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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忠：告别改革开放／论当今中国的危局和前路
(博讯2019年01月16日发表)
［作者按：虽然本文的部分内容确系源于朋友间的谈话，但对话体的采用主要还是为了写作的便利。］
一、改革开放在长期国家转型进程中的位置
友人：2018年8月初，清华大学的许章润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当下的恐惧和期待"，表达他对当前中国政治形势的看法与主张。在差不多的时间，你向现行体制中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提交了一份公民建议书，建议全国人大尽早"开启国民制宪程序，创建现代政治体制"。当时，境外有评论认为，你们两人的言论代表了中国社会对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敦促与期待。你是否同意此一评论？
张雪忠：我不完全同意这一评论。第一，许章润教授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知名学者，而我哪怕是在没有被剥夺教职时，也只是一位学养浅陋的教书匠。将我与许教授相提并论，肯定是我不敢当的。第二，许教授过去几年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的文章，我都认真研读过。可以说，在公开为改开路线发声的学者中，他的论述是最为系统和深入的。比如，他将改革开放的几十年，置于近代以来的国家转型进程中加以考察，就体现了他宏阔的视野。他文章中的很多观点我都认同，但对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的性质、目的与后果，我的看法与他的看法仍有较大的差别。
友人：你能否具体谈谈，他的哪些观点，是你不同意的？
张雪忠：依照许教授的观点，改革开放作为中国一百多年转型进程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优良政体的建立作好准备，是迈向优良政体的一个过渡阶段。而他所说的优良政体，当然就是现代的自由民主体制。在他看来，2012年以前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是在"着意营造全民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意向"；"改革开放及其所确立的基本路向、理念与愿景，是中国现代政治的主流历史意识，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流政治意志"。他认为，改革开放的这一趋势在2012年之后被中断或逆转了。在这一问题上，我的看法与他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这也决定了我们对中国未来的愿景，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主张也很不相同。
友人：你怎么看待改革开放在中国转型进程中的地位？
张雪忠：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与君主制相对立的共和理念已成为中国精英阶层的共识。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原本实力强大的终身大总统袁世凯一旦称帝，立即众叛亲离，最终一命呜呼。不过，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的共和观念，虽已蕴含了个人自由的价值和政治民主的理想，但它们尚未成为精英阶层的普遍共识，以这些价值和理想对广大民众进行的动员，则更是远远不够。在袁世凯死后，都是由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势力，陆续组建名义上的中央政府，而反对中央政府的势力，则以手中的兵力为后盾，在自己的地盘上自行其是。这样一来，中央政府就缺乏足够的稳定性，客观上也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基于个人自由的民主政治。而那些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势力一样，也要以军事实力为幸存的条件。因此，无论是在中央层面，还是在地方层面，连实行文官政治都做不到，更不用说实行民主政治了。
需要强调的是，自辛亥革命以降，一直到中共建政，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虽然并未得到很好的落实，但它们作为现代的政治原则和理想，却是任何政治势力都不敢公然否定和毁弃的。1949年9月新政协制定共同纲领，亦是要接续辛亥革命的法统，建立新民主主义体制。但中共所秉承的共产主义专政理念与自由民主的宪政理念，在原则上就是根本对立的。这意味着中共统治的延续，必须以清除自由、民主和法治的观念为前提。自1953起，诸如社会主义改造、给知识分子洗澡（即思想改造）等一系列运动，实乃对新民主主义体制的逐步毁弃。以共同纲领为基础的1954年宪法施行三年后被废弃，即意味着新民主主义体制被苏式体制所取代，辛亥革命的政治遗产基本被铲除。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随着章伯钧、罗隆基和储安平等人被打倒，有明确政治诉求且有组织的自由民主力量在大陆就完全消失了。此后，自由和民主理想虽仍不绝如缕，但却只是以个人思想的形式存在和传承着。
