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看中国
在中国，"档案"如影随形
杰安迪2015年3月17日
不管是嵌入生物识别芯片的全国通用的身份证，还是要求怀孕女性获取的"准生证"，中国人习惯了他们私人生活受到权威部门的肆意侵犯。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几乎无形的社会控制机制，管束着数亿城镇居民。那就是档案，即记录着各种平凡琐碎事情的个人文件。档案从一个人上中学时的分数开始记录，内容包括主人公和其他人玩得好不好，并会在他们成年后，列出他们的宗教信仰、心理问题和察觉到的政治问题。
档案会被封存在黄褐色的信封里，上面盖有写着红色"档案"字样的印章。这一制度源于毛泽东时代，记录生活中极私密的细节，由老师、共产党的官员和雇主进行更新，地方上的档案馆、警方或雇主保管。
中国对市场经济的大力接纳，以及外企和私营雇主创造的就业机会，削弱了档案影响一个人的事业的力量。然而，对那些希望在体制内——包括国有企业和银行——谋生的人来说，档案里的一条不良记录可能就会毁掉他们的工作前景。
近年来，不时曝出腐败的学校领导出售尖子生档案的事情，买家是中等生的家长，而这些学生会冒充他人的身份去申请大学。
档案不见了的人，可能会陷入遭官僚体制边缘化的窘境，导致其教育计划被打乱，有时候甚至会被剥夺领取养老金的资格。
不用说， 窥探自己的档案是不允许的。
四年前，如今48岁的藏人作家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偶然间看到了自己的档案。在因为写了支持达赖喇嘛的内容而被位于拉萨的官方机构西藏文联除名后，唯色请一名前同事帮忙，调出她的档案，这样她才能申请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
西藏文联的一名官员把档案交给了唯色的母亲。在官僚体制下，这实属侥幸。
"我母亲拿在手上还没几天，我单位就突然很着急，就让我妈妈赶紧把文件退回去，"唯色在现居地北京接受采访时说。"我妈妈那种年纪的人就很怕这种事儿，都要哭了就。我就说你一定要坚持。"
唯色的朋友、电影工作者朱日坤对这件事非常感兴趣。他跳上了一辆火车，花了45个小时来到拉萨。几天后，他带着这份文件回到北京，建议拍成电影，让唯色在里头生平第一次大声念出自己的档案。于是，诞生了一部名为《档案》(The Dossier)的纪录片，并于去年在国外多个电影节上展映。
以下是与唯色的对话节选：
问：对外国人来说，很难想象有一份自己永远都看不到的个人档案会是什么感觉。对普通中国人来说，又是什么样的呢？
答：很多人都不知道档案里面写了什么，但是很多人的一生就被这个档案给改变了。我觉得档案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像一个隐形的怪物一样跟着你。我觉得这个是极权国家的特色。我的档案是从高中时候就有了，我才15岁，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不觉得自己的档案会很可怕。
看到自己的档案时，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很激动啊，因为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啊。就这么厚一点点，也不是很多。我读的时候就一种很荒谬的感觉，特别荒诞。我自己看我过去，15岁的我，我要在自我鉴定里说"我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等等。
这个档案还包括你家里是什么成分。我的成分很好啊，我的父亲是军人，我妈妈也不错 ，都是共产党员。我成绩还不错，老师评价也都是很好的，这个学生怎么怎么好，虽然有时候不太听话。
等我到了单位上，里面就有评语说"今年表现不错，有10块钱。"我觉得他们完全就是在说一个机器，不是在说我，说的话也都是特别得假。在单位里面也要总结的，在那个总结我就说了一下我是个佛教徒。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很危险的一句话，但是我当时还是说了。后来这个档案说我"自动离职"，实际上是他们开除了我。然后这个档案就完了。
还有其他值得一提的事情吗？
最丢脸的东西是我的总结，那个时候我说"我热爱党，我一想起党就觉得党对少数民族特别得好。（大笑）我要把知识献给伟大的党。"
我个人的思想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实际上是一个回顾。这个档案帮助自己返回过去，我就觉得，哎呀，我们好可怜。那么小才十五六岁的孩子，每个人都必须说同样的话，必须都是格式化的，要爱祖国。你都不能有个人的表达。整个就是一个机器嘛！怎样训练成一个机器的过程，完全没有个人自由的意志，完全没有个人的自我。党的权力它就觉得你是不能说真话的，你怎么能说真话呢？所以就开除了。我不想做一个机器，我想说真话。自从我脱离了这个体制，我心灵是自由的， 我很开心。
但你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对吧？你没法出国，还常常被警方软禁或盘问。
是的，实际上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我从05年到现在，去办了好多次护照，就是不给你办。他们说因为你在公安部的名单里面不能给护照，说是你危害国家安全。
可以认为，在你之前的档案结束时，紧接着又出现了另一份档案吗？
嗯，而且你就可以感觉到另外这个档案很丰富啊，因为每次警察找我们喝茶的时候，他们都做笔录啊，嚓嚓嚓不停地写，然后还让我签字。我说我不签，我拒绝签字。
我想看那个档案啊，但是这个只有等到共产政权崩溃的时候吧。我不知道我会看到什么，也许看到会很难受。我想，就像在东德，你会看到有那么多线人在举报，有你的亲人，你的朋友。我去年回拉萨的时候，我数了一下，我的亲戚朋友被叫去喝茶的，光是拉萨，就有50多个人。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甚至还被打，有的就很不客气，骂、威胁，就因为他们是我朋友。我就觉得很内疚。
杰安迪(Andrew Jacobs)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观点
袋子里的中国人
慕容雪村2014年8月20日
