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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了霾，你为什么还不生气？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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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6% 的人认同自己的 "环境污染受害者" 身份。而且，他们当中的大部分 "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可以改变什么"，或认为 "这样做成本很高，且极为麻烦浪费时间"。
徐菁媛 / 政见特约作者
面对多次破记录的污染爆表数据，人们似乎更热衷于 "自嘲" 与 "玩笑"，而后选择戴上口罩，默默忍受。有人问："北京人，你为什么还不生气？"
英国学者 Neil Munro 曾做了一项有关 "中国公众对于环境污染危害的自身意识" 的研究。该研究基于 2006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的中国社会调查（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在这项面向 10151 位受访者的社会调查中，受访者被问及 "您认为在过去的几年中，您和您的家人有没有因为环境污染问题遭受到健康或者经济方面的损害"时，只有 6%（664位）认同自己的 "受害者身份"。然而官方环境数据却显示，在全国 559 个城市中，至少有 9.1% 的城市空气质量难以达到最低的 III 类标准，在全国 745 条河流中，有 28% 难以达到最低要求的 IV 类水标准。这充分说明公民主观认识的环境危害远低于实际情况。
具体来看，当人们生活在污染更为严重、人口更为密集（人口与环境污染程度呈正相关性）、邻里联系越弱的地区，他们越容易感觉自己是个污染受害者。而对于那些有从政经历、或拥更高教育程度的人来说，他们对自我 "污染受害者" 的身份认同度更高。从外部环境来看，如果政府对于环境事务的关注度提高、或对于那些本身就比较关注社会公正的人来说，他们更容易认为自己是一个 "污染受害者"。
根据 William L. F. Felstiner 提出的"纠纷金字塔"（dispute pyramid）概念，人们需要经历 "认知（naming）——归咎（blaming）——表达（claiming）" 的三个阶段。在认知阶段阶段，人们需认识到损害的严重性，从而在第二阶段找到这种损害所应归咎的主体，最后在表达阶段通过个人或第三方向其发声。
然而，就中国目前的环境问题来看，似乎过分侧重了归咎与表达阶段，而第一阶段——"让公众能从自我的角度认知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当然，这项研究的数据已经是十年前的了。时至今日，雾霾天里戴上口罩的人多了，受害者意识应该有所增强。
但是，有了受害者意识之后，真正想要采取行动的有多少呢？2006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那些对自身界定为 "污染受害者" 的受访者中，只有 25% 的人会采取行动主动联系污染者、政府部门或媒体。而剩下的受访者普遍表示 "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可以改变什么"，或认为 "这样做成本很高，且极为麻烦浪费时间"。另外，只有 1%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通过 NGO 参与到环境保护中，而超过 60% 的受访者表示有这个意向，却并没有相应的渠道去了解和参与。
作为污染的受害者，我们能做的应该比在朋友圈里 "吐个槽" 做得更多。北京的雾霾红色预警已经响起，你会做些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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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nro, N. (2014). Profiling the victims: public awareness of pollution-related harm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86), 314-329.
微信编辑：季文仪 图片编辑：魏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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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d: 原创丨只因一句歌词 朝鲜牡丹峰乐团美女罢演归去
原创丨只因一句歌词 朝鲜牡丹峰乐团美女罢演归去
"这件事对中朝关系的冲击将不亚于2013年那颗核弹，"12月12日，一位北京外交界人士这样对我说。
他指的是这件事：北京观众们12月12日（周六）下午接到通知：原定于当晚进行来华首场演出的朝鲜牡丹峰乐团和朝鲜功勋合唱团的演出取消了。朝鲜演员们当天下午已经从首都机场返回朝鲜。
这位外交人士说："反正是他们自己作死。"
这几天关于朝鲜牡丹峰乐团来北京演出的新闻还是很抢眼的：该乐团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创立、夫人李雪主主抓的。
然而正因为是这样背景的乐团，事情就不简单了：
