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与爱国主义
余杰叙述有关于海外华人的爱国主义，其文章中提到，丁学良曾经谈到一大批海外华人所宣扬的 "爱国主义"时，说到: [1]
"在这些人的'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下面，其实有一种深层的、不易被人觉察的自私心理。他们只愿意享受中国'国家强大、原子弹、国际地位'这些国际实力方面给他们这样的中国人――已经成为他国公民，定居西方，但仍被白种人看作中国人――所能够带来的心理上的满足，亦即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面子。但是，他们本身却丝毫不愿意承受普通中国老百姓为支撑国家的实力所承受的可怕负担和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尤其在道德上不能接受的是：每当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在可怕的负担和代价的重压下发出呻吟和微弱的抗议声的时候，这些海外的爱国主义者还要大加指责。"
《辩论中国模式》：改革如何突破官僚制症结?
《辩论中国模式》：改革如何突破官僚制症结?
| 徐瑾 |
| http://book.people.com.cn/GB/69365/14358611.html |
2011年04月11日11:29 来源：《广州日报》
三十年高速发展，中国GDP最近终于超越日本，昂然迈入全球第二行列。与此同时，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等领域的研究也层出不穷，从最初的"中国崩溃论"到"中国威胁论"，再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再到曾经一度颇为流行的"现代化"与"现代性"讨论，各领潮流一瞬。
中国真的如此与众不同吗？在丁学良看来，雷默等人推广的"北京共识"在国内影响远远大于国际，在商界影响更大于学术界，"北京共识"里比较实在的核心要素在于"中国政府对国际上有关中国的改革路径和发展政策的各种建议、方案乃至压力，并不照单全收，而是挑挑剔剔、取取舍舍、凑凑合合，最终自成一体。"不过细数这些表面错杂纷争的话语背后，核心仍旧在于通过寻找中国演进的范式，从中国各自寻找自我的解释与结论，丁学良的《辩论中国模式》亦是如此。
这本《辩论中国模式》看起来是有些晚了，未能赶到上诉议论盛极一时的热潮，但是算恰当时间为一切热闹争论冷峻梳理出清晰脉络。丁学良认为"北京共识"等讨论更多在围绕与经济相关的具体政策、策略相关，而他界定的"中国模式"则更为广泛与基础性。他将中国模式定义在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不仅把视线局限于当下三十年，更是回溯往前。
中国模式过去与现在都与官僚制度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丁学良亦从此入手解剖中国模式，他认为官僚体制的顽固可以称为中国的"常数"。官僚制无处不在，然而它的故乡是中国，直到今天官僚制仍旧是中国问题绕不开的症结，这是一块无处不在又最容易被遮蔽的阴翳。费正清教授曾经在《美国与中国》中断言"新的政权将很难克服它由之而生的那个母体社会已经延续了千年之久的官僚化的传统"。
从历史眼光来看，丁学良强调中国力求现代化历程中从治到乱、从乱到治的曲线底下，官僚体制的存在或缺失乃是一道主旋律，"不管在什么样的大政治制度下，当官僚体制被冲毁了的时候，中国社会就不可能有全面的稳定及治理；重建官僚体制与重建社会秩序，在中国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利益集团总有两面性，一边在为集团积极追求利益诉求的同时，也隐约构建了整体的稳定，所以美国学者奥尔将利益集团划分为泛性利益集团和分利性利益集团，官僚体制亦不例外。丁学良认为官僚体制既是维护稳定、全面治理的基本工具，也是抗拒改良尤其是梗阻以民为本的进步性变革的基本障碍，曾经不止一次出于本集团的利益窒息了中国转型、发展和进步的机会。随着改革推进，特殊利益集团的无孔不入使得改革进入缺乏动力的阶段。
