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社会发展学理论：当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剧、恶化时，贫困、底层老百姓的人权状况也同时恶化。这一点不难理解，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富人可以很容易的花很少的钱，可能也就10块-20块，即能嫖到一个妓女（男妓）。因为沦为妓女（男妓）的贫困妇女（或男性）也需要生活，这点钱对于她/他来讲，实在是很重要。目前在中国的很多很多地方，这个已是现实，不是什么新闻了。在贫富差距加剧时，富人的权益更加值钱，相反穷人的权益更加不值钱。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富人在吃饭时，被打翻的热汤烫伤一点点，他的索赔金额就可能是一个巨额数字；而一个穷人，即使因为意外事故变成残疾，也只能得到极少的一点点赔偿或是得不到任何赔偿。富人的命更加值钱，而穷人的命更加不值钱。现在，已经出现大量这样的情形，一个富人为损失的一点点权益状告另外一个富人，结果就是"狗咬狗，一嘴毛"。
- 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剧，有钱人、富人和政府官员、御用学者勾结在一起，联系更加紧密，从而成为一个特权阶级。这是，即使有民主体制，也不会奏效了。因为他们手中控制了大量的资源和支配权，他们手中有军队、警察、武器、监狱等国家机器，老百姓是永远不可能有任何突破的，只能任其权利被剥夺。既得利益集团里的富人、商人、政府官员、御用学者等，是绝对不想让现行制度有一丝任何改变的。所以当社会贫富差距巨大时，政治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就愈发小了，目前中国实施政治制度改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老百姓就要继续受压榨。要知道，现在每年中国颇高的GDP增长率，最终99%都返回到了有钱人、富人阶层，外商投资实际是和中国的富人阶级共同在中国廉价劳动力大市场里剥削利润。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事实上是在为全世界打工，刺激的是国外的消费需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在两年前已经开始下降的原因。有钱人的消费需求已经饱和（尽管他们可能一顿饭就吃掉几千或上万元，家中有几辆名牌高级跑车，有多处别墅住宅），相反穷人又没有钱去消费（这个买不起，那个也买不起），结果就是他们打工，让国外市场上"Made In China"的产品变得便宜，从而刺激了国外的消费需求。
- 中国人的性格："类多消极怕事，不敢出头，忍辱吃苦，退缩安分。"（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这种性格，跟西方人的冒险、竞争、攻击性、突出自我个性的性格完全相反。中国的老百姓太怕政府了，太懦弱了，太能忍了。"凡事忍忍就会好的"。
2005-11-30
关于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中国巨大、悬殊的贫富差距：
2005-11-28
国内的社会现状
国内的社会现状，不管你是不是愿意看到，但这些的确都是事实：
- 衡量、判定一个人成功的标准，只有一个字：钱！
- 共产党的政府，关掉一切大众可以发表观点、传达声音、评论、交流的渠道，所有印刷媒体、网络媒体、各种形式和规模的自由结社、讨论小组等等，一律在党的领导和监控下，只放给臣民（注意：不是公民，中国没有公民，不是公民社会。目前实际还是封建社会的帝王专制体制。）一个出口，即：挣钱和花钱（娱乐和消费）， 让老百姓消费致死、娱乐致死。大众的兴趣和关注点不得已就变得非常狭窄和单一，这样老百姓虽然受尽压迫、盘剥、欺骗，可是自我感觉还是生活得还挺开心。而且，造成一种假象，就是，如果你挣不了钱，过不上好日子，是你自己个人无能、没本事、没出息，跟社会没关系，跟政府也没关系，跟制度也没关系。这样一来，老百姓就不可能再去关注社会公平、机会均等、政体改革、民主改革等问题。共产党的这招真是绝妙，结果是老百姓对生活的满意度还挺高的。
- 共产党制造的另外一个让老百姓"出怨气"的管道就是"抗日"。利用反日情绪，转移老百姓对社会、对政府的不满。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人不论从何受了气，只要能释放掉，无论对象是谁，采取何种方式、通过何种途径宣泄，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 感觉好多了，好象没有气了。这就叫：转移注意力。
- 共产党的愚民政策果然起到了麻木老百姓的目的。大众忽略了社会的实际不平等（这也跟国人的"认命"（天生就是老百姓、受苦的命）、"怕政府"心理有关。中国的老百姓是从来都害怕政府（官府）的， 怕当官的。老百姓跟政府、跟当官的斗，简直就是找死，想都别想。老百姓的这种心态，让他们不可能有勇气团结起来跟不合理的政府斗争。
- 美国总统布什的确很傻，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昏君"，但是美国老百姓的生活为什么没有受什么太大影响呢？因为：美国社会是"天才设计的制度，傻瓜也能执行"，而中国的帝王独裁、一党专政体制，如果上面出了一个昏君，那老百姓全都要遭殃。
- 按消费主义程度衡量，美国绝对是世界第一消费大国，商品充斥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商品化、市场化程度要比中国高得多，但是为什么美国没有象中国那样，道德沦丧，只向"钱"看、唯利是图呢？因为美国还有太多渠道向老百姓的兴趣开放，美国是多元化社会，中国是一元化社会（只允许一种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存在）。还有，美国有健全、独立的法律系统、宗教、信用体系、社会公德、舆论等等都约束着人们的行为，而这些，中国全都没有，所以中国有黑心的、无法无天的官商结合，搜刮民脂民膏；只要能挣钱，钱！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人的死活。
- 根据社会学发展学理论：当一个社会的财富均等或贫富差距比较小时，政体改革的成功率也越高，代价也较小。但当一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越大时，渐进式政体改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最终只能以爆发大革命 的方式来实现了。
2005-11-27
2005-11-24
"桃红色作家"到"文学大师"沈从文声誉沉浮始末
"桃红色作家"到"文学大师"沈从文声誉沉浮始末
刘洪涛
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沈从文的声誉或许是起伏最大的一个。三四十年代，他是北方文坛领袖，40年代末，主要因郭沫若"桃红色作家"的指斥，沈从文退出文坛，长期被尘封土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沈从文的声誉鹊起，"大师"的赞誉不绝于耳。人们对沈从文声誉沉浮始末可能略知大概，详情却未必了解。笔者将以往70余年对沈从文评价变化的若干重要细节作一梳理，以飨读者。
一、退出文坛
对沈从文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刊发在1948年香港出版的《抗战文艺丛刊》第一期上。文章斥责他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还说沈从文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同期《抗战文艺丛刊》还刊登了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沈从文的《熊公馆》发表在《国闻周报》上，沈从文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是同乡兼远亲。冯乃超的文章说沈从文称道熊希龄的故居以及他"人格的素朴与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是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传统"。两篇文章尤其是郭沫若一文对沈从文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正踌躇满志酝酿宏伟写作计划的沈从文以沉重打击。1949年初，北京大学校园里又打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慑于文章标语的凛然气势及对其背景的忧惧，沈从文自杀未遂，从此退出了文坛。
事实上，郭沫若冯乃超讨伐沈从文，只是左翼批评的登峰造极之作，此前此后，对沈从文的类似批评屡见于报章。论者多用阶级斗争理论、典型化理论理解他的作品，如韩侍珩《故事的复制——评沈从文著〈月下小景〉》（1934），贺玉波的《沈从文的作品批判》（1936），凡容《沈从文的（贵生）》（1937）等，责备他不写阶级斗争，没有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对不同阶级人物缺乏爱憎分明的立场。在三四十年代，沈从文还因"京派与海派之争"，"禁书政策之争"，"'差不多'问题之争"等文艺论战，被左翼批评家批评过；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在创作方面的新探索，也受到他们的种种非议。新中国成立后，新文学逐渐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学科。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4），丁易的《中国新文学史略》（1955），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这3部学科奠基之作中，沈从文以反面形象"叨陪"其中。论者发展了左翼批评家的主流观点，并将其系统化。随着政治形势日益严峻，沈从文作为一个"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现代作家，终于从"纯洁的"的文学史上消失了。
二、再受关注
沈从文一生著述浩繁，刚刚出版的《沈从文全集》32卷，1000多万字。20世纪中国产生这样一位作家，是一个奇迹，他的崇高地位不是谩骂抹黑以及漠视能够抹杀的。
对沈从文文学地位的正面评价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与左翼批评同时出现。鲁迅早期虽对沈从文产生过误会，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没有收沈从文的作品。可是据斯诺回忆，鲁迅在与他谈话，回答谁是现时中国最优秀的作家时，提到了沈从文的名字，这说明鲁迅后来对沈从文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另二位文坛巨匠周作人、老舍在1934年回答期刊提问，他们最喜爱的书是什么时，都提到沈从文的《从文自传》。这些关于沈从文正面的议论和态度，包含了一些学术评价的成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苏雪林在《沈从文论》（1934）一文中，更对沈从文的作品进行了分类比较，并尝试确立他在文坛上的独特地位，概括他的作品在文化上和思想上的意义。刘西渭在《〈边城〉与〈八骏图〉》（1935）中力图提炼沈从文创作的美学特征，他对《边城》和《八骏图》中诗意和美的发现与品评，给人清新的感觉。但总体来说，1949年之前的正面评价是零散的，感性的。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拨乱反正伊始，沈从文在经历了长期尘封土埋之后，重新受到重视。这个时期对沈从文的评价明显带有论争性：被激情鼓动着的新锐研究者，要求对沈从文重新评价；保守者从维护传统出发，拒绝接纳沈从文这样的"异端"。两种倾向的冲突酿成多起事件，如1980年，丁玲写《也频与革命》，1983年，朱光潜的《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地位将会重新评价》，都引发了讨论。争论的结果，对沈从文的认识逐渐回到常识和理性的层面。随着沈从文声望鹊起，素称谨严，带有盖棺定论性质的文学史著述，如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1984）也把沈从文吸纳进来，在"五四文学传统"中给了他一席之地。自此，沈从文不再是研究的禁区。
在六七十年代内地学术沉寂之时，香港和海外的沈从文研究，在王润华、司马长风、夏志清等学者的耕耘下，一直薪火不灭。80年代，又一批海外学者如聂华苓、金介甫等，对沈从文进行了更深入、更具创造性和想像力的研究。随着他们的著述在内地传播，他们对沈从文作品中区域文化、历史的考证和研究，以及人物内涵和文体形式的现代性的研究，给内地学者以极大启发。此外，日本的沈从文研究在背景材料的搜集、实物考证等方面也卓有成效。80年代中期以降，国内沈从文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取得了突出成绩。这些研究主要包括沈从文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与湘西区域文化的复杂联系；沈从文在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地位，在京派文学中的地位，在乡土文学中的地位；沈从文思想、人物、叙述方法的现代性的研究；文本中湘西世界和城市世界的虚构性、自足性和目的性，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研究，小说文体及语言的研究，沈从文后期艺术试验得失的研究，创作心理研究等等。国内外学者丰富的研究成果，为90年代后期沈从文在文学史中地位的直线上升作了必要的学术准备。
三、新的座次
由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掀起的现代作家重新评价潮，又赶上世纪末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二者合力，催生了一个独特的学术现象：作家排座次。
在文学史的序列中，给沈从文以明确的崇高地位，金介甫是第一个。他在《沈从文传》（时事出版社1991年7月中文版）引言中写道："在西方，沈从文的最忠实读者大多是学术界人士。他们都认为，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有些人还说鲁迅如果算主将，那么沈从文可以排在下面。"金介甫反映的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西方汉学家的普遍意见。在这段文字中，"少有的几位"、"伟大"的说法，以及和鲁迅并列，都是极高的赞誉。
1994年，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4卷）由海南出版社出版，此文库以"文学大师"标目，其小说卷将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等9位小说家的作品收入，却把茅盾等排除在外，由此引起强烈反响。在文库的小说家排名中，沈从文列第二位。编者给沈从文获得如此地位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他借湘西边地风情而对中国古典诗意的卓越再造"；此外，近年对沈从文频繁使用的"大师"称号肇始于此。
1995年，钱理群、吴晓东推出了排在最前列的7位现代作家的名单。他们在《"分离"与"回归"——绘图本〈中国文学史〉（20世纪）的写作构想》（载《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1期）一文中写道："在鲁迅之下，我们给下列六位作家以更高的评价与更为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即老舍、沈从文、曹禺、张爱玲、冯至、穆旦。"沈从文在全体现代作家中排名第三。
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排名，遴选前100部作品。参与这一排行榜投票的是海内外著名学者、作家，如余秋雨、王蒙、王晓明、谢冕、王德威等。在这一排行榜中，鲁迅以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但如果以单篇小说计，《边城》则属第一。
这些产生于20世纪末的排名，有的针对作家沈从文，有的针对小说家沈从文，有的针对沈从文的个别小说，虽然范围大小不一，却都在二三名之间。在世纪的转折时期，一些作家或被读者遗忘，或被史家遗弃，而沈从文却跻身于20世纪30年代最杰出作家的行列且名列前茅，目睹这种变化，不禁令人感慨唏嘘。
早在30年代中期，沈从文就颇为自信地写道："……说句公道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从文家书·湘行书简》）果然，沈从文的作品经受住了时代风云和时间的考验，成为经典，沈从文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3年3月06日
刘洪涛
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沈从文的声誉或许是起伏最大的一个。三四十年代，他是北方文坛领袖，40年代末，主要因郭沫若"桃红色作家"的指斥，沈从文退出文坛，长期被尘封土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沈从文的声誉鹊起，"大师"的赞誉不绝于耳。人们对沈从文声誉沉浮始末可能略知大概，详情却未必了解。笔者将以往70余年对沈从文评价变化的若干重要细节作一梳理，以飨读者。
一、退出文坛
