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慎坤
这个节日没有外出，看到朋友圈挤爆长城的小视频，简直不敢相信爬长城的人如此之多！中国人真是太多太多了，无论是在地铁上，还是在公交上，都可以感受到人多的威力！每逢节假日，更是倾巢而出，大大小小的景区景点几乎都会挤爆！
这些年，随着房价上涨人民币坚挺，有钱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海外旅行渐成常态，出手之阔绰常常惊得老外目瞪口呆！大凡中国人集体扎堆的地方，如同遭遇一场风暴，基本上也是混乱不堪。
一个人多的社会管理起来自然也有难处，尽管是一元化体制，依然是跌跌撞撞走过了数十年之久，其中的酸甜苦辣外人无法想像，中国人一般都具备超常的忍耐力，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和打压，无论经历什么样的屈辱和痛苦，也是不抱怨不气馁，默默地坚强地活下来，而且越是在苦难之中，越是对未来满怀希望充满憧憬。
做为一个时评写手，过去十多年，写了近千万字的快餐文字，因而也拥有一批固定的读者，尽管每天为此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想想还有读者愿意捧场，依然乐此不彼！时评写作有过一段美好的时光，自媒体刚刚兴起的那些年，管控并不象现在如此严厉。别看现在公众号红红火火，读者群不断扩大，但除了灌输心灵鸡烫之外，真正有思想有深度的文章并不多见，针贬时弊的文字更难存活下来。
我不知道微信的举报机制是如何运作的，这种告密文化虽然在中外历史上都曾盛行，但一家私营企业现在可以说发挥到了极致！我的微信实名公众号开通不到两年，期间因举报被关停有9个月之多，大凡过10万+的文章都被删除，阅读量过5万就很危险！如今连评论功能都被取消，什么时候被封号也不知道。最近几天写林昭的文章甚至为老大开明讲话点赞的文章一一因举报被删除。
我常常在想，这些举报者究竟来自何方？是那些关注我的读者还是什么部门委派的告密者？他们又是凭什么依据来举报？举报之后能得到什么奖赏？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告密成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岂不是每天都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毕福剑饭局上的调侃，就被同桌摄像告发，由此可见，虽然告密之风盛行的文革过去数十年之久，中国人骨子里的告密基因依然没有改变。
学生时代，第一次听老师讲有关幸福的笑话，是易中天上美学课时讲的，至今印象深刻！他说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苏联人在一起聊起幸福，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和感受都不一样。英国人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大雾弥漫的寒冬，回到家中，沏上咖啡，坐在温暖的壁炉边，看着玻璃外面寒冷的世界。而法国人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一段漫长的火车旅行，陪伴的是一位金发女郎。苏联人则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半夜克格勃敲门，开门后听到说："康斯坦丁，你被捕了。 ""你弄错了，康斯坦丁住在隔壁。"
这几天闲下来，翻看了去年连续几期《同舟共进》杂志，或许是这本杂志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去年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专门谈中国历史上的告密文化抑或告密传统以及苏共时期严酷的告密制度，细细品味，对照当今中国的现状，也是很有意思。
在中国历史上，告密文化"古已有之"。据《辞源》释义，"告密"是指告发人的秘密。"告密"一词还有告发、告讦、告奸等不同说法。而告密文化也算不上是中国封建传统延续至今的"糟粕"，在多个朝代也是发展到极致。
告密在中国史书中的记载，至少不晚于殷商时期。大约3100年前，"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史记》）其中的"谮"字即告密，崇侯虎就是告密者，被告者西伯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姬昌。西伯姬昌收买民心，涉嫌反叛，加之商纣王又是这样一个暴虐无道的君主，西伯只能消受铁窗风雨了。
在西伯事件中，告密者是主动的，统治者是被动的。而在另一事件中，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周厉王三十四年（公元前845年），"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
周代才经历几代，就出现了一个无道国君——周厉王。为了封住民众的悠悠之口，他竟然找了一个卫巫，专司告密之职。只要发现有谁对国王有不满之语，密报王室，立刻人头落地。白色恐怖之下，国人只好"莫谈国事"。在这一事件中，统治者是主动的，告密者则是奉命行事。然而，好景不长，三年后，民众忍无可忍，起而造反，厉王被迫流亡。这一事件不仅成为成语"道路以目"的出处，而且弘扬了一句名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真正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把告密作为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法律义务来规范和要求民众，则是战国时期的秦国，其始作俑者是一向被称为改革家的商鞅。周显王十年（公元前359年），变法令下，"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将法律与军事视为一体，把告密与作战同等看待，告密等同于杀敌，不告密视为降敌，这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告密法律了。
