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水基金的中國情結
2016/10/01 來源：財新網
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dj0mB7.html
【財新網】（記者 王力為）「這一帶現在全是衚衕，將來一大片高樓都得起來。」1984年，在位於長安街國際大廈22層的「世界之窗」內，一位創業不到10年的美國人望著窗外這樣「預言」。屋子裡，所有中國人都付之一笑。
這位美國猶太人是瑞·達利歐(Ray Dalio)，投資家，目前世界最大對沖基金~~~美國橋水基金創始人。很少有人了解，1995年，他將只有11歲的小兒子馬修·達利歐(Matt Dalio)孤身一人送到中國，馬修成了中國當時年齡最小的外國留學生。那年，達利歐創立的橋水基金剛滿20歲。
全球金融危機最深時，橋水基金登上全球最大對沖基金的寶座，掌管資產已逾1500億美元，只服務於機構投資者。瑞成為繼索羅斯之後，全球對沖基金界乃至投資界的旗手，他也很願意被看作索羅斯那樣的「入世的哲學家」，這令他成為決策者和全球金融市場最願意聆聽的人之一。
去年7月，橋水基金給客戶的一份內部報告一反橋水此前對中國的看好基調，著重指出中國的債務問題，在全球投資界掀起軒然大波。其實，瑞與中國有逾30年的交集，他對中國有著極深的情感和經濟投入，也與中國金融高官保持了思想交流。
近幾年，瑞將越來越多的精力投入慈善。「我做慈善受我兒子影響很大。」他這樣說。馬修說，父親開始投身慈善，與「2003年在北京一所中學里聽我演講後的中學生並沒有本質不同，由最初的懷疑到問該怎麼做」。馬修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說。2001年，馬修創立中國關愛基金會，其後數年中，用約1400萬美元的投入救助了約 1000名中國孤殘兒童。
這一對美國父子與中國逾30年的交集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後一路走來的變化。在低垂的果實慢慢被摘完後，發展的單行線漸漸走出岔路。「中國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父子倆都這樣認為。
「加把勁」
「中國現在處在一個十字路口。」2011年的一天，瑞對他在中國的「左右手」、橋水中國區總裁王沿說。前路一側在他看來是像美國那樣樂於給予的社會，另一側是類似巴西那樣兩極分化的社會。橋水基金的選擇是，在中國推進公益事業。
2012年，達理北京基金會（Dalio Beijing Foundation）成立，瑞說服大病初癒的中投副總汪建熙在退休後擔任該基金會理事長。今年5月，瑞發動多位中美企業家出資設立的深圳國際公益學院已經開班。
該學院脫胎於一次瑞在北京和蓋茨的會面，他試圖說服蓋茨與自己一起乾。「當時蓋茨稍顯猶豫，因為中國這方面的資金已經不少，蓋茨說考慮考慮。」王沿回憶道。在隨後與馬雲等中國企業家的飯局上，蓋茨提及此事，一桌人都稍顯沉默。
不久後，蓋茨告訴瑞，自己決定參與。捐助計劃不久成型，五位中美企業家在5年內每年捐助200萬美元，瑞和蓋茨共出40%，三位中國企業家共出60%。
在招商銀行原行長馬蔚華的張羅下，經過幾年籌備，深圳國際公益學院於2015年11月成立，瑞在成立儀式上說：「當我和我的兒子第一次來到中國做慈善時，資金是主要需求。但隨著中國的發展，資金已經不再缺乏，現在的問題是需要瞭解如何更好地使用善款，使之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就是我們聯合捐資設立深圳國際公益學院的目的。」