对沈从文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刊发在1948年香港出版的《抗战文艺丛刊》第一期上。文章斥责他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还说沈从文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同期《抗战文艺丛刊》还刊登了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沈从文的《熊公馆》发表在《国闻周报》上，沈从文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是同乡兼远亲。冯乃超的文章说沈从文称道熊希龄的故居以及他"人格的素朴与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和深思"，是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传统"。两篇文章尤其是郭沫若一文对沈从文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正踌躇满志酝酿宏伟写作计划的沈从文以沉重打击。1949年初，北京大学校园里又打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慑于文章标语的凛然气势及对其背景的忧惧，沈从文自杀未遂，从此退出了文坛。
事实上，郭沫若冯乃超讨伐沈从文，只是左翼批评的登峰造极之作，此前此后，对沈从文的类似批评屡见于报章。论者多用阶级斗争理论、典型化理论理解他的作品，如韩侍珩《故事的复制——评沈从文著〈月下小景〉》（1934），贺玉波的《沈从文的作品批判》（1936），凡容《沈从文的（贵生）》（1937）等，责备他不写阶级斗争，没有塑造个性化的人物，对不同阶级人物缺乏爱憎分明的立场。在三四十年代，沈从文还因"京派与海派之争"，"禁书政策之争"，"'差不多'问题之争"等文艺论战，被左翼批评家批评过；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在创作方面的新探索，也受到他们的种种非议。新中国成立后，新文学逐渐发展成一个庞大的学科。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54），丁易的《中国新文学史略》（1955），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这3部学科奠基之作中，沈从文以反面形象"叨陪"其中。论者发展了左翼批评家的主流观点，并将其系统化。随着政治形势日益严峻，沈从文作为一个"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现代作家，终于从"纯洁的"的文学史上消失了。
二、再受关注
沈从文一生著述浩繁，刚刚出版的《沈从文全集》32卷，1000多万字。20世纪中国产生这样一位作家，是一个奇迹，他的崇高地位不是谩骂抹黑以及漠视能够抹杀的。
对沈从文文学地位的正面评价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与左翼批评同时出现。鲁迅早期虽对沈从文产生过误会，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没有收沈从文的作品。可是据斯诺回忆，鲁迅在与他谈话，回答谁是现时中国最优秀的作家时，提到了沈从文的名字，这说明鲁迅后来对沈从文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另二位文坛巨匠周作人、老舍在1934年回答期刊提问，他们最喜爱的书是什么时，都提到沈从文的《从文自传》。这些关于沈从文正面的议论和态度，包含了一些学术评价的成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苏雪林在《沈从文论》（1934）一文中，更对沈从文的作品进行了分类比较，并尝试确立他在文坛上的独特地位，概括他的作品在文化上和思想上的意义。刘西渭在《〈边城〉与〈八骏图〉》（1935）中力图提炼沈从文创作的美学特征，他对《边城》和《八骏图》中诗意和美的发现与品评，给人清新的感觉。但总体来说，1949年之前的正面评价是零散的，感性的。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拨乱反正伊始，沈从文在经历了长期尘封土埋之后，重新受到重视。这个时期对沈从文的评价明显带有论争性：被激情鼓动着的新锐研究者，要求对沈从文重新评价；保守者从维护传统出发，拒绝接纳沈从文这样的"异端"。两种倾向的冲突酿成多起事件，如1980年，丁玲写《也频与革命》，1983年，朱光潜的《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地位将会重新评价》，都引发了讨论。争论的结果，对沈从文的认识逐渐回到常识和理性的层面。随着沈从文声望鹊起，素称谨严，带有盖棺定论性质的文学史著述，如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1984）也把沈从文吸纳进来，在"五四文学传统"中给了他一席之地。自此，沈从文不再是研究的禁区。
在六七十年代内地学术沉寂之时，香港和海外的沈从文研究，在王润华、司马长风、夏志清等学者的耕耘下，一直薪火不灭。80年代，又一批海外学者如聂华苓、金介甫等，对沈从文进行了更深入、更具创造性和想像力的研究。随着他们的著述在内地传播，他们对沈从文作品中区域文化、历史的考证和研究，以及人物内涵和文体形式的现代性的研究，给内地学者以极大启发。此外，日本的沈从文研究在背景材料的搜集、实物考证等方面也卓有成效。80年代中期以降，国内沈从文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取得了突出成绩。这些研究主要包括沈从文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与湘西区域文化的复杂联系；沈从文在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地位，在京派文学中的地位，在乡土文学中的地位；沈从文思想、人物、叙述方法的现代性的研究；文本中湘西世界和城市世界的虚构性、自足性和目的性，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研究，小说文体及语言的研究，沈从文后期艺术试验得失的研究，创作心理研究等等。国内外学者丰富的研究成果，为90年代后期沈从文在文学史中地位的直线上升作了必要的学术准备。
三、新的座次
由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掀起的现代作家重新评价潮，又赶上世纪末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二者合力，催生了一个独特的学术现象：作家排座次。
在文学史的序列中，给沈从文以明确的崇高地位，金介甫是第一个。他在《沈从文传》（时事出版社1991年7月中文版）引言中写道："在西方，沈从文的最忠实读者大多是学术界人士。他们都认为，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几位伟大作家之一，有些人还说鲁迅如果算主将，那么沈从文可以排在下面。"金介甫反映的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西方汉学家的普遍意见。在这段文字中，"少有的几位"、"伟大"的说法，以及和鲁迅并列，都是极高的赞誉。
1994年，王一川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4卷）由海南出版社出版，此文库以"文学大师"标目，其小说卷将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等9位小说家的作品收入，却把茅盾等排除在外，由此引起强烈反响。在文库的小说家排名中，沈从文列第二位。编者给沈从文获得如此地位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他借湘西边地风情而对中国古典诗意的卓越再造"；此外，近年对沈从文频繁使用的"大师"称号肇始于此。
1995年，钱理群、吴晓东推出了排在最前列的7位现代作家的名单。他们在《"分离"与"回归"——绘图本〈中国文学史〉（20世纪）的写作构想》（载《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1期）一文中写道："在鲁迅之下，我们给下列六位作家以更高的评价与更为重要的文学史地位，即老舍、沈从文、曹禺、张爱玲、冯至、穆旦。"沈从文在全体现代作家中排名第三。
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排名，遴选前100部作品。参与这一排行榜投票的是海内外著名学者、作家，如余秋雨、王蒙、王晓明、谢冕、王德威等。在这一排行榜中，鲁迅以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但如果以单篇小说计，《边城》则属第一。
这些产生于20世纪末的排名，有的针对作家沈从文，有的针对小说家沈从文，有的针对沈从文的个别小说，虽然范围大小不一，却都在二三名之间。在世纪的转折时期，一些作家或被读者遗忘，或被史家遗弃，而沈从文却跻身于20世纪30年代最杰出作家的行列且名列前茅，目睹这种变化，不禁令人感慨唏嘘。
早在30年代中期，沈从文就颇为自信地写道："……说句公道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从文家书·湘行书简》）果然，沈从文的作品经受住了时代风云和时间的考验，成为经典，沈从文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03年3月06日
艱難的抉擇——沈從文退出文壇的前前後後
艱難的抉擇——沈從文退出文壇的前前後後
中國網 時間：2005 年10 月27 日 文章來源：《書屋》第八期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內地學術沉寂之時，香港和日本、美國等海外的沈從文研究一直薪火不斷，並對沈從文給予極高的評價。八十年代以來，他們的著述直接促進了內地沈從文研究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績。無論是"文學大師文庫"還是"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排行榜"，海外都一律將沈從文排在位於魯迅之後的中國最傑出的小說家及文學大師的行列。然而，這樣一位大師對於中國文學作品的貢獻，僅僅表現在現代文學這一段。他沒有像其他的老作家那樣繼續從事創作，而是在建國前夕突然停止了他在文學天空的翱翔，永遠地退出了文壇，這是為什麼？在他折斷翅膀的前前後後究竟發生了什麼？
永遠的湘西
從時間上看，沈從文的確從建國前夕便退出了文壇。但倘若仔細研究一下他的創作道路和他的心路歷程就不難發現，沈從文其實早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創作勢頭正旺盛的時候，就曾經出現過思想的消沉和低落。原因是他的作品內容與當時的時代主潮距離較遠，他的"美在生命"的主張也與新文學主將們相悖，這樣就不斷地受到批評和攻擊，他因此感到"寂寞"和"苦悶"。這種情緒始終伴隨著他。
沈從文基本上是一個沉醉於詩情的作家。一條綿長千里的湘西水，維繫著他的審美理想和人生寄託。鳳凰古城的風土人情，那揮之不去的遙遠回憶，承載著他的作品主題，呼喚著他的全部情思。他是一位具有特殊意義的鄉村世界的主要表現者和反思者。沈從文的創作風格趨向浪漫主義，他追求小說的詩意效果，融寫實、紀夢、象徵於一體，凸現出鄉村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采。而都市題材的上流社會的"人性的扭曲"，也是在"人與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燭照下獲得顯現。正是這獨特的價值尺度，構成了沈從文筆下的都市人生與鄉村世界的橋梁，從而寫出《邊城》、《湘西》這樣的理想生命之歌，寄託了作者民族的和個人的隱痛。這種作品從美學的、歷史的原則出發，遠離政治，超越時空，具有永恒的審美價值。
然而這樣做卻帶來一個問題：當許多人都致力於描繪歷史運動和人民苦難等具體明確的社會現象的時候，沈從文卻在那裏起勁地企圖表現個人的情緒。你可以責備他這做法不合時宜，但卻不能否認，那種朦朧的情緒正是他創作的出發點。在作家筆下，再縹緲的情緒也具有一種無可否認的實體性。我們通過他的身世、自傳就能知道，他的描寫湘西生活的作品也都在說明，他是一個非常特立獨行的作家。和同時代許多描繪現實生活的作家不同，他基本上是一個被過去的記憶吸引住的人。沈從文對湘西鄉土的思念，在潛意識裏催動著他創作的激情，也使他從中得到心靈的慰藉。他說："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過的痕跡寫到紙上。"嚴格說來，越是出色的作家，他的藝術世界就越是獨特，每個這樣的世界都是按照自己與眾不同的方式建構起來的。
沈從文越與眾不同，就越招來非議。魯迅曾說胡秋原和沈從文是"自由人"、"第三種人"，在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時，沒有收入沈從文的作品。1936年賀玉波的《沈從文作品批判》、1937年凡容的《沈從文的〈貴生〉》等文章，責備他"不寫階級鬥爭"，沒有塑造"個性化的人物"，對不同階級人物"缺乏愛憎分明的立場"。從抗戰開始，他與左翼作家的關係惡化，在"與抗戰無關論"、"戰國策派"、"反對作家從政論"、"自由主義文學"等一系列論爭中，沈從文幾乎每次都被列為批判對象；昆明西南聯大時期，沈從文在創作方面的新探索，也受到種種非議。他明知自己的作品是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但面對接踵而來的爭論和批評，他感到茫然和疲憊了。他對自己的文學創作所追求的唯美風格與現實時代的差異，有著清醒的自知之明。早在1946年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這樣評價自己的作品："我能寫精美的作品，可不易寫偉大的作品了，我的作品也游離於現代以外，自成一格，然而正由於此，我工作也成為一種無益之業了。"〔1〕他就是懷著這樣惶惑的心情離開昆明西南聯大去了北大。
他的老朋友巴金說："離開昆明後的三年中，我每年都要寫信求他不要放下筆，希望他多寫小說。""抗戰前他在上海《大公報》發表過批評海派的文章引起強烈的反感。在昆明他的某些文章又得罪了不少人。因此常有對他不友好的文章和議論出現。他可能感到有點寂寞，偶爾也發牢騷，我看到他倒又站起來……"〔2〕作為沈從文的知己，巴金的回憶還是實事求是的。特別是到後來，沈從文明顯地感到了時代的變革對他創作的衝擊，"擱筆"的念頭也隨之產生。當他主持《益世報》文學週刊時，1948年12月7日在給作者吉六的退稿信中說："一切終得變，從大處看發展，中國行將進入一個嶄新時代，則無可懷疑。人到中年，性情凝固，又或因性情內向，缺少社交適應能力，用筆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起步，此時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一代若干人必然結果。"
沈從文的"擱筆"，固然是因為對新時代的"不適應"，但他二三十年來對時代主潮似乎從來沒有"適應"過。這種差距始終伴隨著他。而湘西之夢又時刻催動著他，因此他不斷地寫作，也就不斷地受到批評，在批評中他感到孤立和寂寞。作為一位作家，他的才思是富有的；作為一個人，他的意志又是脆弱的。他是唯美的人，他是理想主義者。他總是用一種善良的、含情的微笑來看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他的思想感情如同家鄉沱江的水那樣透明，他經不起在這純潔感情裏摻上褻瀆的污點。永遠的湘西是他的一個情結，是他的寫作重心。湘西之魂已經和沈從文融為一體。他想"跳"出來也不大可能。他對自己的湘西情結與時代精神的需要之間的矛盾困惑不已。這種心理一直纏繞著他。任何打擊都會觸動他孱弱的神經。
永遠的告別
遭到致命打擊、對沈從文命運產生巨大影響的是後來對他的一次嚴厲批判。
1948年，解放軍已兵臨北平城下，國民黨軍隊退守城內，兩軍對峙。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國民黨通知，限期南下。北大教授、著名作家沈從文也在名單之列。但飽經離亂的沈從文毅然決定留下。同時留下的還有他的朋友楊振聲、朱光潛、梁思成、金岳霖等教授。沈從文此時的心情其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對新時代的來臨歡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擔心跟不上步伐。因為他畢竟是一個游離於兩個政黨之間的自由主義作家。他已然洞察到了自己的結局，為他的後半生埋下了伏筆，實際上也預示了整整一代舊知識分子的命運。
幾乎在沈從文做出預測的同時，1948年香港出版的第一期《抗戰文藝叢刊》登載了郭沫若的一篇文章《斥反動文藝》。文章犀利而尖刻地給朱光潛、沈從文、蕭乾等人畫像，他們分別被罵成紅、黃、藍、白、黑的作家。斥責沈從文是專寫頹廢色情的"桃紅色作家"，是個"看雲摘星的風流小生"，"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鬥爭情緒"。同期的《抗戰文藝叢刊》還刊登了馮乃超的《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一文。原來，沈從文與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是同鄉兼遠親，就寫過一篇散文《熊公館》發表在《國聞週刊》上。馮乃超的文章說沈從文稱道熊希齡故居的"古樸"和熊"人格的樸素與單純，悲憫與博大，遠見和深思"，是"為地主階級歌功頌德"，體現了"中國文學的清客文丐傳統"。兩篇文章，尤其是郭沫若一文對沈從文的"作為反動派"的階級定性猶如一顆重磅炸彈，給本來對批評就敏感的沈從文以沉重的打擊。
接踵而來的是，1949年3月，沈從文任教的北京大學校園裏，有人指使學生們將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重抄成大字報，並貼出"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大標語。沈從文感到這次是對他二十多年來獨立為文藝奮鬥的自強精神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擔憂很快變成了現實，他害怕，恐懼，覺得有一張網在收緊。
