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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31

关系还是能力:到底何者才是中国官场的升迁之道?

关系还是能力:到底何者才是中国官场的升迁之道?

张友浪|2015-10-17





中国多年的稳定和发展与政府的高效运转无法分开,但人们又常常抱怨官员的腐败与平庸。许多学者不禁疑惑,中国政府究竟是任人唯亲还是任人唯贤?针对这一问题,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官员的晋升取决于他们的执政能力;另一些学者则反驳道,真才实干在中国官场并不重要,中国官员的晋升主要是靠派系关系。贾瑞雪等研究者在新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指出,中国官场中的能力和关系并非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互相补充。

研究者首先发问:如果中国官场真的只选择靠裙带关系上来的昏庸官员,那么中国持续几十年的稳定和发展该作何解释?通过分析 1993 到 2009 年间 187 位省级党政首长的职业经历和各省经济数据,贾瑞雪等人发现,中国当前的高层官员往往既与上一代高层领导人存在一定的社会联系,又在他们以前担任低级别官员时拥有良好的执政记录。

进一步,研究者根据各省领导人的执政能力 (经济增长),将各省领导分成三组:偏低组,中间组,偏高组。对比后发现,对于前两组而言,与中央高层领导的 "关系" 并不能显著增加升迁机会;但对执政能力普遍较高的第三组省级官员,有 "关系" 的官员比没 "关系" 的官员拥有更多的升迁机会。换言之,如果没有 "关系" ,即使执政能力突出,也不会在升迁中有明显优势;如果没有能力,即使有"关系"也不会加分。

"关系" 和能力的互补性尤其体现在与政治局常委有 "关系" 的年轻省级领导人中。这可能是因为,自 1990 年代以来,中国每十年经历一次高层领导的更替。为了竞争更高层职位,同代领导人之间会存在竞争,而隔代领导人则不会。这也解释了省级领导人为何往往对中央高层中年长的 "旧相识" 更为忠诚。

那么这里的 "关系" 是指什么样的社会联系呢?过去的研究往往根据公开资料,将某一地方官员与中央高层领导的关系分为 同乡、同学和同事这三种。到底哪一种关系对升迁更有利?贾瑞雪等人发现,如果两位官员曾经同时共事于同一党政机构,这层 "关系" 才对升迁有效。与此相对,同乡、同学等关系则无法形成对升迁有利的影响。

接下来的问题是,"关系" 为何能成为升迁利器?这种升迁方式是否会对政府的运转不利?尽管以前有学者指出升迁是对官员发展经济的奖赏,贾瑞雪等人则认为官员升迁的过程也是一个高层领导筛选政治同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关系" 发挥了三个作用:第一,确保被提拔官员的忠诚度,从而保证中央高层的政治地位不被威胁;第二,有助于高层领导了解被提拔官员的能力;第三,高层领导通过与下级官员的紧密联系,沟通有关地方经济的信息。

总体而言,"关系" 有助于培养低级官员对高级官员的忠诚度,从而让在任的高层领导有机会在众多 "关系户" 之中选贤任能。为了自身政治安全,中央高层更愿意选拔那些对自身不会产生威胁的官员;与此同时,为了让政府高效运转,中央高层领导人也会更倾向于选拔有才干的官员。

过往研究指出,对于高层领导来说,在选拔下级官员时,往往存在一个能力与忠诚之间的平衡。如果有能力的下属有可能对上级产生威胁,那么上级会宁愿选择一个忠诚而无能的下属,从而导致政府统治能力的下降。 贾瑞雪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一套完整的工作轮换和晋升制度避免了上述陷阱,帮助不同官员在工作过程中建立了信任和了解,从而让高层领导得以选拔兼具实力和忠诚的下属。

当然,这项研究并非毫无破绽。比如,一旦有能力且有关系的官员升迁之后照样变卦呢?高层领导不会想不到这一点。那么 "关系" 在这里可能还发挥了 "留案底" 的作用,从而提高关系户们 "背叛" 的成本。在关键变量的测量方面,首先,经济增长无法全面反映官员 "能力",社会稳定、计划生育和节能减排等指标或许都是上级考察的范围。其次,研究者们仅仅把关系解读为同乡、同学和同事关系,却没有提到直系或旁系亲属等关系。此外,如果上一代高层提拔了现任高层,那么现任高层即使与上一代高层的子女不是同乡、同学、同事或亲戚关系,也还是有可能会给予更多的照顾吧?最后在方法方面,作者对区域差异的处理也存在不足。

参考文献

  • Jia, R., Kudamatsu, M., & Seim, D. (2015). Political selection in China: The complementary roles of connections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3: 631–668.


2015-10-29

Tourism spikes in mountain parks amid Alberta economic slump

Tourism spikes in mountain parks amid Alberta economic slump

Low Canadian dollar attracts U.S. visitors to Banff, Jasper, and prompts locals to stay closer to home

CBC News Posted: Oct 29, 2015 7:43 AM MT Last Updated: Oct 29, 2015 8:23 AM MT




Tourists were hitting the streets of Banff in droves this summer. (CBC)

The low dollar and weak energy prices attracted more people to the mountain parks this season, making it a record season for hotel and tour operators.

Banff, Jasper, and Waterton all experienced an influx of visitors over the summer, with double-digit growth in some months in the 10 to 30 per cent range.