這也是蓋茨首次支持在中國建立公益教育機構，他說：「通過發起成立深圳國際公益學院， 我們希望為那些願意貢獻自己的領導才能、聰明才智和豐富資源的人提供支持，共同消除不平等現象。」馬雲也出席了當天的成立儀式，「中國公益領域的人才資源極其稀缺。我們必須回到源頭，從人才培養開始做起。」
2016年5月下旬，深圳國際公益學院開班，學院第一屆董事會主席由招商銀行原行長馬蔚華擔任，曾任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的王振耀擔任學院院長。
把兒子送到中國
瑞於1975年創立橋水基金。1984年，35歲的瑞第一次來到中國。那幾年，他與中國金融界接觸頗為頻密，並與榮毅仁創辦的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建立了業務關係。
一次在位於長安街上的當時中國最高樓國際大廈里，他說，這附近現在都是衚衕，將來一大片高樓都會立起來。在場的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認為小夥子第一次來中國，胡說八道。30多年後，國貿周邊三座在建的超高樓仍在不斷刷新「北京高度」。
「父親會說，這只是常識。」馬修引述父親的觀點說，中國有超過10億無比聰明和勤奮的人，只要這些人被賦予工作的自由，並接入市場的力量，這能釋放的力量是無比巨大的。而資金一定往人力成本低的地方流，中國的市場規模又足夠大，中國人完全有權利和美國人賺得一樣多。
馬修是瑞的三兒子，恰好生於1984年。「有些時候，就是有緣！」他說。「緣」字的發音是地道的「京片子」。
「我第一次去中國只有3歲。那幾年父親不時到中國走走，有時會帶上我。當時，我能吃的只有煮蛋和餃子。而現在，中國美食是我的最愛。」
馬修9歲那年，一位與瑞有工作交集的朋友顧澤青在瑞的美國家中小住了一段時間，臨行前，她提出請馬修到中國跟她生活一段時間。
「中國，那聽起來很不錯！」馬修笑著回憶，因為在中國，常攤上在美國少有的飯局，「我沾的第一口酒就是在中國。」
馬修來中國最主要的驅動力無疑還是父親。「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學會中文，瞭解中國文化。於是我就被派來了。」
馬修成為了當時中國年齡最小的外國留學生，在北京史家衚衕小學學習，獨自一人寄宿在顧澤青家。「父親希望讓我完全沉浸在中國當地人的環境裡。剛到中國時，學校里講魯迅，顧阿姨英語不錯，但也翻譯不太明白。」
「1996年的中國與今天的中國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剛走進校門，同學們就裡三層外三層地圍住了我。我覺得自己好像是動物園裡的新動物。」「 但那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讓我大開眼界。」 父親在他小小年紀把他放到仍是另一個世界的陌生國度，馬修是否曾有不理解？「很多中國家長認為，孩子那麼小離開家人去海外讀書會不適應。我的看法是，這事實上是出去看看的最好時間。此時人的心智正在成長、定型過程中，就像學一門語言、一個口音，在一定年齡前接觸的，會真正成為你的一部分。我是幸運的。」
「當然，母親在她年輕時旅行經歷很多，也一直保有多文化的視角。」馬修說。他的母親出生於一個荷蘭裔的美國望族，她的家族姓氏Vanderbilt，至今仍被紐約中央火車站旁的大道沿用。紐約地鐵也有一部分是由Vanderbilt家族出資修建。
「俗語道，風愈勁、樹愈強。 我會說，挑戰（磨難）越大，人性（民族）越強。如果你看中國人，那麼多曲折的歷史經歷讓他們變得更強。美國人也是如此，大蕭條時候成長起來的人心理是最強健的。」馬修說。