北京新闻单位专门发表了一组身着军装的牡丹峰美女们10号到达北京火车站的图片。引起我高度关注的是：一个美女年纪轻轻，居然配戴大校（正师级，相当于美国的准将）军衔，而走在她后面的另一位男大校，都像我一样"哈拉伯吉"（大爷）的年纪了。这个很有味道的美女衣着不凡：军礼服大衣领子上配着华贵的皮毛，而她身后那位也是大校军衔的男军官大衣领子上并无皮毛，因为作为军礼服是要配领章的，这说明标准的人民军大衣领子是不配皮毛的；她军帽上的皮毛也和后面大校帽子上的人工栽毛不同。作为军官制服，一般是不能这样自行改动的。
这里面应该是有什么说道：著名艺术家？谁的女儿、媳妇？谁的女友、密友？
现在答案清楚了：她就是该团团长玄松月，一度被韩国媒体报道说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前女友，并因为在金正恩与李雪主结婚后仍然对当年那段情史口不择言而被金正恩枪决。朝鲜方面让她在中国公开亮相，辟谣的动机十分清楚，而且，中韩关系不是正如蜜月吗？
但与此同时，一起来华演出的朝鲜功勋合唱团却被美女们的图片掩盖了。而这个合唱团原属朝鲜人民军协奏团，该团的经典艺术水平和艺术沉淀，远高于金正恩夫人主抓的、建立时间不长的牡丹峰艺术团。而且，这个协奏团和中国很有渊源：参与创建这一协奏团的朝鲜艺术家郑律成，抗战八年一直和中国人民一起战斗在太行山和延安，并创作了传唱至今、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他又是朝鲜人民军军歌的作者，这在世界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为此他得到了金日成主席的高度赞扬。
看来，不管你资格多老，能否得到当朝领袖的青睐才永远是最重要的。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中国当年江青主抓样板戏的那一幕了……
然而事情还远不是这样简单：就在牡丹峰美女们到达北京的10号当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布：朝鲜不仅已经拥有原子弹，而且拥有了氢弹！
还有，据首都媒体的报道：此次朝鲜牡丹峰美女们的来华演出，不向中国公众公开售票，由朝鲜驻华使馆邀请约两千人观看……根据笔者了解到的情况，演出主要用于邀请中国对朝"友好人士"、代表性人物和革命后代，以及在北京的朝鲜驻华机构和企业的干部观看，甚至中国外事部门的票都很少。笔者就被外事部门支到宣传部门要票。
至此，此次朝鲜对华"美女"外交的轮廓已经出来了：宣告朝鲜拥有原子弹和氢弹本身就是告诉你：我不怕你，别想让我屈服，朝鲜就是坚持拥核立场！而派朝鲜美女来华演出呢，当然是利用牡丹峰的美女们扩大国际亲和力、影响力。因为在一个封闭环境下出来的美女演出团，自然会吸引公众眼球——眼球就是影响力！
藉此，金正恩向中国和世界展示了自己发展中朝关系的立场：可以友好，但前提是，和作为有核国家的朝鲜友好。
同时，朝鲜对中国市场化媒体的宣传报道网开一面。这些市场化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也在给世界留下一个印象：即中国并不在乎朝鲜拥核，这等于让中国自我否定了自己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立场：你看，尽管朝鲜领导人公开宣称拥有了氢弹，中国还是在大力发展中朝友好交往嘛。朝鲜自己的媒体这几天也在连篇累牍地宣传牡丹峰艺术团来华演出，声称演出"必将征服中国观众"，而中国媒体的轰炸式报道，可以用高度配合来形容了。
这一切，还让金夫人李雪主在国内政治上加了分。看，内政、外交都顾及到了，"两手"也都硬了。
问题在于：这种先派美女演出团，再宣布朝鲜不仅拥有了原子弹甚至还有氢弹，把美女艺术和核武器这两样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放在一起的做法，本身就是在给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中国施加压力，最起码不能说是友好的做法，并在全世界面前坚持自己与联合国对立的拥核立场。
此外，演出不对中国公众售票，而只对特定人士发放招待票的交流形式，不禁让人对朝鲜此次组织来华演出的动机生疑，也与国内倡导的反对公款消费的八项规定不符。
根据中国已经投了赞成票的联合国制裁朝核问题的决议，在朝鲜公然宣称自己不仅"拥有了原子弹"，还"拥有氢弹"的背景下，朝鲜牡丹峰乐团在北京的造势演出是不合适的。金正恩这次，还是幼稚了。要是他父亲，一定会在牡丹峰乐团结束在北京演出的当天宣布朝鲜已经拥有了氢弹，那事情就麻烦了。战争边缘外交，不是谁都可以玩的。
另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这几天联合国安理会正在讨论朝鲜人权问题，如果通过相关决议，朝鲜人权案将被提交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而中国正和俄罗斯一起在联合国帮助朝鲜……
别了，牡丹峰乐团的美女们。
朝鲜美女乐园突然取消北京演出，说法众多纷纭，而真相可能可笑。
消息称，演出取消是因为一句歌词写到了毛泽东和金领袖，毛主席是地球，金领袖是宇宙，中方感觉不妥，要求修改，但朝方表示不能改，否则就取消演出。经过多次协商，朝方坚决不改，最后取消演出。
这篇写的很长，但迟迟发不出来。就删除到留下这一点内容。看看能不能发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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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只因一句歌词 朝鲜美女罢演归去
"这件事对中朝关系的冲击将不亚于2013年那颗核弹，"12月12日，一位北京外交界人士这样对我说。
