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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再思考
李飞（沧木生） 沧木生的读与思2016-06-02
为什么重提国民性批判
先看以下几句话：
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陈独秀：《一九一六年》，1916年）
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梁启超：《新民说》，1902年）
有不良之国民，斯有不良之政府。（杨昌济：《告学生书》，1919年）
这届人民不行。（2016年网络流行语）
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若怎样，中国就怎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若光明，中国便不黑暗。（崔卫平，2010年）
群众要都是省油的灯，干部也不会被拉下水。（冯小刚导演，王朔编剧：《私人订制》，2013年）
上下各三句，分别是二十世纪初、二十一世纪初的精英话语。它们的相似让人吃惊。它们背后的逻辑起点都是一致的：国民性批判。一百年来，国民性一直是大陆思想界、文化界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总有名人时不时出来批判国民性一番。又因为大陆官方推销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包含有决定论的思维方式，故此国人当中颇有国民性批判的拥趸。国民性批判又有很多变种，如国民素质低说，如全民腐败说，如宗教救国说，如"你怎样中国便怎样"说，等等。每年网络上总有国民性批判及其衍生思维方式的文章流传在博客、人人网、空间、微博等网络媒体。更让我哑口无言的是竟然有人把赵本山的系列傻乐电视剧《乡村爱情》上升到国民性层次[1]。这么大规模、长时间的国民性批判的话语存在，实在有必要认真清理。
鲁迅几乎是二十世纪最有名的作家，其影响力至今不衰。鲁迅（不包括加入左联之后的作品）的文艺创作，有着改造国民性的诉求，其作品（小说、杂文）充满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和批判。鲁迅又几乎是国民性批判阵营中最出名的人物。因为（1）一九四九年后整个大陆学界接触最多的知识分子除了马克思一系之外，就是鲁迅；（2）中学教育当中，又有不少鲁迅的文章，谈到其国民性批判，中学老师一般都俯首称是。故今天的操持国民性批判话语的精英人物，大多受鲁迅影响较大。刘禾认为，在鲁迅的影响下，"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对国民性问题有一种集体情结"[2]，笔者基本认同。因此本文选择鲁迅的作品作为切入点，重新思考其国民性批判问题。
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
国民性（nationalcharacter）在具体语境里有不同叫法，其中有"国民性格"、"国民精神"、"民族性""民族性格"，在中国语境中亦可称为"劣根性"。作为一个问题重重的概念，"国民性"实际上一直受到质疑。然而作为讨论的基础，我们需要暂且了解一下国民性的定义。作为一个知识范畴，袁洪亮概括了国内学界对国民性的四种定义： 1."多数论者认为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多数成员所普遍具有的比较稳固的社会心理特征、精神状态"；2."沙莲香等则认为国民性是通过国民行为倾向表现出来的、由一种心理特质所组成的普遍人格类型。是'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在思想、情操及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大概固定形态'"。3."还有人认为国民性指的其实是文化心理结构的"，"国民性改造则是从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反映了文化主体意识的崛起和中华民族在反思中深沉的觉醒"；4."也有人根本反对国民性的提法，认为这个概念不科学"。作者给出的定义，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然形成的、其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普遍具有并重复出现的道德价值观念、社会心理以及相应的行为方式的特征的总和"。[3]
很显然，这些定义里的"普遍"、"绝大多数"抹杀了个体差异、社群差异、性别差异、年龄差异、阶层差异，把本来"多"的差异化约成"一"的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国民性或民族性思想在其诞生之日起（起源于19世纪西方），就受到了质疑。梁启超刚发表《新民说》，其中关于"新民"的观点就引起了争议。"有一位署名为'飞生'的留学生当年即在《浙江潮》撰文，认为梁启超把新民作为首要条件，忽视了政治改造，是'倒因为果'。飞生认为，从理论说，有了新民，自然会有新政府，事实上，必须先由新政府，而后才有新民，因为政府是国民的代表。"[4]然而由于影响较大的一批知识分子坚持国民性批判，所以这个问题重重的概念很快流传起来。
鲁迅的杂文中有一些论述到了国民性，不过总体而言，鲁迅的杂文是一种文化批评，很像现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写作。若说鲁迅的杂文主题是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大大弱化了鲁迅杂文的力量。真正寄托着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文体是小说，鲁迅在日本时（1902年）曾提过三个问题[5]：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 1907年鲁迅对许寿裳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6]带着这样的疑问从事文艺活动，小说中自然免不了要理念优先。在《<呐喊>自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也提到过类似说法。这至少说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以具象的方式呈现在了小说当中。事实上，对鲁迅小说的国民性角度的解读有不少，加之鲁迅小说的影响，其国民性思想自然可以从小说中追溯。
鲁迅的小说包括《呐喊》14篇、《彷徨》11篇、《故事新编》8篇，加上早期的文言小说《怀旧》，共计34篇[7]（限于时间，不再做文本分析）。览其大概（只算《呐喊》和《彷徨》），有直接对底层、旧时知识分子的直接刻画，如《孔乙己》、《药》、《明天》、《风波》、《故乡》、《阿Q正传》、《祝福》、《肥皂》、《高老夫子》等，表现他们的无知、麻木、冷漠；也有一个新式知识分子，多以痛苦、矛盾、觉醒、勇敢的面貌出现，这个时候周边会有无知、麻木、冷漠的俗众对新式知识分子的压迫，如《在酒楼上》、《孤独者》、《长明灯》等。总体而言，鲁迅小说所体现的国民性是冷漠、麻木、无知。也有学者概括了鲁迅所批判的十种国民性[8]，也有学者将整个国民性批判概括为对奴隶性的批判[9]。总之，"国民性"经由鲁迅的文学诠释，彻底从社会心理学范畴成为批评范畴或者流行话语；也从一个有着优劣兼备的内涵[10]的国民性彻底成为劣根性。也就是说，鲁迅的文学创作建构起一个以"奴隶性"为核心，以冷漠、麻木为主要特征，以精神胜利为主要内涵的"国民性实体"。这种"国民性实体"也是今天很多知识分子攻击的对象。
我们看到，国民性这个概念经历了转换。在知识界，作为心理学范畴的国民性，经过传播，变成了一个大众舆论领域的批评范畴。作为一个有待继续观察的领域——"民族心理学"（实际上这门学问已经遭到抛弃）的一个带有种族主义的范畴，在学术领域尚有反思、辩驳、清理的可能，一旦经由公共知识分子流入公共领域，变成一个批评范畴，就有了本质化[11]的倾向。范畴的转移是国民性本质化的一个原因。范畴的转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作为国民性载体的表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 "鲁迅凭借其高超的小说和杂文艺术使知识人阶层和普通民众把他树立为一个批判国民性的'大师'，而'国民性'也借由小说和杂文的媒介迅速成为当时的'流行'话语。"[12]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正是文化市场中的批评范畴，是一个具有"神话"性质的概念，即脱离了具体语境和逻辑框架，成为一个抽象的、具有普适性的万能钥匙。