"清算的時候到來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他常常喃喃自語。
"當時他壓力很大，受刺激，心裏緊張，覺得沒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險刀片自殺，割脖子上的血管……當時，我們覺得他落後，拖後腿，一家人亂糟糟的。現在想來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3〕考古學家史樹青教授也證實："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跡，但他後來一概不談自殺之事。"
1949年7月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他與京派理論家朱光潛、淪陷區女作家張愛玲、國統區作家無名氏（卜寧）等都被排除在外，並被趕下北大的講臺。
眾所周知，作為最優秀的小說家的沈從文，從建國以後再也沒有寫那些湘西的靈性文字了，從這一年到他去世是漫長的四十載。四十春秋，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能夠寫出更多的《邊城》、更多的《湘西散記》這樣的傳世之作，但沒有，天才文學大師的藝術之翼就此折斷了。
住院恢復後的沈從文下決心"轉業"——他不得不離開北大，遠離既給他帶來榮譽又招來是非的文壇。促使沈從文退出文壇的直接原因，除了他再也不想面對和忍受那種曠日持久的"階級鬥爭"的大批判，他在這種鬥爭中已經心力交瘁外；再就是他所信奉的"唯美"和"理想主義"的創作原則受到挑戰，他的生活體驗與新時代的要求實在相去甚遠，過去不適應，現在更難適應。他的夫人張兆和說："幸好他轉了，轉的時候有痛苦，有鬥爭。他確實覺得創作不好寫了，難得很。"
這種想法沈從文曾流露過多次。上世紀三十年代，沈從文曾寫過《記胡也頻》、《記丁玲》的文章，他們之間還是互相了解的。所以發生沈從文自殺事件之後，丁玲約何其芳在1949年6月11日、30日兩次到沙灘中南衚同北大教授宿舍去看望沈從文。這時候沈從文的情緒相當低落。丁玲對他說："你怕什麼嘛，共產黨有什麼可怕的嘛！你寫了一些東西有問題，共產黨還有那個度量，不會跟你計較、追究，在這個社會生活了一個時期之後，你自己也會找到結論的。要是你這樣疑神疑鬼的過下去，共產黨不會來整你，你自己也會把自己整垮的！從文，現在還是要靠你自己振作起來，我還是知道你這支筆，你還可以寫你的東西嘛……"
丁、何來過之後，沈從文想了很久，覺得還是不能拿起寫小說的筆。1949年9月8日，他在寫給丁玲的一封信中說："已深知個人由於用筆離群，生活離群轉成個人幻念。涉於公，則多錯誤看法，近於病態而不健康；涉於私，即為致瘋致辱因果。為補救改正，或放棄文學……但要說即能十分積極運用政治術語來表示新的信仰，實在一時也學不會。""為自己，我已痛苦掙扎了近四十年，永遠為獨自作戰，實在太累，得休息，也不為什麼遺憾了。"他對自己目前的狀況和無奈的抉擇也很痛苦，說："北京是和平解放的，中國都極重要，我卻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戰爭中病倒下來。"〔4〕
"實在太累，得休息"，這真是一個無奈的選擇！沈從文從1924年在《晨報副刊》發表處女作《一封未曾付郵的信》，到1948年初被批判前完成最後一篇小說《巧秀與冬生》，二十五年間創作結集有八十多部作品，一千多萬字，是中國現代作家中成書最多的一個。著名學者季羨林說："我覺得，在所有並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並不多見。除魯迅先生之外，就是從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讀上幾行，立刻就能辨認出來，決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個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輕時當過兵，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他完全自學成家。湘西那一片有點神秘的土地，其怪異的風土人情，通過沈先生的筆而大白於天下。"〔5〕
沈從文的遭遇在中國出現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和他差不多的同輩作家中，還有茅盾、巴金、丁玲、冰心、夏衍、曹禺、沙汀、郭沫若、葉聖陶、錢鐘書、鄭振鐸、施蟄存，等等。可以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老作家，建國後都毫無例外的沒有寫出什麼成功的、有影響的文藝作品，與他們曾經的輝煌無法相比。只不過他們要比沈從文幸運得多。好在他們未曾"封筆"，更沒有退出文壇，有的還擔任文藝界的領導，但多只是一個"牌子"而已。有時勉強寫也差強人意。曾斥責過沈從文的郭老1958年詩興大發，曰："才見早稻三萬六，又傳中稻四萬三"，"不闖鋼鐵千萬二，再過幾年一萬萬"。曹禺1951年按照領導意圖寫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劇本《明朗的天》，宣告失敗。1958年、1964年寫了"大躍進"和河北抗洪題材的話劇，無一成功。後來寫歷史題材的《膽劍篇》、《王昭君》屬於完全按政治意圖的"憑空虛構"，也很快消亡。曹禺最後病中悟出一痛："我總是聽領導的，領導一說什麼，我馬上去幹，有時候還得揣摸領導意圖……可是，寫作怎麼總聽領導的？"〔6〕
與許多作家相比，沈從文卻有著鮮明的特殊性，即不隨波逐流，堅持自己認定的原則和創作規律，這也正是他可貴的地方。"從文一方面很有修養，一方面也很孤僻，不失為一個特立獨行的人。像這樣不肯隨波逐流的人，如何能不做了時代的犧牲？"〔7〕
永遠的金子
沈從文在北大教書時就與博物館係打交道，常去幫忙，也捐過不少陳列物品。所以他既然提出離開北大，就被安排到了中國歷史博物館。這一年沈從文四十七歲。一開始，還有人說他是"鴛鴦蝴蝶派"，他被當作"統戰對象"，政治上處於被壓制的狀態。有關部門也不給他安排辦公室，他就在午門樓上的穿堂風裏呆了十年。沈從文筆下曾流露出當時的情形："我在這裡每天上班下班，從早七時到下六時共十一小時。從公務員而言，只是個越來越平庸的公務員，別的事通說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雖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實許多就不相熟。自以為熟習我的，必然是極不理解我的。一聽到大家的笑聲，我似乎和夢裏一樣。生命浮在這類不相干的笑聲中，越說越遠。關門時，獨自午門城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風景……"〔8〕他在這裡當起了義務講解員，包括有的小腳老太太來參觀展覽也要他講解。蕭乾有一次陪外賓去故宮參觀，看見沈從文正在拿一根講解棍，心裏很不是滋味："我看了很傷心，覺得這是一個青年人幹的事，怎麼讓他幹？我怕影響他，也怕傷害他，躲得遠遠的，沒有上前打招呼。"類似這樣尷尬的場面他的好朋友汪曾祺也碰到過。"文革"一來，沈從文的處境更慘了，無休止的檢查、批鬥、掃女廁所，他還被弄到湖北咸寧鄉下勞動看鴨子。有一次他和幾個人上街，看到咸寧縱橫交錯的街道，有人說不要找不到回去的路，沈從文指著住處附近火葬場那高高的煙囪說："不會迷路。只要看火葬場的煙囪。那是我們每個人的最後歸宿。"
在歷史博物館期間，儘管沈從文很苦悶，但他還是很敬業的："一旦碰到具體的文物工作，沈從文就仿佛變了一個人。看見好東西，沈先生就想辦法買回來。自己先墊錢，再交給館裏。"他的同事這樣評價他。他千方百計地接觸文物、研究文物，積累了不少資料。他豐富的知識和文物功底得到了社會和學界的認可。1958年北京人藝排演《蔡文姬》請沈從文當顧問，他就把演職員們帶到歷史博物館，引經據典地講了好幾個小時。1960年排《武則天》時把劇本送給他看，他列出十頁、六十四條關於這部戲的參考資料。儘管如此，沈從文的內心還是淒苦的，這種淒苦又能對誰說呢？他做的是文物工作，自己也像一件文物似的被塵封了。但他還是默默地守望著屬於自己的角落。他已進入寵辱不驚的境界。這種人性的耐力和人格的精神是非常罕見的。
是金子總要閃光。
沈從文開始徜徉於他的文物世界，雖然繁瑣考證，但對於一個觸類旁通的小說家來說也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他說："至於搞文物工藝，儘管工作千頭萬緒，只要能就全國材料作綜合，只要看得多，材料在手邊，就可以不太費力在一較短時間裏，做出許多事情。過去三五十年難於見功的，現在三五年也可以完成。"在蟄伏一段時間後，從1957年到1963年，他發表了大量的學術文章，並且撰寫出版了《中國絲綢圖案》、《唐宋銅鏡》、《龍鳳藝術》、《戰國漆器》、《明錦》、《中國的瓷器》等學術專著。
1978年，受胡喬木的關懷，沈從文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並配了助手。1981年，一部從"文革"前就嘔心瀝血的八開本煌煌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精印出版。胡喬木致函祝賀："以一人之力，歷時十餘載，幾經艱阻，數易其稿，幸獲此鴻篇巨制，實為我國學術界一重大貢獻，極為可賀。"這部著作成為領導人出訪贈送外國元首的禮物，同時填補了我國文化史上的空白，從而奠定了沈從文由著名作家到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代服飾學家的地位。
比起很多表面紅火而實則蒼白、甚至虛度光陰的作家朋友們來說，沈從文的失落感大大沖淡了。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沈從文是不幸的，但又是幸運的。他在遼遠塵封的文物角落耕種，雖然辛苦，卻避開了陸續發生的一場又一場的文壇爭鬥。當噩夢醒來，塵埃落定，許多人因命運蹭蹬、光陰虛度而懊悔，沈先生卻意外地以文博考識著作等身。沈從文退出熱鬧的文壇而遁入冷清的"空門"，是他後半生的最佳選擇。事實證明他有先見之明，睿智而不虛榮，懦弱恰含剛強。他沒有背叛自己的人格和良知，沒有虛擲寶貴的光陰，他以文化苦行僧的態度，平靜而執著地走完了他的生命歷程，實現了真正的人生價值。曾與沈從文同屬"京派"作家的最後一位傳人汪曾祺後來說他："這一番改行，可真是亦悲亦喜，悲喜難言；亦得亦失，得失難言。步入冷徑仍採花，花非昨日花，人非昨日人。"〔9〕
沈從文雖然過早的改了行，轉了業，但他並不是真正的隱遁。作為寫了八十多部文藝作品、小說被四十多個國家翻譯出版的世界文化名人，他內心的創作情結還是難解難分。在埋頭自己的花花草草、罈罈罐罐的時候，他也不時關注著眼花繚亂的中國文壇，也希望自己有立功的機會。1957年反右的時候沈從文出差到上海，巴金、曹禺、熊佛西等人都在報紙上發表了意見，認為黨的政策束縛了文藝繁榮。沈從文隔岸觀火，沒有鳴放的權利，就給人寫信："如今有些人說是為行政羈絆不能從事寫作，其實聽他辭去一切，照過去二十年前情況來寫三年五載，還是不會有什麼真正好作品的。目下不寫作品，還在領導文學，領導不出什麼，卻以為黨幫忙不夠，不大符合事實的。"他還說過："一些作家寫作差不多，永遠在寫，永遠見不出絲毫精彩過人之處，真如四川人說的'不知咋個搞法！'"〔10〕
1953年9月，沈從文參加了全國文代會，毛澤東和周恩來接見部分代表。在介紹到沈從文時，毛澤東問過他的年齡後說："年紀還不老，再寫幾年小說吧。"胡喬木寫信給沈從文表示願意為他重返文壇做安排，嚴文井等老朋友也向他約稿，希望他能夠回到專業作家隊伍中來。1961年初，沈從文在北京阜外醫院住院時研讀了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的小說，記下了自己的心得："難的不是無可寫之人，無可寫的事，難的是如何得到一種較從容自由的心情……如能得到較從容工作環境，一定還可以寫得出幾個有分量東西的。"在當年的一次會議上，周揚說如沈從文繼續寫作，將給他十年的創作假。其實，沈從文從1948年就開始醞釀一部以其內兄——1936年犧牲的共產黨員張鼎和一生鬥爭事跡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於是，1961年6月1日中宣部、中國作協給沙汀寫信，安排沈從文到四川深入生活。可是不知什麼原因，6月23日沈從文又突然被告知到青島休息。這樣，他又來到青島，看了幾家繡藝廠、印染廠，只是把小說素材"重謄個順序線索"而已。1961年7月27日，作為《人民文學》編輯的夫人張兆和給在青島"信心不大"的沈從文寫信說："當初為尋求個人出路，你大量流著鼻血還日夜寫作，如今黨那樣關心創作，給作家各個方面的幫助鼓勵，安排創作條件，你能寫而不寫，老是為王瑤（王瑤，文藝理論家，與聞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沈從文等同為北大中文系教授。1954年曾出版我國最早的新文學史《中國新文學史稿》，沈從文以反面形象忝列其中。——筆者注）這樣的所謂批評家而嘀咕不完，我覺得你是對自己沒有正確的估計。至少在創作上信心不大，因此舉足徬徨無所適從。"
從青島回來後他又去了河北宣化體驗生活，增強了信心，便寫信給夫人說："如照過去經驗，能試寫三章成功，以下即不會有什麼困難了，即照寫《邊城》方式一星期寫一章，年末完成初稿是可望的。"談何容易，"年末"終未能完成初稿——寫《邊城》時的心情與環境恐怕一去不復返了。1962年作協又安排沈從文等八名作家去江西老區，他帶著幾次寫下的近十萬字的小說素材，準備長期住下去。但誰也沒有留下來。他在江西呆了三個月，最後跑到景德鎮看他喜歡的陶瓷去了，還幫助人家改進工藝。也許他覺得幹這些要比寫小說容易和保險得多。他的夫人張兆和談及他的創作狀況和幾次失敗的原因時說："沈從文收集了一些材料，還到宣化煤礦去了好幾次，記了好幾本。1961年熱鬧，他想寫，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體怎樣寫，他就不行了。沒有多大把握，寫了也寫不好。"
也就是說，沈從文從1948年12月31日在一張條幅上寫下"封筆試紙"以後的四十年裏，雖經幾番努力，終沒能寫出一篇小說。而在這以前的二十五年中他卻出版了八十多部。
永遠的鳳凰
1983年沈從文患了腦血栓，造成左身癱瘓。
1985年6月，中央組織部發文，規定按部長級待遇解決沈從文的工資、住房等問題。
畫家黃永玉說："表叔在臨終前兩三年，得到黨和政府的認真關注，給了他一套寬大的房子，並且配備了一部汽車和一位司機。遺憾的是太晚了。"
1985年12月9日，《光明日報》頭版頭條發表長篇訪問記，祝賀他從事文學創作六十週年。
1986年10月，沈從文幾百萬字的小說、散文合集《鳳凰》，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同年，電影《湘女蕭蕭》在法國和西班牙電影節上分獲"金熊獎"和"唐吉訶德獎"。
1988年5月10日下午五時三十分，沈從文因心臟病猝發，在家中病逝，走完了他八十六年的生命歷程。
李先念、李鐵映、王任重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及有關方面負責人以不同方式錶示哀悼，香港、台灣及國外多家媒體報道了沈從文逝世的消息。《人民日報》以《眷念鄉土多名作，飲譽中外仍寂寞——傑出作家沈從文告別親友讀者》為題發表報道。
巴金的唁電說："文藝界失去一位傑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財富不會消失。"
夏衍說："沈從文沒有得到他應該得到的文學地位，他不單是一位鄉土文學大師，應該是更高一層的作家。"
邵燕祥說："沈從文這個又溫文又野性，屬於湘西又屬於整個中國以至世界的作家，他的生命就寄寓在他這些既清新且斑斕的作品之中。所有這些，可以不捨晝夜地流下去，潤澤當代的直到後代的無數焦渴的靈魂。"
遵照先生遺願和家鄉人民的請求，在沈老逝世4週年的祭日，即1992年5月10日，沈從文的骨灰在家人的護送下魂歸故里鳳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清澈秀麗的沱江，一半安葬在風景旖旎的聽濤山麓。一塊天然的五色巨石肅然矗立，成為沈從文墓碑獨特的標誌。墓碑鐫刻著沈先生蘊含很深哲理的手跡銘文："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
古語說，鳳凰擇良木而棲。沈從文終於回到他魂牽夢縈的良木故土。湘西的流波碧水，裹挾著一個自稱"鄉下人"的深深眷戀，更加遼遠悠長、綿綿無盡……
註釋：
〔1〕吳澤順：《悲愴的樂章》，引自書屋雜誌社網路版——作家授權文庫。
〔2〕巴金：《懷念從文》，引自巴金《再思錄》，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
〔3〕陳徒手：《午門城下的沈從文》——對沈從文夫人張兆和的採訪（1990年12月7日），引自中國青少年新世紀讀書網。
〔4〕沈從文：《我的學習》，載1951年11月11日《光明日報》。
〔5〕季羨林：《悼念沈從文先生》，載1989年4月1日《文匯報》。
〔6〕甘竟存：《戲劇大師曹禺的"悟"》，載1998年第4期《雨花》。
〔7〕梁實秋：《憶沈從文》，引自《梁實秋懷人叢錄》，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3月版。
〔8〕沈從文：《給一位青年記者的信》（1951年3月29日），引自《沈從文全集》第十九卷書信，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9〕汪曾祺：《沈從文轉業之謎》，引自《晚翠文談新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
〔10〕沈從文：《給雲六大哥的信》（1959年3月12日），引自《沈從文全集》第二十卷書信，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END]
中國網 時間：2005 年10 月27 日 文章來源：《書屋》第八期
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內地學術沉寂之時，香港和日本、美國等海外的沈從文研究一直薪火不斷，並對沈從文給予極高的評價。八十年代以來，他們的著述直接促進了內地沈從文研究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取得了突出的成績。無論是"文學大師文庫"還是"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排行榜"，海外都一律將沈從文排在位於魯迅之後的中國最傑出的小說家及文學大師的行列。然而，這樣一位大師對於中國文學作品的貢獻，僅僅表現在現代文學這一段。他沒有像其他的老作家那樣繼續從事創作，而是在建國前夕突然停止了他在文學天空的翱翔，永遠地退出了文壇，這是為什麼？在他折斷翅膀的前前後後究竟發生了什麼？