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无疑是对毛主义的否定，并给饱受摧残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修生养息的机会和空间。与毛主义相比，改革开放是一种不小的进步，客观上也带来了相对于政府权力的社会力量的发育与成长。但改革开放作为中共政权的一种政治方针及政策措施，从来就不是像许章润教授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向更优良政体的过渡。恰恰相反，改革开放作为一种因应现实形势的政策措施，其目的正是为了巩固和延续中共的一党专政体制。最初的改革开放客观上是对社会的松绑，而政治压迫的放松又会让人们企盼更文明、更民主和更自由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八九学运发生的社会背景。但以邓为首的中共政权对学运的镇压，却无可置疑地向全世界表明：改革开放从来就不包含逐步建立自由民主政体的议程。有意思的是，今天仍在高声颂邓的意见人士，都要刻意忽略他一生中所作出的最重大政治决策，即决定对学生运动进行军事镇压。这一镇压不但结束了一次以自由民主为诉求的爱国学生运动，而且也断送了一次中国政治和平转型的机会。
其实，无论是从官方的公开宣示，还是从决策者的内部商讨来看，在过去几十年中，从没有哪个中共实权人物，曾经想过要在中国建立优良的、现代的政体。他们念兹在兹的，恰恰是不惜代价固守一种落后的、前现代的政体；在所谓改革开放名义下推行的各种政策，都要以固守甚至强化既有的权力与利益格局为前提。
但一种由少数人垄断且不受约束的权力，是必然会日益腐败的，其负面效益也会日益显现。今天还在鼓吹改革开放的人，喜欢将2012年视为一个分界线，并将此前的三十几年描绘得特别宽松和美好。但诸如"稳定压倒一切"、"党的事业高于一切"等完全不讲伦理底线的口号，都是在2012年之前就盛行已久的。目下中国庞大而无孔不入的内部维稳体系，以及依靠警察治国的施政机制，也都是在2012年之前就已建立和完备了。任何诚实的人都无法否认，当今中国面临的种种危机和问题，或者说政府机构的普遍腐败和社会治理的全面溃烂，并不是2012年之后才有的事。言论不自由、私权无保障、食品不安全、药品敢造假、环境被破坏、饮水被污染、空气不干净，以及很多人读不起书、看不起病······凡此种种，无一不是几十年改革开放累积的恶果。
二、评价改革开放对错得失的恰当标准
友人：但你难道能否认，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增长，很多人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社会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张雪忠：我从来都不否认，与毛时期相比，改开时期的政策及其后果当然要好很多。但我不能认同身为学者或意见人士，总是像官方政策的阐释者一样，一味用一种庸俗的效用主义视角来看待几十年的改开路线。即使将个人权利保障和公众政治参与等较为抽象的问题先放到一边，只是从实际的政策后果来看，今天的中国也已到了反思和告别改革开放的时候，而不是像有些人主张的坚持和保卫改革开放。经过几十年所谓的改革开放，到头来中国人连安全的食品都吃不上，连可靠的疫苗都用不上，连干净的空气都吸不上，如果还要再将这样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那是不是要弄到中国人都灭绝了才罢休？
说到这里，我是希望大家注意，为改革开放张目的庸俗的效用主义话语，本身就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任何国家的任何一项政策措施，都会有一些人从中得益，另一些人却从中受损，甚至同一群人在某一方面或某一时段得益，在另一方面或另一时段受损。如果那些得益的人可以主张继续这项政策，那些受损的人为什么就不可以主张放弃这些政策呢？
在过去几十年中，很多妇女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像家畜一样被强制结扎或引产，不少人甚至因此而丢了性命；很多人的耕地被强占，也有很多人的房屋被强拆，并且没有得到正当的补偿；很多矿工在缺乏安保措施的矿井中遭遇矿难而丧生，他们遇难的消息甚至不被允许为公众知晓；很多人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患上了职业病，他们的维权之路却举步维艰；亿万背井离乡的民工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流尽了血汗，但却一直在自己的国土上被歧视、被驱赶，他们的子女也因城乡隔离制度而无法跟在父母身边学习和生活，从而沦为孤独、悲惨和身心难以健康成长的留守儿童；很多孩子因食用有毒奶粉或其他有害食品而患病或丧生，起而维权的家长却被打压、被判刑；时常有中小学的女学生遭受老师、校长以及地方公务人员的奸污，但作恶的衣冠禽兽并不一定会受到及时和公正的法律惩罚，倒是那些披露真相的媒体从业人员被迅速整肃，那些受害者的父母被严密维稳；整整一代的大学生因为参加学运一直被当局视为异己，长期过着政治贱民般的生活；很多热心社会公义和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受到政治迫害，被长期关押和秘密审判······所有这些在过去几十年里被凌辱、被损害的人，为什么还要拥护所谓的改革开放？
友人：你说那些为改开路线鼓吹的人，采用的是一种庸俗的效用主义话语，那么，你觉得应该用什么样的话语或标准，来评价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呢？
张雪忠：权利和规则的话语。必须采用权利和规则的话语，我们才可能对公正地评判改革开放的得失。一旦采用权利和规则的话语，我们不但可以对过去的改革开放进行公正的、令人信服的评价，而且还可以更好地看清当前中国的境况，甚至还可为这个国家构想一个更合理、更可靠和更清晰的愿景。