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批判
国民性话语如何发生，在什么背景下发生，学界讨论的比较多，也非常周全。大致有：1.危局之下的反思。当时中国面临着被蚕食的危险，而各种改革甚至民国的成立都没有取得某些知识分子的预期效果，故此他们认为制度是表层的，应该改造国民性。当然，若按照通行教材的说法则是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的过程。2.西学的影响。这一点无可争论，国民性批判的发生受西学影响较大。国民性的概念首先从西方传入日本，又经由日本传入中国；国民性批判的底本则是一些西方传教士的著作，如斯密思的《中国人的气质》。3.中国传统的影响，儒家本就讲究世道人心，重视品格养成。
这些传统的分析注重的是当时国内的环境，并不具有更大的历史视野。他们忘记了"国民性"实际上是舶来品，产生于欧洲，借道日本，传入中国。事实上，作为国民性概念来源的民族心理学由于其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和种种谬误（它寻求对不同民族的先进和落后做出解释，在这种前提当然不会出现客观的研究成果）早已被抛弃。传教士斯密思的《中国的气质》，对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影响巨大。能从欧洲殖民扩张、种族主义思潮、基督教传播的大历史背景下看待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在后现代理论尤其是后殖民理论进入中国学者视野之后，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整体反思的一支。最先引起学界讨论的是刘禾对鲁迅国民性理论的质疑。刘禾认为，国民性批判具有本质主义倾向，是西方殖民者建构的神话，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13]。刘禾认为：
国民性是"现代性"理论中的一个神话。说它是神话，我不过在这里用了一个隐喻，指的是知识和健忘机制。理由是，国民性的话语一方面生产关于自己的知识，一方面又悄悄抹去全部生产过程的历史痕迹，使知识失去了自己的临时性和目的性，变成了某种具有稳固性、超然性或真理性的东西。[14]
刘禾只是抽取"五四"时期这一个时间段来分析。厦门大学的周宁教授则是分析了从13世纪到20世纪中国形象在西方话语中的表述。把时间拉长之后才会发现，"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他者'镜像。它可以是理想化的，表现欲望与向往、表现在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冲动；也可能是丑恶化的，表现恐惧和排斥、表现自我确认与自我巩固的需求。"[15]实际上，鲁迅屡次提及的、给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影响巨大的《中国人的气质》，是西方人写给西方人看到，是西方关于中国的"他者"镜像。也就是说，引起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极大兴趣的国民性话语，只不过是西方为了自我定位和身份认同，甚至为了猎奇好怪而进行的言说。他们也更未意识到，"中国形象的功能不只是在知识与想象层面上作为'他者'帮助西方现代文化完成自我认同并确认西方中心的地缘文明秩序，还在价值与权力层面上配合、协调、支持西方现代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扩张，为掠夺与征服提供意识形态性的'正义理由'"[16]。
在《"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这篇长文中，周宁教授极其详细地从孟德斯鸠、休谟、赫尔德到黑格尔到19世纪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这些交织文本中树立了了西方话语谱系，认为"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看法，虽流行于19世纪，但基本观点在18世纪末就已经形成了。西方不仅开始描绘、评价中国的国民性，而且试图对一种确定的有关中国的国民性表述，提供自然坏境、社会制度、种族遗传等方面构成因素的解释，将人们观念中杂乱的印象统一到一种确定的概念上，并为这种概念找到典型形象或象征。""在西方文化中，黑格尔的理论标志着中国国民性话语精英层面的完成，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则标志着大众舆论层面的完成。" [17]实际上，鲁迅的文学创作恰恰提供了国民性概念的典型形象。
葛兰西认为，优势集团不必通过显性的暴力行动获得领导权，而是可以通过一种更隐性的文化霸权，即优势集团在文化、道德、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来获得利益优势。而福柯说得更明白："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18]。国民性批判背后的权力关系就是：谁的物质文明发达一些，谁就有权力解释"进步"。就如同"落后就要挨打"一样，它不是学理逻辑，而是现实逻辑。"人类并没有如同当今有人坚信的那样，处于一种向着更好、更强或者更高的发展中。'进步'，不过是一个现代的观念，就是说，是一个错误的观念。"[19]显然当时的西方更有权力解释"进步"这个神话，他们寻求的是种族主义的根据。把差异解释成差距，并贴上了本质主义的标签。把解释差异的权力过渡给"先进者"，是一种对隐性权力的服从。当时的知识分子正是无意识遵从了现实逻辑，他们愿意聆听西方解释他们为何更进步，东方为何更落后。甚至，不用西方解释，他们自己在西方的各种著作中找原因。当时的历史环境让他们选择了现实逻辑，而并未顾及学理逻辑，无意中落入了"文化霸权"之中。"现代性"创造的"进步"神话至今作为一种铭印留在了学界。
文化、思想和学术向来是交流和渗透的，文化殖民的说法并不可靠。然而，某些知识的背后有着权力关系却是属实的。一种知识的交流重要的不是产生知识的动机，而是这种知识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国民性话语就动机来说可能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也可能是出于坏心思。然而，国民性话语确实是在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背景下产生的。就其实际效果而言，在世界上为西方的扩张提供了知识支持。
个体的经验、记忆与国民性批判
一个人观察周遭，绝不是客观的上帝视角，而是带着自己知识体系、认识惯例、个人偏见的。这也是培根所说的族类假象[20]的意思。作为大众舆论层面完成中国国民性话语建构的知名人物，斯密思就是带着基督徒和欧洲人的认知框架观察中国人，并在《中国人的气质》（或译作《中国人的性格》）中列举了26种中国人的性格特征[21]：面子，节俭，勤劳，礼节，漠视时间，漠视精确，误解的才能，拐弯抹角的才能，灵活的固执，智力浑浊，神经麻木，轻视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保守，漠视舒适和便利，生命力，忍耐和坚韧，知足常乐，孝顺，仁慈，缺乏同情心，社会台风，相互负责与遵纪守法，相互猜疑，缺乏诚信，多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其中有很不能算是缺点的也被解读为缺点，甚至把优点也解读成缺点。斯密思带着宗教偏见、文化偏见、价值偏见，对有限的下层中国人进行解读，认为是普遍的中国人的模式。这完全是一种误读和偏见。
刘晓南比较全面的解读了斯密思的误读[22]：1."史密斯所指责的中国国民性弱点其实并不属于'国民性'，而是'现代性'问题。倘若换一种制度，自然也会产生另一种'国民性'了。他带着现代工业文明的眼光来审视的政治、经济落后的前现代中国，其实着眼的是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落后，而不是'国民性'"。（比如漠视时间）2."史密斯轻率地将底层民众的贫苦生活状况当成了中国人普遍的生活方式，天真地将对痛苦的忍耐当成了天性。"3."史密斯在中国居住长达几十年，对中国的语言、文化有着相当的了解，但落实到具体交际中，文化的误会远远大于语言的误会。"（史密斯论证中国人"思维混乱"举例，他问一个人"多大了"，此人反复确认后回答"五十八"。实际上，在中国不能直接问老者"多大了"。）
因此，由于斯密思的个人的原因和一些不可控因素，著名的《中国人的气质》本身就问题重重，充满了偏见和误读，有将动态的"产生于人的本性对社会结构的动态适应"[23]的行为举止和生活习惯固定化的倾向。本来应该对准社会结构和制度的矛头，却刺向了"中国人的气质"。斯密思的经验自然是有问题，而鲁迅钟情于国民性批判也有他个人的原因。