他指的是这件事：北京观众们12月12日（周六）下午接到通知：原定于当晚进行来华首场演出的朝鲜牡丹峰乐团和朝鲜功勋合唱团的演出取消了。朝鲜演员们当天下午已经从首都机场返回朝鲜。
这位外交人士说："反正是他们自己作死。"
这几天关于朝鲜牡丹峰乐团来北京演出的新闻还是很抢眼的：该乐团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创立、夫人李雪主主抓的。
然而正因为是这样背景的乐团，事情就不简单了：
北京新闻单位专门发表了一组身着军装的牡丹峰美女们10号到达北京火车站的图片。引起我高度关注的是：一个美女年纪轻轻，居然配戴大校（正师级，相当于美国的准将）军衔，而走在她后面的另一位男大校，都像我一样"哈拉伯吉"（大爷）的年纪了。这个很有味道的美女衣着不凡：军礼服大衣领子上配着华贵的皮毛，而她身后那位也是大校军衔的男军官大衣领子上并无皮毛，因为作为军礼服是要配领章的，这说明标准的人民军大衣领子是不配皮毛的；她军帽上的皮毛也和后面大校帽子上的人工栽毛不同。作为军官制服，一般是不能这样自行改动的。
这里面应该是有什么说道：著名艺术家？谁的女儿、媳妇？谁的女友、密友？
现在答案清楚了：她就是该团团长玄松月，一度被韩国媒体报道说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前女友，并因为在金正恩与李雪主结婚后仍然对当年那段情史口不择言而被金正恩枪决。朝鲜方面让她在中国公开亮相，辟谣的动机十分清楚，而且，中韩关系不是正如蜜月吗？
但与此同时，一起来华演出的朝鲜功勋合唱团却被美女们的图片掩盖了。而这个合唱团原属朝鲜人民军协奏团，该团的经典艺术水平和艺术沉淀，远高于金正恩夫人主抓的、建立时间不长的牡丹峰艺术团。而且，这个协奏团和中国很有渊源：参与创建这一协奏团的朝鲜艺术家郑律成，抗战八年一直和中国人民一起战斗在太行山和延安，并创作了传唱至今、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他又是朝鲜人民军军歌的作者，这在世界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为此他得到了金日成主席的高度赞扬。
看来，不管你资格多老，能否得到当朝领袖的青睐才永远是最重要的。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中国当年江青主抓样板戏的那一幕了……
然而事情还远不是这样简单：就在牡丹峰美女们到达北京的10号当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布：朝鲜不仅已经拥有原子弹，而且拥有了氢弹！
还有，据首都媒体的报道：此次朝鲜牡丹峰美女们的来华演出，不向中国公众公开售票，由朝鲜驻华使馆邀请约两千人观看……根据笔者了解到的情况，演出主要用于邀请中国对朝"友好人士"、代表性人物和革命后代，以及在北京的朝鲜驻华机构和企业的干部观看，甚至中国外事部门的票都很少。笔者就被外事部门支到宣传部门要票。
至此，此次朝鲜对华"美女"外交的轮廓已经出来了：宣告朝鲜拥有原子弹和氢弹本身就是告诉你：我不怕你，别想让我屈服，朝鲜就是坚持拥核立场！而派朝鲜美女来华演出呢，当然是利用牡丹峰的美女们扩大国际亲和力、影响力。因为在一个封闭环境下出来的美女演出团，自然会吸引公众眼球——眼球就是影响力！
藉此，金正恩向中国和世界展示了自己发展中朝关系的立场：可以友好，但前提是，和作为有核国家的朝鲜友好。
同时，朝鲜对中国市场化媒体的宣传报道网开一面。这些市场化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也在给世界留下一个印象：即中国并不在乎朝鲜拥核，这等于让中国自我否定了自己的朝鲜半岛"无核化"立场：你看，尽管朝鲜领导人公开宣称拥有了氢弹，中国还是在大力发展中朝友好交往嘛。朝鲜自己的媒体这几天也在连篇累牍地宣传牡丹峰艺术团来华演出，声称演出"必将征服中国观众"，而中国媒体的轰炸式报道，可以用高度配合来形容了。
这一切，还让金夫人李雪主在国内政治上加了分。看，内政、外交都顾及到了，"两手"也都硬了。
问题在于：这种先派美女演出团，再宣布朝鲜不仅拥有了原子弹甚至还有氢弹，把美女艺术和核武器这两样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放在一起的做法，本身就是在给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中国施加压力，最起码不能说是友好的做法，并在全世界面前坚持自己与联合国对立的拥核立场。
此外，演出不对中国公众售票，而只对特定人士发放招待票的交流形式，不禁让人对朝鲜此次组织来华演出的动机生疑，也与国内倡导的反对公款消费的八项规定不符。
根据中国已经投了赞成票的联合国制裁朝核问题的决议，在朝鲜公然宣称自己不仅"拥有了原子弹"，还"拥有氢弹"的背景下，朝鲜牡丹峰乐团在北京的造势演出是不合适的。金正恩这次，还是幼稚了。要是他父亲，一定会在牡丹峰乐团结束在北京演出的当天宣布朝鲜已经拥有了氢弹，那事情就麻烦了。战争边缘外交，不是谁都可以玩的。
另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这几天联合国安理会正在讨论朝鲜人权问题，如果通过相关决议，朝鲜人权案将被提交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而中国正和俄罗斯一起在联合国帮助朝鲜……
别了，牡丹峰乐团的美女们。
朝鲜美女乐园突然取消北京演出，说法众多纷纭，而真相可能可笑。
所消息称，演出取消是因为一句歌词写到了毛泽东和金领袖，毛主席是地球，金领袖是宇宙，中方感觉不妥，要求修改，但朝方表示不能改，否则就取消演出。经过多次协商，朝方坚决不改，最后取消演出。
这篇写的很长，但迟迟发不出来。就删除到留下这一点内容。看看能不能发得出来。
2.
