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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21

读吉林艺术学院女教师卢雪松给该校刘书记的一封信所感

保卫灵魂自由的姿态

― 读吉林艺术学院女教师卢雪松给该校刘书记的一封信所感

 

 (2005年7月24日)

 

● 艾晓明
    

     在网上,我读到吉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教研室女教师卢雪松给学校书记的一封信,她因为在课堂上及课后与学生探讨独立电影作者胡杰拍摄的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被学生积极分子告发,随即被学校予以停课处罚。

    

     这封信被其他网站转载时标题都是《一位大学女教师在被停课处罚后写给校书记的信》,这是一个相当消极的表述,它把作者置于一个被动的、无权者的、情非得已的位置。在某种意义上,作者确实陷入相当不利的局势,被停课的后果是什么?处罚会不会从此记入档案?她会不会从此失去教职?失去教职后对她会有什么影响?这对一个 1996 年才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教师又意味着什么?

    

     但是,我在她的信中看到还远远不仅是这些,我看到饱满的内心力量,舒展的价值观和对领导长辈的信任。这是自由的姿态、积极的姿态,因此我摘录她的话作为标题,将此文转发在我们网站上。这句话的原文如此:"在大多数人平庸地选择了苟且时,我选择了让灵魂自由地站起来"。

    

     一个自在站立的姿态,一个自由灵魂的姿态,面对这样的年轻人,我迫切地期待看到,作者所尊敬的刘书记,将如何欢迎和拥抱如此健康和美好的姿态,该校那些修习美术、戏剧和电影的年轻学生,该如何庆祝与这样的灵魂的幸运相遇。

    

     时值21世纪,林昭不幸遇害将近四十周年。她的灵魂如今正在我们浸透苦难的国土发芽,它势必要在年轻的心灵中绽放花朵。正是她的不屈不挠、她的遗世独立,构成了她的灵魂那种难以抗拒的美感,这种精神的魅力,当年的囚牢都没有能够锁闭,今天难道还有什么人可以阻止它的成长和壮大呢?

    

     这就是我在卢雪松老师的信中看到的第一点。

    

     我同时也还想到――

    

     假如在1957年,一封学生的告发信,足以让卢雪松和林昭一样被打成右派、像热爱林昭的甘粹或者张春元一样被放逐、被监禁,不知在什么穷乡僻壤度过"地狱般的二十二年"。

    

     假如在1966年,这封信、再加上这封信引发的连锁反应,可能连打右派的过程都不必要,学生挥动皮带、板凳,可以像北师大女附中的那些优秀女学生一样,把她们曾经敬爱的女校长活活打死。

    

     但是今天这个因果链断了,它遇到了灵魂的屏障:

    

     这个三十出头的女教师,她堪称林昭的同行,都是学中文、教传媒的嘛;这个叫做卢雪松的女教师欣然告诉领导说:我的良知如此召唤,我的灵魂选择站立。

    

     在站着的灵魂面前,我好奇的是,让卢老师停课反省的领导,难道真的愿意看到卢老师从此泯灭良知、唯唯诺诺、变成甘粹养的那只笼中八哥吗?那位告发卢老师的学生积极分子,难道你期待的艺术殿堂就是这样的一只鸟笼,由豢养你的人提到公园里,重复那些年华老去者不知所云的"电冰箱……"车轱辘歌吗?我的天啊,你的艺术生涯如此开始,真是歪打正着的尤奈斯库之《犀牛》版。

    

     《寻找林昭的灵魂》,也许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片子,无论是普通观众还是专家学者,对这部片子都可以有、并且实际上也的确是有各种不同意见。它也许不适合在卢老师的课堂上放映,假如它和卢老师讲授的中国电影课程内容没有关联,或者卢老师能够找到更深刻地呈现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纪录作品,或者比这部作品更具代表性的独立影人的社会历史题材纪录作品。但选择什么样的作品来讲授,这样的争议不应该由行政处罚的方式来解决,而应该通过学术争鸣、通过专家意见。即使是专家争鸣,也不能由哪一个专家说了算,而应该推动持续的争鸣和讨论。即使这部片子必须批判,我们也要先看了再说;并且,最恶劣的教学莫过于老师在哪里批判,根本不让学生看是个什么东西。就算文革时我们批判《天鹅湖》,一些上级领导不也常常应群众要求反复放映,让大家再批判一遍吗?

    

     我感到幸运的是,在我所任教的中山大学,曾经反复播放过《寻找林昭的灵魂》这部片子。2004年三八节前后,我们曾在广州校区和珠海校区连续举行"妇女和其他边缘人群――胡杰纪录片影展",两个校区超过五百师生观看了《寻找林昭的灵魂》这部影片,并激发了热烈的讨论。《南方都市报》有关文化教育栏目的记者对这次影展作了相关报导,此后,在广东美术馆、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佛山图书馆先后有一千多观众观看了这部影片。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州大学中的北大校友、林昭生前好友,知名的学者专家,包括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接受了纪录片作者胡杰的采访,这些采访后来被补充到这部片子的修改版里。纪录片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放映,有陈方正、龙应台等著名教授学者出席,影片播放后,全场静默,散场后观众依然与作者久久讨论。

    

     在我任教的中文系,这部片子也是我们比较文学的研究生课程、本科比较文学课程和全校性公选课"妇女、性别与文化再现"的影像观摩资料。我们连续两年专门用上课的时间播放这部片子,并邀请胡杰先生亲自前来,与学生共同切磋讨论。2005 年 4月,在中山大学的小礼堂,由著名近代史研究专家袁伟时教授主持,大约五百多人在这里再次观看了林昭纪录片并且与作者交流。正是这个地方,孙中山先生曾在此演讲,并发表名言:" 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

    

     在我们"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的网页上,有"林昭纪念专辑"。一位研究生高泓在文章中写道:"林昭在前,我们怎能不无数次无数次地反思,反思我们自己。或许我还没有活到可以体会深刻的年龄,但在偶尔之时,我也会摊开自己的双手,思忖一下,自己的手上是否也留有林昭的血痕。"一位本科同学

    

     杨昊鸥辑录了林昭生平资料,他写道:"我在整理这个资料之前抱着侥幸心理在网上又进行了一次查找,终于找到了一个林昭纪念网页,制作很粗糙,访者却是极多( http://linzhao.netor.com)。一时间,泪流满面……但愿有一天,人人都能够知道:在这片古老而龌龊土地上,曾经有个叫林昭的英雄不屈地站立过;而她站立的姿势,将成为这个民族不朽的图腾。"

    

     《寻找林昭的灵魂》这部纪录片,打破了历史的禁区。在此之后,一些主流电视台也开始追踪有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故事。2004 年8 月11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冰点对这部片子的完成和作者胡杰作了整版报导。有一个小道消息是这样,今年春天矿难频发,引起中央领导高度关注,为了解矿工生活状况,高层领导人找来胡杰拍摄青海矿工生存状况的纪录片《远山》观看。假如这是造谣的话,我希望有人能够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核对事实。假如这不是造谣,怎能不说是民族之幸运、独立制片影像运动之幸运。因为,如果国家政策制定者能够有更多渠道了解民生疾苦,老百姓是不是就能少受罪?国家领导人都看此人之纪录片,艺术学校的学生却要闭目塞听,这就怪了。

    

     我还有一些切身体会,想和卢老师和刘书记分享。我在高校任教也有二十多年,从来没有被学生告过,但此纪录被今年的一封信打破。这封信署名全体同学,后来被证明全体同学的绝大部分不知此事。站在全年级同学面前,我说过一番话:你们对老师有意见,何必不当面讨论。意见与意见的交流是平等的,你有批评的权力,自然,我也有反驳的权力。我们无需互相说服,可以任歧义相生、教学相长。但是你去对领导说些不实之词,这是对我尊严的冒犯。我不能容忍的是剥夺我的尊严,让我没有尊严地站在课堂上。想想如若别人这样对待你,你的感受是怎样。

    

     当时,我很想对那位写匿名信的同学说几句话,但我怕说重了,伤害了他,所以忍了又忍,没有说出口。我当时想说的是:文革时你还没有出生,你从哪里学会了这种动用权力来制裁老师的做法?

    

     你可以拒绝我讲授的知识和观点,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和你想法不同、意见不一样?你将来如何与这样的人相处?难道你永远要投靠权力控制他人的思想吗?

    

     假如你成功地让所有人想法和你一样,你有什么必要到学校追求知识、探索真理?须知,世界上惟一之真理乃无穷之差异,古希腊以来激励无数哲人去思考的正是对这种不同、差异的求知热情,什么时候学术是由权力来裁断的?

    

     假如同学知道你有此恶习,你将失去朋友;假如同事知道,会对你另眼相看;假如领导明智,你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假如领导不明智,你的幼稚会受到鼓励,你心生邪念而不自知。

    

     而你最大的损失可能是,再难有人生幸福之体验。你将没有机会说: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因为你的内心被自私、不负责任甚至是仇恨所驱动,你不懂得爱,以让他人被权力束缚为乐。

    

     我没有陷入太多的麻烦是因为,在大师陈寅恪实践其"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的校园,我有幸与这样的领导共事。他们处变不惊,游刃有余地接受了投诉,系总支书记和系主任从广州亲赴珠海调查,组织学生干部座谈会,听取种种意见,并鼓励大家继续批评讨论,且没有对我的教学做任何行政干预。

    

     而卢老师的经验证明,不负责任的投诉确实是可以造成更大麻烦的,甚至可以剥夺一位教师的工作权利。

    

     我愿意相信,卢雪松老师所在的学校,卢老师所敬重的刘书记与我们书记主任一样,是有独立头脑和独立判断的长者,是愿意以亲身努力让年轻而自由的灵魂生长的榜样。在下一位教师因放映《寻找林昭的灵魂》而引起争议时,不至于有人会援引此例说,吉林艺术学院曾因此对某位教师停课处罚,请你以此为鉴。现在国内各大院校都希望把自己的学校办成世界一流大学,以本人在美洲、欧洲、亚洲若干入流和不入流的大学游访的经验,没有那所大学会让一位学生的意见来左右教师的讲授甚至这位教师的职位。如果一位学生的告发就能让教师下岗,我不知道这个学校是理性治校还是无理性治校。

    

     《寻找林昭的灵魂》引发公开论战意义深远,而卢老师今天的说理如同林昭当年的抗争一样,在书写我们民族高等教育的历史纪录。在主流的教育体制内,如何让独立的知识和艺术赢得合法性,如何让我们本土的历史和经验进入批判性思考的视野,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状。正如卢老师信中所说,没有法令禁止她所做的事情,但我们都知道,她的困难更是来自人们不明言的禁忌,没有那种力量的支持,学生的幼稚也不能成事。

    

     那种力量是什么呢?是 今天中国社会中流行的虚伪、麻木和冷漠,是当下无信仰、无价值、无承担的道德危机禁止她做有创意的教学;说禁止其实都轻了,实质是制裁和扼杀。由于过去思想专制的阴影,人们、尤其是领导者对独立而有创意的事物心怀恐惧,这也不难理解。但中国还有老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难道因为自己怕,就宁愿后世所有人都委委曲曲了此一生吗?尤其危险的是,如果我们把裁判学术是非的权力交给根本没有完成高等教育的学生手上,任他们以无知狭隘的眼界评断学术、任其迎合权力的欲望发展,这会给在青年中鼓励什么样的道德风气,且把什么样的人才交给社会?难道要让他们在挥霍了家庭和社会的资源后,再去建造新的思想牢笼危害人类吗?难道中国人在上一个世纪经历的浩劫还不足以让我们谨慎戒惕吗? (旁注:国内道德缺失,没有信仰,就认钱,老百姓都已变得伪、麻木和冷漠)

    

     我要向卢雪松老师表示我衷心的敬意,我希望她知道,今天有很多中国人像她一样有理想,知难而进。在中国广东的汕头,一片绿水青山处,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干 >部、汕头市原市长彭启安十多年来跋山涉水、集资一千多万,把那里变成了墓碑林立、高塔向天、警钟长鸣的墓园,这就是中国大地上第一座大规模公开祭奠文革遇害者的"文革博物馆"。我记得在采访彭市长时他说的一句话:中国人太苦了。这种不希望中国太苦的人,就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在书写今天中国的历史。

    

     最后我还想说几句个人的话,卢雪松老师,假如你是一位学士,希望你来报考我们比较文学专业的硕士;假如你是一位硕士,希望你来报考我们的博士。假如你是一位博士,希望你来申请我们中山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教职,我们需要你的加盟,并为有你这样的教师而自豪。尽管我的权力不足以决定这一切,但我愿意说出我的心里话,表示对你的支持。

    

     2005 年7月23日    [END]

吉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教师卢雪松 经历的中国的告密文化

 
随感序言:中国国内向来流行告密文化 ,在学校里的年轻学生都是如此,就更甭提那些在官场仕途、公司打工的人了,真是民族的悲哀!!
 
 
 
卢雪松:我梦想早日回到我热爱的讲台

――给吉林艺术学院党委书记的公开信

 

作者:卢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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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报7月25日讯】我是 吉林艺术学院戏剧文学教研室的一名年轻教师。因在课堂上及课后与同学探讨《寻找林昭的灵魂》等历史文化问题,被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告发,故而被学校停课了。认真做人,我无悔。但若顺从我不认同的东西,则对不住自己的人格。停课后,我给我校书记写过数封信,以下是第三封。

 

尊敬的刘某某书记:

 

您好!