李泽厚认为鲁迅的童年经验很重要：
如果从少年算起，鲁迅思想一开始就有两个方面交织在一起。一方面，如鲁迅自己所说，"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另一方面，又如鲁迅自己所说，"我母亲的母亲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 （《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自序》）。[24]
杨震在讨论《朝花夕拾》时则描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只有坦然怀旧时，鲁迅的人情味儿才会绽放，那里展现出来的中国农民完全不是阿Q的模样，那里的中国人也迥异于脸谱式的国民性漫画像。一旦离开这种状态，他就立刻回复到紧张激烈的造反姿态和不容置疑的否定一切的激情之中。[25]结合李泽厚的看法，我们可以大致将两种情况对应起来。1.鲁迅的回忆文章（甚至包括写于一九一九年《一件小事》，虽然收在了小说集中，却可看作记事散文，此时鲁迅尚未赤化），人是立体的，可爱的。这和鲁迅小时候和农民亲近有关，也是释放平时的紧张状态。2.鲁迅的小说中，人物是平面的、麻木的、丑陋的，和鲁迅小时候家道中落有关。似乎可以这样表述：鲁迅童年在故乡的创伤记忆（"作为出口，'创伤记忆'更专注个人意识的创伤化所形成的'情结'是否障碍意向力的原始发生"，"它能推动'苦难向文字转化为何失重'朝可解的腹地深入"）[26]极大的影响了其文学作品。这创伤记忆，对鲁迅洞察国民性有很大的潜在的影响。
实际上，不只是个体的创伤记忆。那一代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有另一种创伤记忆，这创伤记忆来自国族创伤，尤其是甲午、庚子事件。两重创伤记忆对鲁迅的影响非常大，无论是行文，还是为人。国族的创伤记忆使得鲁迅急于找到国家落后的病根，最终听从了"进步"的西方知识话语；个人的创伤记忆使得鲁迅对人性中的暗面格外留意，并在无意中将其看成整个民族劣根的隐喻。"人类学的主体性理念为鲁迅铸造了认识社会存在的非理性认识框架。其首要特征在于以主观唯我的内在化思路对社会存在现象进行化约。化约的结果是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成为非理性自我意识显现的人类学现象。此结论导致鲁迅无力从客观性知识角度认识社会存在、思考社会政治。诗意抹杀了理性。"[27]实际上，每个人类主体都有意无意的"化约"，即使是最客观理性、深思熟虑的大学者也难免以例外。创伤记忆在鲁迅小说中的表现就是把他"怒其不争"的国民"化约"成了阿Q，把中国人的丰富多变的性格"化约"成了奴性，"化约"成了"瞒与骗"。
思维范式转型视野下的国民性批判
全球化在五四之前就已开启，知识不再是封闭的。这在知识界有一个直接后果：知识-思维范畴有相似性，议题也高度集中。知道这个背景再来看中国的国民性批判，只不过是当时认知范式的一部分而已。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也是肉身凡夫，有其历史局限性。吾人自当对历史之人物怀有温情，理解其作为效果历史的历史局限性。然而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清理前人的偏颇思想，亦不能成为我们今天依然操持这一个世纪以前的话语故作愤青状的理由。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全球思想界、知识界（从西方思想界开始）有一个从本质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型的过程。这个转型大概开始在二十世纪中叶（萌芽早于此），是从反思深度模式、极权主义、决定论、大叙事开始的。
正是在整个思维范式的转变，使得二战后曾经一度火热的国民性研究渐渐无人问津，甚至被学界冷漠待之。很明显，是发生了现代性，而人在逐渐适应、变化；而不是人先变成现代人，之后才能发生现代性。这种从本质主义到建构主义的知识-思维范式的转型给国民性研究带来的改变不止是研究力量的锐减，而且在于研究方向的变化。下边是研究国民性（他现在将之称为"众数人格"）较为出名的一位学者英格尔斯总结的关于国民性研究的一段话[28]：
总之，下面这几点似乎才是切题的：
1．尽管还没有令人满意的、准确界定民族精神存在的论述，但存在一些重要的独具特色的价值体系、符号和反应模式。可以据此有效区分不同国民人口，这一点几乎没有问题。
2．必须认识到这些独特模式是一个国家特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的产物和反应，不是种族或天然本民族本性的产物。
3．因此，它们是可变的，受制于其他变化或可控制的、有计划的发展。而且，既然一个国家的人口可能表现出不止一个独特模式，那就经常涉及在一组模式中哪个可能主宰未来社会发展的问题。
4．这些特有模式的发生，通常不是因为受到直接攻击，而是因为产生它们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
5．因此，社会变化，包括国民性变化计划必须从社会行为计划开始，而且主要以社会行为计划为基础，后者是一种改变国家结构，改变政治、社会和经济体系的计划。
6．但是，这变化不能仅仅以政治性考虑为基础。政治行为的每一个不同过程，对任何一个社会特有反应模式和符号体系的可能影响都必须被考虑到。
这篇发表于1949年论文清楚地表明，即使还在研究"国民性"的学者，也早已摆脱了早期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阴影，而只是试图解释不同行为模式，以研究政策的实施程度和可能遭遇的问题。从"社会变化，包括国民性变化计划必须从社会行为计划开始，而且主要以社会行为计划为基础，后这是一种改变国家结构，改变政治、社会和经济体系的计划"这句话可知，还在研究国民性的学者和五四时期"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也是格格不入的。他们绝不会认为国民性是文化基因，只有改造国民性才能实现社会更新；相反，他们认为社会的变化都是从经济的组织形式、政治体制开始的。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样，国民性也不是本质主义的，它也是社会关系的体现，是建构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思维和决定论有着内在联系，决定论的思维又和激进主义密切相关。不妨看看下面这段引文：
1920年，胡适等人发表《争自由宣言》，呼吁平等普遍的个人自由权利及其保障。两年后，胡适等人又呼吁建立限制公共权力的立宪小政府。鲁迅的反应是不屑一顾。稍后，《新月》杂志又在1929年发表胡适所撰《人权与约法》，声言"但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胡适对权利理念保有健全的信念：无限制的政府权力才是对个人的最大威胁，建立现代文明必须保障公民权利。鲁迅的回应是在1930年写作了《好政府主义》，不指名道姓地讽刺胡适、梁实秋等人，更对胡适的宪政主张不置一词。[29]
这种冷淡的反应或许和鲁迅正在左转的思想有关，然而也和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关系很大。正是决定论思维下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使得鲁迅不愿意接受任何制度改良，认为不从根上解决问题，什么都不行。殊不知，他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是一种僭越思想，因为整体地改造"国民性"，只有上帝才能完成。如果人间有力量完成，那肯定是一个能全方面控制社会和个人的极权主义的政体。恰恰极权主义政体也愿意充当上帝的角色。极权主义政府的目的不止是改造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且要改造人性和社会性。也就是说，极权主义政府不止要控制人的行为，而且要控制人的思想。改造国民性和极权主义政体的社会改造都有着一个狂妄自大的上帝诉求。林毓生认为，改造国民性这一"思想革命本身蕴含着自我否定产生了新的要求，这个新的要求也是个逻辑的力量，就是要用最强大的知识力量做遵命文学"[30]。鲁迅认为找到了中国的病根，不再理会"城头变幻大王旗" （《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而是觉得"混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是不容易的。法国G.Lebon著《民族进化心理学》中……"（《热风·三十八》）。这种改造国民性的诉求实际上包含着由改变每一个体到改变整体的认识，这种认识却使得鲁迅认为只有彻底从整体上改变，社会才会真的改变。