永遠的湘西
從時間上看，沈從文的確從建國前夕便退出了文壇。但倘若仔細研究一下他的創作道路和他的心路歷程就不難發現，沈從文其實早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創作勢頭正旺盛的時候，就曾經出現過思想的消沉和低落。原因是他的作品內容與當時的時代主潮距離較遠，他的"美在生命"的主張也與新文學主將們相悖，這樣就不斷地受到批評和攻擊，他因此感到"寂寞"和"苦悶"。這種情緒始終伴隨著他。
沈從文基本上是一個沉醉於詩情的作家。一條綿長千里的湘西水，維繫著他的審美理想和人生寄託。鳳凰古城的風土人情，那揮之不去的遙遠回憶，承載著他的作品主題，呼喚著他的全部情思。他是一位具有特殊意義的鄉村世界的主要表現者和反思者。沈從文的創作風格趨向浪漫主義，他追求小說的詩意效果，融寫實、紀夢、象徵於一體，凸現出鄉村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采。而都市題材的上流社會的"人性的扭曲"，也是在"人與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燭照下獲得顯現。正是這獨特的價值尺度，構成了沈從文筆下的都市人生與鄉村世界的橋梁，從而寫出《邊城》、《湘西》這樣的理想生命之歌，寄託了作者民族的和個人的隱痛。這種作品從美學的、歷史的原則出發，遠離政治，超越時空，具有永恒的審美價值。
然而這樣做卻帶來一個問題：當許多人都致力於描繪歷史運動和人民苦難等具體明確的社會現象的時候，沈從文卻在那裏起勁地企圖表現個人的情緒。你可以責備他這做法不合時宜，但卻不能否認，那種朦朧的情緒正是他創作的出發點。在作家筆下，再縹緲的情緒也具有一種無可否認的實體性。我們通過他的身世、自傳就能知道，他的描寫湘西生活的作品也都在說明，他是一個非常特立獨行的作家。和同時代許多描繪現實生活的作家不同，他基本上是一個被過去的記憶吸引住的人。沈從文對湘西鄉土的思念，在潛意識裏催動著他創作的激情，也使他從中得到心靈的慰藉。他說："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過的痕跡寫到紙上。"嚴格說來，越是出色的作家，他的藝術世界就越是獨特，每個這樣的世界都是按照自己與眾不同的方式建構起來的。
沈從文越與眾不同，就越招來非議。魯迅曾說胡秋原和沈從文是"自由人"、"第三種人"，在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時，沒有收入沈從文的作品。1936年賀玉波的《沈從文作品批判》、1937年凡容的《沈從文的〈貴生〉》等文章，責備他"不寫階級鬥爭"，沒有塑造"個性化的人物"，對不同階級人物"缺乏愛憎分明的立場"。從抗戰開始，他與左翼作家的關係惡化，在"與抗戰無關論"、"戰國策派"、"反對作家從政論"、"自由主義文學"等一系列論爭中，沈從文幾乎每次都被列為批判對象；昆明西南聯大時期，沈從文在創作方面的新探索，也受到種種非議。他明知自己的作品是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但面對接踵而來的爭論和批評，他感到茫然和疲憊了。他對自己的文學創作所追求的唯美風格與現實時代的差異，有著清醒的自知之明。早在1946年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這樣評價自己的作品："我能寫精美的作品，可不易寫偉大的作品了，我的作品也游離於現代以外，自成一格，然而正由於此，我工作也成為一種無益之業了。"〔1〕他就是懷著這樣惶惑的心情離開昆明西南聯大去了北大。
他的老朋友巴金說："離開昆明後的三年中，我每年都要寫信求他不要放下筆，希望他多寫小說。""抗戰前他在上海《大公報》發表過批評海派的文章引起強烈的反感。在昆明他的某些文章又得罪了不少人。因此常有對他不友好的文章和議論出現。他可能感到有點寂寞，偶爾也發牢騷，我看到他倒又站起來……"〔2〕作為沈從文的知己，巴金的回憶還是實事求是的。特別是到後來，沈從文明顯地感到了時代的變革對他創作的衝擊，"擱筆"的念頭也隨之產生。當他主持《益世報》文學週刊時，1948年12月7日在給作者吉六的退稿信中說："一切終得變，從大處看發展，中國行將進入一個嶄新時代，則無可懷疑。人到中年，性情凝固，又或因性情內向，缺少社交適應能力，用筆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統統由一個'思'字起步，此時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轉，過不多久，即未被迫擱筆，亦終得把筆擱下。這是我們一代若干人必然結果。"
沈從文的"擱筆"，固然是因為對新時代的"不適應"，但他二三十年來對時代主潮似乎從來沒有"適應"過。這種差距始終伴隨著他。而湘西之夢又時刻催動著他，因此他不斷地寫作，也就不斷地受到批評，在批評中他感到孤立和寂寞。作為一位作家，他的才思是富有的；作為一個人，他的意志又是脆弱的。他是唯美的人，他是理想主義者。他總是用一種善良的、含情的微笑來看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他的思想感情如同家鄉沱江的水那樣透明，他經不起在這純潔感情裏摻上褻瀆的污點。永遠的湘西是他的一個情結，是他的寫作重心。湘西之魂已經和沈從文融為一體。他想"跳"出來也不大可能。他對自己的湘西情結與時代精神的需要之間的矛盾困惑不已。這種心理一直纏繞著他。任何打擊都會觸動他孱弱的神經。
永遠的告別
遭到致命打擊、對沈從文命運產生巨大影響的是後來對他的一次嚴厲批判。
1948年，解放軍已兵臨北平城下，國民黨軍隊退守城內，兩軍對峙。一大批文化名流接到國民黨通知，限期南下。北大教授、著名作家沈從文也在名單之列。但飽經離亂的沈從文毅然決定留下。同時留下的還有他的朋友楊振聲、朱光潛、梁思成、金岳霖等教授。沈從文此時的心情其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對新時代的來臨歡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擔心跟不上步伐。因為他畢竟是一個游離於兩個政黨之間的自由主義作家。他已然洞察到了自己的結局，為他的後半生埋下了伏筆，實際上也預示了整整一代舊知識分子的命運。
幾乎在沈從文做出預測的同時，1948年香港出版的第一期《抗戰文藝叢刊》登載了郭沫若的一篇文章《斥反動文藝》。文章犀利而尖刻地給朱光潛、沈從文、蕭乾等人畫像，他們分別被罵成紅、黃、藍、白、黑的作家。斥責沈從文是專寫頹廢色情的"桃紅色作家"，是個"看雲摘星的風流小生"，"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鬥爭情緒"。同期的《抗戰文藝叢刊》還刊登了馮乃超的《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一文。原來，沈從文與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是同鄉兼遠親，就寫過一篇散文《熊公館》發表在《國聞週刊》上。馮乃超的文章說沈從文稱道熊希齡故居的"古樸"和熊"人格的樸素與單純，悲憫與博大，遠見和深思"，是"為地主階級歌功頌德"，體現了"中國文學的清客文丐傳統"。兩篇文章，尤其是郭沫若一文對沈從文的"作為反動派"的階級定性猶如一顆重磅炸彈，給本來對批評就敏感的沈從文以沉重的打擊。
接踵而來的是，1949年3月，沈從文任教的北京大學校園裏，有人指使學生們將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重抄成大字報，並貼出"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大標語。沈從文感到這次是對他二十多年來獨立為文藝奮鬥的自強精神的"一次真正的全面否定"，先前的擔憂很快變成了現實，他害怕，恐懼，覺得有一張網在收緊。
"清算的時候到來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他常常喃喃自語。
"當時他壓力很大，受刺激，心裏緊張，覺得沒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險刀片自殺，割脖子上的血管……當時，我們覺得他落後，拖後腿，一家人亂糟糟的。現在想來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3〕考古學家史樹青教授也證實："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跡，但他後來一概不談自殺之事。"
1949年7月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他與京派理論家朱光潛、淪陷區女作家張愛玲、國統區作家無名氏（卜寧）等都被排除在外，並被趕下北大的講臺。
眾所周知，作為最優秀的小說家的沈從文，從建國以後再也沒有寫那些湘西的靈性文字了，從這一年到他去世是漫長的四十載。四十春秋，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能夠寫出更多的《邊城》、更多的《湘西散記》這樣的傳世之作，但沒有，天才文學大師的藝術之翼就此折斷了。
住院恢復後的沈從文下決心"轉業"——他不得不離開北大，遠離既給他帶來榮譽又招來是非的文壇。促使沈從文退出文壇的直接原因，除了他再也不想面對和忍受那種曠日持久的"階級鬥爭"的大批判，他在這種鬥爭中已經心力交瘁外；再就是他所信奉的"唯美"和"理想主義"的創作原則受到挑戰，他的生活體驗與新時代的要求實在相去甚遠，過去不適應，現在更難適應。他的夫人張兆和說："幸好他轉了，轉的時候有痛苦，有鬥爭。他確實覺得創作不好寫了，難得很。"
這種想法沈從文曾流露過多次。上世紀三十年代，沈從文曾寫過《記胡也頻》、《記丁玲》的文章，他們之間還是互相了解的。所以發生沈從文自殺事件之後，丁玲約何其芳在1949年6月11日、30日兩次到沙灘中南衚同北大教授宿舍去看望沈從文。這時候沈從文的情緒相當低落。丁玲對他說："你怕什麼嘛，共產黨有什麼可怕的嘛！你寫了一些東西有問題，共產黨還有那個度量，不會跟你計較、追究，在這個社會生活了一個時期之後，你自己也會找到結論的。要是你這樣疑神疑鬼的過下去，共產黨不會來整你，你自己也會把自己整垮的！從文，現在還是要靠你自己振作起來，我還是知道你這支筆，你還可以寫你的東西嘛……"
丁、何來過之後，沈從文想了很久，覺得還是不能拿起寫小說的筆。1949年9月8日，他在寫給丁玲的一封信中說："已深知個人由於用筆離群，生活離群轉成個人幻念。涉於公，則多錯誤看法，近於病態而不健康；涉於私，即為致瘋致辱因果。為補救改正，或放棄文學……但要說即能十分積極運用政治術語來表示新的信仰，實在一時也學不會。""為自己，我已痛苦掙扎了近四十年，永遠為獨自作戰，實在太累，得休息，也不為什麼遺憾了。"他對自己目前的狀況和無奈的抉擇也很痛苦，說："北京是和平解放的，中國都極重要，我卻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戰爭中病倒下來。"〔4〕
"實在太累，得休息"，這真是一個無奈的選擇！沈從文從1924年在《晨報副刊》發表處女作《一封未曾付郵的信》，到1948年初被批判前完成最後一篇小說《巧秀與冬生》，二十五年間創作結集有八十多部作品，一千多萬字，是中國現代作家中成書最多的一個。著名學者季羨林說："我覺得，在所有並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獨立風格的人並不多見。除魯迅先生之外，就是從文先生。他的作品，只要讀上幾行，立刻就能辨認出來，決不含糊。他出身湘西的一個破落小官僚家庭，年輕時當過兵，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他完全自學成家。湘西那一片有點神秘的土地，其怪異的風土人情，通過沈先生的筆而大白於天下。"〔5〕
沈從文的遭遇在中國出現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和他差不多的同輩作家中，還有茅盾、巴金、丁玲、冰心、夏衍、曹禺、沙汀、郭沫若、葉聖陶、錢鐘書、鄭振鐸、施蟄存，等等。可以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老作家，建國後都毫無例外的沒有寫出什麼成功的、有影響的文藝作品，與他們曾經的輝煌無法相比。只不過他們要比沈從文幸運得多。好在他們未曾"封筆"，更沒有退出文壇，有的還擔任文藝界的領導，但多只是一個"牌子"而已。有時勉強寫也差強人意。曾斥責過沈從文的郭老1958年詩興大發，曰："才見早稻三萬六，又傳中稻四萬三"，"不闖鋼鐵千萬二，再過幾年一萬萬"。曹禺1951年按照領導意圖寫了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劇本《明朗的天》，宣告失敗。1958年、1964年寫了"大躍進"和河北抗洪題材的話劇，無一成功。後來寫歷史題材的《膽劍篇》、《王昭君》屬於完全按政治意圖的"憑空虛構"，也很快消亡。曹禺最後病中悟出一痛："我總是聽領導的，領導一說什麼，我馬上去幹，有時候還得揣摸領導意圖……可是，寫作怎麼總聽領導的？"〔6〕
與許多作家相比，沈從文卻有著鮮明的特殊性，即不隨波逐流，堅持自己認定的原則和創作規律，這也正是他可貴的地方。"從文一方面很有修養，一方面也很孤僻，不失為一個特立獨行的人。像這樣不肯隨波逐流的人，如何能不做了時代的犧牲？"〔7〕
永遠的金子
沈從文在北大教書時就與博物館係打交道，常去幫忙，也捐過不少陳列物品。所以他既然提出離開北大，就被安排到了中國歷史博物館。這一年沈從文四十七歲。一開始，還有人說他是"鴛鴦蝴蝶派"，他被當作"統戰對象"，政治上處於被壓制的狀態。有關部門也不給他安排辦公室，他就在午門樓上的穿堂風裏呆了十年。沈從文筆下曾流露出當時的情形："我在這裡每天上班下班，從早七時到下六時共十一小時。從公務員而言，只是個越來越平庸的公務員，別的事通說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每天雖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實許多就不相熟。自以為熟習我的，必然是極不理解我的。一聽到大家的笑聲，我似乎和夢裏一樣。生命浮在這類不相干的笑聲中，越說越遠。關門時，獨自午門城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風景……"〔8〕他在這裡當起了義務講解員，包括有的小腳老太太來參觀展覽也要他講解。蕭乾有一次陪外賓去故宮參觀，看見沈從文正在拿一根講解棍，心裏很不是滋味："我看了很傷心，覺得這是一個青年人幹的事，怎麼讓他幹？我怕影響他，也怕傷害他，躲得遠遠的，沒有上前打招呼。"類似這樣尷尬的場面他的好朋友汪曾祺也碰到過。"文革"一來，沈從文的處境更慘了，無休止的檢查、批鬥、掃女廁所，他還被弄到湖北咸寧鄉下勞動看鴨子。有一次他和幾個人上街，看到咸寧縱橫交錯的街道，有人說不要找不到回去的路，沈從文指著住處附近火葬場那高高的煙囪說："不會迷路。只要看火葬場的煙囪。那是我們每個人的最後歸宿。"
在歷史博物館期間，儘管沈從文很苦悶，但他還是很敬業的："一旦碰到具體的文物工作，沈從文就仿佛變了一個人。看見好東西，沈先生就想辦法買回來。自己先墊錢，再交給館裏。"他的同事這樣評價他。他千方百計地接觸文物、研究文物，積累了不少資料。他豐富的知識和文物功底得到了社會和學界的認可。1958年北京人藝排演《蔡文姬》請沈從文當顧問，他就把演職員們帶到歷史博物館，引經據典地講了好幾個小時。1960年排《武則天》時把劇本送給他看，他列出十頁、六十四條關於這部戲的參考資料。儘管如此，沈從文的內心還是淒苦的，這種淒苦又能對誰說呢？他做的是文物工作，自己也像一件文物似的被塵封了。但他還是默默地守望著屬於自己的角落。他已進入寵辱不驚的境界。這種人性的耐力和人格的精神是非常罕見的。
是金子總要閃光。
沈從文開始徜徉於他的文物世界，雖然繁瑣考證，但對於一個觸類旁通的小說家來說也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事。他說："至於搞文物工藝，儘管工作千頭萬緒，只要能就全國材料作綜合，只要看得多，材料在手邊，就可以不太費力在一較短時間裏，做出許多事情。過去三五十年難於見功的，現在三五年也可以完成。"在蟄伏一段時間後，從1957年到1963年，他發表了大量的學術文章，並且撰寫出版了《中國絲綢圖案》、《唐宋銅鏡》、《龍鳳藝術》、《戰國漆器》、《明錦》、《中國的瓷器》等學術專著。
1978年，受胡喬木的關懷，沈從文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並配了助手。1981年，一部從"文革"前就嘔心瀝血的八開本煌煌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由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精印出版。胡喬木致函祝賀："以一人之力，歷時十餘載，幾經艱阻，數易其稿，幸獲此鴻篇巨制，實為我國學術界一重大貢獻，極為可賀。"這部著作成為領導人出訪贈送外國元首的禮物，同時填補了我國文化史上的空白，從而奠定了沈從文由著名作家到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古代服飾學家的地位。
比起很多表面紅火而實則蒼白、甚至虛度光陰的作家朋友們來說，沈從文的失落感大大沖淡了。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沈從文是不幸的，但又是幸運的。他在遼遠塵封的文物角落耕種，雖然辛苦，卻避開了陸續發生的一場又一場的文壇爭鬥。當噩夢醒來，塵埃落定，許多人因命運蹭蹬、光陰虛度而懊悔，沈先生卻意外地以文博考識著作等身。沈從文退出熱鬧的文壇而遁入冷清的"空門"，是他後半生的最佳選擇。事實證明他有先見之明，睿智而不虛榮，懦弱恰含剛強。他沒有背叛自己的人格和良知，沒有虛擲寶貴的光陰，他以文化苦行僧的態度，平靜而執著地走完了他的生命歷程，實現了真正的人生價值。曾與沈從文同屬"京派"作家的最後一位傳人汪曾祺後來說他："這一番改行，可真是亦悲亦喜，悲喜難言；亦得亦失，得失難言。步入冷徑仍採花，花非昨日花，人非昨日人。"〔9〕