The soft dollar is making Alberta more attractive to tourists from the U.S. and abroad, but it's also convincing locals to take trips in their own backyards, says Travel Alberta CEO Royce Chwin.

"Because our economy obviously is soft here as we know from energy, rather than perhaps planning the big trip out it's a reminder, you know what, we've been meaning to do this trip for quite a while, let's go visit the parks or let's go to a museum or let's take a road trip up through the north."

Chwin says Alberta's two major cities are not seeing the same phenomenon. Hotel occupancy rates for both Calgary and Edmonton are down.



2015-10-27

孙隆基 | 丑陋的中国人,凭什么这样说?

孙隆基 | 丑陋的中国人,凭什么这样说?

2015-10-27 
孙隆基 /文,来源:氏著《中国文化的深层次结构》

与西方人或是拉丁人不同,中国人把个人看作是一个"身",也就是一个身体,对于中国人来说,身体比心灵或是灵魂都更加重要,所以中国人特别注重养身。中国人的语言当中对个人的描述也充满了这样的概念,例如,描述自我,便可称为"自身"、"本身",讲一个人的所有,叫"身家",讲一个人的来历,叫做"出身",讲一个人改变了命运,是"翻身",讲一个人的感觉,叫"体会","身体力行",对一个人的攻击,叫做"人身攻击",等等。古代中国士人也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对于中国人来说,对一个人的描述,完全是身体性的,一个中国人,就是一个"body",而他的心灵与灵魂,就不那么重要了。而对中国人来说生活最大的主题,就是保存这个身,就是"明哲保身"。

中国人的心


中国人也有心理活动,但是中国人的心不是用在自己身上的,而是用于关照他人。上一辈的中国人总会教导年轻人"先人后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中国人讲与"心"有关的词,总与他人有关,如"关心"、"伤心"、"寒心"、"操心"等。中国人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合和"性,认为只有自己先关心了他人,他人才会关心自己,于是在不太熟悉的人相见的时候,先要将自己的"心"作用于他人身体之上,然后别人才会将他的"心"交给你,作用于你的"身"之上,双方"交心"之后,于是都"安心",这样就变成了自己人。

中国人的人性设定


对中国人的人性的设定,为作对比,特引入西方人与拉丁人的人性。


西方人的人性是以获得圆满的"灵魂"为中心的,"灵魂"这个东西是超自然的,是超越物质与精神,乃至是超越今生今世的。


西方人把肉体和精神看作是一个整体,认为肉体就是一部机器,许多时候,他们只是粗茶淡饭,把肉体填饱了去实现自己的精神需要和"灵魂"需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西方人义无返顾地去挑战自我,游海峡的,坐热气球环球旅行的,到中国农村来支教的。很多是出于"灵魂"的完善,觉得自己这样做是"灵魂"的驱使,有时候在这种问题上的有意无知和有意迷信,往往会让人觉得更加快乐。

柏杨:可是日本人就有一种本事,学什么,像什么,而中国人却学什么,不像什么。日本人这种精神了不起,他可以学人家的优点,学得一模一样。中国人只会找出借口,用"不合国情"做挡箭牌,使我们有很好的拒绝理由。 中国人也学,只是学得不像,但是那叫"中国特色"

总之西方人对待肉体是最粗略的,对待精神要好一些,而最重要的,个人都是统一于"灵魂"的。社交中不太在意他人的看法。


再说拉丁人,拉丁人的人性设定中,重点是"精神","精神"包括其激情、感情和精神认知。所以拉丁人对于生活的热爱通常以"欢歌、美酒、佳人"的方式来表达,这是他们追求激情的具体表现,而在社会生活中,拉丁人也非常重视自己的精神追求,所以他们的政府当中的反对派也是最多的,政府经常倒阁。


在社交中,拉丁人把宗教中讲到的"灵魂"作为自己"精神"认同的参考,而对于世俗的评论他们一方面要顾及,而另一方面也非常顾及自己的精神追求。


中国人就不一样,中国人生活的中心是"肉体",凡事皆以照应肉体为主,要求"吃饱穿暖",注重饮食文化,讲究安身静养。在社交中,对于世俗的在意是最多的,对于精神的关心则很少,对于"灵魂"更是闻所未闻,中国不存在超越现世的宗教,一切都是要求现世就有报偿的。


所以如果有一个女儿与男友交往受到父亲的反对的话,西方人的做法一般就是拉开架势与父亲对着干,大吵大闹到离家私奔,都是很有可能的。而拉丁人的做法则是阳奉阴违,表面上会跟父亲说我们不来往了,下来还是偷偷摸摸地自己按自己的意思干;而中国人则会非常在意地,真的断绝与男友的来往。