结论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在20世纪初欧洲大肆扩张背景下出现的狂热的种族主义思潮的一部分，是基督教文明歧视他者的产物；它的兴盛既和当时国家危机有关，也和鲁迅个人的气质关系很大；它可能说出了部分事实，却忽略了事实背后的更为深刻和重要的社会关系。因此，提到国民性时，切不可忘记它的历史局限性和它自身的片面性。
然而，一些经常在公共领域发声的知识分子，依然操持国民性批判话语。这种话语强化了他们作为叙述者自身的精英认同，也强化了"特异者"面对"庸众"的孤芳自赏感。当然，他们时而会将自己放在国民性批判的祭台上，认为自己也有劣根性。然而这不是一种超越，更像是在舞台上扮演一位无力回天然而愈挫愈勇式的悲情英雄。正如杨震所说，"丑恶的国民性和美好的国民性是知识精英自我意识的表达，前者表达了对自身的厌恶，后者表达了对自身的愿望或'超我'。任何个人只是这一集体主义观念的结果和表现，而不是原因和基础。这一颠倒的个人-社会关系观，制造出了流行甚广的决定论思想。"[31]
哈耶克曾指出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似性[32]（政治学者或思想家确实经常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同列为极权主义），认为背后都是一种试图通过掌握的历史规律或终极力量去整体地改造社会的"致命的自负"。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具有这种自负，难怪夏志清认为"魯迅為其時代所擺佈，而不能算是那個時代的導師和諷刺家"[33]。这里的"时代"可以做更为深刻的理解，就是决定论和社会主义思潮下，鲁迅并未超越。决定论者不相信改良，他们认为那些细枝末节的修补只是为了维护旧的利益格局，或者改良总是无法彻底改变社会。鲁迅曾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这正是一种不相信社会的渐进改良，而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整体主义乌托邦。
现代的政治理念是制度建构，政府不得侵犯公民的消极自由；现代政治不必关心公民的幸福生活 ，这是公民个体权利范围内的自由选择[34]。动辄指责国民素质如何的人，要么是没有能力发现群体行为背后的体制和文化逻辑，要么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形成自身的精英感，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1]马梅："电视剧《乡村爱情》的美学追求"，载《中国电视》2007年第3期，第4-6页。
[2]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0页。
[3]袁洪亮："'国民性'概念的辨析与界定"，载《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第69-72页。
[4]伍国："重思百年'国民性'论述"，载《书屋》2006年第7期，第4-11页。
[5]许寿裳：《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6]许寿裳：《鲁迅传》，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17页。
[7]数据根据《鲁迅小说全编》统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8]主奴根性，自我满足，冷漠旁观，讲究面子，保守崇古，中庸巧滑，反对"独异"，求全责备，"二重思想"，盲目排外，"瞒和骗"。俞祖华：《深沉的民族反省——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246页。
[9]张锡勤："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6期，第30-35页。
[10]可参考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壹：一百五十年中外"中国人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1]"何谓'本质主义'？简单地说，本质主义认为事物有着一个单一的、固定的、不变的本质，从而忽略了事物本质的历史性和时间性特点。所谓本质主义视角的国民性问题是指研究者在国民性有优有劣、国民性是进化的、国民性是可以改造的等理论前提预设下，以西方优势文化为参照系，考察东方民族（尤其是中国）国民品性的理论方法。"柳传堆："鲁迅小说中的'国民性'想象及其局限性"，载《三明学院学报》2007年9月第3期，第296-303页。刘禾认为"国民性"有的本质化倾向是从陈独秀开始的。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8页。
[12]钟诚："论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政治意涵"，载《东岳论坛》2011年11月32卷11期，第19-23页。
[13]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与本人关注课题有关的章节是第二章"国民性理论质疑"。
[14]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3页。
[15]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16]同2，第16页。
[17]周宁："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5期，第41-53页。
[18]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9页。
[19]尼采语，转引自张芸：《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与西方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页。
[20]"族类假象植基于人性本身中，也即植基于人这一族或这一类中。若断言人的感官是事物的量尺，这是一句错误的话。"[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9页。
[21]参见[美]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刘文飞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22]刘晓南："'国民性'：一个假想敌"，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6期，第90-95页。
[23]周晓虹："国民性研究的当代趋势——英格尔斯及其《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13日，第B02版。
[24]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0-441页。
[25]杨震："诗意抹杀理性——反思鲁迅国民性思想"，载《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2期，第189-196页。
[26]张志扬：《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页。
[27]同2。
[28] [美]艾利克斯·英格尔斯：《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王今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126页。
[29]杨震："诗意抹杀理性——反思鲁迅国民性思想"，载《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2期，第189-196页。
[30]林毓生：《鲁迅"国民性"论述的深刻性、困境与实际后果》，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1期。
[31]杨震："诗意抹杀理性——反思鲁迅国民性思想"，载《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2期，第189-196页。
[32]参见[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33] [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34]参见[英]以赛亚·柏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221页。