中国发展到今天，伴随着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大关，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与此同时，转型积累中各类问题也会集中爆发，这一阶段也成为社会矛盾多发阶段，经济学上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此时，官僚集团的身影亦无处不在。正如集体行动理论研究昭示，拥有并意识到共同利益的群体，往往并不能为共同利益的实现而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许多情况下小集团更能有效率地获得一致行动的动力。丁学良认为官僚体制有它的集团利益，这种集团利益具有日益与民间利益分离对抗的趋势。官僚体制越稳固完整，它掌控的各类权力和资源就越丰厚，它抵抗以民为本的变革的意志和技巧就越强韧和精致。
对于下一步如何走，丁学良给的药方之一是重拾"向老百姓还债"的价值理念，由小众市场经济真正走向大众市场经济。不久前的"两会"，温家宝总理在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曾经回答，中国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中。这也许向我们揭示了中国模式的未完成性，仍旧有待实践探索。
中国真的如此与众不同吗？在丁学良看来，雷默等人推广的"北京共识"在国内影响远远大于国际，在商界影响更大于学术界，"北京共识"里比较实在的核心要素在于"中国政府对国际上有关中国的改革路径和发展政策的各种建议、方案乃至压力，并不照单全收，而是挑挑剔剔、取取舍舍、凑凑合合，最终自成一体。"不过细数这些表面错杂纷争的话语背后，核心仍旧在于通过寻找中国演进的范式，从中国各自寻找自我的解释与结论，丁学良的《辩论中国模式》亦是如此。
这本《辩论中国模式》看起来是有些晚了，未能赶到上诉议论盛极一时的热潮，但是算恰当时间为一切热闹争论冷峻梳理出清晰脉络。丁学良认为"北京共识"等讨论更多在围绕与经济相关的具体政策、策略相关，而他界定的"中国模式"则更为广泛与基础性。他将中国模式定义在政治经济学的领域，不仅把视线局限于当下三十年，更是回溯往前。
中国模式过去与现在都与官僚制度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丁学良亦从此入手解剖中国模式，他认为官僚体制的顽固可以称为中国的"常数"。官僚制无处不在，然而它的故乡是中国，直到今天官僚制仍旧是中国问题绕不开的症结，这是一块无处不在又最容易被遮蔽的阴翳。费正清教授曾经在《美国与中国》中断言"新的政权将很难克服它由之而生的那个母体社会已经延续了千年之久的官僚化的传统"。
从历史眼光来看，丁学良强调中国力求现代化历程中从治到乱、从乱到治的曲线底下，官僚体制的存在或缺失乃是一道主旋律，"不管在什么样的大政治制度下，当官僚体制被冲毁了的时候，中国社会就不可能有全面的稳定及治理；重建官僚体制与重建社会秩序，在中国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利益集团总有两面性，一边在为集团积极追求利益诉求的同时，也隐约构建了整体的稳定，所以美国学者奥尔将利益集团划分为泛性利益集团和分利性利益集团，官僚体制亦不例外。丁学良认为官僚体制既是维护稳定、全面治理的基本工具，也是抗拒改良尤其是梗阻以民为本的进步性变革的基本障碍，曾经不止一次出于本集团的利益窒息了中国转型、发展和进步的机会。随着改革推进，特殊利益集团的无孔不入使得改革进入缺乏动力的阶段。
中国发展到今天，伴随着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大关，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与此同时，转型积累中各类问题也会集中爆发，这一阶段也成为社会矛盾多发阶段，经济学上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此时，官僚集团的身影亦无处不在。正如集体行动理论研究昭示，拥有并意识到共同利益的群体，往往并不能为共同利益的实现而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许多情况下小集团更能有效率地获得一致行动的动力。丁学良认为官僚体制有它的集团利益，这种集团利益具有日益与民间利益分离对抗的趋势。官僚体制越稳固完整，它掌控的各类权力和资源就越丰厚，它抵抗以民为本的变革的意志和技巧就越强韧和精致。
对于下一步如何走，丁学良给的药方之一是重拾"向老百姓还债"的价值理念，由小众市场经济真正走向大众市场经济。不久前的"两会"，温家宝总理在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曾经回答，中国的改革和建设还在探索中。这也许向我们揭示了中国模式的未完成性，仍旧有待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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