二人结构


所以,中国人从来不是一个人,而是通过一个基本的"二人结构"来完成社会结构的。 一个人把自己的"心",关照到另一个人的"身"上,而另一个人也同样这样回报,双方都在对方的关怀之下达到了"安身"的目的,而同时,双方因为"交心",也同时"安心"了。所以一般来说中国人之间的互相问候就是"你身体可好?"或是"你别来无恙?"讲的都是对对方身体的关心,而另一方则回答:"你有心!""谢谢你的关心!"这一问一答,正是对中国二人结构的最好描述。中国人最常见的二人结构,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五常",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儒家说:"仁者,人也",就是这个意思,"仁"这个字拆开就是"二人",也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为人,就要讲究"二人"的相对性。所以中国人都讲究"相对",两个人当中的另一方称为"对方",相适合的事情称之为"对",否则就是"不对",有什么错误就是"对不起"。中国人的这种相对性的"二人结构",是检验一个中国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中国人在社交场合喜欢问:"你工作在哪里?""你结婚没有?""你生孩子没有?"都是在确认对方是否已经具备了君臣、夫妻、父子这样的二人关系。特别地,在中国,一个人哪怕已经三十几岁,只要是没有结婚,就会被当作不成熟的个体,被当作没有长大的半成人来对待,而结了婚又没有小孩的,则又会被有小孩的当作未成熟的个体来对待。相对的,在中国没有具备"二人关系"的个人,都被认为是一种可怜、失败、不能自理的状态,大凡是描述"一人"的词,多是贬意的,如:"孤独"、"孤单"、"寡人"、"孤立"、"形单影只"等。


中国人的"口腔化"倾向


中国人对"身"的关"心",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吃",吃饭,是对身体最直接最简易的关心。所以中国人为了表达自己对他人的好感,必先要请客吃饭,客人吃过之后,便是领了情,双方一交心,就成了自己人。"吃",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拓展创造了一个契机。而西方人往往不管这些,吃便吃了,情还是不领的,并且西方人不愿意接受他人的好意,害怕对方利用卖人情从而达到对自己的控制。


中国人于是发展出一套与"吃"有关的,用于描述人际关系的语言。没有交往的人,是"生"人,不能"吃";相互有交情的人,是"熟"人,可以彼此依赖;在人群里是不是好过,称之为"吃得开"或是"吃不开";对于看不惯的人,叫做"不吃他那一套";对于不好相处的人,称之为"孤寒"、"冷淡",都有艰涩难"吃"之意。


圈子


中国人通过不断重复的二人关系,联结出一个又一个"圈子",在"圈子"内部,人们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关系,个人要在某一个圈子里面成为中心,则必须压抑自我,"多吃亏",关心他人无微不致,往往这样做了的人,会被大家认为是圈子里的"仁义"之人,获得尊重。在这样的文法规则之下,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权谋之术。

鲁迅: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 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上述的那两样,固然是比牛毛还细小的事,但究竟是时代精神表现之一端,所以也可以类推到别样。例如现在器具之轻薄草率 (世间误以为灵便),建筑之偷工减料,办事之敷衍一时,不要"好看",不想"持久",就都是出于同一病源的。即再用这来类推更大的事,我以为也行。


在圈子内部,既然大家都已经"交心",于是便可以在圈子里面"安身",也可以通过关心他人来使自己"安心"。所以中国人多不习惯西方的环境,因为西方没有中国这样的圈子,中国人到了美国,大多数是先来到唐人街之类的地方,进入中国人的圈子以求"安身",中国人在国外的事情,也是致力于安身下来,而不是更广阔地接触社会,开放自己,发展自己的心灵与灵魂,国内的中国人,终身致力之事,也是车子房子妻子孩子之事,"安身"而已,至于海外华侨,只做两件事,一是如何在海外安身,二是通过"关心祖国建设"之类的事务来使自己"安心"而已。


所以中国人的圈子的文法规则与二人结构是一致的。


"腔门化"与"自控自律"


中国人深谙对于与他人相处之道,然而对于自己的一个人的世界,就不那么在行了。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最早懂得对自己的控制,就是对于自己排泄的控制,西方小孩很小就被要求形成自己的排泄习惯,这便是对自己的控制,而中国的孩子基于父母的"关心",小的时候要"司尿",父母通过吹口哨等方式来控制小孩的排泄。最早的对自己的身体器官的控制都在二人结构中失去了,更不论其它。


稍大,西方的小孩常说的话就是"我已经不是小孩了。"而中国的父母却常说:"你还是小孩,不能如何如何。"西方对小孩叫"培养",中国对小孩叫"管教",这些都是迥异的。再往大了,中国人就对自己无法控制,例如随地吐痰、乱丢垃圾、不自觉地挖鼻孔、无法控制地抖动手或是脚,在公共场所突然做出李小龙一般的动作等。


傅斯年:中国人真是一个说话不算话的人群!我们中国人中,尝见有时有人受之扯谎的指摘时,似乎并不充分的生气,若在西洋,则 liar 这一徽号一经加之于人,恐免不了受人之掌。所以官府文章,说时本不是预备实行的。今政府之多言少行,似乎本不违背我们国粹的道理。


中国人的"腔门化"倾向是严重的,然而在有"二人结构"存在的环境下,中国人却可以显示出让人感动的大度有礼貌。例如,圈子内的人可以相互欠钱,并且在对方相归还的时候大手一挥说:"算了";或是自己无意间提及需要什么东西,再次相见的时候,对方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抑或是对方宁肯自己不去玩乐,也要陪自己去买必须的东西等。然而这样的礼貌往往与中国人在圈子之外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坐公交车时,彼此之间不认识的中国人,相互推搡,似乎要把别人挤下车方才甘心,而如果突然遇到一个熟人,则又会将熟人让到前面,还会替对方买票。中国人就是通过"二人结构"中的另一方来约束自己的,直接地说,就是"做给别人看的"。可见,中国人的"真诚"与"面子"背后,是荒芜的个性和"他制他律"的人格。