「富足固然很好，但是富足的悲劇在於，會讓人變得羸弱，恰恰是挑戰讓人變強。一段面對挑戰的日子，是每個人都應該走過的。」
很難斷定，瑞的放心，是源於深信「虎父無犬子」，還是願意在中國身上打一個賭。
馬修的選擇
在中國生活一年後，馬修回到美國。在臨行前的歡送會上，他說他「愛上中國」，因為身邊的中國人。
「（顧澤青的丈夫）麥叔叔是一位大學教授，有課時他住在學校，但是他幾乎每天都會花一個小時騎自行車來送我上學，然後再騎一個小時返回學校，前後可能要花上3小時。」 馬修說，「一些課因為牽涉太多中文字我沒法上，學校的幾位老師每天會花幾個小時給我開小竈補習。
此後幾年，馬修在假期多次回到中國。16歲那年，他以美國知名的「童子軍」（Boy Scouts）項目身份在中國一家孤兒院待了一個夏天。期間他發現，只需花300美元，就可以給兔唇兒童做治療手術；花500美元就可以為一位孤殘兒童安排一個寄養家庭。「區區幾百元就可以改變一個年輕的生命，這樣的需求又是如此緊迫，這一發現對小小年紀的我來說，很是震驚。」
假期結束回到美國後，馬修開始挨家挨戶地敲周邊人家的家門，「我基本上是對所有願意聽我說的人說，您能不能支持一下這件事。」美國鄰里給予支持的意願也讓馬修有些吃驚。他獲得的第一筆捐贈就達5000美元，為多位孤殘兒童安排了寄養家庭。
第二年，馬修再接再厲，籌到的錢不只為孤殘兒童尋找寄養家庭，也為他們做手術。
在此期間，馬修創立了中國關愛基金會。2001年基金會啟動之際，正是中美撞機事件發生前後，兩國關係墜入冰點。「越是這個時候，越需要加強中美民間的交流。」馬修說。在此後兩年半時間裡，馬修先後為基金會籌集善款50餘萬美元，並在天津福利院資助了50名孤殘兒童前往靜海縣寄養。「此外，基金會還出資為15個病殘孤兒進行了治療。」
「記得有一次，我在孤兒院裡看到一個四歲的小女孩，她有著整個孤兒院的孩子裡最明亮的眼睛。我瞭解到有一個美國家庭希望收養她，但是沒有錢飛來中國把她接回美國。於是我們出錢幫他們完成了這個願望。」
這段管理基金會的經歷對年紀尚小的馬修也是一個極大的錘鍊：由於需求巨大，籌到的資金有限，馬修必須在選哪些孤殘孩童做手術上做出抉擇。「我何德何能，有權決定哪個小孩應該活下去？但是，我別無選擇。」
2005年，馬修登上了美國知名的《人物周刊》青年版的封面。奧普拉的脫口秀節目也關註過他的事跡。
曾為馬修工作的中國關愛基金會前員工王曉更對財新記者說，「我認識麥修是在2002年，當時他19歲，已經在哈佛大學念一年級。聽了朋友介紹他的故事後，我就義不容辭地做了中國關愛基金會的第一名員工。」
「他那個時候還是個孩子，他做的事是我們中國人、成年人、父母親該做的事。所以他能感動無數美國人為他捐款，投身到幫助中國孤兒的事業中。」
2003年，在王曉更的安排下，馬修登上了北京一所中學的演講台。那年春天，中國剛剛經歷過「非典」的洗禮。面對400多名中學生，馬修在演講開始時問，「你們當中有多少人做過志願者？」一片寂靜的臺下，只有兩隻手默默舉起。
「是震驚，更是動力。」馬修說。演講開始時，「同學們對我的作為有很多懷疑和不以為意，問『我們為什麼要做』。」馬修在演講期間放了一段視頻，並表示，做公益並不一定非要捐款，付出的也可以是時間和愛。
「演講結束時，那些孩子已經站到過道上，甚至站到椅子上，問『我們能如何參與』」。馬修回憶道。
「關鍵是幫助他們打開那扇心靈之門，讓他們意識到自己完全有能力出一份力。」中國人能否重新成為「樂於給予的人」，取決於人們的選擇。世俗或人心絕非問題，很多時候，只是因為沒有人向他們展示這樣的可能性。
「我受兒子的影響很大」
兒子小小年紀開辦慈善機構，父親是否給予了經濟上的支持？「金錢上很少」, 馬修說，「但是情感上很多，還有很多關於如何管理一個機構的指導 。」
父親的無條件支持在馬修看來原因很簡單，「父母都希望支持他們的孩子，他看到我有這樣一項熱愛的事，希望鼓勵這一點。」