这样的法令，将告密与连坐捆绑执行，剥夺了任何人独善其身的生存空间。利用国家法律激发、调动、强迫释放人性深处邪恶、阴暗的成分，作为控制民众、服务政治的手段，可谓前无古人。通过这样的变法，秦国虽然国富民强，天下无敌，甚至在秦始皇手里，席卷六合，一统天下，然而，不仅这个政权国祚不长，二世而亡，而且此恶法的制定者——商鞅在逃亡期间，因被他人告密，最终被秦人车裂（俗谓"五马分尸"）夷族，诚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汉武帝也是一个秦始皇式的君主，"雄才大略"不过是穷兵黩武，最终导致国库空虚。如何解决财政困难，也是通过告密。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他下达了"算缗令"，开始征收富商的财产税。然而，不仅富商偷漏虚报、隐匿财产，而且还导致了一些人的投机钻营，比如一位叫卜式的放羊专业户，在北战匈奴时上书，愿捐出一半家产；南征时又上书"愿父子死南粤"，结果成了"爱国模范"，而且被朝廷封侯晋爵。"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告缗钱纵矣"。（《汉书》）
"告缗令"表面上为防止偷税漏税，实际上是鼓励民众对隐匿财产者进行告密，而且"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告密有功，把被告者的一半财产奖给告密者。这一举措几乎使所有的贪利者红了眼，以至于告密者络绎于途，不绝如缕。通过"告缗令"的实施，"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不过，其社会恶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中国的商贸业终武帝一朝陷入了毁灭性的泥沼。比这更可怕的是，告缗使民风败恶，诚信沦丧，百姓风行给政府打小报告，做政府的密探，"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汉武帝的政权从此走向了下坡路。
武则天时代的告密之风也很盛行甚至很残酷，以下事例可见一斑。武则天废黜唐中宗李显的帝位，贬为庐陵王后，十几个飞骑军士在客店饮酒。朋友聚会，酒席筵上最不该的是议论前任君主，一人发牢骚曰："早知今日得不到奖赏，不如去扶持庐陵王了。"于是，一人乘其不备离席，去向上司告密。酒席未散，羽林军破门而入，宴饮者全部被抓。经审问属实，告密者官授五品，发牢骚者被处斩，其余在场众人"知反不告"，一律处以绞刑。（《隋唐嘉话•朝野佥载》）
明代也是一个恶政横行的朝代。朱棣为稳固皇位，动用国家机器，实行特务政治，大兴告密之风。"山阳民丁钰讦其乡诽谤，罪数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钰才可用，立命为刑科给事中。"（《明史》）这个丁钰其实是踏着他人的骷髅向上爬，用他人的鲜血染红官袍。
明代最黑暗、最残暴的锦衣卫、东西厂、镇抚司都是前代所无、本朝独有的专政机器。这些特务机构经常"遣逻卒刺事四方"，鹰犬们随时可以将刺探的消息上报皇上或厂卫，人人都被置于危险的境地之中。明末名臣杨涟遭宦官陷害致死，仍然为正直的官员所钦佩，"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击节称叹。奴告之，毙怀贤，籍其家"。（《明史》）一名朝廷官员，只因在家阅读落马官员起草的文件时发出几声赞叹，竟被家奴告密，不仅抄没家产，而且脑袋搬家。
不仅官场中人如履薄冰，在民间也是防不胜防。明代也有一起著名的酒局，"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人（揖捕犯人的差役）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凌迟处死）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明史》）骂权贵者竟被分尸，其余三人早已吓得三魂荡荡，七魄悠悠，哪里还敢领取奖金！
清代康雍乾三位皇帝，也是惨烈的文字狱主导者。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大规模地实施文字狱，不仅残酷迫害知识分子，而且借修《四库全书》为名，大规模毁灭作为华夏文化载体的古代典籍。而文字狱的构筑，就是由告密开端的。成为文字狱的告密者，有两个前提，一是告密者拥有相应的文化素质，二是告密标的是书籍与诗文。由此可见，清代的学术环境与文化氛围有多恐怖！
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告密"特别是亲属之间的相互告密，致使整个社会伦理尽丧，人性堕落！告密制度也是独裁统治下的产物，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互不信任，互相猜疑，毒化人际关系，突破做人的道德底线，这样的社会不会是和谐社会。（《同舟共进》2015年第12期，作者：安立志）
在苏联共产党统治时期，告密之风盛行。十月革命胜利后，盛行向组织密告周围同事、同志的私下言行。在安全机关介入党内斗争，当权者用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方式解决党内意见分歧时，告密者往往成为安全机关的密探。这些人的动机不一，有的是出于爱国爱党，有的是为了邀功请赏向上爬，有的是为了打倒对手，有的是为自保。（《同舟共进》2015年第7期，作者：郑异凡，原题为：《苏联的"告密文化"》）
欢迎订阅关注实名公众号：cskun1989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