 

我是戏剧学院教师卢雪松。上次与您的短暂谈话,让我深切感受到在您的权位和角色背后的,您真实可敬的人性与良知。我完全能理解,在转型社会,权位与角色的规定性常常会更严厉地压抑、扭曲和损害个人内心真实的理性与情感,这对一个学文学出身、有科研经历的领导者来说,是多么无奈甚至痛苦。但我坚持以一个真实的个人,一个中文人,艺术工作者的身份与您面对。在我眼中,您同样是如此。我必须将您看作一个可敬的长者,而不是一个岗位,一个角色。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才承诺和守护了一份真实。
 

 

我199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随即来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我只是一个企盼社会进步、政策开明、文化昌荣的年轻公民,我对政治没有任何兴趣。在工作岗位上,我深深感到学生们创造力的萎缩、责任感的丧失与人文关怀的缺位。我能够理解,在一个填鸭与灌输的教育传统中,在一个迷恋整齐划一、恐惧活泼生动的文化环境中,一个年轻人的成长与发展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我所能做的,就只有承担启蒙的责任,锻炼清醒的心智,激发创造的激情。我相信,一个优秀的艺术工作者必是一个真实的人,清醒的人,坚定的人;一个对未来有理想、对现实有反省、对社会有责任的人。
 

 

我所承担的《中国电影史》和《传播学》课程,对教学内容,授课方式和辅助手段都作了精心安排。我认为我的教学实践应该会有益于学生们完整地认知百年文化艺术的兴衰史,清醒地洞察当下文化环境的幽微,明确一个艺术工作者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我认为,对于真实的历史与现实,要敢于面对,这是良知;要作出自己独到的判断和抉择,这是智慧。因此,我在课堂上充分尊重同学们的个人观点,只要言之有据,持之成理,我都给予肯定评价。因为我相信教育不是灌输和愚弄,而是师生共同的探索,共同的成长。经过数年实践,我亲身见证了同学们能力的提升、思维的解放和性灵的绽放。对我的努力初见成效,我很欣慰。
 

 

我认为今日中国社会的道德危机更多缘自于虚伪、麻木和冷漠,这与百年来的文化异变有关。我们更愿意说那些我们内心并不相信的话,通过"表态"换取安全;我们更愿意在别人的苦难面前闭上自己的眼睛,因为否则就可能轮到自己;我们不信任别人,别人常常意味着一个庞大而无形的巨网的一个网结;我们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能够有勇气和智慧听从内心召唤,堂堂正正做人。这也应该是一个七八千年流光溢彩的堂堂艺术大国为什么百年来艺术萎顿的原因。一个艺术人,虚伪、麻木和冷漠怎能不损害他的真性情?进一步说,那面具背后的恐惧与仇恨怎能不损害他的真性情?我不能忍受这种状态在自己身上继续,更不能忍受再这样伤害我的学生们。我要尽自己的努力,和我的学生们一道,探索回归真实之路。这就是我的艺术自救的种种努力的真实动因。
 

 

从小我就一直有做教师的梦想,这个梦想源于我强烈的要与他人共同分享自由与真诚的渴望。我坚信如心理学所言,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善良、正直、美好的"儿童"(Inner

Child), 他可能被忽略,可能被掩蔽,可能被丢弃,但越是如此,他就越有呈现自身的渴望。在我的课堂上,我看到了,学生们那习惯于对别人掩藏的心灵之眼闪耀出光辉,没有了听得太多的假话、套话,他们想自由地思想、自由地交流,他们想知道真相。说我的课堂有"倾向性",所谓的"倾向性"如何界定?我根本无心去触及某些人所敏感的政治问题,我认为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艺术人、文化人,政治问题何足挂齿?但思想无疆界,在探求真理的路上政治又怎配在其中指手划脚?如果说我有"倾向性",那么我倾向的只是"自由"、"正义"、"美"与"善"。如果这种倾向性触动到了谁,那也是因为它首先干预了真理的正常传播。
 

 

我想问的是,难道在中国,我们的历史与现实真的是不容批评,不容置疑,不容反思的吗?我们的青年学生们,以及我们自己,真的就没有资格对其有所反思?否则就是违反了纪律,就必须要受到停课的处分吗?分院领导谈到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认为此材料存在"思想问题"。《寻找林昭的灵魂》是这两年电影界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也是我授课中的一个亮点、一个重点。在我看来,烈士林昭,一个思想家、一个勇士、一个自由之魂,她的尘封多年的惨烈故事,本就应该是值得一个民族为之纪念、为之动容的。它的多年尘封与重见天日,更是一个教师、特别是一个讲《传播学》的教师绝对不应当错过的话题。
 

 

前不久看到《中国新闻周刊》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院院长张鸣教授的一篇文章,其中就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长期以来一直都没有统一的规范和准则。总是有人以意识形态上正确,来遮掩自己学术上的随意和武断,甚至以这种武断来评判他人,以学界法官自居。"我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所谓"学界法官"就出现在我身边,并"随意和武断"地主宰了我的命运。
 

 

我当然清楚地意识到,在一个弥漫着"乡愿"气息和由习惯力量支配的环境中,坚持真实的存在与言说,我是有危险的。但我更清楚,因为我的小心谨慎与理性平和,这种危险并不是来源于任何法律、法规、规章与规定。恰恰相反,危险来自于触动了长期统御和奴役我们的生活的潜规则。
 

 

是那些莫名其妙的潜规则使宪法和法律对我的教学科研的权利的保护成为了难以落实的东西。按我对宪政精神的粗浅理解,法不明令禁止者皆为允许。允许我什么?允许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对我的学生、我的事业、我的祖国献上自己真实的爱。我是一个有分寸感的人,我在课堂上使用的材料都是国内公开出版的,涉及互联网的内容都是在国内ICP 登记的网站上下载的,观摩影片都是曾在国内各大高校名师课堂上广泛观摩的。我的教案整理成论文后,已在国内公开发表。排除强加给我的那些无法核实、无凭无据的不实之词不谈,我的言行都是负责任的和问心无愧的。我对我在教学科研中回归真实的探索及其后果负全部责任,这同时也包括,如果因为潜规则的理由而对我作出不公正的对待和伤害,我只有奋起遵行内心良知的召唤,用申诉和抗议来保卫真实。只有如此,才能对得起我的初衷。
 

 

我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的努力,虽在这一聘期(2003-2005)内经历休产假,并未因之而停止。迄今除承担课程外,两年内已公开发表5篇学术论文,合着1部专著,并获多项奖励。我所取得的成绩是源自于我对学术研究的强烈兴趣与执著追求。我认为,知人善任,选贤与能,是您和各位领导的责任和义务。我希望能够继续被聘为教师,早日回到我热爱的讲台。我自认为,我的能力和状态都更适合于专事教学科研,对琐细的程式性和事务性工作恐难以胜任。如果因莫须有的原因而将我"转岗",我无法接受,并会继续申诉直至结果令人满意为止。我也保留向每一个艺院师生当面陈述以及公诸社会舆论的权利。请您体谅,这并非完全由于我个人,而是出自我对一个真正公正、和谐、生机勃勃的吉林艺术学院所肩负的责任。一个人的命运,常常是所有人命运的缩影。对于我们共同的生活,我责无旁贷。
 

 

尊敬的刘书记,以上是我敞开心扉,向您汇报自己真实的内心感受。出于良知与我做人的准则,在大多数人平庸地选择了苟且时,我选择了让灵魂自由地站起来。无疑这是一种冒险,但灵魂安宁,我无悔。或许我成为了您的一个难题,我很理解您在这一岗位上的压力与无奈。但我更相信,从本质上,您更是一位中文人,一位艺术工作者,一位可敬的长者,真实、正直、值得信赖。出于信任,我写信给您,向您求助。我相信您对青年教师会给予爱护与保护,我相信您的开明会与我们时代的开明相称。
 

 

从1996年到1998年底,我和我先生(公木教授学术助手)一起,在公木教授指导下从事学术研究和资料整理工作,与先师朝夕相处,得以亲聆先师教诲。先师晚年常教育我们"学术自由心态"的重要。记得先师曾以《百年潮》上的几篇回忆毛泽东的文章为例,告诉我们了解历史真相对于评价人物与事件的重要性。先师激动地说:"如果那时人们就能知道真相,就不会盲目崇拜领袖;如果人们能自发地抵制错误的东西,多少悲剧就不会发生!"言犹在耳。

 

等您的答覆。此致敬礼!

 

您的后辈

卢雪松

2005-06-07  [END]

2005-12-20

GDP重估 -- 破除了中国经济“某些神话”

GDP重估 -- 破除了中国经济"某些神话"

2005年12月21日1:38:27 (京港台时间)

 

[多维社记者编译报道] 中国政府12月20日表示,其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的规模要大于之前的估计。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普查报告显示,2004年中国GDP现价总量为159878亿元,比年快报核算数多了2.3万亿元,增加16.8%。    

 

美联社报导,中国国家统计局12月20日发布的首次全国经济普查报告,意味着中国从正在形成的服务产业获得更加准确的数据,而这个行业已在早前统计数据中被低估了。此外,中国国家统计李德水在新闻会上指出,根据这份普查数据,中国政府也将修正1993年以来的经济增长率。

 

纽约时报指出,这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将在今年超过英国和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

 

而这些改变今后将对经济学家衡量中国的方式、国际资本对中国的投资及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产生重大影响。

 

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公开对中国经济数据的重新评估表示赞赏。在过去的几年中,许多经济学家对中国数据一直持质疑的态度,甚至发表自己对中国经济体及增长率的预测数据。

 

"这非常好,更大规模的经济体意味着一些危险的比率都将下降,比如说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率",渣打银行的高级经济师格林(Stephen Green)表示。

 

长期以来,驻香港的投行经济学家们一直倾向于使用自身估计的中国GDP规模与增长数据,而非官方的统计;国际组织尽管接受中国官方GDP数据,但同时也会在内部自行估算一番。在首次全国经济普查(2004~2005)后,官方对GDP规模统计的准确性问题做出了回应:问题之一在于低估了私人部门和服务产业的规模,和中国经济的实际规模相比,统计数字缩水大约20%:例如,2004GDP约低估了3000亿美元。

 

据金融时报报导,这与来自香港与华盛顿的估计基本吻合,也让一些反映经济结构的比率回归正常水平,破除了中国经济的一些"神话":如果GDP基数扩大20%,那么按照2004年的数据,投资率将从44%下降到37%,储蓄率将从47%下降到39%,这与同样处于经济起飞最快速阶段的上个70年代初的日本、80年代初的韩国相当──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并不如原来估计的严重。

 

相应地,投资效率(用固定资本增量与GDP增量的比率"增量资本产出率"表示)也将有相同比例的改善。一直被认为表明中国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多的广义货币M2/GDP比率将从185%下降到155%──这在银行主导的经济体系中属于基本正常的水平。高盛驻香港的中国经济学家梁红的评论是,"中国经济比通常所认为的更有效率,从而减少了市场对硬着陆的担忧。 "

 

按照原有的GDP数据计算,2004年的美元对欧元贬值让中国GDP规模落到了意大利之后,位列世界第七。根据这次经济普查的数据,即便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也已经超过英、法、意,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而按照IMF和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估算,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官方此次至少确认,自己的块头远比原来所承认的要大。

 

块头大当然值得高兴,但统计部门会有些尴尬。国内外公共和私营部门的研究者与决策者,都能对宏观统计数据的质量、可靠性和一致性,进而对数据收集方法和调整、预测技术提出一大串问题。GDP低估只是问题之一,不过20%的幅度可能还是让公众吓了一跳。在GDP数据修正之后,统计部门还需要对历史序列重新调整以保证整套数据完整一致。否则,孤立的数据修正只会带来对统计可信度的更多疑虑。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表示,中国经济的灵活性远比通常想象的要大,特别是非国有部门的扩张,给估算和预测经济活动都带来了困难。而IMF早已指出,分散的统计体系限制了统计部门改变数据收集方式的能力。中国统计部门前些年就已承认GDP统计存在的问题,但直到此次全国经济普查,才得以确认这些问题并重新估算。看来,作为经济活动的基准标尺,中国统计部门还需要足够灵活,以赶上经济灵活性的步伐。 [END]

2005-12-19

我参加了费正清中心50周年庆典!精彩!

我参加了费正清中心50周年庆典!所有世界范围内 研究中国问题的顶级专家、学者、教授悉数出席,整个会场内真是星光熠熠,为期3天的庆典讨论会场场精彩至极!!
 
 
费正清中心50周年庆典 中国成为论坛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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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讯】(记者梁友波士顿报导) 2005年十二月九至十一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了庆祝该中心成立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外面雨雪交加寒风刺骨(9号下午赶上一场大暴风雪),会议大厅里热气融融。与会者有远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日本来的,也有从西欧北欧国家来的,从美国来的更是东西南北中各方都有专家学者出席。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新建大楼二百人的会议厅里座无虚席,过道,门口都站满了人。
 

本次讨论会的主题是"研讨现代中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与会者们从现代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哲学,文学,当今的社会现象,国内政治以及中国的国际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回顾中国的历史,百年来中国的变迁都从中国的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反映出来。

 

在中国国内政治方面,费里德曼教授(Edward Friedman)谈到近年来农民贫困状况,贫富不均,尤其是医疗改革后农民看不起病,已经成为一大社会问题。毕业于哈佛大学的黄靖博士则提出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的问题。中共靠暴力革命上的台,上台时就是非法的。现在中共党员入党已经不是为了一种理念,信仰,而是为了从中得到好处,升官发财。黄博士希望通过一种没有革命的革命改变中国的现状。

 

中国经济方面的发展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著名中国经济专家罗斯基教授(Thomas Rawski)说,中国经济在过去二十多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自认为是渐进派改革的支持者,但他向经济学界提出几个思考:是不是GDP每年增长百分之几就证明改革成功了?中国金融体系的问题,环境污染的问题,贫富差距等问题不解决,改革是不是可以算成功了?在多少年内解决这些问题,渐进式改革才算成功?

 

会议期间谈到,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国际关系的变化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最近中日关系日益紧张,双方政府都为此头痛。一些学者认为中日矛盾可能会在今后数年内愈加突显。

 

谈到哲学,宗教,人文,哈佛大学著名杜维明教授认为这些领域都是彼此相通,相互影响的。在1919-1949年间文化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有着尤其重要的影响;然而在1949-1979年间,中国的文化完全被破坏了。现在人们正在反思,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

 

费正清中心成立于1955年,是由现代中国研究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教授创办的。当时该中心叫东亚研究中心。为了表彰费正清在中国研究方面的贡献,在其退休之际中心改名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费正清中心每年组织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专题讲座;出版系列学术著作;吸收各国众多的学者专家,成为国际学术交流很活跃的论坛。该中心三分之二教授研究与中国有关。

 

据该中心副主任薛龙(Ronald Suleski)博士介绍,筹备此次研讨会前后历时一年之多,与会者们都与哈佛大学或费正清中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次年会既是学术交流会,也是师生,朋友,同行的聚会。三天会议每场爆满,会议结束后尚有不少人意犹未尽,聚在大厅内继续讨论。 [end]

2005-12-17

关于拟在两年左右取消福利供热制

八部委发文拟在两年左右取消福利供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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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18日02:30 新京报

  建设部等八部委要求推进改革,实现供热商品化、货币化

  本报讯(记者 李华良)昨天,建设部官方网站发布消息,建设部等八部委发布进一步推进城镇供热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停止由房屋产权单位或职工所在单位统包的福利用热制度,改为由居民采暖用户直接向供热企业交纳采暖费,实行用热商品化。原则上各地区可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供热商品化、货币化,具体由各地从实际出发自行确定。


  建设部等八部委要求,完善供热价格形成机制,城镇供热实行政府定价,建立热价与燃料价格的联动机制。当煤炭等燃料价格在一年内变化达到或超过10%后,相应调整热力生产的出厂和供热销售价格;有条件的地区,也可以财政补贴解决。

  八部委意见要求逐步推进供热商品化、货币化。停止由房屋产权单位或职工所在单位统包的福利用热制度,改为由居民采暖用户直接向供热企业交纳采暖费,实行用热商品化。同时,实行将采暖费补贴由"暗补"变"明补"。各地区在制定采暖费补贴政策时,应根据职工和离退休人员住房标准、收入水平、城镇供热平均价格、采暖期限、企业和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合理确定总体补贴水平,统筹考虑各类人群的补贴标准和发放办法。采暖补贴资金来源为原"暗补"时财政、单位用于职工的采暖费用。原则上各地区可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供热商品化、货币化,具体由各地从实际出发自行确定。