事實上，瑞不僅對兒子的慈善努力給予支持，自己也在因兒子改變。近年，他將自己越來越多的時間用在做慈善上，馬修的母親現在已經全職做慈善。
2008年，達理奧基金會（Dalio Foundation）成立。2011年，瑞夫婦加入了蓋茨和巴菲特聯合發起的「捐贈誓言」，承諾將自己至少一半的財富用做慈善。
在加入聲明中他們寫道，「最開始，我們也感受到無法保證生活基本所需的焦慮。當我們賺到更多錢，我們感到擁有更多財富的價值在遞減。我們意識到，在保證生活基本所需——包括高質量的人際關係、健康、令人興奮的想法——之外，擁有更多財富——儘管很不錯，卻並非那麼重要。我們發現把富餘的財富給予那些仍處於極度短缺之中的人，既是一筆好的投資，也是一份巨大的滿足。」
不同於他的夫人，瑞出生於一個談不上富裕的義大利裔移民家庭。
美國知名慈善網站 Inside Philanthropy評論稱，「就像我們經常寫到的，如果父母一代沒有散財，兒女一代也將散財。」
「你對孩子可能做的最壞的事是就是讓他們在財富上「信馬由韁」，就好像扔給他們好幾瓶龍舌蘭酒，這絕不健康。」馬修說。「我最不快樂的一段時間恰恰是在高中期間，金錢進入了我的生活時。」
「父親最有熱情的公益活動，一是海洋保護，二是（在中國的）公益學院。」馬修表示，過去中國人並不富裕，慈善對中國人還相對陌生；現在中國已經湧現出了不少慈善家，但需要一個地方，互相學習怎麼做中國式的慈善。在美國有幾個這一類型的機構，且已存在很長時間，中國也需要能機制化此類學習過程的公益基礎設施。
瑞早在2008年四川大地震後，就在第一時間以個人名義捐款100萬美元。瑞當時曾向還未加入橋水的王沿諮詢，捐多少合適，王沿說50萬，瑞二話不說，將數額翻倍。
在中國，除為公益學院出資之外，瑞近年還定期為多個項目捐款，包括幫助智障人士的「融愛融樂」、關註郊區民工學校的「蒲公英」項目等。
「我做慈善受我兒子的影響很大。」瑞常說。
「這是他的說法！我可不想在別人的努力上邀功。」馬修回應道。在他看來，父親因為他做的事也投身慈善，與那年北京高中里舉起手來的孩子們並無多大不同。他們看到了這一努力的意義，感受到了快樂，進而充滿力量。
「這也是父親的生活哲學。他撰寫的123頁的《原則》在投資界廣受推崇，居於核心的正是他常說的兩樣東西：有意義的工作、有意義的（人際）關係。 」
長期趨勢判斷未變
瑞因成功預測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到來成名，橋水基金也在危機最深時坐上全球對沖基金業「第一把交椅」，並經危機「一役」，成為全球約兩萬個基金中不到10個賺錢的基金之一。
橋水基金面向其客戶的旗艦研究刊物Bridgewater Daily Observer（BDO），在業內獲得極高評價。去年7月，BDO因談到中國面臨的債務等諸多挑戰，被部分媒體解讀為橋水對中國看法轉向。一位與瑞及其家庭有長期接觸的人士對財新記者表示，瑞對中國長期趨勢的判斷自1984年第一次來中國就沒有大的改變，「不然也不會把十一二歲的兒子送到中國」。
今年3月，橋水在上海自貿區登記註冊的投資公司引起了人們的關註。該公司兩年前已開始著手設立。按照監管部門的要求，這類基金將在中國境內募集資金、在境內投資，暫不涉及外匯資金的管理問題。
「對中國，看起來父親將會有更多投入。他對於為中國做些事，有很強的意願」馬修說。
在今年1月的冬季達沃斯論壇上，瑞在與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同場討論中提出，中國正在經歷四大調整或挑戰：債務挑戰、增長模式調整、資本市場挑戰以及國際收支平衡挑戰。在可能持續三年的這個調整期內，中國對於全球增長是一個淨負面的貢獻力量。「但人們把本來正常的中短期挑戰與調整，與中國的長期前景混淆了。」