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再思考
李飞（沧木生） 沧木生的读与思2016-06-02
为什么重提国民性批判
先看以下几句话：
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首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陈独秀：《一九一六年》，1916年）
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梁启超：《新民说》，1902年）
有不良之国民，斯有不良之政府。（杨昌济：《告学生书》，1919年）
这届人民不行。（2016年网络流行语）
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若怎样，中国就怎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若光明，中国便不黑暗。（崔卫平，2010年）
群众要都是省油的灯，干部也不会被拉下水。（冯小刚导演，王朔编剧：《私人订制》，2013年）
上下各三句，分别是二十世纪初、二十一世纪初的精英话语。它们的相似让人吃惊。它们背后的逻辑起点都是一致的：国民性批判。一百年来，国民性一直是大陆思想界、文化界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总有名人时不时出来批判国民性一番。又因为大陆官方推销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包含有决定论的思维方式，故此国人当中颇有国民性批判的拥趸。国民性批判又有很多变种，如国民素质低说，如全民腐败说，如宗教救国说，如"你怎样中国便怎样"说，等等。每年网络上总有国民性批判及其衍生思维方式的文章流传在博客、人人网、空间、微博等网络媒体。更让我哑口无言的是竟然有人把赵本山的系列傻乐电视剧《乡村爱情》上升到国民性层次[1]。这么大规模、长时间的国民性批判的话语存在，实在有必要认真清理。
鲁迅几乎是二十世纪最有名的作家，其影响力至今不衰。鲁迅（不包括加入左联之后的作品）的文艺创作，有着改造国民性的诉求，其作品（小说、杂文）充满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和批判。鲁迅又几乎是国民性批判阵营中最出名的人物。因为（1）一九四九年后整个大陆学界接触最多的知识分子除了马克思一系之外，就是鲁迅；（2）中学教育当中，又有不少鲁迅的文章，谈到其国民性批判，中学老师一般都俯首称是。故今天的操持国民性批判话语的精英人物，大多受鲁迅影响较大。刘禾认为，在鲁迅的影响下，"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对国民性问题有一种集体情结"[2]，笔者基本认同。因此本文选择鲁迅的作品作为切入点，重新思考其国民性批判问题。
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
国民性（nationalcharacter）在具体语境里有不同叫法，其中有"国民性格"、"国民精神"、"民族性""民族性格"，在中国语境中亦可称为"劣根性"。作为一个问题重重的概念，"国民性"实际上一直受到质疑。然而作为讨论的基础，我们需要暂且了解一下国民性的定义。作为一个知识范畴，袁洪亮概括了国内学界对国民性的四种定义： 1."多数论者认为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多数成员所普遍具有的比较稳固的社会心理特征、精神状态"；2."沙莲香等则认为国民性是通过国民行为倾向表现出来的、由一种心理特质所组成的普遍人格类型。是'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在思想、情操及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大概固定形态'"。3."还有人认为国民性指的其实是文化心理结构的"，"国民性改造则是从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反映了文化主体意识的崛起和中华民族在反思中深沉的觉醒"；4."也有人根本反对国民性的提法，认为这个概念不科学"。作者给出的定义，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然形成的、其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普遍具有并重复出现的道德价值观念、社会心理以及相应的行为方式的特征的总和"。[3]
很显然，这些定义里的"普遍"、"绝大多数"抹杀了个体差异、社群差异、性别差异、年龄差异、阶层差异，把本来"多"的差异化约成"一"的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国民性或民族性思想在其诞生之日起（起源于19世纪西方），就受到了质疑。梁启超刚发表《新民说》，其中关于"新民"的观点就引起了争议。"有一位署名为'飞生'的留学生当年即在《浙江潮》撰文，认为梁启超把新民作为首要条件，忽视了政治改造，是'倒因为果'。飞生认为，从理论说，有了新民，自然会有新政府，事实上，必须先由新政府，而后才有新民，因为政府是国民的代表。"[4]然而由于影响较大的一批知识分子坚持国民性批判，所以这个问题重重的概念很快流传起来。
鲁迅的杂文中有一些论述到了国民性，不过总体而言，鲁迅的杂文是一种文化批评，很像现在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写作。若说鲁迅的杂文主题是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大大弱化了鲁迅杂文的力量。真正寄托着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文体是小说，鲁迅在日本时（1902年）曾提过三个问题[5]：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 1907年鲁迅对许寿裳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6]带着这样的疑问从事文艺活动，小说中自然免不了要理念优先。在《<呐喊>自序》、《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也提到过类似说法。这至少说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以具象的方式呈现在了小说当中。事实上，对鲁迅小说的国民性角度的解读有不少，加之鲁迅小说的影响，其国民性思想自然可以从小说中追溯。
鲁迅的小说包括《呐喊》14篇、《彷徨》11篇、《故事新编》8篇，加上早期的文言小说《怀旧》，共计34篇[7]（限于时间，不再做文本分析）。览其大概（只算《呐喊》和《彷徨》），有直接对底层、旧时知识分子的直接刻画，如《孔乙己》、《药》、《明天》、《风波》、《故乡》、《阿Q正传》、《祝福》、《肥皂》、《高老夫子》等，表现他们的无知、麻木、冷漠；也有一个新式知识分子，多以痛苦、矛盾、觉醒、勇敢的面貌出现，这个时候周边会有无知、麻木、冷漠的俗众对新式知识分子的压迫，如《在酒楼上》、《孤独者》、《长明灯》等。总体而言，鲁迅小说所体现的国民性是冷漠、麻木、无知。也有学者概括了鲁迅所批判的十种国民性[8]，也有学者将整个国民性批判概括为对奴隶性的批判[9]。总之，"国民性"经由鲁迅的文学诠释，彻底从社会心理学范畴成为批评范畴或者流行话语；也从一个有着优劣兼备的内涵[10]的国民性彻底成为劣根性。也就是说，鲁迅的文学创作建构起一个以"奴隶性"为核心，以冷漠、麻木为主要特征，以精神胜利为主要内涵的"国民性实体"。这种"国民性实体"也是今天很多知识分子攻击的对象。
我们看到，国民性这个概念经历了转换。在知识界，作为心理学范畴的国民性，经过传播，变成了一个大众舆论领域的批评范畴。作为一个有待继续观察的领域——"民族心理学"（实际上这门学问已经遭到抛弃）的一个带有种族主义的范畴，在学术领域尚有反思、辩驳、清理的可能，一旦经由公共知识分子流入公共领域，变成一个批评范畴，就有了本质化[11]的倾向。范畴的转移是国民性本质化的一个原因。范畴的转移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作为国民性载体的表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 "鲁迅凭借其高超的小说和杂文艺术使知识人阶层和普通民众把他树立为一个批判国民性的'大师'，而'国民性'也借由小说和杂文的媒介迅速成为当时的'流行'话语。"[12]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正是文化市场中的批评范畴，是一个具有"神话"性质的概念，即脱离了具体语境和逻辑框架，成为一个抽象的、具有普适性的万能钥匙。