  此外,八部委的意见还要求培育和完善供热市场,各地区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逐步达到投资多元化、运营企业化、服务社会化,提高供热投资运营效率和产品质量,改善供热服务,满足用户需求。还要求切实保障低收入困难群体采暖,优化配置城镇供热资源,鼓励开发和利用地热、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供热,并大力促进供热采暖节能工作。 [end]


感想:推向市场化的背景是什么呢?如果某某"领导"的亲戚被"特批"开一家供热公司,那么每年老百姓的钱不就哗哗哗地流到他们"领导"家和家人的腰包里去了吗?当然还有附庸在那根关系链条上个各个"小虫子"。很多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一个利益问题,再说白点就是个"钱"字,谁不想生活得更舒服点,是不?到时候,他们家说供暖费涨多少就是多少,因为中国现在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一个严密的特权阶层,他们控制了"改革"的话语权,任何"改革"制度或政策的出台,首先都要有利于他们的"钱途",也就是他们要受益才成,结果就是老百姓不明不白地被鱼肉喽... 眼下的改革实际已经走到一个死胡同里,"卡死"在那了。经济学家孙立平的文章《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对此有深度分析,不可不读!现在的改革是阶级对阶级的掠夺, 几个行业(教育、医疗和医药、通信、煤炭,现在又加上个供热)对其他行业的掠夺,如果你或你的家人、亲戚不在上述提到的那几个推向市场化的行业里供职,那就只好任人掠夺了。

香港普选大游行 估计有25万人参加

香港 争取普选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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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报导】(据中广新闻报导)香港争取普选大游行已经进行了4个小时,游行人士还聚集在政府总部门外。民阵发言人要求和行政长官曾荫权对话。香港政府官员,立即与群众对话,否则游行民众不会离开。

 

香港今天下午由民阵及泛民主派议员发起,争取普选的大游行,游行在下午3点从维多利亚公园出发。参加者至少站满六个足球场,香港旅游协会的估计可能有十万人参加,但主办单位声称可能有超过25万人参与游行,并形容这是香港人的骄傲。香港警方则表示,参与争取普选游行的人数有6万3千人。

 

目前游行队伍已经抵达终点中环政府总部。并在现场展开演说等各项表达争取普选的活动。整体而言今天的游行秩序大致良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香港极富人望的前政务司司长 陈方安生女士也首度参加游行活动。陈方安生表示:游行并非与中共中央对抗,而是希望特区政府与中共中央听取市民的诉求。也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看到香港普选。陈方安生在出发前还曾经与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会面。陈方安生也受到在场参加者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在六点半左右才搭车离开。

 

泛民主派团体发起的争取普选大游行,下午三点十分从维多利亚公园开始起步,沿途不断有市民加入,而沿途的游行人士都挤满轩尼诗道中环方向的三条行车线,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大受影响。

 

参与游行的香港市民表示,这次是为了争取民主而参与。但也有反对游行的民众认为,香港最重要是稳定,游行作用不大。

 

游行人士主要诉求政府要有普选时间表,许多人应主办者要求穿着黑色衣服,也有一家大小一起参与游行。

 

主办团体民间人权阵线,以及25位泛民主派议员宣读大会声明,表示反对中央及特区政府,提出的鸟笼政改方案,如果特区政府不站在香港人民这一边,就是剥夺普选权利,与市民为敌。 [END]
 
评论:民主是腐败的天敌,台湾积极向大陆推行民主体制的同时,现在又加上香港跟中共中央闹,凭借香港极其特殊的国际地位,中共中央必然感到十分头痛和棘手。中共中央无论如何也不敢出动防暴警察和军队,发动象"六四"那样惨绝人寰的血案。这样就好,有台湾和香港不断发出声音,可以敦促大陆的中共体系尽快向民主体制转变。中共可以把国内的各种示威、游行、抗争血腥镇压下去,控制舆论和媒体的声音,但是他就是没办法去台湾、香港镇压,也没办法控制台湾、香港的舆论和媒体,只能尽量不让台湾和香港方面的声音传到大陆来。一旦大陆的民众知道太多,恐怕就会有不少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这的确是平衡中共腐败体制的一剂妙方!希望台湾和香港发出的声音能够越来越大!

中国缺乏民主法治 富人绑架风险日益逼近

缺乏民主法治 加速中国社会贫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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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4日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采访报导)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在上海发生第一绑架案后,中国绑架风险逐年增加,绑架数量逐年上升。中国最新一期《了望东方周刊》的三篇相关文章探讨了中国富人被绑架的原因,中国对绑架犯罪的惩治以及中国保镖经济等一揽子相关问题。围绕以上问题,记者闻剑邀请中国深圳的网路作家赵达功和黑龙江省作家石先生进行讨论。

记者:首先问一下石先生,在中国富人被绑架案主要的原因都是出自经济绑架,由于这个绑架的风险日益在逼近中国富人,石先生,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石先生: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我要说明一下,中国这种仇富心理从那里来的?这是由于中国政府管理和经济政策分配等原因导致的结果,与富人形象本身导致的。

记者:那赵达功您怎么看?

赵达功:这个情况要从几个方面来考虑,一个是中国的贫富悬殊越来越大,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这种贫富悬殊越大,形成一种阶级对立,说是仇富倒不如说阶级对立引起的。

第二是为富不仁,中国的富人一般不搞慈善事业的,再一个,中国富人是怎么富起来的?也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也不是靠金钱、劳动而是靠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富起来的。

另外一个是中国历史原因,中国历史的仇富心理就是每一次革命都杀富济贫,共产党闹革命也是杀富济贫起来的。

记者:但是赵达功,这里有一点《了望东方周刋》说贫穷不是产生犯罪的土壤,因为绑架是一种犯罪,而且说随着绑架中国的富人,说一般大多数都是好逸务劳,企图通过不法手段,一夜间发大财的人。

赵达功:这个观点我不赞同。

记者:为什么呢?

赵达功:因为社会需要平等。

记者:那您说的不平等我要问一下石先生,因为《了望东方周刋》的文章说:中国的穷人宁可穷死也不愿做绑匪杀人,这是中国底层民众的一种主流心态。石先生,您刚才听赵达功的分析,您怎么认为?

石先生:我认为赵达功分析的正是我所要说的,比如我看一篇文章中讲的,美国政府他只做一件事:"维护机会均等"。所以美国的穷人穷,他认为那是我个人的责任,我个人耻辱。

因为中国的社会这个政府什么都做,最后是什么也没做。所以就像赵达功说的中国富人他不能说没有不靠智慧劳动致富的,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靠近水楼台先得月,靠官商勾结、靠商黑勾结,一夕之间造成富有。

说穷人宁可穷死也不去当绑匪这也不完全,我在深圳就遇到过一个青年,他说我饿的给我两个面包我就可以杀人。再说主流观念说宁愿穷死也一定不去杀人,不见得,只是说有没有机会,有没有人煽动。

所以我们在报纸和网路上可以看到,哎!贺龙两把菜刀就闹革命,那不就是杀富人吗?而这个东西在百姓中是根深蒂固的。

记者:但是,石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两百三十九条规定,构成绑架罪的应处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人质死亡或者杀害人质的,处以死刑并没收财产。中国在刑法上对绑架的实施人应该说惩罚的力度已经很大了,难道没有威慑力吗?

石先生:酷法不一定出良民,因为暴政之下更能出暴民,这个法如果够酷,光靠法来治理,人民群众的思考,跟你的经济状态和你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和你的政府政策不合理,等等一系列的不合理,光靠法治,人民是不畏惧的。

记者:石先生,让我再问一下赵达功,您同意石先生的观点吗?

赵达功:问题是我们中国不是个法治社会,光说穷人绑架富人,当然我插一句,可能是题外话,那政府绑架穷人怎么办?政府绑架老百姓怎么办?

记者:赵先生,咱们撇开刚说的法治原因以外,中国的社会风气,比如说"抬头向钱看,低头也向钱看"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有没有对富人被绑架的增加起了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呢?

赵达功: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小姐莫问年龄,先生莫问钱财,英雄莫问出处"。这什么意思呢?不管你的钱财怎么来的,只要你有钱,整个社会就认你,包括官员也会认你,"民风不古",不是有这句话吗?

记者:石先生,您怎么认为?

石先生:赵先生的观念我基本上同意的,目前中国人是没有信仰,良知缺失。中国人的良知缺失来自两个阶段,一个是反右斗争,一个是文革。文革和反右斗争使中国人进入了是非颠倒,那时一切为了保卫毛主席,那时有人开玩笑说,毛主席要我死我就死,死了也是幸福的。

今天的人呢,只要有钱就是幸福的,只要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这个东西要是普通百姓还情有可言,现在什么教授、什么专家、什么大明星、什么大作家,满脑子都是钱!

记者:那这个情况下,我想问我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保镳的产生会解决富人的安全问题吗?

石先生:不会,因为保镳今天的发展只能加速中国社会贫富对立,最后导致中国更大的危机。

记者:赵先生,您怎么看?

赵达功:保镳事业其实是黑社会的一个雏形,会和黑社会连在一起的。

记者:赵先生,现在面对中国的绑匪、绑架富豪、这一系列相关安全的问题,该怎么应对,如何才会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妥善的解决?

赵达功:我觉得是必须实行民主法治。

记者:那石先生您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那里呢?

石先生:我基本认同赵达功的观点,中国需要走民主化,而且必需走民主的道路,但有个前提,中国必须出现健全的民主反对派,由共产党主动促成民主反对派的出现,如果它不主动促成民主反对派出来,民主只能在混乱中产生。   [end]

2005-12-16

Jasper Becker 新书《流氓政权――金正日和北韩的迫切威胁》

最近,西方知名记者贝克尔(Jasper Becker)出版新书《流氓政权――金正日和北韩的迫切威胁》( Rogue Regime: Kim Jong Il and the Looming Threat of North Korea),让世人再次看清金正日政权的流氓性质,以及黑暗中北韩人民的煎熬。

 

贝克尔是个中国通,曾任香港《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后来该报立场亲共,把贝克尔解雇。该事件使贝克尔成为新闻人物,被西方媒体广泛报导,被视为香港失去新闻自由的标志之一。但贝克尔的名气,主要来自其新闻专业水平,以及他研究共产国家的专著。 早在 1992年,贝克尔就写出《蒙古:丢失的国家》( Mongolia: the Lost Country ),研究共产制度下的蒙古大众死亡;据他研究推算,10 %的蒙古人死于共产迫害。
 

 

贝克尔的更知名著作,是1996年在伦敦出版的《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该书是西方第一本关于中国那场大饥荒的英文调查报告。贝克尔曾前往中国多个省份查看了《地方志》,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一些中共文件。 据贝克尔的调查,当时中国那场所谓"天灾"超过四千万人饿死,而且完全是中共政策造成的"人祸"。哈佛大学教授、《共产主义的贫穷》作者、研究共产制度的专家埃伯施塔特(Nicholas Eberstadt)在《纽约时报》撰文高度评价说,"通过这本有力量和重要的书,贝克尔开始填补了中国现代历史中那空白的一页,对死者来说,是令人恐怖的证据,对生者来说,是对我们良知的挑战。"该书后来获得荷兰" PIOOM"人权奖。
 

 

后来贝克尔还写出《中国人》( The Chinese)一书,揭示当代中国的腐败,尤其是中共官员的骄奢淫逸。贝克尔认为, 离开中国的大城市,到乡村等偏远地区,才会真正了解中国。该书把当代中国和过去封建王朝做了比较,结论是,今天的中国和过去的皇帝时代没什么本质不同,都是一样的专制,都是一样的腐败。就连当今中国人和过去皇帝时代的臣民也没有本质区别,仍是认为皇帝驾崩、朝廷倒台,就会天下大乱而不知所措;如果中共明天垮台,中国人简直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做,就像历史上的先例一样。
 

 

美国网络书店亚马逊的评论说,任何读过《中国人》的读者,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中国的绝大部份都在从根基上腐烂,包括像上海这样繁华的沿海城市,都可能是建立在非常摇晃的地基上。《中国人》被评价为是近年来西方记者所写的关于当代中国最有洞察力的作品。
 

 

近年贝克尔专注北韩问题,曾在中国东北秘密采访了很多从北韩逃到那里的难民,以这些第一手资料,写出了上述的专著。今年 5月出版后,获得相当好评。美国《新共和》杂志记者、现为"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的库兰斯基(Joshua Kurlantzick)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撰文评价说,这本书揭示出,在金正日统治下的北韩,饥荒造成的灾难程度已超过波尔布特时的红色高绵,和斯大林统治下的三十年代那场饥荒。按人口比例,甚至超过中国六十年代那场饥荒,因迄今已有 300万北韩人饿死,占北韩人口的 15%。有报导说,甚至有北韩人有意谋杀孩子,然后把人肉和猪肉掺和到一起吃。贝克尔感叹说,北韩饥荒的悲惨程度,超过二十世纪任何一场灾难。根据国际机构的警告,今年北韩的饥荒将会更加严重。
 

 

但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伟大领袖"金正日却像历史上所有暴君那样骄奢淫逸,他一个人竟拥有 100辆进口豪华轿车,还有一大群美女侍从,随时为"伟大领袖"提供"服务"。他喜欢看美式摔跤,就花 1500万美金把美国的摔跤手"进口"到平壤,表演给他看。他喜欢玩电影,但他的拍法连好莱坞最有想像力的导演也想不出来,他会派人到日本或韩国,把很多漂亮的男女演员绑架到北韩,为他工作。他的酒窖藏着一万瓶法国的名牌葡萄酒。他想吃块皮萨饼,就会把意大利的名厨用飞机运过来。
 

 

而任何人稍对金正日不满,就会被投入劳改营。从北韩逃出的记者姜哲焕( kang Chol-Hwan)写的那本自传《在北韩古拉格十年》(Ten Years in the North Korea Gulag ),就对此有详细描述。该书四年前以法文出版(与全球被译成28 种文字的《共产主义黑皮书》作者Pierre Rigoulot 合写)。在这本自传中,作者回忆了他九岁时,和父母一起被关进劳改营(直至19 岁)的悲惨经历。后来他逃到中国大连,从那里又逃到南韩,现为南韩最大报纸的记者。 [end]

2005-12-14

何清涟解析为何世界大媒体宣传中共理论

何清涟解析为何世界大媒体宣传中共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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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林和顺鹿青霜采访报导/大陆社科院2001年发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今年7月大陆社科院在成都市政府召开的“和谐社会成都论坛”上重提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又称“洋葱头型结构”)。著名社会经济学家何清涟指出这些年来中共推销给全球华人和国际社会一套理论,此为其中之一。其他还包括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化,网络可以推进中国的新闻自由等等。何清涟向大纪元详细解析世界一些大媒体为何宣传中共理论。
大纪元:最后请您谈谈中共在这个时候把“洋葱头”的社会结构再次拿出来宣传,有没有政治或经济上的因素?