「人們通常聚焦於當下的特定問題，忘記了潛藏著的更大的力量。」5年前瑞這樣說道，「這恰恰是讓我們陷入債務危機的原因。這就在今天，今天。」■
這位美國猶太人是瑞·達利歐(Ray Dalio)，投資家，目前世界最大對沖基金~~~美國橋水基金創始人。很少有人了解，1995年，他將只有11歲的小兒子馬修·達利歐(Matt Dalio)孤身一人送到中國，馬修成了中國當時年齡最小的外國留學生。那年，達利歐創立的橋水基金剛滿20歲。
全球金融危機最深時，橋水基金登上全球最大對沖基金的寶座，掌管資產已逾1500億美元，只服務於機構投資者。瑞成為繼索羅斯之後，全球對沖基金界乃至投資界的旗手，他也很願意被看作索羅斯那樣的「入世的哲學家」，這令他成為決策者和全球金融市場最願意聆聽的人之一。
去年7月，橋水基金給客戶的一份內部報告一反橋水此前對中國的看好基調，著重指出中國的債務問題，在全球投資界掀起軒然大波。其實，瑞與中國有逾30年的交集，他對中國有著極深的情感和經濟投入，也與中國金融高官保持了思想交流。
近幾年，瑞將越來越多的精力投入慈善。「我做慈善受我兒子影響很大。」他這樣說。馬修說，父親開始投身慈善，與「2003年在北京一所中學里聽我演講後的中學生並沒有本質不同，由最初的懷疑到問該怎麼做」。馬修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說。2001年，馬修創立中國關愛基金會，其後數年中，用約1400萬美元的投入救助了約 1000名中國孤殘兒童。
這一對美國父子與中國逾30年的交集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後一路走來的變化。在低垂的果實慢慢被摘完後，發展的單行線漸漸走出岔路。「中國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父子倆都這樣認為。
「加把勁」
「中國現在處在一個十字路口。」2011年的一天，瑞對他在中國的「左右手」、橋水中國區總裁王沿說。前路一側在他看來是像美國那樣樂於給予的社會，另一側是類似巴西那樣兩極分化的社會。橋水基金的選擇是，在中國推進公益事業。
2012年，達理北京基金會（Dalio Beijing Foundation）成立，瑞說服大病初癒的中投副總汪建熙在退休後擔任該基金會理事長。今年5月，瑞發動多位中美企業家出資設立的深圳國際公益學院已經開班。
該學院脫胎於一次瑞在北京和蓋茨的會面，他試圖說服蓋茨與自己一起乾。「當時蓋茨稍顯猶豫，因為中國這方面的資金已經不少，蓋茨說考慮考慮。」王沿回憶道。在隨後與馬雲等中國企業家的飯局上，蓋茨提及此事，一桌人都稍顯沉默。
不久後，蓋茨告訴瑞，自己決定參與。捐助計劃不久成型，五位中美企業家在5年內每年捐助200萬美元，瑞和蓋茨共出40%，三位中國企業家共出60%。
在招商銀行原行長馬蔚華的張羅下，經過幾年籌備，深圳國際公益學院於2015年11月成立，瑞在成立儀式上說：「當我和我的兒子第一次來到中國做慈善時，資金是主要需求。但隨著中國的發展，資金已經不再缺乏，現在的問題是需要瞭解如何更好地使用善款，使之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就是我們聯合捐資設立深圳國際公益學院的目的。」
這也是蓋茨首次支持在中國建立公益教育機構，他說：「通過發起成立深圳國際公益學院， 我們希望為那些願意貢獻自己的領導才能、聰明才智和豐富資源的人提供支持，共同消除不平等現象。」馬雲也出席了當天的成立儀式，「中國公益領域的人才資源極其稀缺。我們必須回到源頭，從人才培養開始做起。」