沈從文雖然過早的改了行，轉了業，但他並不是真正的隱遁。作為寫了八十多部文藝作品、小說被四十多個國家翻譯出版的世界文化名人，他內心的創作情結還是難解難分。在埋頭自己的花花草草、罈罈罐罐的時候，他也不時關注著眼花繚亂的中國文壇，也希望自己有立功的機會。1957年反右的時候沈從文出差到上海，巴金、曹禺、熊佛西等人都在報紙上發表了意見，認為黨的政策束縛了文藝繁榮。沈從文隔岸觀火，沒有鳴放的權利，就給人寫信："如今有些人說是為行政羈絆不能從事寫作，其實聽他辭去一切，照過去二十年前情況來寫三年五載，還是不會有什麼真正好作品的。目下不寫作品，還在領導文學，領導不出什麼，卻以為黨幫忙不夠，不大符合事實的。"他還說過："一些作家寫作差不多，永遠在寫，永遠見不出絲毫精彩過人之處，真如四川人說的'不知咋個搞法！'"〔10〕
1953年9月，沈從文參加了全國文代會，毛澤東和周恩來接見部分代表。在介紹到沈從文時，毛澤東問過他的年齡後說："年紀還不老，再寫幾年小說吧。"胡喬木寫信給沈從文表示願意為他重返文壇做安排，嚴文井等老朋友也向他約稿，希望他能夠回到專業作家隊伍中來。1961年初，沈從文在北京阜外醫院住院時研讀了屠格涅夫和托爾斯泰的小說，記下了自己的心得："難的不是無可寫之人，無可寫的事，難的是如何得到一種較從容自由的心情……如能得到較從容工作環境，一定還可以寫得出幾個有分量東西的。"在當年的一次會議上，周揚說如沈從文繼續寫作，將給他十年的創作假。其實，沈從文從1948年就開始醞釀一部以其內兄——1936年犧牲的共產黨員張鼎和一生鬥爭事跡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於是，1961年6月1日中宣部、中國作協給沙汀寫信，安排沈從文到四川深入生活。可是不知什麼原因，6月23日沈從文又突然被告知到青島休息。這樣，他又來到青島，看了幾家繡藝廠、印染廠，只是把小說素材"重謄個順序線索"而已。1961年7月27日，作為《人民文學》編輯的夫人張兆和給在青島"信心不大"的沈從文寫信說："當初為尋求個人出路，你大量流著鼻血還日夜寫作，如今黨那樣關心創作，給作家各個方面的幫助鼓勵，安排創作條件，你能寫而不寫，老是為王瑤（王瑤，文藝理論家，與聞一多、朱自清、俞平伯、沈從文等同為北大中文系教授。1954年曾出版我國最早的新文學史《中國新文學史稿》，沈從文以反面形象忝列其中。——筆者注）這樣的所謂批評家而嘀咕不完，我覺得你是對自己沒有正確的估計。至少在創作上信心不大，因此舉足徬徨無所適從。"
從青島回來後他又去了河北宣化體驗生活，增強了信心，便寫信給夫人說："如照過去經驗，能試寫三章成功，以下即不會有什麼困難了，即照寫《邊城》方式一星期寫一章，年末完成初稿是可望的。"談何容易，"年末"終未能完成初稿——寫《邊城》時的心情與環境恐怕一去不復返了。1962年作協又安排沈從文等八名作家去江西老區，他帶著幾次寫下的近十萬字的小說素材，準備長期住下去。但誰也沒有留下來。他在江西呆了三個月，最後跑到景德鎮看他喜歡的陶瓷去了，還幫助人家改進工藝。也許他覺得幹這些要比寫小說容易和保險得多。他的夫人張兆和談及他的創作狀況和幾次失敗的原因時說："沈從文收集了一些材料，還到宣化煤礦去了好幾次，記了好幾本。1961年熱鬧，他想寫，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體怎樣寫，他就不行了。沒有多大把握，寫了也寫不好。"
也就是說，沈從文從1948年12月31日在一張條幅上寫下"封筆試紙"以後的四十年裏，雖經幾番努力，終沒能寫出一篇小說。而在這以前的二十五年中他卻出版了八十多部。
永遠的鳳凰
1983年沈從文患了腦血栓，造成左身癱瘓。
1985年6月，中央組織部發文，規定按部長級待遇解決沈從文的工資、住房等問題。
畫家黃永玉說："表叔在臨終前兩三年，得到黨和政府的認真關注，給了他一套寬大的房子，並且配備了一部汽車和一位司機。遺憾的是太晚了。"
1985年12月9日，《光明日報》頭版頭條發表長篇訪問記，祝賀他從事文學創作六十週年。
1986年10月，沈從文幾百萬字的小說、散文合集《鳳凰》，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同年，電影《湘女蕭蕭》在法國和西班牙電影節上分獲"金熊獎"和"唐吉訶德獎"。
1988年5月10日下午五時三十分，沈從文因心臟病猝發，在家中病逝，走完了他八十六年的生命歷程。
李先念、李鐵映、王任重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及有關方面負責人以不同方式錶示哀悼，香港、台灣及國外多家媒體報道了沈從文逝世的消息。《人民日報》以《眷念鄉土多名作，飲譽中外仍寂寞——傑出作家沈從文告別親友讀者》為題發表報道。
巴金的唁電說："文藝界失去一位傑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財富不會消失。"
夏衍說："沈從文沒有得到他應該得到的文學地位，他不單是一位鄉土文學大師，應該是更高一層的作家。"
邵燕祥說："沈從文這個又溫文又野性，屬於湘西又屬於整個中國以至世界的作家，他的生命就寄寓在他這些既清新且斑斕的作品之中。所有這些，可以不捨晝夜地流下去，潤澤當代的直到後代的無數焦渴的靈魂。"
遵照先生遺願和家鄉人民的請求，在沈老逝世4週年的祭日，即1992年5月10日，沈從文的骨灰在家人的護送下魂歸故里鳳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清澈秀麗的沱江，一半安葬在風景旖旎的聽濤山麓。一塊天然的五色巨石肅然矗立，成為沈從文墓碑獨特的標誌。墓碑鐫刻著沈先生蘊含很深哲理的手跡銘文："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
古語說，鳳凰擇良木而棲。沈從文終於回到他魂牽夢縈的良木故土。湘西的流波碧水，裹挾著一個自稱"鄉下人"的深深眷戀，更加遼遠悠長、綿綿無盡……
註釋：
〔1〕吳澤順：《悲愴的樂章》，引自書屋雜誌社網路版——作家授權文庫。
〔2〕巴金：《懷念從文》，引自巴金《再思錄》，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
〔3〕陳徒手：《午門城下的沈從文》——對沈從文夫人張兆和的採訪（1990年12月7日），引自中國青少年新世紀讀書網。
〔4〕沈從文：《我的學習》，載1951年11月11日《光明日報》。
〔5〕季羨林：《悼念沈從文先生》，載1989年4月1日《文匯報》。
〔6〕甘竟存：《戲劇大師曹禺的"悟"》，載1998年第4期《雨花》。
〔7〕梁實秋：《憶沈從文》，引自《梁實秋懷人叢錄》，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3月版。
〔8〕沈從文：《給一位青年記者的信》（1951年3月29日），引自《沈從文全集》第十九卷書信，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9〕汪曾祺：《沈從文轉業之謎》，引自《晚翠文談新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
〔10〕沈從文：《給雲六大哥的信》（1959年3月12日），引自《沈從文全集》第二十卷書信，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END]
2005-11-19
北京《财经》杂志打破缄默长文赞悲剧英雄胡耀邦
北京《财经》杂志打破缄默
长文赞悲剧英雄胡耀邦
(博讯2005年11月19日)
对于胡耀邦九十冥寿，中国官方主流媒体一直缄默无声，但最新一期北京《财经》杂志打破缄默，以"本刊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万言长篇纪念文章，盛赞胡耀邦两大开创性功劳――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
《财经》说，"在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中，胡耀邦是一位英雄，是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正因此，胡耀邦才在人们心中留下更为强烈的印象，在历史上刻下更为深刻的痕迹。" (博讯 boxun.com )
该刊评论员的文章《胡耀邦与当代中国变革》有意以青年群体为对象，详尽介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变革，并称"谁都不能回避一个伟大的名字――胡耀邦"。文章称胡耀邦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犹如一颗"精神原子弹"炸开了禁锢中国人精神枷锁；还有他主持平反冤假错案，使中国从混浊政治转换到清明政治。 文章中另一个重点，就是披露当年胡耀邦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设想，胡希望用大约一年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内容、方法等研究清楚。文章认为，胡是一个稳健派，当时政治改革的底牌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作为组织中人，作为党的"一把手"，胡耀邦不能越过这一界限，但他充分利用了这一界限。 同时刊载的《在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中，描述一九八六年胡耀邦退位前的中国政情，胡被"左右夹攻"，步履艰难。作者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认为胡耀邦胸怀宽广博大。
刊登于《财经》杂志/总146期长文：
胡耀邦与当代中国变革
《财经》杂志 / 总146 期 2005.11.14 07:05
今年 11 月20 日，是胡耀邦同志诞辰 90 周年纪念日。
在研究中国历史时，谁也不能回避20 世纪70 年代末开始的这场伟大变革，因为这场变革深深地改变了中国。在研究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时，谁都不能回避一个伟大的名字——胡耀邦。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在1978 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0 年2 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1981 年6 月，在六中全会上，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 年 9 月的十二大取消主席制，胡耀邦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改革高歌猛进的时期。当时党中央分为一线和二线，胡耀邦是第一线的最高领导者。胡耀邦的名字正是和这个高歌猛进的时期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为这场变革做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也是他，为这场改革付出了辛劳与代价。
缅怀伟人，重温史实，我们更加看重一种时代传承的必然。基于此，携心香一瓣、历史一页，亦可见微知著，更加热烈地促动今天加快体制变革、加快市场经济建设的车轮。
谨此编发本刊评论员文章的同时，我们一并刊出约请中共党史学会理事长龚育之撰写的文章《在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以示对胡耀邦同志的纪念。
——编者
20 世纪70 年代末开始的那场伟大变革深深地改变了中国，胡耀邦是第一线的最高领导者。他的名字是和这个高歌猛进的改革时期联系在一起的
□ 本刊评论员/ 文
他开动了中国改革的破冰船
胡耀邦对中国的改革有两大开创性功劳。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当然，做成这两件大事不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他出力最大，承担风险最多，最有胆识，态度最为坚决，则是不争的事实。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泽东的话当做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与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在20 世纪 70 年代末，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条准则继续通行无阻，"两个凡是"* 把这条准则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步。
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
1977 年10 月 9 日，中央党校开学。几百名学员是高中级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学习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文革"以来的党史。当时在党校主持工作的是第三副校长胡耀邦，他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还创办了一个名叫《理论动态》的内部刊物，大量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有的学员提出，判断是非有两个标准：一要看毛主席的指示，二看实践。党校理论室的吴江和孙长江认为，应该只有一条标准，这就是实践。于是，在胡耀邦的支持下，由孙长江执笔，着手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强调"唯一"。差不多与此同时，在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也收到报社理论部送来的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大样。
原来，1977 年秋，《光明日报》理论部编辑王强华到南京开会，结识了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胡福明，约他为《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写稿，没有出具体题目。不久，胡福明寄来了两篇稿件：《女人是生产力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强华觉得不好用，准备退稿。后来他反复考虑，还是将第二篇排上了，准备放在《哲学》专刊第 77 期，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大样送给总编辑杨西光审阅。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在写同一内容的文章，就让胡福明和孙长江一起修改。一直修改到第八稿。为了扩大影响，准备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但是，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必须送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审定。汪东兴和华国锋一样，也是坚决主张"两个凡是"的。为了绕过汪东兴，他们决定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见报。这个想法请示了胡耀邦，他同意了。与此同时，杨西光又分别拜访了首都几家新闻媒体的负责人，并商定，《光明日报》发表后，第二天，新华社转发通稿。
在《理论动态》发表之前，文章送胡耀邦审定，最后的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审定者胡耀邦承担了这篇文章的政治风险。此文在1978 年5 月10 日的《理论动态》第60 期全文发表， 5 月11 日《光明日报》一版转载，5 月 12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后，不少省市报纸全文转载。
这篇文章一发表，好像爆发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有人欢呼，有人愤怒，有人觉得推倒了压在头上的大山，有人觉得是挖了祖坟。
《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上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接到了一个指责电话。电话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的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后，《红旗》杂志总编辑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是新华社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红旗》总编辑后来还对别人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在 5 月17 日接任的另一位《红旗》总编辑也说："……现在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的旗帜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
5 月17 日，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
5 月18 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一位老同志在各省、市的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会上说："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搞透"；"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