据朝通社报道: 12月12日朝鲜牡丹峰乐团回到平壤当晚，乐团领导和一同回国的朝鲜驻华公使就像伟大领袖金正恩做了全面的汇报。汇报的主要内包括: 乐团一进入中国，就受到了中国党内一小撮南朝鲜傀儡集团的附庸的干扰，全体团员心里想着领袖的亲切嘱托，顶着强大的压力进行了光荣的彩排，特别是当这一小撮南朝鲜附庸听到领袖的名子时，吓得魂不附体，就像老鼠见到了太阳，终于露出了妄图阻止我们建设强大国家的阴谋。在对敌斗争的最前线，团领导与使馆劳动党核心应对有方，坚持原则，绝不向反动势力低头，先后四次秘密召开劳动党员和全体团员会议，大家同仇敌忾，心里想着领袖。中国党内一小撮反动势力，不但在演出的程序上做手脚，而且在那几天加大了北京雾霾的排放量，导致我团六名主唱嗓子严重发炎。经过这次前线的对地斗争，牡丹峰的全体团员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对领袖更加忠诚，对劳动党更加忠诚。特别是几位由于生活作风问题受到处分的主唱团员，都纷纷表达了深刻的忏悔，强烈要求再次加入劳动党。
金正恩仔细听取了汇报，表情严肃，最后决定于当晚十一点五十二分在锦绣宮携夫人李雪主接见全体团员。接见时团员们都非常激动，金正恩指出: 这次对敌斗争我们取得了完胜，这首先是先军政治的胜利，是我们建设强大国家的又一重要的一步。大家想一想，我们祖国没有一例艾滋病，没有妓女，没有贫富差距，没有恐怖分子，更没有雾霾，这不是强大国家是什么？
大家听到领袖铿锵有力的怒吼，群情激愤并激动万分，感到宇宙般的幸福！大家一致表示，要把每天定量供给的352克的口粮，再每人每天节约50克，全团每天节约2.15公斤，每月把全团节约的64.5公斤口粮，换成咸镜北道的优质大米，献给慈父般的领袖，让领袖的身体更强壮！
金正恩听后十分激动，热烈拥抱了每一位热泪盈眶的团员。李雪主摸着大家的头，温柔并有力地说: 姑娘们！领袖不会忘记你们，他会调来更多的大米让大家吃饱！
3.
今年十月刘云山赴朝参加朝劳动党成立七十周年庆典，擅自做主，以非政党名义邀请朝鲜的漂亮妹妹们来演出，结果被金正恩设局，演出前夕突然宣布拥有氢弹。如果演出照常进行，就成了中国为朝鲜发展核武背书，无疑会在国际上大大跌份丢分。习老大震怒，下令把那些妹妹轰走。老大和奥巴马通话，主要也是解释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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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2015
朝鲜"国宝"牡丹峰乐团北京罢演原因析
作者 海涛
朝鲜金家父子亲手打造的表演团体在北京突然"弃"演回国，是中朝关系中出现的一次罕见的外交事件，对双方微妙尴尬关系将产生深刻深远影响。朝鲜最高级别和水准的轻音乐团、合唱团首次到北京献艺，屁股尚无坐热即打道回府，个中原因众说纷纭，当局守口如瓶，舆论一律，删贴消音如仪，美国之音媒体观察综合如下：
罢演原因 众说纷纭
其一，叛逃说：上周六 （12月12日）乐团（含牡丹峰乐团和功勋合唱团）突然坐飞机回国，引发评论猜测如潮。排在第一的就是说，该团有两名团员脱队。平壤大怒，立刻撤团。
其二，级别说：一种是朝方要求不久前刚去了朝鲜的常委刘云山出席，但中方只答应文化部副部长出席，朝方要求起码要政治局常委，中方只答应委员出席。双方无法谈拢。又有韩国媒体报道：朝方希望习近平或李克强观看演出，中方说只能派政治局委员观看。双方达成协议。
其三，氢弹说：这种短暂而脆弱的协议由于金正恩在12月10日该团抵达北京同一天发出"氢弹"论而破局。韩国媒体说，中方因此降低看演出官员级别，朝鲜不满，双方破裂。为此，中联部长宋涛和老部长、现政协副主席王家瑞和朝鲜驻华大使池在龙在该团下榻的民族饭店协商无效（双方背后能拍板的当然是金正恩和习近平），罢演成定局。
其四，绯闻说：这是指从该团决定访华到入境东北为止，大陆有关其团长玄松月大校的报道和绯闻不绝于耳：都说她是金正恩的"旧情人"。朝鲜觉得最高领袖受到羞辱，不堪忍受而撤团。
其五，内容说：朝鲜两个文艺团体演出内容充满"个人崇拜""狂热战争"意识形态标语口号，豪言壮语，中方要求修改，朝方不许，认定：领袖定的一字都不能改，遂谈判破裂。
其六，金正忌日说：文工团访华前后，恰逢金正日去世四周年纪念日（12月17日）。朝鲜打算举国哀悼。因为朝鲜有在领导人周年忌日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及文艺表演，以示哀悼的传统。
其七，石油/派兵说：有香港消息说：近日，中方增加了中朝边境军力，并中断对朝石油供应，故乐团撤团。
其实，这应是罢演事件引起的连锁反应或后果，而不是罢演原因。
朝方反应：
到现在为止，尚无有平壤方面官方说法。不过，代表团到9日进入中国后，一直到四天后12日牡丹峰乐团回国，朝中社中文网的消息还是："朝鲜功勋国家合唱团和牡丹峰与团赴华访演的消息引起世界一片哗然。中国各界谈及朝鲜两家艺术团抵达北京，其规模、演出日期、时间和地点，等待着朝鲜民族的骄傲---有名艺术团打响音乐炮声的那一刻。"
从13日起，朝中社中文网瘫痪，无法登陆。
中方反应：
一如既往，官方轻描淡写，避重就轻，媒体加紧控制，访民口如防川。重要官媒报道新华社一句话通稿："因工作层面间沟通衔接原因。 "新媒体也没有刊登相关重要评论。