北京——2000年夏天，一位前同事交给我一个密封的档案袋，说我们公司——一家销售汽车及机器设备的国营公司——已经破产，我应该自己把档案送到人才交流中心。人才交流中心是一个政府机构，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管理中国公民的档案。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都有这么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他们的秘密档案。
在人事档案制度初期，共为四类人建立了档案：为干部、学生、职工和军人。这项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控制中国公民，主要由其档案所属的"单位"来实现此项控制。 数十年来，档案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工作调动、升职、入党、迁徙、分房等人生大事都离不开档案。
根据档案管理规定，我无权查看自己的档案，更不能打开这个袋子，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中国，很少有人能看到自己的袋子，只有政府和政府控制机构中的特定人士——某些党员——才有权查看，它是中国政府控制民众的秘密工具之一。和极权社会的许多秘密武器一样，人事档案系统的效用也在与日递减，"死档"、"弃档"日益增加, 不实信息比比皆是。尽管如此，人事档案依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装着谎言袋子甚至可能决定人的命运。
在那时，人才交流中心的档案管理费是每年120元（约合15美元）。我不想付这笔钱，也不在乎什么"法律责任"，回家后直接撕开了那个袋子，把袋中的每一页纸都看了一遍。
最早的文件是一份《入团志愿书》，1989年5月26日写的。当时我正在东北深山中的一个小镇上读初中，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青年学生正在抗议政府的腐败专制——这两件事并无关联，组织上也批准了我的入团申请。从此以后，这个袋子就变成了我的一部分，跟着我从小镇到北京，又从北京到成都，我至今难以想象，是什么样的系统和力量，才可以让这个袋子走过几千公里的路程，走过大半个中国，而我却对它一无所知。
这个袋子中有一些谎言是我自己编的。虽然档案中的许多表格都附有《填表说明》，要求我们"必须抱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填写本表"。但我实在算不上老实，高中毕业前填的《家庭情况调查表》，我说我的妈妈和姐姐都是党员，但她们不是，编造这种谎言的目的非常简单：家中有几个党员总不是什么坏事吧？在奖惩一栏中，我说自己获得过征文比赛和演讲比赛的大奖，这纯属虚构。这些谎言轻易就可识破，但从来都没人找我谈过，以至于我怀疑根本就没人认真翻阅过我的档案。
还有一些谎言是老师和同学帮我编的。在课堂上，我的老师都教导我们要爱共产党、爱中国政府，但作为成年人，他们知道这些评语将伴随我的终生，所以在私下里，他们也会为了自己的学生的未来，尽其可能地为我说好话，甚至还要冒一点小小的风险。
在《学年评语表》的"担任工作"一栏中，我高中的老师说我曾担任共青团的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以及某所小学的课外辅导员，这些我都没干过，我甚至不知道有那么一所小学。其实我当时并不是一个乖孩子，虽然成绩不错，但经常旷课，常常跟同学打架。
在《社会实践活动登记表》中，我的老师们说我曾参加学校的军训，还在1991年的春节去慰问过军烈属——这是共产中国最经典的好人好事——这些事我一件都没做过。
中国政府的档案制度绝对谈不上善良，但从我的档案中，还是可以看到中国人温暖和友善的心。比如我的老师们对我言过其实的褒奖我，但在另外一些时候，因为其随意、模糊以及信息不透明，来自他人的评语常常有可能变得险恶，甚至毁掉人的一生。
我的一位初中同学曾经因人事档案而遭受挫折，他是一位国企员工，1998年想谋求更高的职位，口试、笔试的成绩都很优秀，但最后还是失败了。他反复找领导追问原因，领导告诉他：其实我对你也很满意，但你的档案实在太难看了。他至今不知道自己的档案中写了些什么，但显而易见，他的袋子已经成了他人生中难以背负的负担。
汤国基的故事更加伤感。80年代早期，他是湖南益阳师专的一名学生，在就读期间，他曾致信媒体和政府，批评自己的老师及系领导。从1983年毕业后的20年中，虽然他才华出众，却一直找不到一份正式的工作，有些单位本来打算录用他，却总是一次次变卦，当地流传着他患有精神病的传言。直到2003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汤国基才知道原来这二十年的霉运都缘自其档案险恶的评价，一位老师这样写道："（汤国基）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不宜担任教学工作。"
虽然纸质档案的作用在减弱，但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政府还是不乏新的手段。今年5月，政府宣布将推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这将是更先进、也更强大的秘密档案，《人民日报》的报道称：征信系统能够覆盖社会成员所有活动的方方面面，不留死角，包括公民的网上言行，都将记入档案。
假如一个人的网络言行被政府判为"严重失信"，那么这个人将面临重重的限制，"寸步难行"。可以想象，在不久的未来，如果某人在网络上发表了不利于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言论，那么银行将终止他的房屋贷款，交管部门会吊销他的驾驶执照，医院将拒绝治疗他的疾病。
在我的前半生， 一个阴魂不散的纸制档案袋时时跟随着我，记下我的每次迁徒和变动；在我的后半生，我会拥有一个电子档案，我可能不会知道其中有什么内容，但无论我走到何处，它都将是我余生沉重的负担。
慕容雪村为《纽约时报》观点与评论版特约作者，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原谅我红尘颠倒》及非虚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等。本文英文版发表于《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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