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丰包子铺是中国最著名的包子快餐连锁店。2013年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造访了北京市中心一家不起眼的庆丰包子铺。他的这次"意外"现身被广为宣传，塑造了他同群众打成一片的人民公仆形象，同时又让人联想起古代中国皇帝离开紫禁城、与臣子一道微服私访。
此次造访包子铺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庆丰与"清风"一词谐音，让人联想到一位从不受贿的正直政府官员的形象；包子里的猪肉大葱馅有"一清二白"的寓意，这个中国成语形容一个人诚实正直。
所以，当我向新近开业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的行长金立群建议，我们应该像习主席那样到庆丰包子铺共进午餐时，他很赞成这个想法。"现在是厉行节约时期，我们最好不要到太奢华的地方吃，"他说，"我们可以点些习主席吃过的！"亚投行也被称为中国版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
此刻，我正与66岁的金行长一起站在庆丰包子铺排队。这位谈吐诙谐幽默的长者被西方外交官戏称为北京方面的首席"野蛮人管理者"(barbarian handler)，意思是他的工作是与外国人打交道。
事实证明，金立群很讨厌这个称谓。"我反对这种说法（是英国《金融时报》最先在报道中引用了这种说法），我不是在与野蛮人打交道，我是在与现代文明国家的人打交道，"他说。这时，我们接过所点的"主席套餐"，每份包括六个包子、一盘青菜以及一碗热气腾腾的炒肝。
他拥有一项功劳，即说服英国以及美国的很多其他忠实盟友不顾华盛顿方面的反对加入北京方面新成立的地区性开发银行，这是他迄今最大的成就。实际上，是英国在华盛顿的反对声中率先宣布加入亚投行，这使得愤怒的奥巴马(Obama)政府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对英国方面"不断迁就"中国感到非常担忧。
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全球霸主在沙地上划下一条红线，它的许多最亲密盟友却越了过去。多数分析人士也认为，成立亚投行是中国试图取代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权力架构的努力的组成部分。但金立群却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们并不想推翻当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尽管这一秩序确实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但亚投行的一些成员国已在私下里表示，他们已经注意到了金立群及其他中国官员在谈论亚投行使命时的微妙变化——其措辞明显更契合北京方面的战略目标。
"中国是亚投行第一大股东，但只是股东之一。我可以告诉你，亚投行不会做任何由政治驱动的事情，也不会插手政治事务。"金立群说，"现在，有人持怀疑态度，尤其是我还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但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想独霸亚投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自己找这么多麻烦（说服西方国家加入）？"
他在这一点上——他和北京方面付出了极为艰苦的努力才说服如此多的国家加入亚投行——说得很有道理，这表明中国正设法让自身融入和平、合作的全球秩序，而非推翻现有的权力架构。但这并没有真正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在亚投行的实际运作上，具有很强威权主义倾向的中国及中共，是否会倾听其他国家的建议？
我请金立群详细解答，但他却简单地答道："这对中国来说真的是一个机会，可以借此展示中国可以与其他国家合作，并（改善）国际惯例——不仅仅是西方惯例——好让人们相信，中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力量。"
我们脱下外套，坐在这家人声鼎沸的快餐店靠里的一张胶木桌子旁。我从桌子上的调味罐取出辣椒、芥末、蒜泥和醋混着做了一小碟调料，蘸着吃香喷喷的包子，这时候一个小孩走过来指着我，向他父母大声喊着"外国人"。我是店里面唯一的外国人。
今天金立群没有像平常那样西装革履，而是穿了一件休闲夹克，里面套着毛背心，脚上是一双旧鞋子。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位他说曾渴望成为的英语语言文学教授，我则在想自己现在是否是一个他正在"打交道"的野蛮人——他是否特意穿着便服，使自己像一位谦逊的学者。
除了在店外等候金立群的黑色奥迪(Audi)车和司机以外，没有其他外在特征表明他是全球最有权力的金融官员之一。没有人认出他来，但这不足为奇，因为中国受到严格管制的国内媒体很少聚焦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以下的高官。
芥兰非常美味，用料颇足的炒肝也比我预想的好吃。炒肝也有一点象征意义，它听起来很像"炒干"（即炒掉干部），这让官方媒体推断，习近平当时选择这道菜是在警告"猪一样的"腐败官员，他们的日子已经不长了。
"我不常吃这个，因为它有大量的胆固醇，不过适量的胆固醇有利于健康，尤其是对男性来说。"金立群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告诉我，"如果你的胆固醇消耗完了，你的健康将会恶化，因此不要担心这个。"
顺着这个话题，他聊到年轻时在农村的艰苦劳动增强了他的体魄，我们因此又聊了一个小时塑造了他的个性和职业生涯的那些动荡的历史事件。
金立群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8月。他父亲是中国南方城市苏州一家面粉厂的工程师，在儿子年幼时就教导他学习的重要性。金立群在10岁时开始学习英语和文学。但在196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金立群被迫中断学业。那时，毛主席鼓励学生和工人起来"造反"和暴力打倒他们的老师和领导。
作为一名17岁的"红卫兵"，金立群来到北京，目睹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对人山人海的年轻崇拜者们讲话的场面。整个国家陷入了混乱，到1967年，大多数中小学和大学都停课了。"我痛恨暴力，我之所以当红卫兵，仅仅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正在保护毛主席。发生暴力和学生开始殴打教师后，我立刻就退出了。（像我这样的人）被称为逍遥派，意思是'没出息的人'，因为我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