对待外面的人与外面世界的态度


所以,中国人对待圈子之外的人乃至中国文化之外的人时的态度就是矛盾的。一方面,对于"生人",中国人采取的是区别对待,因为只能通过打压外人,才能显示对圈子内的人的不一般的关心,所以中国到处充满了内部图书馆、内部规定,对于陌生人的冷漠和对于熟人的热情;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人想要接近的,特别是有一些特别地位的陌生人,中国人又显得特别谦卑,处处压低自己,给别人以优待,给这样的陌生人以特殊的待遇。例如许多到中国来留学的外国学生,中国人都准备了单独的留学生公寓,让他们住带空调的房间,并且不充许中国人进入,以示优待,殊不知外国学生并不习惯这样的集体管束,反复与校方发生矛盾,并且在国外,对待留学生,往往只是让他们和本国学生住在一起。


所以有留学生嘲笑说,以前西方人在中国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的牌子,而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赶走了洋人,现在却又把洋人请回来,还是不让华人入内,真是可怜。最近,中国铁路为方便几个日本人乘飞机而临时停车的特殊对待,也是中国人对外人谦卑的发作。

章太炎:今者北京之破,民则愿为外国之顺民,官则愿为外国之总办,食其俸禄,资其保护,尽顺天城之中,无不牵羊把茅、甘为贰臣者。


所以对待外面的世界,中国人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想象,觉得他既然是圈外的人,想要获得我圈内的资源,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来求我;或是对待想要接近的人,觉得我既然已经对他好了,他就理所当然地来报答我,也对我好。然而这种中国人的文法规则,却很多时候不起作用。许多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这种关心并不领情,他们与中国人谈生意,对于中国人不谈正事却先要请客吃饭并不理解。即使在中国国内,这样的情况也时时发生,许多青年追求女友,觉得我已对她好了,为什么她还不报答我,于是转而变为愤怒和报复。


中国人对待圈外人的冷漠,是有圈子内的二人结构为其撑腰的结果;中国人对圈外人的优待,又是利用二人结构期望获得对方的回应。很多时候,外国人会觉得中国人非常低贱,并且在外国人面前有意地整自己的同胞,这样的行为更让外国人不屑。同时,中国人却像是长不大的孩子一样,一厢情愿地去想像和等待别人来关心自己,不懂得经营,也不懂得浪漫,当外人不领情的时候,就认为别人"不吃自己这一套",觉得此人"孤寒","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国人对自己"二人结构"的文法规则的依赖,就是中国人个性压缩。


儿童化与老年化并存


中国人的"二人结构"的社会,的确给人以人情味十足的感觉,但这样的感觉有时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二人结构"的统治下,中国人都无法建立起真正的自我,必须要依赖他人,才能定义自己。问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发财致富,他一定要说一是为了"光宗耀祖",一是为了"荫泽子孙",就是不说是为了自己。因为这样说不符合二人结构,会被指为"自私"、"孤傲"。在香港曾经采访一位女明星,会不会容忍婚前性行为,结果她说:我不会这样做,一来我要让父母放心,二来我要给年轻的未成年人一样好的榜样。她就是不愿意说,这种事情不符合我的原则!


所以很多时候,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压缩自己的存在,一方面,相对父母,自己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常有三十多岁的女儿还向父亲撒娇;另一方面,相对于下一代人,自己又必须与他们相对,成为他们的父母,所以,小小年纪就要有向下一代人"交心"的责任感,于是自己又显示出老年化的倾向。


所以中国人在来到陌生的环境,面对陌生人的时候,要么就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手足无措,诚惶诚恐,要么就像一个老头子一样故作深沉,远离他人。中国人不懂得如何通过合适的方式去展示自己,不懂得如何用浪漫、幽默、从容的态度与融入。这种儿童化与老年化的并存,却恰恰挤压掉了中国人的青春时代,中国人于是没有反叛,没有与主流社会和前辈对抗的年龄段。要么是儿童,要么是老年,独独没有青春。


这种失去自我,不懂得自我经营的事情在中国人的婚恋问题中特别突出。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人热衷于为他人介绍结婚对像,当人们发现一个人没有结婚,"形单影只"的时候,总是生出一种可怜感,认为他是"孤独"的和不能自理的,于是一定要帮他介绍一个人结束他的单身状态。而中国人也习惯于让他人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定义自己的存在,既然排泄都可以通过他人来定义,那么结婚亦然,"腔门化"再度发作。而很多中国人对于如何组织去追求异性,往往不知所措,不懂得如何组织,不懂得如何愉悦对方,而往往是把对方吓坏,如此产生很多畸形的恋情乃至悲剧。


青春的一代往往对社会充满反叛,而这种反叛往往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中国人却没有这种反叛,所以社会的进步总是非常迟缓。纵观二战后的世界青年成长史,你会发现中国的青年反叛史要比西方的青年落后十年,西方在六十年代有所谓"垮掉的一代",而中国的六十年代却是由上至下的"文化大革命",及至八十年代,西方的青年才走入社会主流,而中国才有了一些反叛的表现。