海内外反应：
有北京的专家学者杨希雨、苏浩、邓聿文和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姚树洁教授在海外和中国国内的分析被认为比较"靠谱"。
杨希雨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他12月11日曾对美国之音说，金正恩的氢弹说，不是虚张声势。不过，环球时报周末曾做读者调查，分析金正恩的氢弹说真假，75%以上读者说是假的。
文工团回国第二天（12月13日），多维新闻援引杨希雨（多维说他曾担任外交部朝鲜半岛事务办公室主任）话说：至于牡丹峰乐团临时取消行程，虽然中朝双方对于真实原因始终秘而不宣，但从气氛上来说，对中朝关系造成了很大冲击。
该报道说：至于此次氢弹对于中朝关系的影响，杨希雨以"极大的冲击"进行了总结。因为一旦氢弹试验成功，对中国的安全威胁将是前所未有的，地理安全乃至地缘政治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单从威力来看，这次的氢弹是远比此前的原子弹大得多的武器。通常来说，原子弹的威力为数百到数万吨级的TNT当量，但氢弹的威力，则是原子弹的几何倍数，可能高达数千万级吨TNT当量。何况氢弹不仅会对朝鲜当地居民造成巨大伤害，对距离朝鲜仅一百多公里的中国延吉，也是极大的威胁。"
这位中国的外交事务专家说：有关牡丹峰乐团罢演回国一事："一次失败的访问，还不如不访问。而且从气氛上来看，确实对于中朝关系也是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牡丹峰乐团首次海外演出，应该是一项政治决定，而不是艺术决定。而且从朝鲜方面超高规格来看，对于此次交流也是极为重视的。 "
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12月14日）对美国之音谈到了牡丹峰乐团罢演造成的影响："确实，这个事件应该对中朝关系会造成消极影响。"他说： "朝鲜这个国家是非常'特殊'的，""不单是这件事，在过去的很多事情都是逆于国际社会的规则和规范。这不是第一次，我想以后可能还会再有。"
中共中央党校邓聿文教授，因在朝鲜问题上"妄议中央"被从该校（学习时报副编审）下岗。他也在周末对多维说：此次牡丹峰乐团等来华演出是一场政治意义大于文化意义的演出。
邓认为，"绯闻说"淡化了这次演出的政治意义，"消解演出本身的政治意味"。邓还认为，此次朝鲜功勋国家合唱团和牡丹峰乐团来华演出是早有计划的，应是此前刘云山访朝期间定下的结果。因此，"对于此次演出被取消本不应以近期动向加以考量。"
邓聿文认为"氢弹说"也不足为据。他说，一方面，中国对金正恩宣布氢弹确实不满，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时间点，金正恩宣布氢弹是在12月10日，当天中联部长还会见了朝文工团领队兼朝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另外当天安理会审议朝鲜人权，中国是 投了反对票的，如果中国不满，完全可以投赞成票或是干脆弃权，毕竟这更能表达对朝不满。"所以，不会是这个因素。"
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姚树洁在财经网其博客上发文说：这一罢演事件，没必要追究谁是谁非。关键在于："中朝矛盾，已经到了连用艺术团来调和的空间都很小的地步。"
姚树洁说：根本问题在于，中朝两个国家的价值观已经出现了不可调和的裂缝。中国已成越来越国际化的经济、政治大国，她所考虑的已经不是60年前那场残酷的卫国战争，而是如何成为一个富强开放的大国。
而在金正恩的领导下，朝鲜"其意识形态还停留在60年前"。他说："金正恩认为，中国要他这个小兄弟，就必须按照他的意志办事。"
演出视频流出 朝方停战讲话中方拟定
牡丹峰乐团罢演后，该乐团在朝鲜的演出视频流到网上。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该乐团在平壤演出无论内容还是形式，以及演出引起的观众对在前排就座的金正恩的个人崇拜，可同文革中毛受到的狂热个人崇拜相媲美。
视频中出现了60年前板门店停战时朝方大将南日的讲话：我英勇的人民军和游击队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志们：（1953年）7月21日10时在板门店，朝中为一方，以美帝为头子武装侵略的另一方，签署停战协议。该协议签订，是我们为反对外来帝国主义联合势力和美帝走狗李承晚卖国集团，捍卫祖国的独立自由，进行了三年英勇斗争的结果。
不过，据参加了板门店谈判的中方代表丁国钰将军回忆（搜狐网军事论坛）："发言的是朝鲜代表，但发言稿都是我方草拟的。"丁国钰说，当时谈判每方四个人，志愿军和朝方各两人，美军和南朝鲜也是各两人，发言的时候是朝方代表讲话，"可实际上重要的稿子都是总理那边亲自决定的，一般的稿子由李克农出主意，乔冠华拟好，经党委同意报总理批准，第二天再用。"
巨轮调头的时刻 | 刘瑜评《走出帝制》
当秦晖先生试图给"文化的冲突"指出"制度的出路"时，对其难度，当然不可能没有认识。但是，"怀绝望之心，行希望之事"，是其知识分子深沉的天真。