何清涟:他们这样宣传当然有他们的政治目的。比如,有一个理论一直在主导当代中国研究,就是宣称中国的中产阶层正在兴起,对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中国正在走向民主化。说这话的有不少是西方的中国研究者与帮助商界在国会Lobby(游说)的人。很简单,西方社会那些投资者到中国去投资,都希望把他们赚钱的目的包装的好看一点,比如说可以帮助中国民主化等等。他们用这些来说服本国政府放弃对中国人权状态的关注,并掩盖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现在是“市场经济+极权政治” 的专制统治。

中国到底离民主化有多远?西方投资者能够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吗?何清涟表示,“我相信葛特曼所著《失去新中国 – 美商的理想与背叛》已经描述得非常清楚。”

何清涟强调,她前几年就说过,国际社会包括中共当局都致力于制造两个神话。

“一个就是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化,这一点已经被中国的现实证明完全是个神话。我记得前几年写“中国改革的得与失”,我将中国现阶段称之为“市场经济+极权政治”,后来又写了一篇“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一些读者不能接受,认为我太悲观了,我应该给中国人一点希望。不少人也不喜欢我用“极权政治”来描绘中国。”

何清涟认为,“大陆现状表明,现在的情况比我当年在国内时更糟糕,政府对无权者的抗争打压、言论空间的收缩越来越紧。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基层政权流氓化、政治暴力合法化,如果胡锦涛再假以时日,成功型塑一套意识形态,中国就将从邓小平的后极权时代、江泽民的威权统治过渡到一种极权政治,这一极权政治与以往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的不一样,值得研究者们认真关注。”

何清涟指第二个神话是,网络可以推进中国的新闻自由。中共到现在还在不断地逮捕网上发表批评政府言论的人士,而且一些国际高科技公司原本宣称要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没有政府控制的互联网,但在中共的利益诱惑下,都逐渐放弃了他们原本的承诺,正是他们提供技术,帮助中国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网路监控工程金盾工程。

世界大媒体宣传中共理论起重要作用

何清涟特别指出世界一些大媒体在制造这个神话当中起了重要作用。一些大媒体一直认为中国的媒体市场是块“空白”,指望中国政府开放这个“巨大的市场”,对中国一直赞美有加。

2005年初是法国、英国媒体的一阵猛热闹,导致“无中国不成新闻”的局面。从5月开始又是美国几大著名新闻周刊纷纷报导中国。

从这些媒体的报导中,读者们看到了一个现状美好,人民富裕、未来充满希望的中国──而近年来,尽管中国政府从未许诺任何“改革”,而这些媒体却帮助中国政府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改革”神话。

比如2003年初,一向善于“作秀”、喜爱表演的深圳特区,在世人对它已经渐渐淡忘之际又上演了一出新剧,宣称自己要进行“政府改革”,于是国际传媒纷纷竟相报导,称“这是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预演与试验”。一些国际大媒体采访笔者时,无论笔者如何解释这只是与政治体制改革完全不一样的“行政改革”,并试图说明行政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区别,但一些媒体无论如何都要将此称之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预兆”。

这一“改革神话”刚破灭,又有国际知名媒体制造出“媒体改革”神话,直到2005年8月2日,中国文化部与新闻出版总署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文化产品进口管理的办法》,才将外国媒体进军中国市场的梦想击得粉碎。众多海外媒体垂头丧气,BBC中文部于8月5日发布消息,说“相对于去年公布的开放媒体市场政策,这些措施显然是一大倒退,使得外国的媒体也失望”──以往BBC一直在营造中国媒体改革的神话,至今还不肯承认这神话是营造出来的幻影,并非中国现实。

因为中国政府从未宣布过要开放媒体市场,中国主管宣传的官员更是从来就没有宣示过“媒体要改革”,相反倒是不断在宣布要加强控制。比如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局长徐光春2003年7月曾宣布:“有几项标准永远不会更改,即:媒体的角色是“党的喉舌”,党管理媒体及媒体机构人事,以及媒体依然要承担正确舆论导向的责任。”中宣部副部长李从军也毫不含糊地说过:“中国的媒体公司需要按照企业模式展开经营,并要时刻留意保留其意识形态方面的特性,并肩负起正确引导舆论导向的义务。”

外媒不知大陆原则:资本第二 政治第一

何清涟表示,不反对各国传媒进入中国市场,只反对这些媒体放弃新闻自由的基本原则去迎合专制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这些媒体在专制者面前弯下了它们在本国政府面前未曾弯下的腰,却没有换得市场,原因在于他们不知道在中国传媒业里,资本原则只能屈居于第二位,第一原则仍然是政治原则。

何清涟说,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对外国媒体的态度有如一个寓言故事:一位农夫牵着一头驴子赶路,为了激励驴子加快脚步,农夫在驴子的鼻子前晃动着一把青草,吸引着驴子追赶着青草。中国政府这几年扮演着“农夫”的角色,而一些外国媒体则宛如那头追赶着青草的“驴子”,这把“青草”就是中国暗示给外国媒体进入中国市场的准入资格。专制统治者最需要的是反对者(包括潜在反对者)向他们低头,在反对者没有低头之前,专制统治者会在“驴子”面前晃动青草。但只要一低头,青草就立即收回。因为专制者已经成功地向世人证明了西方传媒追求所谓“自由民主真实”的原则,只是为了赚取金钱的幌子而已。

何清涟举例,这一次胡锦涛访问美国,一些向来赞美中国当局的世界著名媒体不太起劲,原因是中国政府刚刚封死了他们进入中国赚钱的路,没有动力。

何清涟强调,网路只是一种工具,民众可以用它来传播信息,但中国政府也可以用来监控社会,推销自己的理念,关键看谁掌握这套工具,谁使用得更好。

何清涟相信:中国总有一天会民主化,但那不是今天的现实。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研究报告宣称中国是“洋葱头”结构的社会形态;以及其它诸如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化;网络可以推进中国的新闻自由等等,都是这些年来中国当局作为一套理论推销给全球华人和国际社会的。

本文为大纪元就中共社科院“中国社会十大阶层(洋葱头分布)”论调专访何清涟系列报导之五,也是此系列最后一篇。 [end]

何清涟:中共的寡头经济与政治垄断

何清涟:中共的寡头经济与政治垄断

作者:何清涟


【大纪元10月27日讯】最近,在中国投资圈内弥漫着怀疑情绪,许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即"中国的企业还能赚钱吗?"尽管中国方面借"外国投资专家"的嘴说出"汽车与化工等重工业行业的边际利润在收缩,但是轻工业中的边际利润几乎看不出下降的倾向",以此来安定那些怀疑投资中国是否能够赚钱的人,但来自美国股票市场的消息却是坏消息。在美国OTCBB(告示板)上的70多家中国企业,竟有90%以上变成了垃圾股,今年第二季度以来,常常出现连续几天没有交易的惨淡景象。股价在3美元以上的只有7家,股价长期在1美元以下的有约50家──而在美国,股价在3美元以下的股票被视为垃圾股,也就是说,在美国股票市场上,90%以上中国概念股已沦为垃圾股。
 
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主要承载者就是该国的企业。这些中国企业界的宠儿,为什么到了美国股市竟成了投资者不屑一顾的弃儿?分析这些企业的状况,可以为透视中国经济打开一扇窗户。
 
国有企业凭藉垄断做大做强
 
中国证明中国企业有竞争力的有力论据,是近几年进入世界企业500强的中国企业逐渐增多。
 
先来看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是哪些企业。今年7月美国《财富》杂志公布了一年一度的全球500强最新排名,中国共有15家公司入选,入围前50名的中国企业共有3家,分别为中石化、国家电网、中石油。观察入选企业名单,几乎全部是石油、化工、银行、能源等具有垄断之利的大国有企业,而且主要是直属中央的国企。
 
而中国国内也于9月下旬推出了中国自己评选的企业500强。这"500强"有如下特点:
 
第一,进入500强之列的大多数仍然是国有垄断企业。其中,实现利润超过10亿元的企业有83家,其利润总额为4,271亿元,占500强利润总额的 81%。这表明中国企业的主要利润来自于少数大企业,而且主要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在中国企业500强中的户数及比重虽然上升到15.8%,但其营业收入所占的比重仅6.69%。 由此可见私营经济的实力远不如大型国有企业。
 
第二,入选者实力相差极为悬殊。排名第一位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拥有资产6,203亿元,实现营业收入6,343亿元;而排名第500位的宗申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为35.1亿元和45.6亿元,只有中石化的0.57%和0.77%。此外,在这500强企业中,有1/5的企业利润缩水,亏损企业达14 家,合计亏损92亿元。
 
第三,在人均利润方面, 2005中国企业500强的企业人均利润最高的行业是烟草加工制造业,为24.45万元;人均利润最低的是人寿健康保险业。只有5个行业的人均利润高于10万元。
 
中国企业500强与世界企业500强有何不同?
 
对于中国媒体盛赞中国企业凭藉竞争力走进世界强势企业这一说,中国国内学者颇有不以为然者。清华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刘冀生就指出中国企业500强与世界企业500强之间存在三点差别:首先,世界500强大多数都是私营企业、或是家族企业,而中国的大企业大多数都是国有、甚至是国有独资;其次,世界500强所在的行业大都是汽车等竞争性行业,而中国企业大多数处在石油、电力、钢铁等垄断性行业;第三,从规模上看,2004年中国500强的营业收入、 资产总量以及利润分别只占世界500强的5.3%、5.61%和5.22%。
 
事实上,中国的大企业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它们不是依靠市场竞争做大做强,而是依靠行政命令强行整合。其生存与发展往往依赖强大的国家机器做为靠山;第二,这些企业不是以独特的技术优势、服务优势、产权优势、价格优势和品牌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取胜,而是依靠政府赐予的垄断优势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只有真正了解中国国有企业这两大特征,才会明白中国企业经过"包装"在美国上市后,为什么会沦为无人问津的垃圾股。
 
一个普遍的误解:国有经济的衰败与私营经济的兴旺
 
中国这27年经济改革给外界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中国经历了一个广泛而深刻的私有化运动,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但人们忽视了一点:1990年代末期,在朱金容基任总理期间,他为中国国有企业制定的"抓大放小"以及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策略,最后成为中国经济寡头形成的基础。"抓大放小"策略有两大主要内容:一方面,所谓"放小",就是通过破产兼并拍卖转让,使中小国有企业迅速私有化,各级政府藉此甩掉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就是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中国蔚为风潮的"改制"运动──这场国有企业改制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至今在道德上还受到严重质疑。另一方面,则是"抓大",即通过各种行政性手段将资源迅速向一部份垄断国有企业(主要是那些具有战略地位和重要影响力的国有企业)集中。
 
简略地说,"抓大"使得资源向极少数国有垄断企业迅速聚集。从九十年代末期开始,凭藉政府扶持与垄断之利,中国一些垄断行业已经形成了由少数国有大企业寡头垄断的经济格局。而私营经济则只能在国有企业退出的高度竞争性行业里开花、结果。
 
中国政府要"抓大"(即培植大型国有企业),有其政治需要。从九十年代以来,中共的一党专制一直面临合法性危机。一些政府智囊早就建议政府将大型国有企业变成"党产",为共产党建立名义上仅属于党的庞大资产。有了巨额党产,即使将来面临政治变局,拥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中国共产党仍可在竞选中胜券在握。出于这种未雨绸缪的担忧,中共决策层一直致力于"抓少数与国民经济命脉有关"且具有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为自己在未来的政治变局中保留经济控制力。
 
如果将来要回顾这一段中国国有企业濒死而后生的经历,共产党必须要感谢朱金容基。正是由于这位醉心于计划经济的"经济沙皇"最后几年的苦心努力,才有了今天中国的"经济寡头"。
 
中央企业垄断了中国经济
 
近几年,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数量在以每年4,000户至5,000户的速度递减,由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中央企业也由两年前的196户减少到现在的169户,但这些企业集中的资源却在不断增大,利润总额也在节节上升。官方数据显示,从1998年至2003年的5年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数量从的 23.8万户减少到15万户,而所实现的利润则从529亿元增加到3,784亿元。2004年这一数字又进一步增加到5, 311.9亿元,比2003年增加了42.5%。而这一年全国工业实现利润最多的五大行业分别是石油开采1,777.3亿元、钢铁1,038.9亿元、化工856.3亿元、电子通信821.9亿元、交通运输设备771.9亿元,占整个工业利润的46.4%。而分析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利润构成就会清楚地发现一个事实:2004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7家上市公司所实现利润共占中央企业总利润的78%。众所周知的是,通信、能源、电力和交通等行业是国有企业垄断程度最高的行业。由此可见,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的高增长无疑是行业高度垄断的结果。
 
上述事实证明,无论是从行业还是从整个经济来看,中国工业与垄断性质的服务业的销售额和利润正向极少数中央企业集中。换言之,中国经济的寡头格局已经基本形成。目前这种寡头经济形成的垄断格局,使中国政府深受其益,所以中国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再次表示:中央政府的目标是要培养80至100家能够走向世界的大型国有企业。
 
中国政府促成寡头经济
 
许多外部观察家一致认为,从1992年到现在,激烈乃至残酷的市场竞争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9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宣布国有企业将全面退出竞争性行业。这一事实使观察家根本没注意到激烈竞争现象的背后,中国经济还有另外一种面目,那就是:要素及资源的高度垄断。正是这个潜隐于市场竞争表象之下的基础架构,为中国经济的寡头格局埋下了伏笔。
 
从经济史来看,寡头垄断市场形态的出现主要归因于两点:一是缘于市场竞争的垄断,即企业通过自身的竞争优势所获取的市场垄断,这点在西方国家相当普遍;二是政府赐予的行政垄断,即政府通过法律法规赋予行业中的某个企业以垄断权力,同时对其进行一定的管制,以改善效率。这种企业形态主要出现在一些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行业当中,比如供水、管道煤气等。从消费者利益考虑,通过行政形成的垄断远比通过市场形成的垄断恶劣。
 
回顾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改革,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寡头的成长轨迹。概而言之,中国的寡头经济主要是通过对要素资源的政治性配置,辅之以各种市场化手段催生出来的。如果将范围缩小到中国新兴的资本市场──中国股市,这一历史图像会更为清晰。比如深圳股市最初发行股票的五家企业都是非国有企业,而但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国资本市场的开始逐渐沦为各类国有企业尤其是地方国有企业的解困场所,而到了1990年代晚期之后,中国资本市场的则进一步成为特大型垄断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的融资场所。最后这种融资的触角延伸到香港与美国,中国概念股先后风行于香港与美国,就是中国政府大力推动的结果。
 
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直属企业)凭藉一系列的政策倾斜和富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准入制度,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受益者。在短短的十多年中,中国资本市场清晰的呈现出了一条"为边缘性企业服务――再到为国有企业服务――再到为央企(包括其他特大型垄断企业)服务"的演进路线。这种格局,并非是中国资本市场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资本市场不断适应于政治需要的一个逻辑后果。
 
政治垄断需要寡头经济支持
 
最后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努力扶持垄断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
 
这完全是现实政治需要。
 
中国现在正由后极权时代的威权政治向新极权政治过渡。观察者看到了中国当局加强社会控制的各种举措,以及政府对民间力政治力量的高压,但却未看到中国目前正面临由威权统治向新极权统治嬗变的危险。
 
极权统治既需要加强思想控制,更需要一个相当庞大的组织系统控制社会,而这两者都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毛泽东统治时期对民众那种无所不至的控制力,不仅依赖于政治暴力与意识形态构成的文化暴力,更重要的还依赖于经济控制。当时的中国人离开中共控制的经济与文化实体,无法获得任何生存资源。中国知识份子一直哀叹:想做归隐的陶渊明,都无处可遁,因为中国大地上的山山水水,包括任何一棵树、一片石头都属于共产党控制的"国有资产"。
 
胡锦涛治下的中国政府越来越醉心于全面控制社会,加强党组织的建设只是一个手段,另一个重要手段则是加强经济控制。但全面回覆到毛时代的全面经济控制显然无异于梦呓,所以只能对与国民经济命脉有关的行业的实施控制,比如石油企业与能源企业,还有关乎到信息流通的电讯企业。中国石油企业的触角延伸到世界,在世界各国共布有60多个子公司。这固然与中国政府的国际能源战略有关,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对石油这一现代经济血液的控制,就可达成对国内经济的控制。今年中国发生的油荒,已经让中国人见识了中石油垄断控制的厉害。
 

分析这些通过政府行政手段扶持壮大起来的国有企业,可以有三套标准。一套纯粹从企业绩效评价,那就是美国股市的评价;一套是中国共产党政府从维持政治垄断的需要出发评价。但笔者认为,投资于中国的国有企业还应该有另一套人道标准:即支持还是反对中国的新极权政治。 [end]

中国的社会阶层何来和谐?!