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的批判
国民性话语如何发生，在什么背景下发生，学界讨论的比较多，也非常周全。大致有：1.危局之下的反思。当时中国面临着被蚕食的危险，而各种改革甚至民国的成立都没有取得某些知识分子的预期效果，故此他们认为制度是表层的，应该改造国民性。当然，若按照通行教材的说法则是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的过程。2.西学的影响。这一点无可争论，国民性批判的发生受西学影响较大。国民性的概念首先从西方传入日本，又经由日本传入中国；国民性批判的底本则是一些西方传教士的著作，如斯密思的《中国人的气质》。3.中国传统的影响，儒家本就讲究世道人心，重视品格养成。
这些传统的分析注重的是当时国内的环境，并不具有更大的历史视野。他们忘记了"国民性"实际上是舶来品，产生于欧洲，借道日本，传入中国。事实上，作为国民性概念来源的民族心理学由于其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和种种谬误（它寻求对不同民族的先进和落后做出解释，在这种前提当然不会出现客观的研究成果）早已被抛弃。传教士斯密思的《中国的气质》，对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影响巨大。能从欧洲殖民扩张、种族主义思潮、基督教传播的大历史背景下看待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在后现代理论尤其是后殖民理论进入中国学者视野之后，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整体反思的一支。最先引起学界讨论的是刘禾对鲁迅国民性理论的质疑。刘禾认为，国民性批判具有本质主义倾向，是西方殖民者建构的神话，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物[13]。刘禾认为：
国民性是"现代性"理论中的一个神话。说它是神话，我不过在这里用了一个隐喻，指的是知识和健忘机制。理由是，国民性的话语一方面生产关于自己的知识，一方面又悄悄抹去全部生产过程的历史痕迹，使知识失去了自己的临时性和目的性，变成了某种具有稳固性、超然性或真理性的东西。[14]
刘禾只是抽取"五四"时期这一个时间段来分析。厦门大学的周宁教授则是分析了从13世纪到20世纪中国形象在西方话语中的表述。把时间拉长之后才会发现，"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他者'镜像。它可以是理想化的，表现欲望与向往、表现在我否定与自我超越的冲动；也可能是丑恶化的，表现恐惧和排斥、表现自我确认与自我巩固的需求。"[15]实际上，鲁迅屡次提及的、给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影响巨大的《中国人的气质》，是西方人写给西方人看到，是西方关于中国的"他者"镜像。也就是说，引起中国公共知识分子极大兴趣的国民性话语，只不过是西方为了自我定位和身份认同，甚至为了猎奇好怪而进行的言说。他们也更未意识到，"中国形象的功能不只是在知识与想象层面上作为'他者'帮助西方现代文化完成自我认同并确认西方中心的地缘文明秩序，还在价值与权力层面上配合、协调、支持西方现代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扩张，为掠夺与征服提供意识形态性的'正义理由'"[16]。
在《"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这篇长文中，周宁教授极其详细地从孟德斯鸠、休谟、赫尔德到黑格尔到19世纪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这些交织文本中树立了了西方话语谱系，认为"西方有关中国国民性的看法，虽流行于19世纪，但基本观点在18世纪末就已经形成了。西方不仅开始描绘、评价中国的国民性，而且试图对一种确定的有关中国的国民性表述，提供自然坏境、社会制度、种族遗传等方面构成因素的解释，将人们观念中杂乱的印象统一到一种确定的概念上，并为这种概念找到典型形象或象征。""在西方文化中，黑格尔的理论标志着中国国民性话语精英层面的完成，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则标志着大众舆论层面的完成。" [17]实际上，鲁迅的文学创作恰恰提供了国民性概念的典型形象。
葛兰西认为，优势集团不必通过显性的暴力行动获得领导权，而是可以通过一种更隐性的文化霸权，即优势集团在文化、道德、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来获得利益优势。而福柯说得更明白："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18]。国民性批判背后的权力关系就是：谁的物质文明发达一些，谁就有权力解释"进步"。就如同"落后就要挨打"一样，它不是学理逻辑，而是现实逻辑。"人类并没有如同当今有人坚信的那样，处于一种向着更好、更强或者更高的发展中。'进步'，不过是一个现代的观念，就是说，是一个错误的观念。"[19]显然当时的西方更有权力解释"进步"这个神话，他们寻求的是种族主义的根据。把差异解释成差距，并贴上了本质主义的标签。把解释差异的权力过渡给"先进者"，是一种对隐性权力的服从。当时的知识分子正是无意识遵从了现实逻辑，他们愿意聆听西方解释他们为何更进步，东方为何更落后。甚至，不用西方解释，他们自己在西方的各种著作中找原因。当时的历史环境让他们选择了现实逻辑，而并未顾及学理逻辑，无意中落入了"文化霸权"之中。"现代性"创造的"进步"神话至今作为一种铭印留在了学界。
文化、思想和学术向来是交流和渗透的，文化殖民的说法并不可靠。然而，某些知识的背后有着权力关系却是属实的。一种知识的交流重要的不是产生知识的动机，而是这种知识所可能产生的后果。国民性话语就动机来说可能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也可能是出于坏心思。然而，国民性话语确实是在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背景下产生的。就其实际效果而言，在世界上为西方的扩张提供了知识支持。
个体的经验、记忆与国民性批判
一个人观察周遭，绝不是客观的上帝视角，而是带着自己知识体系、认识惯例、个人偏见的。这也是培根所说的族类假象[20]的意思。作为大众舆论层面完成中国国民性话语建构的知名人物，斯密思就是带着基督徒和欧洲人的认知框架观察中国人，并在《中国人的气质》（或译作《中国人的性格》）中列举了26种中国人的性格特征[21]：面子，节俭，勤劳，礼节，漠视时间，漠视精确，误解的才能，拐弯抹角的才能，灵活的固执，智力浑浊，神经麻木，轻视外国人，缺乏公共精神，保守，漠视舒适和便利，生命力，忍耐和坚韧，知足常乐，孝顺，仁慈，缺乏同情心，社会台风，相互负责与遵纪守法，相互猜疑，缺乏诚信，多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其中有很不能算是缺点的也被解读为缺点，甚至把优点也解读成缺点。斯密思带着宗教偏见、文化偏见、价值偏见，对有限的下层中国人进行解读，认为是普遍的中国人的模式。这完全是一种误读和偏见。
刘晓南比较全面的解读了斯密思的误读[22]：1."史密斯所指责的中国国民性弱点其实并不属于'国民性'，而是'现代性'问题。倘若换一种制度，自然也会产生另一种'国民性'了。他带着现代工业文明的眼光来审视的政治、经济落后的前现代中国，其实着眼的是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落后，而不是'国民性'"。（比如漠视时间）2."史密斯轻率地将底层民众的贫苦生活状况当成了中国人普遍的生活方式，天真地将对痛苦的忍耐当成了天性。"3."史密斯在中国居住长达几十年，对中国的语言、文化有着相当的了解，但落实到具体交际中，文化的误会远远大于语言的误会。"（史密斯论证中国人"思维混乱"举例，他问一个人"多大了"，此人反复确认后回答"五十八"。实际上，在中国不能直接问老者"多大了"。）
因此，由于斯密思的个人的原因和一些不可控因素，著名的《中国人的气质》本身就问题重重，充满了偏见和误读，有将动态的"产生于人的本性对社会结构的动态适应"[23]的行为举止和生活习惯固定化的倾向。本来应该对准社会结构和制度的矛头，却刺向了"中国人的气质"。斯密思的经验自然是有问题，而鲁迅钟情于国民性批判也有他个人的原因。
李泽厚认为鲁迅的童年经验很重要：
如果从少年算起，鲁迅思想一开始就有两个方面交织在一起。一方面，如鲁迅自己所说，"有谁从小康之家而堕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另一方面，又如鲁迅自己所说，"我母亲的母亲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 （《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自序》）。[24]