秦晖先生很像是一个思想的管道工。哪里出现了认识和观念的严重堵塞，他就常常"赶赴现场"，进行疏通清理。虽然专业背景是中国古代史，但他传奇般的知识面、记忆力和思辨力使其"管道疏通"工作远远超出了中国古代史领域。从中国土地史到南非的城市化，从前苏东地区的私有化到中国当代的转型机制，秦晖先生总是能三下五除二，一方面拨乱反正，另一方面又警惕矫枉过正，将一堆杂乱无序的论争梳理得一清二楚。
《走出帝制》是其将知识梳理能力运用到清末民初史的一次尝试。表面而言，《走出帝制》是一个大杂烩式的文集，综合了秦先生对清末到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的分析与评价。仔细阅读，会发现"大杂烩"背后，有清晰的逻辑与层层递进的追问。
追问的第一层，是辛亥革命到底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更确切地说，作为辛亥革命的成果——中华民国——在大陆时期的表现，到底有没有、有多少"成就"可言？
以往的看法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没有能发动群众，尤其是农民，导致革命成果被军阀们攫取，造成连年的军阀混战。这个逻辑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今天中国人看到"军阀混战"四个字，不用交代时间地点，往往会本能地联想到"北洋时期"。
对此，《走出帝制》一书花了大量篇幅进行追问，并从经济、外交甚至政治几个角度做出分析。就经济而言，秦晖先生通过横向的国际比较以及纵向的历史比较，试图说明大陆时期的民国其实取得了相当的经济成就。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人口史上罕见的"乱世增长"——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乱世往往伴随着人口剧减，幅度常常高达人口规模的一半左右，但是民国时期，除了抗战阶段，人口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乱世增长"。
更详细的论证，是在外交领域。尽管民国时期的中国始终被外敌——尤其是日、俄两国——虎视眈眈，尽管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背负着各种沉重的"不平等条约"，但是，民国的各种军事和外交努力使得中国从义和团时期列强眼中的排外"怪兽"变成了二战结束后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正确站队"，华盛顿会议开启的"废约修约"行动，收回关税自主权，废除领事裁判权等等，使得中国作为一个所谓"半殖民地社会"部分"站起来了"。如果说还有没"站起来"的地方，应该说是苏俄通过雅尔塔体系给中国主权投下的长长阴影，从东北到蒙古，再到新疆，这道阴影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才慢慢消退——其中一些则成了永久的伤疤。
即使是政治上，似乎也不能一概而论辛亥革命和民国时期失败了。清末民初的各种乱象，在秦晖先生看来，是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中的一个周期。民初的军阀割据与混战，某种意义上来看，和东汉末年、晚唐、北朝后期军阀混战的机制类似，与其说都是"军阀"的罪过，不如说是积重难返的王朝巨轮转身时掀起的风浪。事实上，相比历史上人口动辄减半的周期性灾难，民初的这一次转身的"水花"已经压得很低了。
但是，无可否认，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十分有限。袁伟时先生曾经根据"宪政的机会是否覆灭"这一标准判断辛亥革命是否失败，并将1926年段祺瑞政府被冯玉祥武力逼退，作为辛亥革命正式失败的标志。秦先生以"不能以革命的理想是否全面实现作为革命成败的标准"为由，对袁先生的看法表示了异议。固然，不能以革命的"最高纲领"是否实现为革命成败的标准，但是，革命是否失败总有一个最低标准。当武夫将民主、民权（辛亥革命的理想）的制度性机制彻底抛出窗外，说这场革命在政治上失败了，并不为过。
但是，这种政治失败多大程度上是民国政府"倒行逆施"的结果，多大程度上是当时国际国内情势下革命逻辑与治理逻辑相互竞争、治理逻辑力不能敌的必然结果，则可以讨论。民国军事失败的背后是政治失败（动员与"统战"的失败），而政治失败的背后则是观念的失败。如果宪政机会的覆灭——如袁伟时先生所言 ——构成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这个失败背后的观念性力量又是什么？是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吗？
1945年6月，在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中华民国派出了以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为首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并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图为代表团成员、驻英大使顾维钧在会议上发言。（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启蒙为何失败