中国的社会阶层何来和谐?!

有人算了一笔帐:目前中国吃财政饭的有7000万人,平均18人养一位"爷"(干部)。绝大多数农村人十分贫困,自己能养活自己而已,这7000万主要靠城市人养活,大约8 人养一个。去掉20岁以下,60岁以上的人,大约5 个城市劳动力养一个。再去掉下岗失业人员,大约4 个人养一个。资料是否准确可不去追究,中国各级大大小小的"爷"多如牛毛。
看看"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这些官的背景,让您哑口无言!他们的身价就是财富!权利!

江泽慧——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1938.02,江苏人,江泽民之妹)
江绵恒——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网通董事长(江泽民之长子)
江绵康——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少将(1957,江苏人,江泽民幼子)
李小鹏——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亚洲电王(1959,李鹏之子)
李小琳——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李鹏之女)
朱云来——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董事(朱镕基之子)
朱燕来——中国银行(香港)发展规划部总经理(朱镕基之女)
温云松——北京Unihub公司总裁(温家宝之子)
徐 明——大连实德集团总裁,2003中国百富榜第15名,福布斯第12名(妻子温如春,温家宝女婿)

有网友认为:中国目前贫富差距太大了,中共造就了亿万富翁富,他们利用权利搜刮民脂民膏,强占人民的家园和土地,过者穷奢极欲的生活,而穷的吃不上饭,为了生活、四处奔波、要饭、流落街头。集权专制阶层的盘剥,造成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使中国中下阶层的人就像一大堆干柴,只要有一个火星就会引起一场扑不灭的大火。挂羊头买狗肉,有这十大社会阶层,社会何来"和谐"可言? "和谐社会"就是少数人对大众掠夺的专制独裁体制!他们在建设的是"喝血"社会。这个流氓集团,他们总想欺骗老百姓。实际是自己蒙自己呢。当然我们也相信社会阶层在时刻变化,今天的一层也许明天就是十一层(阶下囚)。因为风水轮流转。

面对不可抗拒与无法改变的严酷的现实社会,有网友发音:弟兄们,是该造反的时候了!反了吧!反正都是一死,与其默默地被剥削欺压死,不如在革命中死去!! [end]

大陆金字塔高危社会5%顶层抢钱

何清涟:大陆金字塔高危社会5%顶层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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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9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林和顺、鹿青霜采访报导)今年7月,大陆社科院在中共成都市政府召开的“和谐社会成都论坛”,重提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又称“洋葱头型结构”)。一些学者任为这种划分试图掩盖中国现存的主要社会矛盾,是针对著名社会经济学家何清涟2000年发表的《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所造成的轰动影响。何清涟指出大陆是下层人口近84%的金字塔结构,高踞金字塔顶端的则是5%可以利用权势抢钱的权势分子。这样的社会非常危险。
大纪元:请您简单说明现在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跟你2000年发表研究成果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的时候,有什么变化?

何清涟认为,现状就是她2000年做研究时的那样。

何清涟的研究表明,占中国总人口(就业总人口)1%的是由国家和政府的高级领导人包括省、地、中央的这批人,国有大银行、国有大企业,包括一些官商结合的企业的负责人构成。4%的人地位略次于上面这些人,收入也略比他们低一点。我把他们划为中上层。

何清涟分析还有11.4%的中产阶级,由大学教师、中小学教师、干部、新闻从业人员,以及技术人员构成。

何清涟论述,69%的下层人是在城市里有一份工作,在农村还有地种,或在乡镇企业工作的人组成。

何清涟说,剩下的14%多属边缘化阶层,是指在城市里失去工作的下岗工人、农村流入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农民,这些人是社会的最底层。


何清涟指出,从大陆人口构成来说,中国社会构成实际上是金字塔形的社会。金字塔的庞大底座就是边缘化阶层和下层人民。

何清涟分析,高踞金字塔顶端的则是5%可以利用权势抢钱的权势分子。而这样一种社会底层过于庞大的社会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社会结构,最大的危险来自于阶层之间充满了社会仇恨与社会磨擦。

近十几年以来,中国底层贫困人口越来越多。仅仅农村里面,就有1亿4000多万没有工作、也没有经济收入的过剩劳动力。

还有一个,就算到城市里打工的上亿农民工,他们也肯定是属于下层。另外城市里还有一亿多人这种底层职业工人与数千万下岗工人等等,还有数千万中学毕业之后长期无法就业的失业青年,这些加起来,就已经三、四亿了。中国九亿农民当中,居于中上层的肯定不超过10%,其余90%都居于底层。

中国总共十三亿人――实际上可能更多,但不在统计之内的肯定都是社会边缘阶层,就有十亿多人居于社会底层,这个社会底层算是很庞大啊。

大陆社科院的结论是错的。他们把大陆说成是一个上层少,中间层发达,底层也少的社会结构。上层少这点倒是真的,但是这个报告说中国中层庞大,这就完全是无视中国的现实了。

背景:官方阶层划分的回溯

2000年3月何清涟发表《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大陆读者认为是《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的“姐妹篇”。《总体性分析》研判大陆改革开放20多年来,到底是谁在改革中得利,这些得利者占中国社会人口比例,大陆社会阶层应如何划分和这些阶层的现状,在大陆引起强烈社会反响,除一纸风行外,影响之大令中共政府震怒,直接导致北京当局全天候监视何清涟。何清涟此后不得已逃离大陆。

2001年底大陆社科院发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洋葱头型结构”),引发海内外学者反驳。观察主编陈奎德指出社科院的此一研究具有御用、垄断、结论先于研究的三大徽记。大陆评论家本报专栏赵达功认为“十个阶层”的划分试图掩盖中国现存的主要社会矛盾,更多学者认为这是针对何清涟2000年发表的《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而来。

本文为大纪元就中共社科院“中国社会十大阶层(洋葱头分布)”论调专访何清涟系列报道之二。 [end]

何清涟解析中国人的经济权力现状

何清涟解析中国人的经济权力现状״

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中心讲演。她谈到中国社会结构中底层人口占多数,从而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同时,这些底层人口的基本的经济权力无法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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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姜斯望威斯康星州报道/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亚中心于11月11日以"中国发展的社会、经济及环境的挑战"爲题举行了中国问题研讨会。经济学家何清涟以"社会结构紧张及中国人的经济权力" 爲题做了精彩报告。她讲中国社会底层人口占大多数,因此出现很多社会问题,尤其是中国人基本的经济权力得不到保障。

威大政治学系著名的中国研究教授Edward Friedman用中文介绍了何清涟女士。Friedman教授说,何女士不需介绍,"在这里的人都会知道何清涟女士,否则你可能不会来这。" 教室中座无空席。据悉这是东亚中心研讨会最爆满的一场。

同场讲演的还有医学教授封莉莉,她讲了中国环境的破坏及禽流感的发生与对世界的危害。封教授的讲演内容将另做报导。

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

何清涟从对中国崛起的不同观点讲起,谈到中国存在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结构紧张问题,即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们渴望成功的期望值,与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获得成功的手段之间産生了一种严重失衡的状态。

她解释说,这种结构紧张是由于中国社会结构下大上小,爲金字塔形的。从收入水平和职业状况划分,占83%的中国人口处于社会底层;中层人口占15%多,而上层人口只占1%。上下层之间缺乏共识和交流,从而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底层人口提高生活水平的机会极少,造成积怨、失落和自报自弃。从而出现偷、抢、卖淫等。底层对上层的怨恨也使他们在生産上层所消费的産品及食物时不顾职业道德,致使有毒致癌食品大量出现。

中国人的经济权力的现状

何清涟从下大上小的社会结构谈到中国人的经济权力,尤其是底层人口经济权力的被剥夺。与一般民衆有关的普遍经济权利有如下几种:本人的工作权利、子女的受教育权利、以及作爲基本经济权利的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包括三种,养老、失业与医疗。尽管中国政府一再表示中国人的基本生存权已得到保障,中国的保险系统已趋向完善,事实正好相反。

何清涟谈到,不只是城市工人失业率剧增,农村人口已有一亿人无土地,实爲失业。大学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仅达60%。以前当兵是除了上大学外农村人口提高社会地位的主要渠道;现在当兵复员后很难找到工作。

何清涟分析了由于教育産业化而造成的人民受教育权的丧失。近年来由于大学学费的激增,穷人尤其是农村家庭的子女即使考上大学也很难上得起学。在西方国家大学学费平均在人均GDP的30%左右,而中国大学的学费已超过了人均GDP。在大学生入学季节,农村入学新生或其家长因交不起学费而自杀的事件屡屡发生。教育産业化有效地堵死了社会下层人口提高其社会地位的渠道。

养老保险危机

何清涟接下来侧重讲了中国保险的三大危机:养老保险危机,失业保险危机,及医疗保险危机。中国老龄人口(60岁以上) 已达1.3亿之多,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但养老保险覆盖面低,参保人数少。至2003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爲15,500万人,占总人口的12%,占城市人口的30%。在农村,参保人口只占总人口的6%,人均保险金一年才477元。

即是如此有限的养老保险,政府还多年积欠养老保险金。目前国家累积积欠城市职工养老保险金数额已达1万亿元。近年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尚积欠如此之多的职工养老金,这意味着积欠的养老金将是一笔无法清偿的国家债务。

失业保险危机

在中国,目前基本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才能参加失业保险。2004年,失业人口高达2400万人,但只有419万人领到了失业保险。中国国内有研究者将失业保险称之爲"劳动力强势群体的俱乐部"。

有三大群体不在失业保险覆盖范围之内。一类是外资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员工;第二是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尽管"下岗职工"是事实上的失业者,但中国政府的承诺是要到2007年以后,国企职工失业后才能直接进入失业保险范围。第三类则是初中、高中毕业之后,从未有过就业经历的失业青年。这一群体被称爲"新失业群体"

失败的医疗保险体制改革

中国国务院发展中心在一个报告中总结说,"中国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

何清涟揭示,到2003年底,参加全国医疗保险的人数仅占城镇人口的20%,而农村只有不到10%的人口能够享受到合作医疗的保障。城市人口中还是有五、六成的老百姓应该看病却不看病,大约三成的老百姓应该住院却不住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看病太贵。

而农村的情况就更悲惨。改革后,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很快就由1980年的69%骤降到1983年的20%以下,到1986年只剩下5%。由于医药费用支出的增长大大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生病后普遍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20多年,但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政府拨出的合作医疗经费只是象征性地每年500万元,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也是每年500万元,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人每年约1分钱。

百姓没有基本的经济权力,富国强兵又何用之有?

讲演结束时,何清涟总结说,对中国人来说,也许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看起来是很遥远的事,但谁敢说中国人不要工作权利、不要子女的受教育权利、不要基本的社会福利?中国正耗巨金于军备现代化,已把神五神六卫星送上天。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到实行共産主义,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富国强兵。但是,如果中国人没有基本的经济权力,富国强兵又何用之有? [end]

(威大政治学系著名的中国研究教授Edward Friedman介绍了何清涟女士。Friedman教授说,"在这里的人都会知道何清涟女士,否则你可能不会来这。")

(威大麦迪逊分校东亚中心于11月11日举办了"中国问题研讨会" 。教室中座无空席。这是东亚中心研讨会最爆满的一场。)

深圳法制报停刊是 “上面的意思”

深圳法制报停刊 是"上面的意思"




【大纪元11月8日讯】(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 以敢言著称,在大陆有一定影响力的《深圳法制报》前天(11月5日) 突然停刊。当局指该报无法扭转长期亏损状况是停刊主因,《深圳法制报》网站5日登出的停刊启事中称"因报业结构调整需要"。但据消息人士透露,频频发表文章揭露阴暗面,引起有关当局不满,也是被迫停刊的重要原因。
大纪元记者6日打电话到《深圳法制报》询问内情,一位女士很隐晦地说,这个停刊的事情其实酝酿了很久,是"上面"的意思。当记者问到"上面"是指谁时,她犹豫了一下说:深圳市报业集团,也许还有更"上面"的吧,我们不便说。
当记者询问员工和读者的反应时,她表示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情绪,但还是比较配合。关于报社员工的去向问题,她表示,现在正在处理这个事情,绝大多数的都要遣散,自谋出路,也许有的会到别的媒体去。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深圳法制报》前专稿部副主任何清涟女士今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我想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对于媒体的管理体制的问题。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媒体报导受到限制,新闻来源单一。媒体被政府取消财政供给,也就是被"踢下海",又要被捆住手脚,那即使记者编辑再有才能也很难施展。
何清涟曾在中国大陆任多家媒体编辑,由于对中国社会的精辟分析以及对当局的尖锐批评,逐渐受到官方骚扰,被迫旅居美国。
何清涟希望在此向《深圳法制报》的员工送上一份祝愿,祝愿过去的老同事们、新同仁们都能找到好的新的工作单位,生活过得顺利开心。
《深圳法制报》创刊于1986年7月,1995年改为日报,是国内规模最大的地方法制报,曾连续6年荣获全国优秀报刊称号,荣获全国新闻奖,全国法制好新闻、广东省好新闻等诸多奖项。

《深圳法制报》曾登载大量针砭时弊的报导,早期的八九中国深圳时装节内幕、岳阳公安人员勒索押运人员、中国越南难民外逃纪实等,被海外报刊广泛转载,近期则有向西村黑油鸡煲、派出所所长卖签名等,也轰动一时,发行量一度突破二十万份。 [end]

何清涟:建立和谐社会是口号还是行动?