事后证明这是个幸运的决定。十年后中国恢复高考时，许多曾卷入暴力、打砸抢的学生被排除了录取的可能性。金立群说："而我在政治上却清清白白，因此在1978年被录取为研究生时没遇到什么问题。我当时没参与狂热的政治动乱是对的。我并非自夸，但我总是有非常敏锐的政治敏感性。"
1968年底，他被下放到农村，与农民一起耕种和收割水稻。他在一间12平米的草棚里住了三年。夏天，他要忍受"贪婪的"蚂蟥和"令人筋疲力尽的苦工"，一连两周地每天从凌晨4点干到晚上10点。
收工之后，他会把自己锁在草棚内，按照他为自己制定的"非常严格的课程表"学习。他说："人们都很奇怪，问我都快累死了为什么还要在晚上埋头看书。不过，由于我一直和他们一道出工，只在晚上或农闲时才看书，他们从来没管我叫过'臭老九'——那时候这是个很常用的蔑称。"
他把自己对莎士比亚(Shakespeare)一生的钟爱归因于那时一位曾当过老师的人给他的一卷书，书中包括了《奥赛罗》(Othello)、《麦克白》(Macbeth)和《威尼斯商人》(Merchant of Venice)。他自愿申请在一家生产卫生纸的农村造纸厂值夜班。"我总是自愿去上额外的夜班。夜班时可以远离疯狂的人们，没人打扰我。更重要的是，我会有免费的煤油和一盏灯，因此可以读书到深夜。"
他曾用四分之三的年收入购买了一本二手《韦氏英语词典》(Webster's English Dictionary)、一台破旧的雷明顿(Remington)打字机和一台短波半导体收音机。这样，他就可以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远东中继站收听下午5点的英语新闻和广播剧。
"当我头一次在晚上调到BBC频道的时候，我发现那位女士正在读达夫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urier)的《蝴蝶梦》(Rebecca)。尤其吸引我的是她对部分单词的重读——比如丹佛斯太太(Mrs Danvers)、德温特先生(Mr de Winter)之类的词。我特别高兴，因为这本书我实际上有一本，我就是这样提高英语水平的。"直到今天，他的英语仍带有浓重的1970年代标准BBC口音的痕迹。
多亏了自学时的严于律己，金立群当上了当地一所中学的老师，后来又在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时，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那一年他29岁。
1980年，他的母校为他提供了英语语言文学教授的职位。然而，一个更激动人心的机遇摆在了他面前——赴美国华盛顿作中国驻世界银行工作人员。直到那时，他仅有的经济知识还是来自阅读卡尔•马克思(Karl Marx)的《资本论》(Das Kapital)。他说，他来到美国一家霍华德-约翰逊酒店(Howard Johnson Hotel)时的经历，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中的部分情形"。
"当时在中国，我们做梦也没见过这么多东西。"丰富的物质、一条条公路、美丽空旷的风景、拿起电话就可以拨通几乎任何地方，所有这些令他震惊不已。
六年在世界银行、六年在亚洲开发银行（ADB，简称：亚开行）——他是首位出任亚开行副行长的中国人——的工作经历，使他成为国际经验最丰富的中国高级官员之一。与他谈话的多数西方人都为他折服，也反映出了这一点。
"金立群跟我遇到的其他中国官员不一样，"亚投行的一位理事表示，"他是那么聪明、人脉广泛和举止优雅，在国际人脉方面，中国其他所有官员都比不上他。"不久前开业的亚投行有57个成员国。
此人表示，亚投行里有很多不久前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退休的工作人员——他们多数不是中国公民，是应金立群的私人邀请来新生的亚投行工作的。但是，金立群对亚投行的抱负远不止于复制亚开行和世界银行等现有多边开发机构。他认为，这些机构已偏离了其最初职责，把太多精力放在减贫上，并忽略了来自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
"中国经验表明，基础设施投资为广泛的经济社会发展铺平了道路，减贫是其自然结果，"他说，"我们想创建一个新机构，把私营企业的优势和多边开发银行的优势结合到一起。"
金立群还提出了一个口号来描述这家新银行的运营理念——他说，亚投行将是"精干、廉洁、绿色"(lean, clean and green)的。这意味着，这将是一家仅聘用少量专业人士、董事会为非常驻（精干）、杜绝腐败（廉洁）、关爱环境（绿色）的银行。
尽管中国主导的这家新银行引起各种炒作、被赋予各种象征意义，但亚投行的抱负看来仍非常保守。亚开行估计，在截至2020年的十年里，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缺口是8万亿美元。但金立群表示，亚投行只会逐渐扩大业务，今年的计划基建投资额仅为15亿至20亿美元，明年为30亿至50亿美元，2018年约为100亿美元。
我们早就结束了用餐，不过我注意到，他基本没碰之前鼓励我吃的炒肝。
我问他，是否对中国经济感到担心。其实，我并未指望他能说出什么不同于官方套话的话。"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具有远见、决心和胆量，"他说。我们俩都看了看炒肝，他继续说道："我一点儿也不担心中国经济放缓。"
很明显，他的注意力更多放在对亚投行和中国对外投资的计划上。眼下，亚投行办公地址位于北京金融街一栋不起眼的写字楼，面积为3万平方米。但是，亚投行已在规划，将在国家体育场"鸟巢"附近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兴建一座永久性总部。
北京市政府已为此准备了6.2公顷的优质地段。金立群告诉我，他设想，新大楼最终将容纳6000名员工。"我们是以百年视野思考问题的，"他说。
他甚至挑选了一块280吨的花岗岩，是从神圣的泰山的山坡上采下来的。这块花岗岩将矗立于亚投行新址，以改善风水、提升运势。
"这不是迷信，而只是一种吉兆，"他这么说也许是顾及中共对此类理念的严厉态度，"你看，这家银行将坚如磐石。"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
插图：詹姆斯•弗格森(James Ferguson)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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