2016年5月下旬，深圳國際公益學院開班，學院第一屆董事會主席由招商銀行原行長馬蔚華擔任，曾任民政部社會福利與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的王振耀擔任學院院長。
把兒子送到中國
瑞於1975年創立橋水基金。1984年，35歲的瑞第一次來到中國。那幾年，他與中國金融界接觸頗為頻密，並與榮毅仁創辦的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建立了業務關係。
一次在位於長安街上的當時中國最高樓國際大廈里，他說，這附近現在都是衚衕，將來一大片高樓都會立起來。在場的所有人都哈哈大笑，認為小夥子第一次來中國，胡說八道。30多年後，國貿周邊三座在建的超高樓仍在不斷刷新「北京高度」。
「父親會說，這只是常識。」馬修引述父親的觀點說，中國有超過10億無比聰明和勤奮的人，只要這些人被賦予工作的自由，並接入市場的力量，這能釋放的力量是無比巨大的。而資金一定往人力成本低的地方流，中國的市場規模又足夠大，中國人完全有權利和美國人賺得一樣多。
馬修是瑞的三兒子，恰好生於1984年。「有些時候，就是有緣！」他說。「緣」字的發音是地道的「京片子」。
「我第一次去中國只有3歲。那幾年父親不時到中國走走，有時會帶上我。當時，我能吃的只有煮蛋和餃子。而現在，中國美食是我的最愛。」
馬修9歲那年，一位與瑞有工作交集的朋友顧澤青在瑞的美國家中小住了一段時間，臨行前，她提出請馬修到中國跟她生活一段時間。
「中國，那聽起來很不錯！」馬修笑著回憶，因為在中國，常攤上在美國少有的飯局，「我沾的第一口酒就是在中國。」
馬修來中國最主要的驅動力無疑還是父親。「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學會中文，瞭解中國文化。於是我就被派來了。」
馬修成為了當時中國年齡最小的外國留學生，在北京史家衚衕小學學習，獨自一人寄宿在顧澤青家。「父親希望讓我完全沉浸在中國當地人的環境裡。剛到中國時，學校里講魯迅，顧阿姨英語不錯，但也翻譯不太明白。」
「1996年的中國與今天的中國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剛走進校門，同學們就裡三層外三層地圍住了我。我覺得自己好像是動物園裡的新動物。」「 但那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讓我大開眼界。」 父親在他小小年紀把他放到仍是另一個世界的陌生國度，馬修是否曾有不理解？「很多中國家長認為，孩子那麼小離開家人去海外讀書會不適應。我的看法是，這事實上是出去看看的最好時間。此時人的心智正在成長、定型過程中，就像學一門語言、一個口音，在一定年齡前接觸的，會真正成為你的一部分。我是幸運的。」
「當然，母親在她年輕時旅行經歷很多，也一直保有多文化的視角。」馬修說。他的母親出生於一個荷蘭裔的美國望族，她的家族姓氏Vanderbilt，至今仍被紐約中央火車站旁的大道沿用。紐約地鐵也有一部分是由Vanderbilt家族出資修建。
「俗語道，風愈勁、樹愈強。 我會說，挑戰（磨難）越大，人性（民族）越強。如果你看中國人，那麼多曲折的歷史經歷讓他們變得更強。美國人也是如此，大蕭條時候成長起來的人心理是最強健的。」馬修說。
「富足固然很好，但是富足的悲劇在於，會讓人變得羸弱，恰恰是挑戰讓人變強。一段面對挑戰的日子，是每個人都應該走過的。」
很難斷定，瑞的放心，是源於深信「虎父無犬子」，還是願意在中國身上打一個賭。
馬修的選擇
在中國生活一年後，馬修回到美國。在臨行前的歡送會上，他說他「愛上中國」，因為身邊的中國人。