杨震在讨论《朝花夕拾》时则描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只有坦然怀旧时，鲁迅的人情味儿才会绽放，那里展现出来的中国农民完全不是阿Q的模样，那里的中国人也迥异于脸谱式的国民性漫画像。一旦离开这种状态，他就立刻回复到紧张激烈的造反姿态和不容置疑的否定一切的激情之中。[25]结合李泽厚的看法，我们可以大致将两种情况对应起来。1.鲁迅的回忆文章（甚至包括写于一九一九年《一件小事》，虽然收在了小说集中，却可看作记事散文，此时鲁迅尚未赤化），人是立体的，可爱的。这和鲁迅小时候和农民亲近有关，也是释放平时的紧张状态。2.鲁迅的小说中，人物是平面的、麻木的、丑陋的，和鲁迅小时候家道中落有关。似乎可以这样表述：鲁迅童年在故乡的创伤记忆（"作为出口，'创伤记忆'更专注个人意识的创伤化所形成的'情结'是否障碍意向力的原始发生"，"它能推动'苦难向文字转化为何失重'朝可解的腹地深入"）[26]极大的影响了其文学作品。这创伤记忆，对鲁迅洞察国民性有很大的潜在的影响。
实际上，不只是个体的创伤记忆。那一代知识分子大部分都有另一种创伤记忆，这创伤记忆来自国族创伤，尤其是甲午、庚子事件。两重创伤记忆对鲁迅的影响非常大，无论是行文，还是为人。国族的创伤记忆使得鲁迅急于找到国家落后的病根，最终听从了"进步"的西方知识话语；个人的创伤记忆使得鲁迅对人性中的暗面格外留意，并在无意中将其看成整个民族劣根的隐喻。"人类学的主体性理念为鲁迅铸造了认识社会存在的非理性认识框架。其首要特征在于以主观唯我的内在化思路对社会存在现象进行化约。化约的结果是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成为非理性自我意识显现的人类学现象。此结论导致鲁迅无力从客观性知识角度认识社会存在、思考社会政治。诗意抹杀了理性。"[27]实际上，每个人类主体都有意无意的"化约"，即使是最客观理性、深思熟虑的大学者也难免以例外。创伤记忆在鲁迅小说中的表现就是把他"怒其不争"的国民"化约"成了阿Q，把中国人的丰富多变的性格"化约"成了奴性，"化约"成了"瞒与骗"。
思维范式转型视野下的国民性批判
全球化在五四之前就已开启，知识不再是封闭的。这在知识界有一个直接后果：知识-思维范畴有相似性，议题也高度集中。知道这个背景再来看中国的国民性批判，只不过是当时认知范式的一部分而已。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也是肉身凡夫，有其历史局限性。吾人自当对历史之人物怀有温情，理解其作为效果历史的历史局限性。然而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清理前人的偏颇思想，亦不能成为我们今天依然操持这一个世纪以前的话语故作愤青状的理由。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全球思想界、知识界（从西方思想界开始）有一个从本质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型的过程。这个转型大概开始在二十世纪中叶（萌芽早于此），是从反思深度模式、极权主义、决定论、大叙事开始的。
正是在整个思维范式的转变，使得二战后曾经一度火热的国民性研究渐渐无人问津，甚至被学界冷漠待之。很明显，是发生了现代性，而人在逐渐适应、变化；而不是人先变成现代人，之后才能发生现代性。这种从本质主义到建构主义的知识-思维范式的转型给国民性研究带来的改变不止是研究力量的锐减，而且在于研究方向的变化。下边是研究国民性（他现在将之称为"众数人格"）较为出名的一位学者英格尔斯总结的关于国民性研究的一段话[28]：
总之，下面这几点似乎才是切题的：
1．尽管还没有令人满意的、准确界定民族精神存在的论述，但存在一些重要的独具特色的价值体系、符号和反应模式。可以据此有效区分不同国民人口，这一点几乎没有问题。
2．必须认识到这些独特模式是一个国家特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的产物和反应，不是种族或天然本民族本性的产物。
3．因此，它们是可变的，受制于其他变化或可控制的、有计划的发展。而且，既然一个国家的人口可能表现出不止一个独特模式，那就经常涉及在一组模式中哪个可能主宰未来社会发展的问题。
4．这些特有模式的发生，通常不是因为受到直接攻击，而是因为产生它们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
5．因此，社会变化，包括国民性变化计划必须从社会行为计划开始，而且主要以社会行为计划为基础，后者是一种改变国家结构，改变政治、社会和经济体系的计划。
6．但是，这变化不能仅仅以政治性考虑为基础。政治行为的每一个不同过程，对任何一个社会特有反应模式和符号体系的可能影响都必须被考虑到。
这篇发表于1949年论文清楚地表明，即使还在研究"国民性"的学者，也早已摆脱了早期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阴影，而只是试图解释不同行为模式，以研究政策的实施程度和可能遭遇的问题。从"社会变化，包括国民性变化计划必须从社会行为计划开始，而且主要以社会行为计划为基础，后这是一种改变国家结构，改变政治、社会和经济体系的计划"这句话可知，还在研究国民性的学者和五四时期"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也是格格不入的。他们绝不会认为国民性是文化基因，只有改造国民性才能实现社会更新；相反，他们认为社会的变化都是从经济的组织形式、政治体制开始的。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样，国民性也不是本质主义的，它也是社会关系的体现，是建构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思维和决定论有着内在联系，决定论的思维又和激进主义密切相关。不妨看看下面这段引文：
1920年，胡适等人发表《争自由宣言》，呼吁平等普遍的个人自由权利及其保障。两年后，胡适等人又呼吁建立限制公共权力的立宪小政府。鲁迅的反应是不屑一顾。稍后，《新月》杂志又在1929年发表胡适所撰《人权与约法》，声言"但今日我们最感觉痛苦的是种种政府机关或假借政府与党部的机关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胡适对权利理念保有健全的信念：无限制的政府权力才是对个人的最大威胁，建立现代文明必须保障公民权利。鲁迅的回应是在1930年写作了《好政府主义》，不指名道姓地讽刺胡适、梁实秋等人，更对胡适的宪政主张不置一词。[29]
这种冷淡的反应或许和鲁迅正在左转的思想有关，然而也和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关系很大。正是决定论思维下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使得鲁迅不愿意接受任何制度改良，认为不从根上解决问题，什么都不行。殊不知，他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是一种僭越思想，因为整体地改造"国民性"，只有上帝才能完成。如果人间有力量完成，那肯定是一个能全方面控制社会和个人的极权主义的政体。恰恰极权主义政体也愿意充当上帝的角色。极权主义政府的目的不止是改造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且要改造人性和社会性。也就是说，极权主义政府不止要控制人的行为，而且要控制人的思想。改造国民性和极权主义政体的社会改造都有着一个狂妄自大的上帝诉求。林毓生认为，改造国民性这一"思想革命本身蕴含着自我否定产生了新的要求，这个新的要求也是个逻辑的力量，就是要用最强大的知识力量做遵命文学"[30]。鲁迅认为找到了中国的病根，不再理会"城头变幻大王旗" （《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纪念》），而是觉得"混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是不容易的。法国G.Lebon著《民族进化心理学》中……"（《热风·三十八》）。这种改造国民性的诉求实际上包含着由改变每一个体到改变整体的认识，这种认识却使得鲁迅认为只有彻底从整体上改变，社会才会真的改变。
结论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在20世纪初欧洲大肆扩张背景下出现的狂热的种族主义思潮的一部分，是基督教文明歧视他者的产物；它的兴盛既和当时国家危机有关，也和鲁迅个人的气质关系很大；它可能说出了部分事实，却忽略了事实背后的更为深刻和重要的社会关系。因此，提到国民性时，切不可忘记它的历史局限性和它自身的片面性。