在当时，"凡是派"有相当强大的力量。他们上纲上线的批评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攻势。胡耀邦的处境十分危险。
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起草过程，但他是坚定地支持胡耀邦的。5 月 30 日，邓小平让胡乔木等起草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他对起草者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 月2 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第 23 天，邓小平公开发表了他的支持意见。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大声疾呼：一定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
邓小平这次讲话态度是鲜明的，但是没有直接点名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所以，"凡是派"对这篇文章的批评没有停止。
6 月15 日，汪东兴在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上，再次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要求新闻单位要有党性，要防止被国内外的敌人利用。 7 月，汪东兴到山东视察。他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中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在这期间，华国锋指示中宣部和一些省市负责人不要介入真理标准的讨论。他批评一些省市负责人在这场讨论中表了态。
为了回答一些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批评，6 月 24 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是著名哲学家吴江写的，得到了罗瑞卿大将的支持。为这篇文章，罗瑞卿和胡耀邦通了六次电话。《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
胡耀邦又组织人写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此文于9 月10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邓小平表示支持以后，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习仲勋、邓颖超等元老也参与了这场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一大批对哲学没有研究、没有兴趣的政界人物，纷纷出来对哲学问题表态，这说明大家都明白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遗产，更深一层的意义是，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另走新路。当时的现实意义是，让华国锋继续执掌最高权力，还是由邓小平执掌最高权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颗"精神原子弹"炸开了禁锢人们的精神枷锁，也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炸开了一个大缺口。它炸开了坚冰紧固的航道，就在这一年的12 月，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转了中国的历史航向。
新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就需要干部路线来保证。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是郭玉峰，他坚持"凡是派"的指导思想。胡耀邦发表了一篇为被"四人帮"迫害的干部恢复名誉的文章，题目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郭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
1977 年12 月 10 日，胡耀邦取代了郭玉峰，从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开始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1977 年 12 月15 日，胡耀邦到中组部第一次讲话中就说"积案如山"。他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每天收到500 封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申诉信。他每天亲自处理副局级、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的申诉信 33 封，通过其它渠道转来的申诉信他也一一过目。他亲自主持了六七次各省、市的疑难案例座谈会，力排众议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都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成为执行改革路线的重要力量。
针对当时平反冤假错案的重重阻力，胡耀邦在1978 年9 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到1982 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这次平反的历次（从"三反"、"五反"到"文革"）立案审查而被冤屈的人达 300 多万人。还有一大批没有立案而受害者这次也得到了解脱。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建国以来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在中国历史上，从混浊政治到清明政治转换，一般都从平冤案开始。如此大规模的平冤，带来了中国改革的春天。
从农村改革到全面改革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胡耀邦在农村改革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8年 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通过两个文件，即《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胡耀邦看了提交会议审议的这两个文件的草稿，在讨论这两个文件草稿时说："文件还不大解决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一些问题还没有吃透，二是思想上还有框框；思想框框是否又有两个，一是人民公社的许多问题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二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
对农村问题的认识，胡耀邦比当时很多人要深刻。他认为，发展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能笼统地说"集体经济就是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直接指导和督促这两个文件的修改，对经他指导修改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了三个"可以"，即"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计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干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的分配办法。
在今天看来，"包干到组"、"联产计酬"是很正常的事，但从20 世纪 50 年代到"文革"，却一直被当做资本主义来批判的，多少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这个文件中还是有"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
有了这一步就不愁下一步。万里在安徽迈出了更大胆的一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就是包产到户）。万里这一突破，引发了来自上下左右的种种责难，一篇篇批判包产到户的檄文从四面八方飞来：
北京：包产到户是"独木桥"，几十年的革命证明是中国的"死胡同"……
湖南：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新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江西：要重新进行集体经济优越性的教育，现在真理的山峰上被迫蒙上了迷雾……
湖北：紧紧扎起社会主义篱笆，绝不让安徽资本主义毒液蔓延……
山西：《山西日报》计划发表12 篇评论，对安徽进行不点名的批判。其中一篇已经发出，其余的都已经"装膛"。
四川省则不怕，在逆境中大力推行安徽的做法，形成了东西呼应之势。《人民日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从1979 年 1 月起陆续报道了安徽、四川等地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和经验。有人批评《人民日报》的报道是"破坏人民公社"。胡耀邦告诉《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完全应该报道。胡耀邦还说"要吃米，找万里"，表示对万里的支持。
万里在安徽的改革取得成效以后，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他感到比在安徽的困难更大。万里在1997 年 10 月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我1980 年2 月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作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同志全力支持，主动配合……如果没有耀邦同志，那就不好办了。"
要实行包产包干到户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最大的拦路虎是"学大寨"。胡耀邦亲自动手来除掉这个"拦路虎"。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在20 世纪60 年代初，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而引起人们注意，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自从"农业学大寨"成为政治运动以后，就用政治强力推行大寨经验。
大寨的经验到底是什么呢？尽管上面曾经做过种种说明，但传到各基层单位，只剩下这么几条：一是"大寨式工分"，实际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二是无休止地开辟"大寨田"，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把农民推向破坏生态平衡的苦役之中；三是搞阶级斗争，"七斗八斗"批斗"资本主义"，"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在基层单位，"七斗八斗"实际是斗和领导意见不一致的人。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大寨的旗帜"举得更高了。全国各地又刮起了一股"农业学大寨"的狂风。
胡耀邦早就看出了"农业学大寨"的问题。1980 年 6 月，他审定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西水东调"是大寨的一项"出色"工程，违背自然规律，是失败的。这篇社论于6 月 15 日发表，当天陈永贵听到后十分恼怒。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反对农村的"穷过渡"、"一平二调"，强调按劳分配，批评农村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强调不能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当资本主义来批判。陈永贵对此很不满意，多次骂"胡耀邦，胡乱邦！"
骂声传到胡耀邦那里，他给陈永贵打了一个电话，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胡耀邦直来直去地问："听说你骂我胡乱邦？"陈永贵不吭气，默默地坐着，不肯定，也不否定。僵持了好久。最后还是胡耀邦给了个台阶，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还是不说话，站起来，走了。
胡耀邦并没有因为陈永贵的"吵翻"而却步。经过胡耀邦耐心反复的说服教育工作，山西省委连续举行会议，总结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向中央写出了题为《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的检查报告。胡耀邦将山西省的报告加按语，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给全国。从此，持续了近 20 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偃旗息鼓。
随着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第75 号文件）的传达贯彻，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不再害怕加在包产到户头上的各种政治"帽子"。到 1980 年底，全国已有50 ％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包干到户。胡耀邦看到新华社记者记述包产到户带来新变化的五篇"内部参考"报道后大为振奋，当即批示让其中三篇作为新华社通稿发给全国各报。
为了推动农村改革的深入，以后连续五年，每年元旦都发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中共中央文件，即五个"一号文件"：
1982 年1 月 1 日发出的"中发 ［1982 ］ 1 号"文件，是《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记要〉》。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个文件发布后，到11 月统计，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占到78.8 ％。1982 年的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 11.2 ％。
1983 年1 月 2 日发出的"中发[1983]1 号"文件，即《中共中央通知》。这个文件中，把大包干、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等提法统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胡耀邦概括归纳出来的。文件把联产承包责任制肯定为"伟大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结果， 1983 年这一年的农业生产获得了创纪录的丰收，农副业商品性生产蓬勃发展。
1984 年1 月 1 日发出的"中发[1984]1 号"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1984 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文件主要是推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强调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 15 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更长些。在这个文件发出前后，胡耀邦在多次讲话中说："不能把眼光只放在18 亿或者 20 亿亩土地上，只放在粮上"；"要保护专业户，支持专业户，发展专业户。"胡耀邦还提出，要稳妥地有步骤地彻底改革统购统销制度，让农民自由自主地出售自己的产品，包括到外地贩卖多余的粮食。他对于当时有人把从事商业贩运的农民称为"二道贩子"很是反感，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说："什么二道贩子？是二郎神！是沟通城乡、搞活经济的二郎神！"