何清涟:建立和谐社会是口号还是行动?

作者:何清涟


【大纪元10月18日讯】就在中共中央宣布十六届五中全会的主题之一是讨论如何建立和谐社会的同时,各种社会冲突频频发生。最让人瞠目的是各地政府解决社会冲突的方式,竟然与"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南辕北辙:重庆特钢工人的抗议活动中,政府出动军警镇压,竟然打死两名抗议者;而广东番禺太石村村民选举事件中,处于弱势的维权一方不仅面临地方当局不断升级的政治高压,还面临基层官员黑社会暴力手段的凌虐。
 
 
中国政治的惯例是缺少什么就提倡什么,正因为社会冲突频发,社会紧张程度剧增,政府与民众之间关系异常紧张,才迫使中国当局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中国公安部曾透露,2003年全国各地共发生58,000起抗议事件,2004年共发生74,000起抗议事件。
 
 
在社会底层过于庞大、而且底层群体看不到多少上升希望的中国社会,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有其必要,但问题在于如何才能达到社会和谐这一目标?
 
 
如果中国政府是真心诚意地想建立和谐社会,至少应该考虑几方面问题:
 
 
第一,在这以数万计的社会冲突事件当中,冲突双方当中谁是矛盾的制造者?处于弱势一方的反抗者因何而反抗?
 
 
第二,解决冲突的方式是像现在这样使用政治暴力压制弱势一方,消灭其反抗意志与一切反抗手段,还是从根源上解决矛盾,将民众本来应该有的权利还给民众,使他们从无权者的受压迫状态中解脱出来?这个问题其实关系到"中国向何处去"这个百年之问。
 
 
毫无疑问,如果中国政府真想建立和谐社会,至少不应该对目前社会冲突中被迫反抗的弱势群体的反抗原因视而不见:从2000年开始,中国利益受损者群体的反抗多与当地政府与经济精英掠夺他们的生存资源有关。支持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与地方财政的是房地产业,而中国因此有将近8,00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各地城市拆迁中也有成千上万的市民失去了他们的住房──当然这还仅仅只是原因之一。如果仔细查究各种反抗原因,大多都与民众的基本生存有关,比如浙江东阳画水农民持续数年反抗当地政府支持的工业污染家园,四川汉源民众反抗修筑水坝而迁徙,均属于此类。如果中国政府罔顾这一基本事实,一味压制底层民众保护生存权利的反抗,不是釜底抽薪,而是扬汤止沸,锅子总有烧干的一天。
 
 
中国社会底层的民众由于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只要有口饭吃,对那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比如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与集会结社等人的社会权利确实不太关心,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些权利是保障他们生存权的权利。但现在涉及到他们的生存资源被剥夺,这种反抗离以死抗争的反抗底线就越来越近。
 
 
而中国政府对待民众的抗争却与达成社会和谐这一目标背道而 驰。对于渐成鼎沸之势的民怨,各地政府几乎完全一边倒地支持强势者压制弱势者,常见的方式是派出警察、武警等充当"救火队",哪里有反抗就开向哪里,把反抗者当做"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反贼",一次次重演"擒贼先擒王"的把戏,将组织者投入监狱,用政治恐吓将反抗者的怒火强行压制。这种暴力镇压的方式最终 只会起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与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越来越远。
 
 
笔者在"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一文中曾谈过,世界上被列入失败国家行列的几个国家的四大征状,中国社会除了军队私人化这一特征尚不明显之外,其余三大征兆── 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暴力(包括政府暴力与民间暴力)合法化已经非常明显。这样一个充满政治暴力与黑社会暴力的社会,再加上"金盾工程"这种无所不至的高科技监控系统,使得中国离和谐社会越来越遥远。此时此刻还未最后落幕的广东番禺太石村事件,再次证明了中国政府"建立和谐社会"只是为安抚民众而画的一张大饼而已。
 


华夏电子报◇

2005-12-13

何清涟:中国政府对网路的控制

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
何清涟:中国政府对网路的控制
"中国人权研究报告"(第四部份A)

作者:何清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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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6日讯】

第六章 中国政府对网路的控制
  一、中国互联网发展概况
  二、中国政府对网路的严密控制
  三、专制高压下的"心理长城":中国网路的高度"自律"
  四、中共政府的国家"黑客(hiker)行为"
  五、通过网路监控抓捕"异议人士"

  第七章 "老大哥"在看着你
  一、"老大哥"监控着每一个他想监视的人
  二、与跨国公司建立不光彩的技术合作
  三、庞大的现代科技监控体系:"金盾工程"
  四、一份说谎的网路调查报告
  五、宽严之间见章程

  结语:中国离民主政治还有多远?
  一、中国的"变"与"不变"
  二、墨写的谎言涂饰着中国
  三、中国离政治民主化还有多远?
  四、一个民主的中国更能为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作者说明】
  【注释】

   【编者说明】本报告是作者受"中国人权"委讬完成的研究报告,版权归"中国人权"所有。本刊获"中国人权"许可,自2004年秋季号(总第86期)开始将该报告分成4部份连载,至这一期(2005年夏季号)全文刊完。 2005年2月24日,在各国知识界声誉着着的美国《纽约书评》双周刊刊登了介绍这个研究报告的书评"China: Wipping Out the Truth",书评的作者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E. P. Link(林培瑞)。

  第六章 中国政府对网路的控制

   90年代互联网进入中国之初,国际社会与中国向往民主自由的人士曾充满希望地相信:互联网的普及将打破中国政府的新闻封锁,有力地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然而事实却无情地打破了这个神话,中国的专制政治将网路业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变成了科技史上最具政治讽刺意义的事。中国网路业的发展确实非常迅速,但中国政 府控制网路的技术进步得更为迅速。在欧美国家一些高科技公司的合作下,从最初设立"防火墙(firewall)"开始,到筹建耗资巨大的"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 Project)",以及组建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网路警察(cyber police)队伍,中国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网路控制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帮助他们更精致地维护专制统治。曾经参与其事的一些专家预测:到 2008年中国将成为一个监控系统无所不至、世界上最大的警察国家。

  一、中国互联网发展概况

  中国大陆于1994年3月20日被正式接入Internet,于1995年5月向社会开放网路并提供服务。数年来,Internet在中国快速持续地发展,并且开始在经济、文化、政治、教育等各个领域显现其巨大的效应。据CNNIC的调查,截至2004年12月底,内地上网用户总数为9,400万,上网 计算机达到4,160万台;在中国(CN)名下注册的域名数、网站数分别达到43万和66.9万;网络国际出口带宽总数达到74,429M,IP地址总数 5994.5万个[1]。仅从数量上看,在Internet的起步阶段,中国与大多数国家的进展并驾齐驱。这一点曾让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感到非常骄傲:与世 界其它各国比较,中国进入原子能时代与电子时代迟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这次进入网路时代却几乎与美国、欧洲同步[2]。

   据分析,中国的网路用户有几个特点:首先,网路用户的绝对数很高,但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很低。中国的9,400万网路用户仅占13亿人口的7.23%左右,这不仅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极大,就是与港澳台地区相比也相差很远。据香港、澳门的互联网统计报告显示,香港地区的网路用户数为330万,占总人口的51%, 澳门地区的网路用户为20.1万,占总人口的46%。台湾Internet用户2004年末已经超过1,300万,占人口的比例高达56.52%[3]。其次,在中国,网路发展的区域分布极不均衡,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里用户多,经济落后地区的用户少。这表明,中国的地区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同样体现在信 息传播乃至于政治发展上。再次,由于中国是一个实行新闻管制的国家,新闻从业者受到各种约束,新闻的消息来源单一。除了少数强势的ICP与ICTP外,众多提供网路新闻的网站,包括门户网站,缺乏足够的内容支持。大量的抄袭、转载和空发议论,形成了网路信息千人一面的景观。第四,网路用户年龄结构偏低,大 多是35岁以下的人。

   这几点成为制约中国网路新闻发展的主要因素。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必须要有占总人口20%的传播规模,一种媒体才可能被称为大众媒体。在中国,互联网要达到占总人口20%的传播量,就需要有2.6亿网路用户总数[4]。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这两方面来看,这不是一个近期内可以 达到的目标。

   中国的网路用户年龄偏低影响着用户群的偏好。由于中国政府在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恢复了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战略,这种战略以丑化西方民主政治为价值取向,35岁以下的人群是198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严重扭曲了他们对西方民主自由观念的认识。这一代人对新闻类别的需求 与上一代人相比有很大的不同,35岁以下人群的兴趣更多地集中在娱乐、体育等内容上。甚至有些年青人写文章认为,"美国是个科技强国,掌握了几个主要门户网站,正在通过网路实施它的霸权主义主张",持这类看法的年青人不在少数[5]。

   目前中国的网路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之后的调整期,许多网站的经营难以为继,中小网站纷纷关门,只有少数实力强大一点的网站仍然能够挺下去。而中国政府严密控制网路新闻和网路言论的举措,对网路业的过度竞争更是雪上加霜。在中国政府看来,控制网路与政权的安全生死攸关;如果经济发展因控制网路而受影响,这并 不威胁政权的安全;如果共产党失去了政权,发展中国的经济对共产党来说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事了。

  二、中国政府对网路的严密控制

   网路传播信息快捷方便,构成了对中国当局的严峻挑战。但中国政府只是在网路发展的最初两年内有些不知所措,很快就认识到自己完全可以找到应付的办法。近几年中国政府投入大量金钱,利用外国公司的帮助获得了现代科技手段,建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的网路管制监控体系。管理这个系统的是中国的"秘密警察"── 国家安全部门。使用"秘密警察"系统控制言论,使得中国的网路控制具有浓厚的政治恐怖和政治暴力特点。

   由于政府的宣传部门没有足够的懂得现代科技的人力,控制网路的工作主要由国家安全部门主管。为此国家安全部及各省市的国家安全局更新了工作人员。1998 年国家安全部门开始实行提前退休制度,规定男55岁、女50岁可以提前退休。为鼓励这种退休,特别规定所有人员退休之前可以晋升一级工资,并按全额工资领 取退休金[6]。与此同时,国家安全部门吸收了大批大学生和研究生,让他们充当网路警察。这些网警大都毕业于各高校的计算机系,对电脑以及网路相当精通。网警的主要任务就是监控网路,他们不停地搜索各网站和网站内的各节点(特别是各网站的论坛页面),一旦发现有政府痛恨的内容,包括各种可能的"机密"、 "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以及对国家领导人的批评等内容,便采取措施──封闭该论坛或网站。

   网警封闭网站时会根据网站所在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对于中国国内的网站,他们会按照网站所属(单位或个人)区别处理,同时辨别发布者(单位或个人)及发布场地(网站、网页或论坛上贴贴子)。若是在国内的网站上出现了上述内容,网警会很快查明网站所在地及其所有者,然后通过电子邮箱发出秘密通信,警告网站管 理者注意,让网站管理者查明消息来源;如果警告未起作用,则通知网站所在地的公安局,由警察出面威胁信息发布人,或直接用技术手段封闭该网站的电脑主机。若上述内容出现在国外网站上,中国的网警无法封闭其主机,一般会封闭国内通往该国外网站的通道,关掉其网站指向,或是在国内对该网站的相关网页加以改制, 实现部份屏蔽。

   除了在互联网上监视控制信息和言论外,中国政府还试图从网站的注册登记这一环节入手实施全面管制。从1996新闻出版总署颁布《电子出版物管理暂行规定》开始[7],中国政府在网路控制方面绞尽脑汁,屡屡修改相关法规,力图控制互联网这匹刚出现的"野马"。

   当局起初采取的方法是控制域名。1997年5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下达了《利用国际互联网路开展对外新闻宣传的注意事项》(国新办发文[1997]1 号)。该文件指出:"各新闻宣传单位利用国际互联网路发布对外新闻宣传的内容,需在中央对外宣传信息平台统一入网,不得自行通过其他途径入网,更不得自行 在国外入网"。此后由于互联网发展得太快,这一规定被迫修改。2000年初夏,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专门针对网路的思想政治工作会议,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批评"互联网负面影响"的评论员文章,称"早已筹划的多项法规政策连续出台,刮起了互联网上的暴风骤雨"。2000年11月27日,《检察日报》"正义网"(最高检察院主办)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指出"网路媒体已对中国传统的媒体管理体制造成严峻的挑战。由于网路媒体对国家和社会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因此绝不能听之任之,应加快研究对策,制定法律,抢占网路管理上的'制高点'"。

   2001年中国政府开始制定《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8],定于2002年8月开始实施。这一规定的主要限制对象是政治取向的网站。其主要条款如下:(1)从事互联网出版活动,必须经过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开展互联网出版活动。(2)从事互联网出版业务,除符合《互 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以外,还应有确定的出版范围,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章程,有必要的编辑出版机构和专业人员,以及有适应出版业务需要的资金、设备和场所(笔者注:这一条使得个人网站事实上很难成立)。(3)互联网出版机构出版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等方面的重大选题,应当依照重大选题备 案的规定,履行备案手续。(4)网路禁止刊载宣扬邪教(指法轮功)、迷信、反对中共宪法、危害统一、有关国家秘密或安全等内容。(5)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互联网出版内容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以及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6)具体规定了互联 网出版的禁载内容。(7)互联网出版机构实行编辑责任制度,必须有专门的编辑人员对出版内容进行审查,以保障互联网出版内容的合法性。

   该《规定》还对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互联网出版活动的行为制定了详细的罚则。此外,对违反该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将根据情节轻重,处以警告、停业整顿、关闭网站、没收从事非法出版活动的主要设备、专用工具及违法所得以及处相应罚款等。该规定指出:从事互联网出版活动者应在规定施行之日起60日内,依据规定重新 办理审批手续。

   到目前为止,可以说这种控制达到了目的:在新闻传播方面,中国的Internet事实上不再是"国际互联网",而只是一个"国内互联网(domestic net)";同时,网路用户的言论和通信随时受到秘密警察的监视和威胁,并无自由可言。如果中国的网路用户以为用网名就可以为所欲为地说话而不用担心网警 的监管,这是对互联网管制的误解,中国已经开始运作的"金盾工程"从技术上完全可以做到追踪上网发贴者的IP,并了解其真实身份。

   但中国政府显然不以此为满足,到了2005年,官方在网络上设置"舆论引导员"的举措,由于一个地方政府不经意而走光[9]。


  三、专制高压下的"心理长城":中国网路的高度"自律"

   "自律"这个词是香港媒体"九七回归"以后贡献给中国的新词汇,其含义就是自我约束、自我检查,不要发表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任何言论。因该词比较"含蓄",从此成为中国大陆的官方用语,并成为新闻从业者的常用词汇。中国媒体早在毛泽东式政治高压下就已习惯了在束缚中过日子,让它们恢复"自律",并不需要政府费太多工夫。在专制高压下,中国的网站被迫筑起一道"心理长城",实行"自我约束",这种自我约束包含下列内容:
   1. 常规管理

   浏览中国的任何网站,都会在网站首页发现内容如出一辙的"删文与封禁规定",它规定不得在网站上发表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的内容。这里列举著名的北京大学所属电脑公司的网站"北大三角地",该网站首页赫然登着《新的删文和封禁规定》,全文如下:

   "以往发过多次管理规定,很多人从来不看,而一旦被删被封,就在版面上声讨站务。现重申本站删文与封禁规定,今后基于本规定进行的操作不再说明。……

   第二条:删除作者、砍帐号、封IP地址。

   只要帖子中出现一次如下内容,即同时执行上述三种处罚: 1. 邪教法轮功;2. 攻击国家领导人;3. 大量转贴境外反华媒体新闻;4. 散布谣言;煽动闹事

   第三条:几点说明 1. 新用户在注册、发文以前,请先阅读三角地BBS站规。若您觉得只有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帖子可以发,或者三角地BBS让您失望,欢迎另觅高枝。 2. 本站不是北京大学的官方站点,任何文章都不代表北京大学立场。事实上,本站访问者非北大人超过95%。所以,任何褒扬或批评,鲜花或污水,都应归本站所得,而与北大无关。 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本站有配合相关机构进行深入调查的权利和义务。 4. 本站若认为必要,可以直接关闭北大论坛,甚至关闭三角地BBS,而无须事先通知。"[10]

   上述站规几乎在中国任何网站的首页上都可以见到。在一些知识份子比较喜欢的网站,如"世纪沙龙"、"天涯之声"、"故乡"等等,都有此类规定。

   2. 临时性的"应急"管理

   每逢"重大政治事件",比如中共"十六大"之类,中国政府就处于风声鹤唳的紧张敏感状态,在这种时期对网站的管理非常严格。据有心人一一记载,中共"十六大"开会期间,自2002年11月8日起中国的互联网上出现了如下几种声明:

   "网易十六大期间论坛管理公告:十六大期间,为加强论坛管理工作,决定:(1)每晚10点至第二天早9点关闭发贴功能。(2)周末关闭发贴功能。"

   "21世纪精彩论坛公告:党的十六大即将召开,请大家注意不要发布非法言论!严禁发表涉及反动或敏感内容及话题。否则将一律封ID,并视情况交由公安机关处理!请大家配合!"