这就引出了《走出帝制》的第二层追问：清末民初的启蒙为什么失败？
在分析"什么原因"之前，秦晖先生花费了相当笔墨分析"不是什么原因"。一种常见的观点，也是保守主义者常常持有的观点，就是"革命过于激进论"。根据这种观点，如果清末民初中国人选择了"改良"而不是"革命"，采取了君主立宪而非共和革命，也许后面的悲剧能够得以避免。对这种观点，秦晖先生表达了不同意见。历史上的"君主立宪"大多发生在"封建主义"的历史传统中（比如西北欧各国），而官僚集权型专制（比如俄罗斯、奥斯曼、中国）往往只有依靠革命才能挣脱其深厚的专制体制。也就是说，不是"革命过于激进"导致了转型失败，而是转型僵局导致了"激进革命"。更何况，如果以变革是否暴力来区分激进与否，那么革命未必激进，而改良未必温和——辛亥革命本身流血并不多，而确立"君主立宪"的日本明治维新则伴随着相当规模的暴力战争。
另一种常见的看法，是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救亡压倒启蒙"。这是对启蒙失败的民族主义解释。根据这个观点，由于帝国主义的威胁，尤其是日本的入侵，导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从而压倒了新文化时期的启蒙精神。秦晖先生同样质疑了这种看法。在他看来，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一种启蒙"压倒了"另一种启蒙"，确切地说，"日式启蒙"（国家主义）压倒了"西式启蒙"（民主主义）。时间上来说，也不是抗日时期的民族主义压倒了新文化时期的启蒙，而是新文化时期的"日式启蒙"压倒了清末的"西式启蒙"。也就是说，民族主义的高涨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衰败的原因，不如说是其后果。
什么叫"日式启蒙"，什么叫"西式启蒙"？用秦晖先生的语言体系来说，"日式启蒙"就是个人打破小共同体（家庭、社区、社团、亲缘关系等等）的束缚，但是投入到"国家主义"的大共同体怀抱当中——这种"六亲不认"的个人主义表面上是一种个性解放，实际上成为国家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共谋。而"西式启蒙"，则是一种以大共同体（国家、政府、皇帝）为主要抗争对象的个人主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生长出真正的宪制精神以及宪制主义赖以生存的民间组织资源。秦晖说，清末民初，由于大量知识分子留学日本，他们深受"日式个人主义"的影响，追求个性解放、冲破"礼教束缚"，积极反对小共同体意识强烈的"儒家"，却在"富国强兵"的旗帜下投奔了国家主义。也就是说，知识分子从清末的"反法"到民初的"反儒"，构成了历史的倒退。
以小共同体精神的萎缩、大共同体精神的张扬来解释中国启蒙的失败，秦晖先生这方面的分析力透纸背，可以说道出了启蒙凋零的核心机制。不过，这种危险倾向的来源是日本还是"本地土特产"，则可以争议。毕竟，中国自身这种"扬大共同体、抑小共同体"的传统"源远流长"，从商鞅、韩非时代就已经登峰造极，恐怕无需"引进外资"。儒家思想（秦晖笔下的"古儒"）被法家狙击或吸纳，也不是从新文化时期开始，而是中国历史的一条若隐若现的主线。因此，民国初年此类思潮的兴起，与其说是吸收了错误的外来思想资源，不如说是没能克服自己的历史遗产。说到底，知识群体对外来思潮的选择性吸收，国家主义启蒙压倒了民主启蒙，并非偶然发生，恰恰因为外来的"国家主义"与传统中"欲为其国，必伐其聚"的"国家主义"一拍即合，才能够实现成功对接。
《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秦晖著，群言出版社，2015。（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固然，清末有过郭嵩焘、徐继畲式清醒的"西式个人主义者"，并且假定他们——如秦晖所论证的——构成了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这一点恐怕会有其他历史学家表示质疑），经过甲午以来的各种民族主义"强刺激"（甲午战争、庚子条约、二十一条、巴黎和会等），这种"西式个人主义"最终昙花一现，还是"救亡压倒了启蒙"。
同样，这种"救亡压倒了启蒙"的倾向，是否如秦晖先生所言，应由新文化运动的"反儒不反法"负责，亦可商榷。毕竟，民初有像章太炎这样"反儒不反法"的斗士，但也有很多像胡适、鲁迅这样"既反儒又反法"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新文化运动的很多知识分子反对的，很大程度上不是周制中的"古儒"，而是千年历史实践中与法家半推半就的"法儒"。对他们来说，反儒的真正原因可能恰恰是因为反法——脱去了"儒"的外衣，才能让人们看到"法"的内里。秦晖先生在论述过程中，直接将周制下的"古儒"当做历史现实本身，可能简化了新文化运动抗争面向的复杂性。