铲平利益


中国人对于自己在群体中的利益有一个预想,即我能得到什么,当自己得不到时,也不要他人得到,如果他人要在群体中出头,则必定要去阻挠,要实现群体的平均性。当一个人太出色时,群体中的他人就以为你拥有特权所以区别对待,不再把你当作圈子内的人。而一个人如果有任何区别于他人的行为,人家就会认为你"自外于国人",打压你而把你当作外人对待。所以中国人做事情总是不敢以自己的原则为准,往往要看他人的表现行事。例如许多女孩子到了夏天想穿裙子,却总是不敢第一个穿,宁愿在家里面换好裙子,画好妆,自己欣赏一番又把裙子放起来,也要等到他人都穿起裙子来以后才敢穿出去见人。中国人照相也有这样的习惯,往往带着漂亮衣服,临到照相时才换上,照完又换下来。就是因为中国人不敢表现自己,害怕被他人"铲平"使然。


及至今日,中国仍然有"仇富"的情结,有"共同富裕"的情结,还是"铲平主义"的残留。不能承认自己的局限,不能承认他人的长处,害怕的是自己无法与他人再结成可以"相对"的"二人结构",无法使自己"安身",这也是中国人的"儿童化"使然。


养与教的文化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及至整个国家时,就变成了一种"教"与"养"的文化,中国的社会理想就是使"普天之下皆有所养",问题是,普天之下都被"养",那么是谁来"养""普天之下"的呢?当然就是政府。所以这个时候"政府"与"社会"就变成了一对"二人结构",在中国,天下被称之为"家天下",政府官员被称之为"父母官",对官员的评价是"爱民如子"。政府负责对社会进行"教"化,好的政府,往往是使社会上众人都有所"养"的政府,一旦众人皆有所养,并且政府采取一些克制的态度,"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社会便认为政府是向自己交了心,遂向政府"交心",来表明自己的"忠诚",不会"作乱",这样又使政府"安心"。另一方面,政府要对社会进行教育,这也跟家长"管教"孩子一样,不是由孩子去自主"发展",而是规定固定的模式让孩子去走,中国家长最担心孩子"动",因为"动"和"乱"相联系,所以,中国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防止社会的"动"与"乱",而这固然要通过"教"与"养"来实现。


中国社会的静态目标


综上,可以知道中国社会的运行目标与世界上其它民族的社会的运行目标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来说,其它社会一般有一个动态的运行目标,例如日本,讲究的是太阳神的子民,要行其"国运",所以造成了日本国民的国家紧张感,日本历来在追逐世界强国的脚步,害怕被其它国家所超越,再比如英国,强调其国家的运行目标就是要在全球的范围内称霸,成为"日不落"帝国。


而反观中国,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然而整个社会形态的变化是很小的,无非一乱一治,当出现政府与社会相互所不能"养"的矛盾时,社会就趋于"乱",而当政府和社会相互"交心",相互能够"安身"和"安心"的时候,社会就呈现"大治"的局面。当有外于整个中国社会的侵略发生的时候,例如日本侵华,才能调动整个中国人的趋同性,形成对外一致的局面,而事实上,中国内部的大大小小的圈子仍在发挥作用,熟悉中国的外国人会说,其实不只是有一个中国,在中国的内部还有许多个中国。例如甲午海战后,广州的南洋水师就去找日本人谈判,要求归还其战舰,理由是战争是北洋水师和日本人打的,与他们无关。再比如说辛亥革命后,全国各地纷纷宣布独立。


但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圈子之间也是缺乏完全的独立性的,这与中国人的儿童化的相互依赖有关,总要通过他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军阀混战的年代,也没有哪一个军阀建"国",而是非要相互剿灭,这也是中国人缺乏独立性和相互间的"铲平主义"倾向在作怪。


所以,五千年的中国社会,归结为一个目标,那就是:镇止民心,使之少知寡欲而不乱。


不乱,则不能动,不动,则社会不进步,所以,中国社会的目标是静态的,而这样的静态是由于中国人的人性设定和社会深层结构造成的。当年毛泽东为了打破中国这种千年静态,自上而下地发动了由下级来反对上级,由社会来对政府施加压力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大革命,毛希望通过这样的社会活动,来打破中国的二人结构,觉醒中国人的个人意识,拉伸政府、社会的二元结构,通过串联的方式来打破狭碍的"圈子"。但中国文化深层次结构的复杂性远超越了包括毛在内的所有人的预计,最终"文化大革命"导向了中国社会的人性危机,最后只好通过华国锋等人"拨乱反正"的方式,回归到中国传统的文化深层结构上面来。


未来的中国,能否打破静态,走入新局,一要看中国社会的开放与变革,最主要的,要看新的一代年轻人如何发展。



“捏造台词”,是某些记者的工作需要?

"捏造台词",是某些记者的工作需要?