1984 年12 月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万里在讲话中强调，"应当善于运用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逐步改革原来的统购统销制度。"会上赞成先取消粮食、棉花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生猪、鱼等水产品和蔬菜也要逐步取消派购；其他统派购产品，也要分品种、分地区逐步放开；继续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大力帮助农民调整产业结构，扶持专业户；要积极扩大城乡经济交往，进一步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小城镇。这次农村工作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于 1985 年1 月1 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发、国发 [1985] 第1 号"文件发出，是为第四个"一号文件"。
1986 年1 月 1 日"中发[1986]1 号"文件发出，这是第五个"一号文件"，也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当时，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有所降低。文件强调，这个问题只能靠坚持改革、深入改革去解决，而决不能遇到问题就退回到老路上去。
这五个"一号文件"，对中国的农村改革起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当然，五个"一号文件"不全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作为中共中央第一线的最高领导人，他起了关键性作用。参与了五个"一号文件"起草制订工作的吴象有过评价："谁都知道，在那个披荆斩棘、开辟道路的时期，在那个一个提法不慎就会引起轩然大波的时期，如果没有耀邦同志的积极参与和全力支持，没有他倾注的心血和多方面默默的努力，一个又一个的'一号文件'是不会如此顺利地出台的。"
在农村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后，胡耀邦着手将改革推向全面。1983 年 1 月20 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做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报告，他强调："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坚决而有秩序，就是经过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而不是犹豫不前，老是被动。"
他指出："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三个有利于"的最初版本。
他想稳步建立良好的政治体制
胡耀邦虽然身处高位，但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政治改革的空间是有限的。对看准了的具体问题，说改就改，毫不犹豫。但是，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性问题，胡耀邦深思熟虑，做法稳健，伺机推进。
在1978 年的理论务虚会上，就有人提出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问题。进入 1980 年，老一辈革命家李维汉针对有人重新提出"兴无灭资"的言论时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要大力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胡耀邦十分赞同李维汉的主张，建议李直接向邓小平提出。1980 年 5 月24 日，李维汉向邓小平细谈了这个看法。邓小平感到的确很重要。6 月 10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这个问题。胡耀邦在会上说："从制度上说，十月革命到现在63 年了，从我们自己讲30 年了。 革命成功以后，党没有搞好，国家制度也没有搞好，权力过分集中，终身制，铁饭碗，能上不能下，这方面我们比资产阶级差。这个问题必须从制度上下决心解决。"
常委们也都认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此后，中央常委对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的商议。
1980 年8 月 18 日至23 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会议第一天，就请邓小平代表中央常委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归纳了中央常委讨论的意见，吸收了李维汉等老同志的思想。 8 月31 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这一讲话，并向全党全国公布，受到广泛的重视和好评。
胡耀邦这个人看起来热情奔放，口无遮拦，实际上，在重大问题上，他是深思熟虑的。他深知，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政治体制由来已久，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利益结构。一下子全盘否定它，或简单照搬西方制度，可能出乱子；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也应当创造一定的历史条件对它逐步改革。 胡耀邦把政治体制改革当成一项十分艰巨的社会工程，一步一步地精心设计，精心施工。
他首先从党内民主化做起。在筹备十二大对党章进行修改的工作时，胡耀邦对党章修改起草小组的成员一再强调，新党章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内容。经过十二大讨论通过的新党章果然不同凡响，提出了很多具有突破性的新内容。例如，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强调"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强调"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
在推进党内民主化的同时，胡耀邦放手在一些人民团体中实行民主化。1984 年 12 月25 日到1985 年1 月5 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召开。按照过去的做法，作协领导班子由中宣部、中组部提名。这次会前，作家们知道了中宣部的人事方案，很不满意。1984 年12 月20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作协四大的人事问题时，著名作家夏衍问："原来准备的人事方案怎么样啊？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胡耀邦说：" 人事管理问题，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单位，另一种是人民团体。对于后者，我们根本不要干涉。比如作协、文联、科协等，还有民主党派，这些团体愿意选谁就选谁。"
结果，作协四大选举时，作家们实现了自己的意愿，上面指定的人没有选上。夏衍高兴地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但有人批评说"作协四大开糟了"，"是一个反党的会"，一年以后，把作协四大的选举作成胡耀邦的一条"罪状"。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原有的政治体制明显滞后，经济改革无法深入。
1986 年6 月 10 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标志。" 6 月 28日，邓小平又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 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邓小平讲话以后，党内党外、全国上下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类媒体都大讲政治改革，理论研讨会一个接一个，学者们纷纷出动，到各处作报告。他们发出了种种呼吁，提出了种种设想。这时胡耀邦却很冷静，而且对于当时社会上为政治改革造势如此之猛感到忧虑。 1986 年9 月28 日，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胡耀邦特别指出——
现在议论纷纷，许多议论并没有讲到点子上。这个那个研究单位，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论信口开河。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什么外来学说，就洋洋数千言、数万言，把西方民主说得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的实际。当然，这里我只是同你们通通气，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人……
胡耀邦希望，用大约一年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计明年 5 、 6 月或7 月初可以拟出一个文件，但是我们党委还是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到处造空气，造风潮，搞得人心不安。"
从这段讲话来看，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胡耀邦是一个稳健派。当时政治改革的底牌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作为组织中人，作为党中央的"一把手"，胡耀邦不能越过这一界限，但他充分利用了这一界限。
1986 年5 月 2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胡耀邦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发言说："没有民主监督，就要腐败。"1986 年8 月，胡耀邦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说："我们要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内容、方法等研究清楚"。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范围，胡耀邦说要稍宽一些：一是上下关系，给下面、给地方更多的职权；二是政府和经济部门的关系，使企业获得应有的经营自主权，增强活力； 三是党、政府和人代会要有分工，各自的职能要明确；四是人代会、民主党派的作用，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五是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要受人民的监督，领导干部犯了法要随时能受到弹劾、揭发。
中共中央的政治改革的步骤和目标，同社会上对政治改革的期待有很大差距。当政治改革的呼声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声势后，改革目标上的差距造成了强烈的政治磨擦和撞击。 1987 年1 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同年11 月，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两年以后，他不幸离开了人世，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永远的悲痛。
在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中，胡耀邦是一位英雄，是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悲剧式的英雄能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更为强烈的印象，悲剧式的英雄在历史上刻下的痕迹更为深刻。
胡耀邦已经离开我们 16 年了，人们对他的怀念却没有丝毫减弱。在他90 周年诞辰之际，从中央到民间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正表明了对这位英雄的深切怀念。■
*"两个凡是"，指 1977 年 2月 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 《财经》 (博讯 boxun.com)
长文赞悲剧英雄胡耀邦
(博讯2005年11月19日)
对于胡耀邦九十冥寿，中国官方主流媒体一直缄默无声，但最新一期北京《财经》杂志打破缄默，以"本刊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万言长篇纪念文章，盛赞胡耀邦两大开创性功劳――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
《财经》说，"在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中，胡耀邦是一位英雄，是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正因此，胡耀邦才在人们心中留下更为强烈的印象，在历史上刻下更为深刻的痕迹。" (博讯 boxun.com )
该刊评论员的文章《胡耀邦与当代中国变革》有意以青年群体为对象，详尽介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变革，并称"谁都不能回避一个伟大的名字――胡耀邦"。文章称胡耀邦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犹如一颗"精神原子弹"炸开了禁锢中国人精神枷锁；还有他主持平反冤假错案，使中国从混浊政治转换到清明政治。 文章中另一个重点，就是披露当年胡耀邦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设想，胡希望用大约一年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内容、方法等研究清楚。文章认为，胡是一个稳健派，当时政治改革的底牌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作为组织中人，作为党的"一把手"，胡耀邦不能越过这一界限，但他充分利用了这一界限。 同时刊载的《在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中，描述一九八六年胡耀邦退位前的中国政情，胡被"左右夹攻"，步履艰难。作者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认为胡耀邦胸怀宽广博大。
刊登于《财经》杂志/总146期长文：
胡耀邦与当代中国变革
《财经》杂志 / 总146 期 2005.11.14 07:05
今年 11 月20 日，是胡耀邦同志诞辰 90 周年纪念日。
在研究中国历史时，谁也不能回避20 世纪70 年代末开始的这场伟大变革，因为这场变革深深地改变了中国。在研究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时，谁都不能回避一个伟大的名字——胡耀邦。
粉碎"四人帮"后，胡耀邦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在1978 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0 年2 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1981 年6 月，在六中全会上，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 年 9 月的十二大取消主席制，胡耀邦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这个时期，正是中国改革高歌猛进的时期。当时党中央分为一线和二线，胡耀邦是第一线的最高领导者。胡耀邦的名字正是和这个高歌猛进的时期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为这场变革做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也是他，为这场改革付出了辛劳与代价。
缅怀伟人，重温史实，我们更加看重一种时代传承的必然。基于此，携心香一瓣、历史一页，亦可见微知著，更加热烈地促动今天加快体制变革、加快市场经济建设的车轮。
谨此编发本刊评论员文章的同时，我们一并刊出约请中共党史学会理事长龚育之撰写的文章《在耀邦主持下起草精神文明决议》，以示对胡耀邦同志的纪念。
——编者
20 世纪70 年代末开始的那场伟大变革深深地改变了中国，胡耀邦是第一线的最高领导者。他的名字是和这个高歌猛进的改革时期联系在一起的
□ 本刊评论员/ 文
他开动了中国改革的破冰船
胡耀邦对中国的改革有两大开创性功劳。一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当然，做成这两件大事不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他出力最大，承担风险最多，最有胆识，态度最为坚决，则是不争的事实。
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活中，都把毛泽东的话当做最高标准；判断一切事情的是与非，都看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在20 世纪 70 年代末，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准则。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条准则继续通行无阻，"两个凡是"* 把这条准则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步。