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许这些"既反儒又反法"的知识分子，目的并不是消解小共同体，而是重构"小共同体"的基础——将其从单维的宗法主义转移到多维的自由民主之上。毕竟，"小共同体"和"小共同体"亦有不同，将皇权结构无限蜂巢化复制的"小共同体"很有可能成为国家主义的社会基础，而不是消解国家主义的组织资源。只有自发生长、价值多元的"小共同体"才构成对"大共同体"的对冲性力量。事实上，直到今天，虽然儒家知识分子中不少有"从道不从君"的"古儒"风范，但大量的——如果不是更多的——以儒家自居的知识分子似乎对国家主义情有独钟。"儒家"和"国家主义"之间既然有千丝万缕、千年不绝的联系，指责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反儒错位似乎也是一种苛刻。
不管机制如何，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启蒙"在20世纪的前半期失败了。国家主义穿了件"新马甲"，重新爬出了历史的隧道，启蒙最后变成了法家变本加厉的复仇。那么，怎样逃离历史的"诅咒"？这就构成了秦晖先生在书中的第三层追问：如何总结清末民初的历史教训？
在这个问题上，或许可以这样总结秦晖先生的观点：从文化回到制度。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清末民初这100年左右，知识分子们把太多精力花费在 "中西文化之辩"上了，对此，秦晖先生曾经精辟地总结：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你爱打篮球我爱打乒乓球，游戏本身并无高下之分，不能说乒乓球还是篮球更 "优越"，但是游戏规则却有优劣——如果一个游戏规则只让一方有发球权、让裁判同时担任运动员、让一方六个人上场另一方三个人上场，不管用在篮球还是乒乓球上，显然这是一个劣等的游戏规则。
《走出帝制》有很大一部分在辨析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历史。显然，太平天国引入"中国特色的基督教"，而义和团狂热地排外反基督教，两者似乎构成文化的两极。然而，看似两极化的文化选择，其实共生在"秦制"的制度框架中。太平天国在基督教的外衣下，藏着法家"焚书坑儒"的灵魂，而义和团似乎披着捍卫本土文化的外衣，却难逃"跪着造反"的跪姿。也就是说，任何文化，如果不能摆脱传统的专制框架，都不大可能有自由生长、各美其美的空间。即使是所谓"古儒" "真儒"，也只有摆脱了"法儒""伪儒"，才可能恢复其被抑制的优雅与舒展。
因此，转型之难不在于如何在"中西文化"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而在于如何构建一个尊重"底线自由"的制度来呵护多元文化的生长。不过，当秦晖先生小心翼翼地将"文化"与"制度"剥离时，似乎策略性地忽视了这一事实：对很多人来说，文化的核心就是关于制度的理念。也就是说，对相当一部分人，文化的要旨并不是爱吃饺子还是三明治，爱穿旗袍还是西装，爱打篮球还是爱打乒乓球，而是到底要建构一个以"秦制"还是"周制"、"西式个人主义"还是"日式个人主义" 为基础的制度。显然，如果文化包括关于公共生活如何组织的政治理念，而不仅仅是关于个人偏好的生活理念，那么，"制度有高下"必然推导出"文化有高下" ——那种尊重"底线自由"的政治文化观念"高于"那种蔑视这一"底线自由"的文化观念，那种认为裁判不能同时是运动员的文化观念"高于"那种认为裁判可以同时是运动员的文化观念。指出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知识分子追求"共同的底线"固然很重要，但是从政治上而言，"秦制"爱好者和"周制"爱好者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底线。对此保持清醒认识，有助于我们认识政治冲突中理性的边界，更重要的是，认识到所谓"制度底线"的前提是一定的"文化共识"（至少是 "政治文化共识"）。
建设这种"政治文化的共识"，或许正是知识分子所能着力之处。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理性的边界——不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能"政治地"解决，另一方面，仍然倾尽全力去构筑公共理性。当秦晖先生试图给"文化的冲突"指出"制度的出路"时，对其难度，当然不可能没有认识。但是，"怀绝望之心，行希望之事"，是其知识分子深沉的天真。韦伯曾说：政治是对硬木强劲而缓慢的击打……所有的历史经验都证实一点，除非一个人试图抵达"不可能的世界"，他将无法实现"可能的世界"。秦晖先生所坚守的，或许正是这种在"不可能"面前不断开拓"可能"的勇气。
编辑/排版：罗慧雯 刘家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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