   "LYCOS主页服务系统通知:为配合政府机构对有害互联网资讯的安全整治工作,LYCOS主页服务准备对免费空间进行有害内容清理,整个清理时间为11月7月至11月18日期间将造成所有免费网站访问、上传暂停。"

   "北大论坛公告:系统维护中,暂停发文!"

   这些公告不约而同地传播了一个相同的信息:在中国政府认为"敏感"的时期,中国的网站会主动配合政府加强网路上的言论管制。这种情况在每年的"两会"期间、"六四"前后一、两个月内都会出现,至今仍未改变。

   3. 外国门户网站的"入乡随俗":对强权的服从

   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一些外国设在中国的门户网站也实行"自律"。对此德国的《南德意志报》有如下报导:"在与中国政府合作方面,YAHOO可算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cth)指责美国雅虎互联网公司与中国有关政府部门达成协议,协助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网页进行检查。据说,雅虎同意,在向中国播发的网页上,不刊登危及中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内容。'世界人权观察'说,雅虎此举背离了信息自由的原则。……如果世界闻名的互联网雅虎网站确实承诺在中国进行自我检查的话, 那么这无疑是一大丑闻。一个互联网网站因为外国媒体的内容不为中国领导人接受,就不把这些内容收入自己的版面,那就等于屈服于侵犯人权的势力。[11]"

   在中国,互联网早已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自由了。Ethan Gutmann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谁失去了中国的互联网",揭露中国政府是如何实行网路管制的:

   比如,Yahoo在中国所有的聊天室和论坛都有一个"大妈",即检查员队伍的负责人,他们随时删除"政治上不正确"的评论,还采用各种其他方式阻止自由讨论。如果在网上讨论中某人敲入"在中国,我们应该有全国性的多党竞选!!"没人会回覆这一评论。为什么呢?这句话被Yahoo的"大妈"拦截了,"大妈" 会阻止它的传输,然后极其谨慎地发出一封"友好"的电子邮件,建议你"冷却"你的言辞──一种E时代的尊重自尊的审查制度。

   在中国的Yahoo中查寻词组"台湾独立"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这个Yahoo 禁止对一些关键字的查询,例如"法轮功"和"中国民主"。更有趣的是,如果在中国的Yahoo搜索"大参考"(一个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设在美国的网站)的网址,你得到的惟一结果是链接上一个中国政府批判"大参考"的站点。Yahoo怎么会制定这些政策呢?曾在中国Yahoo工作的一位人士是这样解释的:"这是一项预警措施。国家信息部负责监管和落实,我们服从。这种游戏将确保他们不抱怨。"出于同样的逻辑,当Yahoo拒绝美国之音(VOA)购买广告空间的 要求时,中国Yahoo的解释是,他们只不过是"帮助"互联网在中国"顺畅地工作"。这位前Yahoo代表这样为这种审查制度辩护:"我们不是内容生产者,而是一个媒介,一个有选择性的媒介。"毫无疑问,中国Yahoo是一个重要的媒介,但中国政府正利用它从事反对台湾、西藏和美国的政治运动。 Yahoo在中国对客户的最大承诺本来应该是提供自由的互联网服务,Yahoo的代表为自己辩解说:"你得调整。限制如潮水一样,这只是个临时问题。这是正常的。"[12]

   "记者无疆界"组织发现,对互联网制定了限制性规定的国家有45个。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外衣下,这些国家网站上的一些内容被删除、网页被封闭、网吧(Internet Cafe)被取缔。不过,像中国的"雅虎"这样作出自我保证,则意味着一种更严厉更广泛的网路管制。自我检查是向非正义的作为屈膝投降,向着扼杀互联网信息自由又迈进了一步[13]。2004年下半年,有名的搜索引擎公司Google为了获得在中国的业务,专门按照中国政府的要求做了一个"新的 Google新闻中国版",声称决不采用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源[14]。

   4.网路服务业的中国特色:《自律公约》

   在中国政府的巨大压力下,中国网站的"自律"不断加强。据中国媒体报导,中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签署了一项旨在打击"网上犯罪"、防止"有害信息"和"不健康竞争"传播的《自律公约》。中国官方新华社报导说,政府还准备禁止网路服务提供商传播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或"违反法律的材料"。这些报导引述"中国互联网协会"负责人的话说,从2002年3月16日开始中国的互联网服务业执行这个《自律公约》,中国各地的主要网路提供商都已经签了字;仅仅在天津市一地,就有22家网路提供商签字加入了这个《自律公约》,贵州、福建、辽宁和湖北等地的主要网路服务提供商也加入了《自律公约》。

   2003年6月,北京的一个网吧发生了火灾,中国政府趁机以保障用户安全为名,取缔了许多网吧,并进一步加强了对互联网上信息的监控[15]。2003 年,中国政府宣布将用3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选择10家规模较大的文化和电信企业筹建全国性连锁经营网吧,同时规定每个省选择1到3家俱有这方面实 力的文化和电信企业,实行本省连锁,这样就能用不到100家的连锁网吧把全国11万多家网吧组织起来,实行"规范化"经营[16]。官方说的所谓"规范化"经营其实只是个藉口,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控制网路自由。

   许多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人为何会乖乖地"自我约束",也不理解香港媒体自1997年以后经常使用的"自律"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样的反应是中共多年发动清理 "政治思想"的运动形成的条件反射。如果不是在中共的专制体制下生活过,然后再接触西方文化而有所反省的人士,几乎很难理解这种人的思想被逐渐"驯化"的过程。在中国,每当网页因出现一些政府忌讳的话题而被惩罚或被关闭,网站及网路用户所指责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那些发表了自由言论的人[17]。这当然是 犬儒主义心态(cynicism)起作用,因为批评政府会遭到打击,而批评弱者永远是安全的。

  四、中共政府的国家"黑客(hiker)行为"
   这种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 设立世界上最庞大的"防火墙"

   自从1994年中国首次与全球互联网联通以来,中国当局不断试图控制中国的互联网与国外的连接。初期中国政府的互联网保安策略是严格限制国际性网路的连接。至今国际间与中国的5个主要网路系统之连接,仍然必须经过官方控制的代理服务器,过滤和监视网路通信是这种控制的主要目的。国际社会因此将中国政府为 互联网设置的监视和过滤系统称为"巨大的防火墙"。

   中国政府在门户网站设置网路过滤器,目的是过滤被视为"非法字符"的所谓"敏感"字词。在中国政府的"非法字符"清单上,有"民主""人权""自由" "64"、"大法""弟子"(因为查禁含有"法轮大法""大法弟子"的信息和通信,连带英文中与"法"的汉语拼音相同的"Fa"也被禁)。如果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与一些缺乏敬意的词组合在一起,也在被删禁之列。由于这种过滤越来越严,许多中国人都懂得,如果要顺利地发送电子邮件,凡与"敏感"字有关的字全得换成XX。例如,"自由落体"就变成了"XX落体","大法官"成了"XX官","少林弟子"成"少林XX"。英文的秋天Fall成XXll, 1964年成19XX年。后来很多网友在互联网讨论中抱怨,怎么官方规定了这么多"非法字符",网站的论坛管理员为了制止这种讨论,竟然将"非法字符"这四个字也列入"敏感"字清单上,用设定的软件程序过滤含有"非法字符"这4个字的网上通信,将这样的"非法"通信删除。

   据一份西方的商业期刊《安防世界》估计,中国用于"互联网安全防卫"的费用近几年每年都有20%的增长──这里所谈的"互联网安全防卫",只是中国政府实行网路控制的代名词而已,其目的是恐吓和有系统地监视本国人民,限制人权,阻止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据估计,中国在未来10年内会成为全球第二大安防市 场,仅次于美国。中共的"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笔者注:该杂志原文如此)就是国际商界公共安全产品的最大客户,这个官方机构的主要工作是统一管理指挥全国的保安系统,控制工人、农民的"动乱活动"以及监视政治异已分子与那些对中国政府持批评立场的知识份子等[18]。

   直到2001年,外国记者才明显注意到中国的网路管制。这一年的10月17日,各国在上海采访"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的记者们发现,他们无法从大会新闻中心的计算机上链接一些中国境外媒体的网页。一位"美国之音"的记者抱怨说,他在会议新闻中心连"美国之音"的主页都进不去。"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中方主办机构的发言人章启月(也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刚宣布将召开一个关于互联网和区域新经济的记者招待会,就有记者请她解释为什么新闻中心要屏蔽一些 网站?据BBC报导,记者们说,他们在新闻中心无法访问一些台湾媒体和外国媒体的主页,例如"美国之音(VOA)"、"英国广播公司(BBC)"、《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章启月先是回答说,"对此无法置评";然后又说"也许互联网数据交换出了问题,我不知道",引来记者们的一阵嘲笑声;最后章启月辩称,政府利用"防火墙"管制互联网是很正常的做法,她说,互联网有很多好处,但是也有不利的影响,因为担心民众思想会受自由传播的信息影响,中国大陆政府屏蔽了许多境外网站,并且对国内网页内容进行监控[19]。

   2. 整肃国内网站

   自从中国开始使用互联网以来,政府关闭网站之举从未停止过。2001年6月以后,中共以"庆祝建党80周年需要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为由,"整顿"网路媒体的活动进入了高潮。据新华社引述"国家经贸委员会"主任李荣融的话说,当局检查了4万5千家网吧,其中1万2千家网吧被暂停营业,3千多家网吧被永久关闭[20]。

   这里只列举几个在中国被迫关闭的著名网站:

   思想的境界:该网站由南京大学政治学系一位青年教师李永刚创办,主要讨论学术思想与一些热门的学术话题,很受知识份子的欢迎。该站于2000年10月14 日宣布关闭。最耐人寻味的是李永刚发表的关闭网站声明。该声明称:"关站与政府或政治无关,事件的性质是个人关站而不是被封。迄今为止,从未有政府任何部 门或有关人士要封杀本站,这是一个完全个人化的决定。""部份海外网路媒体对这一私人事件进行了太多泛政治化的猜测和联想,部份中文论坛上流传的消息也是基本失实的。[21]"这些话读起来让人感觉很奇怪。事实上,李永刚受到了南京市国家安全局极大的压力,他的网站先后被迫暂时封闭数次,引起了海外读者的 注意,他们纷纷表示对李永刚的支持,海外媒体对此也有报导。结果,这些支持和报导恰好促使南京市国家安全局下决心彻底关闭这个网站,而且为了封堵国际舆论,还强迫李永刚发表有上述内容的声明。中国当局强制关闭受欢迎的学术网站之后,还要逼迫网站主持人谎称是他自己"愿意"关闭,以维护中国当局的"开明形像",这种做法其实与政治流氓没有什么差别。

   《南方周末》"周末论坛":自2001年5月《南方周末》被当局整肃以来,该报所办的"周末论坛"出现了许多批评当局有关做法的言论,6月18日,该论坛突然被关闭。

   索易网"热门话题":该电子新闻杂志自1997年11月27日创刊,拥有23.5万电邮订户,颇受欢迎。在发行了800多期后,该刊于2001年6月18 日宣布停刊。其编辑在接受读者查询时,暗示是受到了当局的压力[22]。在"为了明天会更好──写在索易'热门话题'告别之时"这篇告别辞中,编辑实在忍不住心中的愤懑,他写道,该网站"诸多言谈,乃吐之而后快的在喉之鲠罢了","莺歌燕舞之侧,讲一点逆耳忠言,发一点无关痛痒的牢骚,还非得躲在这个角落,'热门话题'到今天,该是说再见的时候了"。中国政府竟然连"大家躲在角落里发点无关痛痒的牢骚"都悬为厉禁,可见中国今天文网之周密。

   被政府当局关闭的还有"天涯纵横"等许多网站。有些被关闭的网站发表了声明,但更多的却只能在被查封后保持沉默。发表声明的少数网站中,有人比较愤激,另外一些人则不得不说得十分含蓄,将关站解释成"个人意愿"。如果说传统纸质平面媒体遭受政治打击只有新闻从业人员才清楚,那么对互联网和网站的封锁则将中共政府严厉控制传媒的丑恶行径公开化了。

   在中国互联网上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非常激烈,尽管当局不断封网,但还是有不少人陆续开办各种网站,讨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前景。有人曾做了一个统计,中国大陆曾出现过数十家传播自由民主等西方思想为主的网站,其中较有影响的如秋风的"思想评论"、杨支柱的"学而思"、温克坚等人的"春蕾行动"、王怡等人的 "宪政论衡"。2003年10月之前,政府关闭他们之后这些网站有时又找到机会重新开设,有的网站曾先后被关闭将近30次,如"民主与自由"网站就是如此。2003年10月以后这些网站几乎全部被当局永久性封闭,再也不可能重新开通。一些网站为了争取言论自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民主与自由"这家网站曾经有5名"论坛主持人"被捕,其中包括笔名为"不锈钢老鼠"的北京师范大学20岁的女学生刘荻;此外,还有一位被工作单位开除,另一位遭到公安局的搜查并被没收电脑等设备、资料,其他两位遭到警方传讯[23]。