比如，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出于庸俗的效用主义心态，为高考的恢复而对邓感恩戴德，但如果我们采用权利的话语，我们就既可以看到恢复高考的举措，相对于文革时的状况是一种进步；又能够明白，在达到适当的条件时就可接受高等教育，这本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人权。而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不但公办高等教育资源的配置是不平等、不公正的，而且政府对私人办学的限制，还人为地剥夺了一代又又一代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更不用说在国民教育中长期实施的政治洗脑了。
又比如，改革开放时期有限容许和保护私有财产及私营经济，这与改开前相比当然是一种进步。但如果我们意识到个人的财产权和营业权本来就是一项基本人权，我们也能看到，在改革开放时期，人们的财产权和营业权仍未得到政府足够的尊重和保护，公权力侵犯这些权利的做法仍极其常见和普遍。
再比如，与文革时期对肆无忌惮全面侵犯人权的状况相比，改革开放时期的情况当然要好很多。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在后一时期，人们在言论、出版、集会、请愿、结社、迁徙等各方面的自由，仍一直被严格地压制，政治参与权利更是一直被剥夺，政治迫害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我想这几个例子已足够说明问题了。事实上，一旦我们开始采用权利和规则的话语，我们不但可以超越不同人群的不同主观感受，对改开政策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评价，而且还可清楚地看出，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如何造成当今中国的种种危机和问题的。若一言以蔽之，造成这些危机和问题的根源，就是权力被少数人垄断且得不到约束的专政体制。在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公共权力不受约束和个人权利没有保障的问题，不仅从来就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时有恶化。这段时期不同主政者的政策侧重点或许各有不同，但在固守专政权力和压制个人自由方面，则完全是一以贯之的。
专断权力既可以翻手为云，亦可以覆手为雨。当权力被少数人垄断且不受约束时，掌权者既可以在某一时刻出于某种现实需要放松对社会的管制，也完全可以在另一时刻出于另一现实需要而加强对社会的压迫。
最近，民营企业的地位和保护，成了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但绝大部分评论者都在强调民营经济的作用，比如发展经济、缴纳税款、解决就业等等。这种庸俗的效用主义论调，一方面不必要地拔高了民营企业的道义地位，因为没有谁是为了发展经济、缴纳税款或解决就业而开办企业的，大家都是为了赚钱而做生意，至于提供就业也不过是做生意需要使用他人的劳务而已；另一方面又从根本上矮化了民营企业的法律地位，好像不能为社会作出重大贡献的民营企业就不值得尊重和保护似的。
若是采用权利和规则的话语来分析，就很容易看清问题的实质：民营企业的开办与经营，不过是个人行使财产权、营业权等基本权利的表现与结果而已。一个人拿出自己的一部分财产开办企业，就是在行使处分自有财产的权利，经营企业以牟利就是在行使营业权。在现代社会，财产权和营业权本是每个人都应可靠享有的基本权利。因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法律上，都不能将民营企业经营者视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或阶层，因为任何人只要愿意，都随时可以成为或停止成为民营企业经营者。
假如一个国家的体制是建立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上，是以承认、尊重和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旨归的（这意味着政府权力得到了宪政规则的严格限制和约束），那就根本不存在要不要保护民营企业的问题。人们甚至可以说，民营企业都不会成为一个专门而重要的名词，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企业就应该是民营的；国营企业才应该是一种例外，并应被限制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但假如情况不是这样，假如宪政规则付诸阙如，政府权力得不到约束，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那么，就算将民营企业的作用强调到天上去，也不可能真正消除民营企业经营者的不安全感。
另外，依照国内的官方统计数字，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先是从1978年的31.06%逐年下降至1994年的10.27%，但自1995年起便持续上升，并于2012年到达23%（不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在内）。一般认为，在改革初期的统制经济下，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很高，但管制的放松释放了社会的经济活力，经济发展的潜能得以喷发。虽然财政收入的绝对数额每年都在增长，但占GDP的比例却逐年下降。但到了改革的后期，随着政府规模的急速膨胀，权力对社会财富瓜分力度的加大，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自然就一路攀升。政府财政收入的过快增长，意味着国民税费负担的不断加重，这在微观上必然导致企业经营越来越困难。同时，政府对企业的过度盘剥，加上缺乏约束的权力所造成的不确定性，还会严重削弱企业的投资意愿与创新动力，这在宏观上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从改开前期政府放水养鱼，与民休息，到后期竭泽而渔，苛政如虎，必须通过其背后一贯的政治权力运行逻辑才能得到解释。