2015-10-22 张国营 
作者/张国营 编辑/蔡军剑 制作/大锅 


哈佛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发电邮给环球某报,称该报在报道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时,捏造了一些自己没说过的赞美之词。


这位哈佛教授的遭遇绝不是孤例,作为一名时政记者,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无论是学富五车的学者,还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升斗小民,都可以成为"被捏造"的对象,而很多时政记者已将这种"捏造"习惯化、模式化,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包括本人,也干过这样的事情。


虽然平时耽于会议新闻、领导新闻,但我个人更热衷于专访,但作为党媒记者,要想把稿子刊发出去,专访也不能随心所欲,也要注重政治正确和宣传功能,所以每次做专访,我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城市印象"——您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您认为这里的发展成绩如何、您对这里的发展有何建议、您对这里的未来有何展望……问完这些例行公事的问题,我才能问一些自己想问的问题。在将被访者的"城市印象"形成稿件刊发时,纸媒明显比广电媒体捡便宜,因为我们不用图像和声音,也就不必还原现场的语言,被访者的话都是通过文字转述,如有不如意的地方,在文字上"做手脚"轻而易举,将被访者对本地的评价"升华"一下——将一个肯定的词汇"抻"成一句话乃至一个段落,这是很多时政老手都熟能生巧的。甚至有些记者根本不采访,只是按照宣传需要,觉得党媒上应该刊登这样的话,就会直接将一个人的名字后面写上一些人家并未说的话或表达的意思。


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和模式,可以说是党媒时政记者工作的一个"潜规则"。不过,如此作为的安全系数和媒体影响力成反比。我在一个地市级党报工作,影响范围有限,报纸的读者多是上了报纸的人和登了稿件的人,其他人几乎没有机会也没有兴趣细心去翻,所以即便我们做了些"捏造",被发现的几率也不大。如果是影响范围较大的媒体,那就得小心了,读者越众,被发现的几率就越高,要是"主角"发现被篡改了"台词",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这次哈佛教授致信环球就是一例。


一般说来,党媒时政记者比较喜欢"捏造"两类人的话语(当然不会任何时候都捏造,如果对方很"会聊天",根本不必冒"造假"的风险),一类是本区域外较有影响力的人,一类是本区域内默默无闻的普通群众。前者多是来本地参加有官方背景的活动,本地宣传部门自然需要有影响力的人能够"正面评价"一下本地,获取"正面评价"也就包在本地时政记者身上,如果记者没能从被访者口中套出想要的话,或者还听到不少"负面评价",那么以政治第一、大局为重的时政记者自然不会原话照录,加工、升华就成了工作捷径。后者多是党委政府出台一些惠民政策、措施之后,要作为受惠者现身说法的,其实他们很多都不那么善于表达,也不会说出时政记者真正想要的东西,那么广电记者就会教他们说,而纸媒记者才只需要这个人的名字,至于名字后面的话语早已打好腹稿了。这两类人的特点是:前者好欺骗,外地人不会刻意看本地新闻,怎么写他/她都不容易被发现;后者好欺负,升斗小民不会愿意得罪作为党委政府喉舌的媒体,即便看到了"捏造",也敢怒不敢言。


就我的观察,党媒记者敢于、惯于、乐于如此"捏造"大抵出于三种心理:一是认为"工作需要",觉得自己作为宣传工作人员必须如此,不为个人是为工作,即便有造假之嫌,也无可厚非;二是认为"政治至上",党媒代表党委政府的声音,谁上党媒都需遵守硬规则,不但不能添乱,还得服从符合宣传导向的"必要加工";三是认为"人情为重",觉得人情社会的往来就是要说些漂亮话,制造一团和气、彼此器重的表象,这是心照不宣、众人依从的社会规则,既不必较真,也不能悖逆,捏造点漂亮话也是为了大家好。当然,还需要有一点侥幸心理,想着自己造的假不会被发现,或者发现的人都"通情达理",乐得完成公家任务也不得罪私人。


这也算是当前时代长期存在的一个怪现状,假话从制造到发布丝毫没有敬畏和警省,反倒有着爆棚的理由和胆量。众多党媒费尽心思发挥宣传功能,却怯于、懒于在监督功能上施展才能勇气。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力,真话是社会的推动力,我们的社会却充斥着如此刻意泛滥的假新闻和谎言,这是对新闻伦理的伤害,也是对社会生态的污染。而我恰是如此规则的依从者和帮闲者,心头的无奈和羞耻啊……唉,我愿从我做起,把过去为"假"造势的精神头多用在求"真"、言"真"上面,即便难与规则为敌,也尽量少与规则为伍。


(作者为云南普洱日报记者)



​“鸡血捐款”暴露中国公益事业隐患

2015年10月26日 06:5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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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血捐款"暴露中国公益事业隐患
才让多吉 为FT中文网撰稿

自从2011年,郭美美用她那提着爱马仕包的小嫩手拉开中国慈善公益圈的幕布之后,相关的丑闻和争吵就持续不断。

近日包括人民网、新华社在内的主流媒体又报道,安徽籍女子李娟被男友张宏宇狗场里饲养的防暴犬咬至重伤后,无钱为她治疗的张宏宇联手媒体,把李娟被狗咬的普通事件策划为"为救被狗追逐的陌生女童而被狗咬伤"的"见义勇为"版本。经由媒体传播,张宏宇从社会获得超过80万元捐款。现在张宏宇已经被当地警方控制,也有媒体报道说部分捐款人要求退钱。更让社会担心的是,"狗咬骗捐"再度挑起中国网民关于"捐与不捐"对立情绪的口水战。

这是中国新闻史和公益发展史上的有组织的丑闻,如果不是我们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怎么可能出现大规模的"集体无意识";如果不是集体无理性的幽灵还盘绕在我们的上空,单靠"肾上腺"的"忽悠"和媒体不严谨的报道,怎么会出现"鸡血捐款"的场面?