「（顧澤青的丈夫）麥叔叔是一位大學教授，有課時他住在學校，但是他幾乎每天都會花一個小時騎自行車來送我上學，然後再騎一個小時返回學校，前後可能要花上3小時。」 馬修說，「一些課因為牽涉太多中文字我沒法上，學校的幾位老師每天會花幾個小時給我開小竈補習。
此後幾年，馬修在假期多次回到中國。16歲那年，他以美國知名的「童子軍」（Boy Scouts）項目身份在中國一家孤兒院待了一個夏天。期間他發現，只需花300美元，就可以給兔唇兒童做治療手術；花500美元就可以為一位孤殘兒童安排一個寄養家庭。「區區幾百元就可以改變一個年輕的生命，這樣的需求又是如此緊迫，這一發現對小小年紀的我來說，很是震驚。」
假期結束回到美國後，馬修開始挨家挨戶地敲周邊人家的家門，「我基本上是對所有願意聽我說的人說，您能不能支持一下這件事。」美國鄰里給予支持的意願也讓馬修有些吃驚。他獲得的第一筆捐贈就達5000美元，為多位孤殘兒童安排了寄養家庭。
第二年，馬修再接再厲，籌到的錢不只為孤殘兒童尋找寄養家庭，也為他們做手術。
在此期間，馬修創立了中國關愛基金會。2001年基金會啟動之際，正是中美撞機事件發生前後，兩國關係墜入冰點。「越是這個時候，越需要加強中美民間的交流。」馬修說。在此後兩年半時間裡，馬修先後為基金會籌集善款50餘萬美元，並在天津福利院資助了50名孤殘兒童前往靜海縣寄養。「此外，基金會還出資為15個病殘孤兒進行了治療。」
「記得有一次，我在孤兒院裡看到一個四歲的小女孩，她有著整個孤兒院的孩子裡最明亮的眼睛。我瞭解到有一個美國家庭希望收養她，但是沒有錢飛來中國把她接回美國。於是我們出錢幫他們完成了這個願望。」
這段管理基金會的經歷對年紀尚小的馬修也是一個極大的錘鍊：由於需求巨大，籌到的資金有限，馬修必須在選哪些孤殘孩童做手術上做出抉擇。「我何德何能，有權決定哪個小孩應該活下去？但是，我別無選擇。」
2005年，馬修登上了美國知名的《人物周刊》青年版的封面。奧普拉的脫口秀節目也關註過他的事跡。
曾為馬修工作的中國關愛基金會前員工王曉更對財新記者說，「我認識麥修是在2002年，當時他19歲，已經在哈佛大學念一年級。聽了朋友介紹他的故事後，我就義不容辭地做了中國關愛基金會的第一名員工。」
「他那個時候還是個孩子，他做的事是我們中國人、成年人、父母親該做的事。所以他能感動無數美國人為他捐款，投身到幫助中國孤兒的事業中。」
2003年，在王曉更的安排下，馬修登上了北京一所中學的演講台。那年春天，中國剛剛經歷過「非典」的洗禮。面對400多名中學生，馬修在演講開始時問，「你們當中有多少人做過志願者？」一片寂靜的臺下，只有兩隻手默默舉起。
「是震驚，更是動力。」馬修說。演講開始時，「同學們對我的作為有很多懷疑和不以為意，問『我們為什麼要做』。」馬修在演講期間放了一段視頻，並表示，做公益並不一定非要捐款，付出的也可以是時間和愛。
「演講結束時，那些孩子已經站到過道上，甚至站到椅子上，問『我們能如何參與』」。馬修回憶道。
「關鍵是幫助他們打開那扇心靈之門，讓他們意識到自己完全有能力出一份力。」中國人能否重新成為「樂於給予的人」，取決於人們的選擇。世俗或人心絕非問題，很多時候，只是因為沒有人向他們展示這樣的可能性。
「我受兒子的影響很大」
兒子小小年紀開辦慈善機構，父親是否給予了經濟上的支持？「金錢上很少」, 馬修說，「但是情感上很多，還有很多關於如何管理一個機構的指導 。」
父親的無條件支持在馬修看來原因很簡單，「父母都希望支持他們的孩子，他看到我有這樣一項熱愛的事，希望鼓勵這一點。」
事實上，瑞不僅對兒子的慈善努力給予支持，自己也在因兒子改變。近年，他將自己越來越多的時間用在做慈善上，馬修的母親現在已經全職做慈善。
2008年，達理奧基金會（Dalio Foundation）成立。2011年，瑞夫婦加入了蓋茨和巴菲特聯合發起的「捐贈誓言」，承諾將自己至少一半的財富用做慈善。