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路线，一直就是以一种公共权力缺乏约束、个人权利缺乏保障的政治体制为基础的。一旦看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明白，这几十年的不同阶段虽有不同的政策侧重，但它们背后的政治权力逻辑却完全是一致的。在改革开放的前一阶段，民营经济得到更多的容许与鼓励，既是为了补救文革导致的国民经济崩溃的危局，也是因为当时的政府规模仍然比较小，政府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汲取，在客观上也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比例水准。但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是要寻租的，也必然是要腐败的。可以说权力寻租现象，从改开初期的价格双轨制起，就一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过程。一旦政府权力可以用来寻租和获利，那么，不但掌权者的胃口会越来越大，而且还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利用各种门路进入政府，随之而来的就是政府规模的不断膨胀和无限扩大的。这样的趋势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社会生产和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跟不上政府盘剥及消耗社会资源的增长速度了。到这个时候，包括民营企业家在内的社会各阶层，除了那些可用权力来攫取财富的人，都会觉得日子越来越难过了。
三、告别改革开放，创建现代政体
友人：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改革前期权力的相对收缩，以及对社会的松绑，与后期权力的扩张，以及包括国进民退、税负加重等现象在内的对社会的挤压，其背后的政治逻辑与权力运作机制是完全一样的？
张雪忠：是这样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改革后期的各种挤压和收紧政策，完全是改开路线自然而合乎逻辑的结果。在改开路线下，政府给予社会一定的经济活动空间，但严禁任何人挑战被少数人垄断的政治权力，也从未考虑建立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宪政规则。由此导致的后果是，经济增长是与压制个人自由、践踏公民权利相伴随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必然会带来贫富差距悬殊、环境破坏严重、社会治理溃败等问题。同时，政府规模超常膨胀，公共权力全面腐败，税费负担不断加重，政府权力对市场的干预与扭曲不断加强，最终使得社会经济资源再也无力承受政府的盘剥，从而引发全面的财政危机。可以说，当前的政府财政危机以及各方面的社会危机，都是几十年改开路线不可避免的后果。那些以2012年为分界线，并将此前的三十多年描绘得特别美好的人，很有必要扪心自问一下：
张雪忠：告别改革开放／论当今中国的危局和前路
(博讯2019年01月16日发表)
［作者按：虽然本文的部分内容确系源于朋友间的谈话，
一、改革开放在长期国家转型进程中的位置
友人：2018年8月初，
张雪忠：我不完全同意这一评论。第一，
友人：你能否具体谈谈，他的哪些观点，是你不同意的？
张雪忠：依照许教授的观点，
友人：你怎么看待改革开放在中国转型进程中的地位？
张雪忠：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
需要强调的是，自辛亥革命以降，一直到中共建政，
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无疑是对毛主义的否定，
其实，无论是从官方的公开宣示，
但一种由少数人垄断且不受约束的权力，
二、评价改革开放对错得失的恰当标准
友人：但你难道能否认，在过去几十年里，
张雪忠：我从来都不否认，与毛时期相比，
说到这里，我是希望大家注意，
在过去几十年中，很多妇女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
友人：你说那些为改开路线鼓吹的人，
张雪忠：权利和规则的话语。必须采用权利和规则的话语，
比如，我们经常看到有人出于庸俗的效用主义心态，
又比如，
再比如，与文革时期对肆无忌惮全面侵犯人权的状况相比，
我想这几个例子已足够说明问题了。事实上，
专断权力既可以翻手为云，亦可以覆手为雨。
最近，民营企业的地位和保护，
若是采用权利和规则的话语来分析，
假如一个国家的体制是建立在个人权利的基础上，
另外，依照国内的官方统计数字，
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路线，
三、告别改革开放，创建现代政体
友人：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改革前期权力的相对收缩，
张雪忠：是这样的。我们甚至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