   2005年以前,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整顿主要针对思想文化类网站,各大学网站每次能侥幸逃生,其原因是中国政府还想对外装扮出"大学是民主思想的摇篮"的假相。但从2004年以来,大学网站就受到越来越严厉的限制,第一个信号是北京大学"一塌糊涂"网站于去年9月13日被关闭,虽然有教授发起抗议,但这种抗议如石沉大海,毫无反响。2005年3月份,中国信息产业部颁布《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2005年3月20日起实行),按照这一"管 理办法",中国开始严格审查各大小网站,规定于4月15日前重新备案登记[24]。这次整顿的第一个"战果"就是将各大学的BBS关闭或变成禁止外部访问,一些学校要求本校学生以真实姓名和学号重新登记,否则不准在论坛上留言。就在禁令下达的3月份,清华大学的"水木清华"、南京大学的"小百合" BBS、复旦大学"日月光华"BBS、南开大学"我爱南开"站、武汉大学"白云黄鹤"站等均进入只读状态,校内网路用户无法再登录留言板留言,校外IP亦被禁止登录。所有网站对封闭网站的理由陈述非常简单,如"水木清华"只提了一句,大意为"根据教育部的决议做出如此决定",武汉大学和南开大学的封闭理由是"BBS本为学校内部交流所用平台,不对外开放"[25]。

   中国政府这一举措使互联网最后一块尚未悬为厉禁的园地消失。近两年,随着"金盾工程"启动,中国的思想文化网站相继被关闭,只有少数大学网站的讨论区和留言板还有些许自由讨论的空间,从政治敏感问题到大众文化等方面的议论在这些网站上还能见到踪影,虽然旋贴旋删,但网路用户至少还可以与网警在此打游击,玩 "猫鼠游戏"。过去几年来一些著名的维权案件,如孙志刚案件、宝马车撞人案件、成都3岁女孩李思怡之死,均是通过网路传递信息,才引起社会关注,迫使政府处理这些事件。如今这些场所一旦关闭,互联网时代为中国人开辟的言论空间将再一次被压缩。这次封闭大学网站BBS的主要目的是封堵网路用户表达意见的渠 道,用前任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江泽民的话来说,是"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于萌芽中",这样做也有利于粉饰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因为触犯言禁的人如果太多,则抓不胜抓,而且抓人太多也容易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态的批评,不利于"党与国家的光辉形象"。

   对网路用户来说,这次针对大学网站BBS采取的行动,其损失主要是失去了表达意见的渠道。在中国的网站中,只有BBS是网路用户可以发贴的论坛,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极其重要。中国政府垄断了媒体,掌握了全部的宣传工具和阵地,成为一切信息的发布者与制造者,而民众只不过是政府公布信息的被动接受者。BBS的 出现使任何人极易获得"发言场所",网路用户可以在BBS上表达压抑已久的意见,实现自己的"社会参与意愿",这是互联网带给中国最大的"好处"。现在,科技进步的这点"好处"终于还是被掌握了高科技的"手"基本上消除了。

   3. 封锁国外网站

   江泽民的儿子、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江绵恒曾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中表示:"中国必须建设一个与国际互联网分离的国家网路",这一梦想在如今的中国已经实现了。据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Berkman Center for Society)介绍,该中心研究人员曾测试从中国访问世界各国的204,012个网站的可能性,结果发现在这些网站中,至少有5万多个网站从中国的某一地点或某一时刻无法访问;然后他们再尝试从中国大陆的另一个地方访问这5万多个网站,仍然无法登入其中的18,931个网站。该所研究员本.埃德尔蒙 (Ben Adelman)对"美国之音"(VOA)的记者发表谈话时说:"很可能因特网上有10分之一的内容目前或最近被中国当局滤除。但具体比例无法确定。"这份最新报告所研究的范围比以前许多类似的调查更为广泛。该报告说:"我们发现,除了明显的色情网站之外,中国确实还阻断相当多的网站内容。""譬如,我们发现,成千上万个提供新闻、健康、教育以及娱乐消息的网站,以及台湾的3,284个网站,都遭到封锁。"

   被封锁的网站主要包括以下类别:

   人权或中国异议人士的网站:例如"国际特赦"(Amnesty International)、"人权观察"以及数十个"法轮功"的网站。

   新闻网站:BBC(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网完全无法登入;美国有线电视网路CNN和《时代》(Times)杂志有时无法登入;美国的公共广播系统(PBS)、《迈阿密前锋报》(The Miami Herald)以及《费城问讯报》(Philadelphia Inquiry)的网站,也经常被阻断;被中国当局封锁的外国新闻网站还包括美国广播公司(ABC)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ALTA VISTA搜索引擎,以及美国一些大学的网站。

   卫生健康类:包括"爱滋病护理基金会"(Aids Healthcare Foundation)和"互联网精神健康"(Internet Mental Health)等网站。 台湾和西藏的网站。

   宗教网站:例如"无神论网路"(Atheist Network)和"天主教民权联盟"(Catholic Civil Rights League),还有"亚裔美国人浸信教会","风水"等网站。

   著名的Google搜索引擎排列的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前100家新闻网站中,有42个网站被中国政府封锁。专家们还指出,中国当局的封锁名单不断更新,某些不常遭到封锁的网站,可能由于涉及敏感内容而遭短期封锁。

   负责这项研究的学者认为,中国当局在过滤和封锁网站方面的技术明显比以前进步了,他们使用至少4种监测方法。有证据显示,中国政府试图以控制互联网扩展的方式控制信息的流通,但这个政府同时又希望获取互联网流行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因此,中国当局积极拓展监控互联网的方法,包括鼓励国民多使用公共网吧而少用 私人电话线路上网,以便控制网路用户浏览的网站[26]。

   最让国际社会感到惊讶的是2002年8、9月间与2003年10月中国政府两度封锁网路搜索引擎Google事件。Google是两个美国学生创办的搜索引擎网站,有多种语言页面,包括简体中文,经过几年的发展,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全球访问量最大的搜索引擎网站,中国大陆许多上网者也成为Google的用 户。这类搜索引擎网站并非传播媒体,不表达自己的政治、文化、道德、法律等方面的立场观点,其业务仅仅是提供因特网上的信息搜索服务,是中国大陆经济和社会发展可以借用的工具。中国民众使用外国的搜索引擎,是出于生活和工作的需要。但由于Google的强大搜索功能可以为上网者提供海外因特网的信息,而这 些信息正好被中国政府视为"政治上反动"的有害信息,故此Google也成为被封杀的对象。直到2004年Google承诺其面向中国用户的服务不再链接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源,Google才不再被中国当局封杀。

   中国的"网易"(www.163.com)上出现过一篇未标明作者的文章,传递了一条信息,即提供中文信息检索的互联网服务商必须对信息过滤才可能通过中国官方的检查。现将这段话摘录如下:"使用Google搜索服务的中文Yahoo公司在其搜索页面中首次添加了一条免责声明,此声明是针对由提供商 Google公司提供信息检索结果而制定的,可见中文Yahoo已经意识到,在国内继续经营相关服务,就必须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考 虑,Yahoo中国这样做难道就可以逃脱相关的责任么?……不论是在中国,在国外有众多国家也对类似情况进行了严格的监管和监控。[27]"这篇文章的重点在于阐释提供搜索引擎的商家应该"自律",中国控制Google的行为不过是与其他"众多国家"一样,对不良信息进行严格的监管和监控而已。但事实上使用中国网路的人都知道,中国政府虽然将政治与色情并列为"检控对像",其实只控制那些"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信息,控制色情信息只是中国政府拉来作掩护的藉口而已;当局将色情信息与政治信息放在一起查禁,还可以让民众因联想而产生对政治信息的不良印象。因此,Google这类网站因其强大的搜索功能,在中 国这个对传媒严格控制的国度里,时常面临被封的命运[28],在Google的Keywords、Cached、Spider等程序服务中,Google 中文网站受到一套相当完善的技术限制[29]。

  五、通过网路监控抓捕"异议人士"

   为了加强对上网人员的控制,中国政府实行在网吧上网用IC卡认证用户身份的制度。据报导,江西省最早实行这一制度,该省网吧的电脑都连着一个IC卡阅读器;当用户要上网时,需要把其IC卡插入,IC卡的信息送到省国安部门的电脑认证后,由国安部门控制的互联网网管为这个用户开通一个IP通道,用户才可以 访问互联网。从2001年9月1日以后,江西省公安部门规定,全省网吧不准接待无"江西省网吧实名上网卡"的人员上网。通过这一手段,中国政府不仅可以监控上网人员的言论,而且可以随时识别网上发言者的真实身份[30]。到2003年上半年,中国全国基本上已经实行用身份证登记才能上网的制度,任何人只要 在网吧一上网,网警就能够及时追踪监控上网者的所有信息,并对政府认定的任何所谓"违法行为"(大多数情况下其实只是批评政府的言论)进行重罚。

   这种处罚其实在建立上网登记制度之前就开始了,早在2001年1月,新华社就宣布,任何人士利用计算机网路或其它方法参与"间谍活动",如"盗窃、揭露、购买或者公开国家机密",都有可能被判死刑或是监禁10年至无期徒刑。

   因在网路上发表言论或传送信息而受到迫害的人有下列人士: 1998年3月3日,软件企业家林海因"煽动他人颠覆国家"罪被判入狱两年。他的"罪行"是提供了3万个中国的电子邮件地址给《大参考》等海外异议人士办的刊物,这些刊物向这批电邮地址发送了一些新闻和异议人士的文章。林海于1999年9月在非常保密的情况下获得假释,他避免谈及他个人的处境,使人联想到 当局提前释放他的条件是要他保持沉默。林海自称是"首名中国互联网路囚犯"。

   2000年6月3日,四川省《天网》网站(www.6-4tianwang.com)的创办人黄琦被逮捕并被控以"阴谋颠覆政府罪"。当局指控黄琦的"犯 罪事实"是:《天网》有一个论坛,而网站服务器设置于美国;该网站上发表了一封"六四事件"中被杀害学生母亲的联名公开信,呼唤再次复兴1989年的民主运动。黄琦的电脑以及在他办公室和家中的所有文件均被没收。

   2000年8月,警察查问了蒋世华,他是四川省的一名计算机教授。蒋世华被控"煽动他人颠覆政府罪"。他曾在位于南充市的网吧"硅谷网际网路咖啡"发表文章批评当局,并在一个互联网新闻组发表了支持民主的文章。

   綦彦臣是网上刊物《参照》的编辑,2000年9月被控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与"在互联网上发布反政府消息",被判入狱4年。公安局指控他用笔名在香港《开放》月刊和美国的《大参考》写文章。他曾出版了《中国的崩溃》一书的摘录,书中提倡政治改革。警察没收了他的计算机、传真机和笔记[31]。

   2000年5月13日,中国政府命令《财经消息》网站关闭2个星期,并且命令网站负责人交罚金1万5千元人民币,因为该刊物曾发表一篇有关一名官员腐败的文章,于是被中国政府指为"散播损害政府形象的谣言"。

   2000年8月3日,国家安全部官员将www.xinwenming.com切断并取缔,理由是该网站散播"反革命消息"并吸引了"大批中国异见社群"。 警察对负责这个网站的5名异议人士发出通缉令,在全国范围内追捕他们。创建于2000年4月29日的www.xinwenming.com,是第一个公开呼吁"国家和谐和民主"的中国国内网站[32]。

   2002年8月25日,中国的民间关心爱滋病团体"北京爱知行动项目"协调人万延海因在网上发送了一份河南省卫生厅上报河南省委的题为"关于全省爱滋病防治工作的汇报"的报告,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拘捕,拘捕时间长达27天[33]。

   2002年以来,中国人对中共"十六大"充满幻想,希望中共新一代领导人能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但中国政府的回应是加紧对互联网的管制,并通过网路监控技术抓捕更多的"异议人士"。其实,中国政府眼中的"异议人士",未必真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其中许多人只不过是在网上发表了一些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而已。

   2002年11月7日(中共"十六大"召开前一天),中国政府抓捕了一位网名叫做"不锈钢老鼠"的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四年级学生刘荻,从而引发了一场网上签名声援刘荻的活动[34]。互联网网刊"民主与自由"的版主李毅斌,由于经常以"阳春"和"阳春白雪"的笔名发表各种探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文章,也于 2002年11月中旬与刘荻同时被捕[35],与他们同案的还有上海交通大学学生吴一然。据刘荻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说,刘荻可能因与一位来自东北、 在网站上聊天认识的"工运人士"吃过饭,因此被警方抓走的。平时刘荻只是个爱读书、爱思考、爱写作的年轻女孩而已,她喜欢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与人分享,并未参与任何政治活动。北京警方拘留刘荻30天后,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正式宣布将这名女大学生逮捕。在国际社会持续一年多的呼吁援救下,2003年12月 25日,北京市第二检察院正式通知刘荻、吴一然及李毅斌,根据刑事诉讼法142条第2款,因他们罪行轻微而不予起诉[36]。吴一然对此判决表示不服,认 为他们根本没有罪。

   另外一些被捕者却没有刘荻幸运,四川达州市的李志因为在网上发表揭露官员腐败的文章而被达州市中级法院以"颠覆社会罪"判处8年有期徒刑[37]。事实上,在中国现有的法律法规中根本就没有"颠覆社会罪"这条罪名。

   在中国,即便是未成年人在网上发表言论,也未能逃脱网警的抓捕。2003年7月,河南一位15岁的王姓少年在网上发布帖子,列举了50条"某组织"或"某些人"的行为不如妓女。该帖子确实反映了中国民众对中共的腐败统治发自内心的痛恨。他写道:"妓女凭信用赢得顾客,而不像有些人靠谎言维持权力;妓女的价目表是真的,而许多制定的法律是废纸;妓女不立牌坊为自己宣传,而不像有些人控制媒体是为自己抹粉;妓女多挣钱要靠取悦顾客,不像有些人掌大权靠欺压老百 姓;妓女知道自己寿命有限,而有的组织觉得自己万岁万万岁;妓女允许别人反对她,而有的组织对反对者予以逮捕;妓女会自愿洗手从良,而有的组织却永远不会自己认错下台;妓女不敢代表他人利益,不像有些组织声称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妓女你不喜欢可以躲开,不像有些组织你不喜欢也躲不开;……"

   该文贴到网站上后立即被网警删除,该少年很快被警察逮捕[38]。

   这个名单正在延长。据"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的统计,截至2003年10月份,因为在网上写文章或传递信息而遭到拘留或关押的中国记者和异见人士至少有69人,他们大多数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泄漏国家机密"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判刑。这些逮捕和重判的目的就是要阻吓其他在网上撰文的异见人士[39]。2004年又逮捕了赵岩、 刘水等10余人,中国因此被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写作者监狱"[40]。

   只要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还存在下去,每一个爱好自由的中国人都可能会成为这个制度吞噬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