在加入聲明中他們寫道，「最開始，我們也感受到無法保證生活基本所需的焦慮。當我們賺到更多錢，我們感到擁有更多財富的價值在遞減。我們意識到，在保證生活基本所需——包括高質量的人際關係、健康、令人興奮的想法——之外，擁有更多財富——儘管很不錯，卻並非那麼重要。我們發現把富餘的財富給予那些仍處於極度短缺之中的人，既是一筆好的投資，也是一份巨大的滿足。」
不同於他的夫人，瑞出生於一個談不上富裕的義大利裔移民家庭。
美國知名慈善網站 Inside Philanthropy評論稱，「就像我們經常寫到的，如果父母一代沒有散財，兒女一代也將散財。」
「你對孩子可能做的最壞的事是就是讓他們在財富上「信馬由韁」，就好像扔給他們好幾瓶龍舌蘭酒，這絕不健康。」馬修說。「我最不快樂的一段時間恰恰是在高中期間，金錢進入了我的生活時。」
「父親最有熱情的公益活動，一是海洋保護，二是（在中國的）公益學院。」馬修表示，過去中國人並不富裕，慈善對中國人還相對陌生；現在中國已經湧現出了不少慈善家，但需要一個地方，互相學習怎麼做中國式的慈善。在美國有幾個這一類型的機構，且已存在很長時間，中國也需要能機制化此類學習過程的公益基礎設施。
瑞早在2008年四川大地震後，就在第一時間以個人名義捐款100萬美元。瑞當時曾向還未加入橋水的王沿諮詢，捐多少合適，王沿說50萬，瑞二話不說，將數額翻倍。
在中國，除為公益學院出資之外，瑞近年還定期為多個項目捐款，包括幫助智障人士的「融愛融樂」、關註郊區民工學校的「蒲公英」項目等。
「我做慈善受我兒子的影響很大。」瑞常說。
「這是他的說法！我可不想在別人的努力上邀功。」馬修回應道。在他看來，父親因為他做的事也投身慈善，與那年北京高中里舉起手來的孩子們並無多大不同。他們看到了這一努力的意義，感受到了快樂，進而充滿力量。
「這也是父親的生活哲學。他撰寫的123頁的《原則》在投資界廣受推崇，居於核心的正是他常說的兩樣東西：有意義的工作、有意義的（人際）關係。 」
長期趨勢判斷未變
瑞因成功預測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到來成名，橋水基金也在危機最深時坐上全球對沖基金業「第一把交椅」，並經危機「一役」，成為全球約兩萬個基金中不到10個賺錢的基金之一。
橋水基金面向其客戶的旗艦研究刊物Bridgewater Daily Observer（BDO），在業內獲得極高評價。去年7月，BDO因談到中國面臨的債務等諸多挑戰，被部分媒體解讀為橋水對中國看法轉向。一位與瑞及其家庭有長期接觸的人士對財新記者表示，瑞對中國長期趨勢的判斷自1984年第一次來中國就沒有大的改變，「不然也不會把十一二歲的兒子送到中國」。
今年3月，橋水在上海自貿區登記註冊的投資公司引起了人們的關註。該公司兩年前已開始著手設立。按照監管部門的要求，這類基金將在中國境內募集資金、在境內投資，暫不涉及外匯資金的管理問題。
「對中國，看起來父親將會有更多投入。他對於為中國做些事，有很強的意願」馬修說。
在今年1月的冬季達沃斯論壇上，瑞在與中國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同場討論中提出，中國正在經歷四大調整或挑戰：債務挑戰、增長模式調整、資本市場挑戰以及國際收支平衡挑戰。在可能持續三年的這個調整期內，中國對於全球增長是一個淨負面的貢獻力量。「但人們把本來正常的中短期挑戰與調整，與中國的長期前景混淆了。」
「人們通常聚焦於當下的特定問題，忘記了潛藏著的更大的力量。」5年前瑞這樣說道，「這恰恰是讓我們陷入債務危機的原因。這就在今天，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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