慈善公益的目标之一是弥补政府制度性福利的不足,继而追求更大层面的公平公正。但现实是:有意误导社会公众找"泪点",有本事找到名人、媒体振臂一呼的"苦主",社会捐赠日进百万;没有本事的"苦主",跪在慈善公益组织门口也颗粒无收。这些慈善公益后面的"不平等"天天充斥在中国人身边,只是被"爱心人士"和行政主管部门"选择性忽视"。而慈善公益组织早已习惯性使用"泪点"筹款,没有"泪点"也要策划出"泪点"几乎是很多"草根"公益组织筹款的主要模式,这已成为中国社会互助机制健康发展的最大隐患。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捐款人之所以捐款,要么是动了"怜悯"之心,要么是认为这样的"社会问题"有解决的必要。前者的动力是肾上腺的分泌,后则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泪点"和"社会问题"是公益筹款的两大法宝,前者是富人对穷人的施善,后者才是菩萨心,是希望每一个人幸福快乐,是对人尊严的维护。

美国人平均一年捐款大约为1000美金,中国人平均一年捐款大约为1.76元人民币(据新华网),是中国人爱心不够,还是中国人太穷,没有"闲钱"捐出来?当看到一个个"泪点"瞬间引发几十数百万"鸡血捐款"的时候,可以发现,中国人不缺乏爱心,也不穷,蜂拥而上的"集体无意识"的后面是中国人缺乏独立思考和判断问题的能力,是带着道德优越感的"怜悯心"过剩,是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关注不足。

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和关注,不仅仅是需要出钱,更是需要出力。根据人民大学的调查,中国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志愿者"大多是"走过场",仅有9.8%的人长期参与志愿服务,偶尔为之的人接近50%,而美国大约有26.3%的人参与志愿者服务,平均年服务时间超过50个小时。

"鸡血捐款"横行

在中国,靠"泪点"筹款是不二法门。"泪点筹款"靠的是刺激捐款人肾上腺分泌。改革开放30年有余,刚刚富起来的中产阶级,每天"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一门心思忙着自己赚钱,鲜有时间去思考社会问题。相信因果报应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人们也希望自己能行善积德做点公益,用以安慰现在,祈祷未来。只要看见有谁"可怜",立马就捐款行善找安慰,算是完成了一件仪式感的事情,转身继续赚钱。

很多"鸡血捐款人"没有花时间关心社会问题,自然也不知道哪个公益项目是解决一时之需,哪个公益项目是为解决社会深层问题的持久战。这些"鸡血捐款人"捐钱的时候盲目而冲动,一旦受助人或公益组织有个风吹草动,他们立马就会义愤填膺地跳出来指责,继续提升自己的道德优越感。更有甚者,根本从不捐款,也会乘机起哄,自鸣"不捐钱"是如何英明。

一个成熟的社会不该是"鸡血捐款"横行,社会捐款应该是为每个人少有所学,老有所养,每个人都能有饭吃、有衣服穿,能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这是什么?这就是一个人的尊严,这应该是公益捐款的社会基础。如果我们大部分捐款人都基于这样的价值观来参与社会公益,如果政府部门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来制定法律约束社会公益组织,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安定多了,就不会出现"媒体"和"苦主"联手打"泪点"骗取社会捐赠。

2015年,广西电视台造假"孤儿杨六斤"靠吃野菜和捞鱼独自居住数年",筹款500万。媒体报道称,南京女童小柯身患罕见病脊索瘤,筹款648万,包机去美国看病。最近又发生了 "狗咬骗捐"80万的事件。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很多人都象打了"鸡血"一样在朋友圈转发这些消息,没有质疑,没有怨言。但是,每次真相暴露之后,又出现大规模的网络谩骂和此起彼伏的"退钱"声。"鸡血捐款"层出不穷,导致在中国做公益慈善风险比偷鸡摸狗还大,稍有不慎就会被"全民共诛之"。要避免这样的困境出现,最重要的是不要掉到"钱眼"里,不要把"筹款"当做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不要把"泪点"当成成功的"大招"。

公益组织对钱不要太积极

前几天,有朋友说要給"一校一梦想"捐一笔行政经费,我拒绝了。因为和他交谈后我发现,他根本不知道"一校一梦想" 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抽时间去做项目介绍,他说自己太忙。至于为什么要捐款?他回答说,看我天天在朋友圈折腾挺辛苦的。

我说:这钱 "一校一梦想" 收不得,我担心你将来后悔了要骂娘,就朋友都没得做了。

他说:我保证不骂娘,不质疑,不给你找麻烦。

我说:只要你心里有任何"不爽",对于 "一校一梦想" 来说就要不得。

我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认为,"一校一梦想"除了筹款解决财政盲点下乡村学校的个性化小困难外,还要倡导更多的人来关注、重视农村小规模学校的问题,当大家认识到解决的必要性时,才会持续地关注和参与,才能根本性地缓解或解决农村小规模学校社会资源不足的问题。