然而，一些经常在公共领域发声的知识分子，依然操持国民性批判话语。这种话语强化了他们作为叙述者自身的精英认同，也强化了"特异者"面对"庸众"的孤芳自赏感。当然，他们时而会将自己放在国民性批判的祭台上，认为自己也有劣根性。然而这不是一种超越，更像是在舞台上扮演一位无力回天然而愈挫愈勇式的悲情英雄。正如杨震所说，"丑恶的国民性和美好的国民性是知识精英自我意识的表达，前者表达了对自身的厌恶，后者表达了对自身的愿望或'超我'。任何个人只是这一集体主义观念的结果和表现，而不是原因和基础。这一颠倒的个人-社会关系观，制造出了流行甚广的决定论思想。"[31]
哈耶克曾指出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似性[32]（政治学者或思想家确实经常把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共同列为极权主义），认为背后都是一种试图通过掌握的历史规律或终极力量去整体地改造社会的"致命的自负"。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实际上就具有这种自负，难怪夏志清认为"魯迅為其時代所擺佈，而不能算是那個時代的導師和諷刺家"[33]。这里的"时代"可以做更为深刻的理解，就是决定论和社会主义思潮下，鲁迅并未超越。决定论者不相信改良，他们认为那些细枝末节的修补只是为了维护旧的利益格局，或者改良总是无法彻底改变社会。鲁迅曾说："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这正是一种不相信社会的渐进改良，而企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整体主义乌托邦。
现代的政治理念是制度建构，政府不得侵犯公民的消极自由；现代政治不必关心公民的幸福生活 ，这是公民个体权利范围内的自由选择[34]。动辄指责国民素质如何的人，要么是没有能力发现群体行为背后的体制和文化逻辑，要么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形成自身的精英感，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1]马梅："电视剧《乡村爱情》的美学追求"，载《中国电视》2007年第3期，第4-6页。
[2]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0页。
[3]袁洪亮："'国民性'概念的辨析与界定"，载《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第69-72页。
[4]伍国："重思百年'国民性'论述"，载《书屋》2006年第7期，第4-11页。
[5]许寿裳：《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页。
[6]许寿裳：《鲁迅传》，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17页。
[7]数据根据《鲁迅小说全编》统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8]主奴根性，自我满足，冷漠旁观，讲究面子，保守崇古，中庸巧滑，反对"独异"，求全责备，"二重思想"，盲目排外，"瞒和骗"。俞祖华：《深沉的民族反省——中国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0-246页。
[9]张锡勤："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载《哲学研究》2007年第6期，第30-35页。
[10]可参考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壹：一百五十年中外"中国人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11]"何谓'本质主义'？简单地说，本质主义认为事物有着一个单一的、固定的、不变的本质，从而忽略了事物本质的历史性和时间性特点。所谓本质主义视角的国民性问题是指研究者在国民性有优有劣、国民性是进化的、国民性是可以改造的等理论前提预设下，以西方优势文化为参照系，考察东方民族（尤其是中国）国民品性的理论方法。"柳传堆："鲁迅小说中的'国民性'想象及其局限性"，载《三明学院学报》2007年9月第3期，第296-303页。刘禾认为"国民性"有的本质化倾向是从陈独秀开始的。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8页。
[12]钟诚："论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的政治意涵"，载《东岳论坛》2011年11月32卷11期，第19-23页。
[13]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与本人关注课题有关的章节是第二章"国民性理论质疑"。
[14]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3页。
[15]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16]同2，第16页。
[17]周宁："被别人表述"：国民性批判的西方话语谱系，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5期，第41-53页。
[18]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9页。
[19]尼采语，转引自张芸：《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与西方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页。
[20]"族类假象植基于人性本身中，也即植基于人这一族或这一类中。若断言人的感官是事物的量尺，这是一句错误的话。"[英]培根：《新工具》，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9页。
[21]参见[美]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刘文飞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
[22]刘晓南："'国民性'：一个假想敌"，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6期，第90-95页。
[23]周晓虹："国民性研究的当代趋势——英格尔斯及其《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7月13日，第B02版。
[24]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40-441页。
[25]杨震："诗意抹杀理性——反思鲁迅国民性思想"，载《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2期，第189-196页。
[26]张志扬：《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页。
[27]同2。
[28] [美]艾利克斯·英格尔斯：《国民性：心理-社会的视角》，王今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126页。
[29]杨震："诗意抹杀理性——反思鲁迅国民性思想"，载《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2期，第189-196页。
[30]林毓生：《鲁迅"国民性"论述的深刻性、困境与实际后果》，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1期。
[31]杨震："诗意抹杀理性——反思鲁迅国民性思想"，载《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2期，第189-196页。
[32]参见[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
[33] [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34]参见[英]以赛亚·柏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167-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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