改革，其實並不允當。有人把當下中國的改革與晚清政府推行的改革相提並論，顯示了同樣的思維錯亂。實際上，中國的革命已經發生了，"新中國"已經建立了，當下中國的改革是革命後的改革，是新制度的自我完善。
《舊制度與大革命》是托克維爾生前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本書，但它是一本未竟之作。該書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界說大革命的歷史意蘊及其基本內容；第二部分分析大革命古老的、一般的原因；第三部分則分析大革命特殊的、較晚近的原因。顯然，托克維爾在書中致力於發掘大革命的原因，但他更關心的問題——大革命的後果，卻未及展開。不過，從他對拿破崙帝國與1848年革命的態度上，不難發現他對革命的後果並不滿意。法國在大革命後出現的政體更迭與社會動蕩，離他想望的一個自由的民主國家相距甚遠。
對托克維爾而言，法國大革命本身只是此前一系列已經開始展開的趨向的最終完成而已。只不過，民主革命雖然把君主制推翻了，但真正的民主制並沒有建立起來；民主革命使得平等觀念深入人心，但在民主社會怎樣保有自由，卻成了更大的難題。
因此，真正值得中國讀者關注和思考的是：大革命所創造的新制度如何不斷獲得自我完善？面對法國大革命造成的種種不良後果，托克維爾致力於探究民主社會中"自由的技藝"，這實質是"革命後的改革"所要面臨的問題。
托克維爾最糾結最痛苦的莫過於，他意識到民主是一種出於天意的歷史必然趨勢，浩浩蕩蕩，無可阻擋，但他又想不到法國人如何在這種趨勢下保持貴族式的自由。早先他曾認為美國民主比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對民主持有積極樂觀的態度，但1848年爆發的民眾情緒和急劇高漲的社會主義革命熱潮，使得民主在法國呈現出新的面貌，這一面貌使托克維爾對民主感到恐懼。他在另一本著作《回憶錄》(Recollections)中說得尤其直白："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制度，但由於本能，我卻是一個貴族——這就是說，我蔑視和懼怕群眾。"
這實際凸顯了自由與民主之間所具有的張力，而此張力，本質上也就是"貴族制的自由"與"民主制的平等"之間的張力。托克維爾所熱愛的自由，並非後來所說的"消極自由"，而是具有積極政治參與意味的共和主義的自由，是一種具有高貴男子氣的政治德性，顯示了人性本身的卓越，故而他所期待的民主社會，是一個貴族式的自由得以普遍化、公民普遍享有並實踐政治自由與共和美德的社會。這種主張是因為，與民主相生相隨的平等精神會對人性產生一種夷平化的效果，使人的品格趨於同質的平庸。然而，如果人性所具有的卓越光輝越來越黯淡，以致放棄了對於高貴事物的追求，又怎麼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呢？
雖然熱愛貴族式的"自由"，但托克維爾同時也願意承認，大革命的必然趨勢是誰也無法抗拒的，不能因為革命後的不良後果而否定大革命本身的意義。正是大革命使"民主"成為唯一正當的現代政治，而革命後的制度建設、改革與自我完善，實際上也就是後來所說的民主化之後的"民主鞏固"問題。
法國大革命這一事件本身所經歷的時間並不算長，但如果從大革命給法國與世界帶來的深遠影響看，我們甚至可以說，大革命仍然尚未終結。法國在大革命之後經歷多次的政體更迭，帝制復辟與共和再造反覆進行，直到1958年建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才算告一段落。有一種說法是，1971年，當尼克松向周恩來詢問對於法國大革命的看法時，周恩來淡淡地回答："現在下結論還為時太早。"最近，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基辛格在他的新著《論中國》(On China)中對此作了更正，認為周恩來所指的是1968年巴黎運動，但這豈非恰恰說明了1968年依然受到1789年精神的感召？
大革命推動產生了世界性的民主化潮流，直到今天，人們所呼籲的民主化改革，源頭上仍與法國大革命構成精神性的關聯。在法國大革命之後發生的中國革命，也與法國大革命分享了共同的民主革命精神，但卻試圖建立一種不同於資本主義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一種更新的新制度。同樣，社會主義革命也不能畢其功於一役，革命也可能產生不良後果，革命後的新制度建設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自辛亥革命以來，中國在二十世紀同樣經歷了"漫長的革命"，1949年建國後仍一度堅持"不斷革命"，甚至改革開放也被認為是"第二次革命"。
今天，我們不能假設，舊制度下的法國君主如果更為審慎就能避免法國大革命的發生；也不能假設，舊制度下的滿清政府如果更為審慎就能避免中國革命的發生，因為從君主主權到人民主權的根本變遷，乃是托克維爾所說的"天意"。但如果革命所希望建立的新制度尚未建成，那我們就不能說革命真正獲得了成功。中國在1949年之後對於新制度的建設進行了艱辛的探索，並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一直到當下的改革，中國仍處於這一新制度的自我完善過程之中。改革所產生的焦慮與困惑，只有通過新制度的不斷更新、創造才能最終消解掉。
托克維爾所提出的自由與民主的矛盾問題，中國固然也需要面對，但中國需要面對的更大的矛盾，乃是當年嚴復就為之苦惱的富強與自由的矛盾問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已被提上政治日程，這是近代以來無數中國人的夢想，不過中國革命追求的社會主義事業還稟有一種更高的使命，那就是建設一種有利於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新制度，這無疑與托克維爾所期盼的有助於塑造卓越人性的自由技藝有相通之處。這恰恰是社會主義政治哲學與改革事業面臨的最大難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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