这些年,我拒绝这样的捐赠超过百万之多,还不包括信誓旦旦开了空头支票的人,也正因为这样,每当我推动的公益项目真正缺钱的时候,身边的朋友都会立刻出手支持。

一个成熟的公益组织必须坚守对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不仅仅是一个项目的完成指标。就如同读书本身不是为了读书,而是为了开阔视野,更全面地了解这个世界,为了能更有勇气地面生活与磨难。

由于当下整个社会还是把拥有金钱的数量当作单一的价值标准,很多人难以理解我说的"公益组织对钱不要太积极",殊不知,这恰是很多公益组织遭到社会质疑的主要原因。想不通的人,不妨想想孔子不借伞的故事:有一天,孔子和弟子外出,天要下雨,可都没有带雨具,正好路过子夏的家。子路提议说:"咱们到子夏家借把雨伞吧。"孔子拦住子路说:"不要去,不要去"。"咱们不能让人家去干自己不愿意干的事!"

利用"泪点"和捐款人的"肾上腺"筹款,在技术上和骗子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在调动对方的"冲动",考验对方的"反应"。想想看, 假如对方热情之余后悔了,他能高兴么?找到机会他还能不马上发泄一下。

做公益,我们要顺应个人的特点,无论是对捐款人还是受助人,包容与坚持并行,学会尊重别人的感受和尊严,不要强人所难。时间久了,别人就知道你体贴他,当你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别人才会大胆地来帮助你。孔子不借伞,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公益组织就会慢慢好起来,社会互助的隐形契约在无形中就达成了。

利他也是利己

我不反对用"市场经济"的观点来思考和解决社会问题,只是今天更多人热衷于用"市场经济"的手段,而不去进一步挖掘"市场经济"的理念以及其社会效用。

一百多年前的洋务运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百多年后的市场化改革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以"市场经济"的架构为样式,施以中国的"厚黑学""为官术",最大限度地获取个人和小团体利益,无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伦理和社会价值。

在现代经济学的框架内,是没有办法通过观察人在市场中的行为来正确区分"好人"和"坏人"的。拉萨大昭寺的尼玛次仁在十年前对我说:假冒的仁波切带着内地的信徒来庙里给佛主上金,也起到了传播佛法、引人向善的作用,并非一无是处,他有帮人的一面,也有害人的一面,每个人种的因果他自己会去还。

从孔子不借伞到康德认为帮助穷人维持基本生活是我们的责任,从社会互助契约到市场经济,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道理,那就是:利他也是利己。做人,你不为难别人,朋友就能做得长久,你就会多助;做善事,你从利他出发、从社会问题出发,就能逐步建立社会信任,获得持久发展;做生意,你让对方赚到钱,你也才能赚到钱,如果对方血本无归,你赚得盆满钵满,这样的生意哪里能长久?

如果公益组织做不到坚守解决社会问题的目标,捐款人对公益项目不观察、不体会就盲目捐款,两边彼此就会出问题,这样的慈善公益总会出现"剪不断理还乱"的争执,以至于双方都要求政府出来断公道。政府的过度干预和指导又会破坏公益组织的独立性,而独立性正是公益组织在现代社会中的立命之本。面对这样的难解困境,公益组织和捐款人都需要调整做事的伦理基础,这是一个良善社会的必经之路。

(注:作者是北京感恩公益基金会发起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70多万难民穿越地中海造成欧洲压力空前

70多万难民穿越地中海造成欧洲压力空前

作者 发表时间 27-10-2015 更改时间 27-10-2015 发表时间 15:29

2015年年初以来,已有70多万难民穿越地中海来到欧洲。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Donald Tusk)周二在透露相关消息时表示,难民危机有加剧的危险,令欧洲各国间的合作经受考验。




法新社引述联合国难民署最新公布的数字报道说:至目前为止,今年1月以来,已有70万5200名移民或难民穿越地中海:其中56万2355人抵达希腊沿岸;另有14万人出现在意大利周边地区。在抵达希腊的难民中,叙利亚人约占64%。

今天,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一次欧洲议会的辩论会上,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发出警告说:随着来自阿勒颇及叙利亚其他受到俄罗斯轰炸的地区的难民大潮,欧洲面临愈加严峻的难民局势。俄罗斯的轰炸行动导致10多万民众背井离乡。

国际移民组织(OIM)注意到:尽管气候条件变差,本周末抵达希腊的难民人数继续有增无减。10初开始,从土耳其进入希腊岛屿的难民人数超过16万。这些由各个年龄段组成的难民,随后在恶劣的条件下、沿着巴尔干西部继续他们的艰难旅程。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欧洲议会的辩论会上强调:欧洲应当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容克对接待难民配额计划实施的缓慢进程表示了不满。

法新社指出:运送难民的大型巴士及火车夜以继日地穿梭在巴尔干半岛上,却依然无法满足难民的需求,他们往往需要在寒冷中等待数日方可得到登记、并继续他们的旅程。

周六仅一天时间,就有1,1500名难民进入克罗地亚,创下纪录。自匈牙利在10天前关闭了与克罗地亚的边境以来,抵达斯洛文尼亚的难民人数已超过86000人。周二,14000人得到了该国相关机构的接待。斯洛文尼亚当局希望该国局势能够通过欧洲小型峰会出台的紧急计划得以改善。

根据这项计划,欧盟决定在希腊和巴尔干地区增设可接受10万个难民的收容中心并更好地协调巴尔干各国间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