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提出"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
1977 年10 月 9 日，中央党校开学。几百名学员是高中级干部和理论宣传干部，学习研究的中心问题是"文革"以来的党史。当时在党校主持工作的是第三副校长胡耀邦，他让大家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大胆研究，还创办了一个名叫《理论动态》的内部刊物，大量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有的学员提出，判断是非有两个标准：一要看毛主席的指示，二看实践。党校理论室的吴江和孙长江认为，应该只有一条标准，这就是实践。于是，在胡耀邦的支持下，由孙长江执笔，着手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强调"唯一"。差不多与此同时，在党校学习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也收到报社理论部送来的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大样。
原来，1977 年秋，《光明日报》理论部编辑王强华到南京开会，结识了南京大学政治系教师胡福明，约他为《光明日报》的《哲学》专刊写稿，没有出具体题目。不久，胡福明寄来了两篇稿件：《女人是生产力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强华觉得不好用，准备退稿。后来他反复考虑，还是将第二篇排上了，准备放在《哲学》专刊第 77 期，题目改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大样送给总编辑杨西光审阅。杨西光得知中央党校的孙长江也在写同一内容的文章，就让胡福明和孙长江一起修改。一直修改到第八稿。为了扩大影响，准备以"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发表。
但是，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必须送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审定。汪东兴和华国锋一样，也是坚决主张"两个凡是"的。为了绕过汪东兴，他们决定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发表，再由《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见报。这个想法请示了胡耀邦，他同意了。与此同时，杨西光又分别拜访了首都几家新闻媒体的负责人，并商定，《光明日报》发表后，第二天，新华社转发通稿。
在《理论动态》发表之前，文章送胡耀邦审定，最后的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后审定者胡耀邦承担了这篇文章的政治风险。此文在1978 年5 月10 日的《理论动态》第60 期全文发表， 5 月11 日《光明日报》一版转载，5 月 12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后，不少省市报纸全文转载。
这篇文章一发表，好像爆发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有人欢呼，有人愤怒，有人觉得推倒了压在头上的大山，有人觉得是挖了祖坟。
《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的当天晚上，上夜班的总编辑胡绩伟接到了一个指责电话。电话说："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团结的基础，如果都去怀疑主席的指示有错，认为要修改，大家都去争论哪些错了，哪些要改，我们的党还能团结一致吗？我们的国家还能安定团结吗？所以这篇文章在政治上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是很坏很坏的。"
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后，《红旗》杂志总编辑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曾涛，说是新华社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红旗》总编辑后来还对别人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在 5 月17 日接任的另一位《红旗》总编辑也说："……现在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不是要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的旗帜问题。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真理的问题大做文章，到底要干什么？……"
5 月17 日，汪东兴在一个小会上说："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的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
5 月18 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一位老同志在各省、市的文教书记和宣传部长会上说："我就听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说文章很好，另一种意见说很不好。我也还没有完全搞透"；"不要认为《人民日报》登了，新华社发了，就成了定论。……不论从哪里来的东西，包括中央来的，都要拿鼻子嗅一嗅，对不对，不要随风转。"
在当时，"凡是派"有相当强大的力量。他们上纲上线的批评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攻势。胡耀邦的处境十分危险。
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起草过程，但他是坚定地支持胡耀邦的。5 月 30 日，邓小平让胡乔木等起草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他对起草者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6 月2 日，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的第 23 天，邓小平公开发表了他的支持意见。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际上是主张只要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大声疾呼：一定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了邓小平的这个讲话。
邓小平这次讲话态度是鲜明的，但是没有直接点名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所以，"凡是派"对这篇文章的批评没有停止。
6 月15 日，汪东兴在中宣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会上，再次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要求新闻单位要有党性，要防止被国内外的敌人利用。 7 月，汪东兴到山东视察。他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中说："一不要砍旗，二不要丢刀子，三不要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在这期间，华国锋指示中宣部和一些省市负责人不要介入真理标准的讨论。他批评一些省市负责人在这场讨论中表了态。
为了回答一些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批评，6 月 24 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这篇文章是著名哲学家吴江写的，得到了罗瑞卿大将的支持。为这篇文章，罗瑞卿和胡耀邦通了六次电话。《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转发通稿。
胡耀邦又组织人写了第三篇文章《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此文于9 月10 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邓小平表示支持以后，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习仲勋、邓颖超等元老也参与了这场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
一大批对哲学没有研究、没有兴趣的政界人物，纷纷出来对哲学问题表态，这说明大家都明白这是一场政治斗争。这场斗争的实质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遗产，更深一层的意义是，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另走新路。当时的现实意义是，让华国锋继续执掌最高权力，还是由邓小平执掌最高权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颗"精神原子弹"炸开了禁锢人们的精神枷锁，也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炸开了一个大缺口。它炸开了坚冰紧固的航道，就在这一年的12 月，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转了中国的历史航向。
新的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就需要干部路线来保证。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是郭玉峰，他坚持"凡是派"的指导思想。胡耀邦发表了一篇为被"四人帮"迫害的干部恢复名誉的文章，题目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郭说："这篇文章是大毒草。"
1977 年12 月 10 日，胡耀邦取代了郭玉峰，从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任上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他开始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
文化大革命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1977 年 12 月15 日，胡耀邦到中组部第一次讲话中就说"积案如山"。他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每天收到500 封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申诉信。他每天亲自处理副局级、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的申诉信 33 封，通过其它渠道转来的申诉信他也一一过目。他亲自主持了六七次各省、市的疑难案例座谈会，力排众议解放了一大批干部。这些干部都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成为执行改革路线的重要力量。
针对当时平反冤假错案的重重阻力，胡耀邦在1978 年9 月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到1982 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据统计，这次平反的历次（从"三反"、"五反"到"文革"）立案审查而被冤屈的人达 300 多万人。还有一大批没有立案而受害者这次也得到了解脱。这种声势，这种气氛，像春天解冻一样，把建国以来积累起来的冰雪化为春水。在中国历史上，从混浊政治到清明政治转换，一般都从平冤案开始。如此大规模的平冤，带来了中国改革的春天。
从农村改革到全面改革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胡耀邦在农村改革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1978年 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准备通过两个文件，即《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胡耀邦看了提交会议审议的这两个文件的草稿，在讨论这两个文件草稿时说："文件还不大解决问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一些问题还没有吃透，二是思想上还有框框；思想框框是否又有两个，一是人民公社的许多问题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二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
对农村问题的认识，胡耀邦比当时很多人要深刻。他认为，发展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能笼统地说"集体经济就是好"。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担任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直接指导和督促这两个文件的修改，对经他指导修改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规定了三个"可以"，即"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计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干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的分配办法。
在今天看来，"包干到组"、"联产计酬"是很正常的事，但从20 世纪 50 年代到"文革"，却一直被当做资本主义来批判的，多少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所以，这个文件中还是有"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的规定。
有了这一步就不愁下一步。万里在安徽迈出了更大胆的一步，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就是包产到户）。万里这一突破，引发了来自上下左右的种种责难，一篇篇批判包产到户的檄文从四面八方飞来：
北京：包产到户是"独木桥"，几十年的革命证明是中国的"死胡同"……
湖南：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新时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江西：要重新进行集体经济优越性的教育，现在真理的山峰上被迫蒙上了迷雾……
湖北：紧紧扎起社会主义篱笆，绝不让安徽资本主义毒液蔓延……
山西：《山西日报》计划发表12 篇评论，对安徽进行不点名的批判。其中一篇已经发出，其余的都已经"装膛"。
四川省则不怕，在逆境中大力推行安徽的做法，形成了东西呼应之势。《人民日报》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从1979 年 1 月起陆续报道了安徽、四川等地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和经验。有人批评《人民日报》的报道是"破坏人民公社"。胡耀邦告诉《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完全应该报道。胡耀邦还说"要吃米，找万里"，表示对万里的支持。
万里在安徽的改革取得成效以后，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分管农业，他感到比在安徽的困难更大。万里在1997 年 10 月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我1980 年2 月到书记处分管农业，当时相当作难，可以说动辄得咎。多亏耀邦同志全力支持，主动配合……如果没有耀邦同志，那就不好办了。"
要实行包产包干到户的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最大的拦路虎是"学大寨"。胡耀邦亲自动手来除掉这个"拦路虎"。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在20 世纪60 年代初，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而引起人们注意，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自从"农业学大寨"成为政治运动以后，就用政治强力推行大寨经验。
大寨的经验到底是什么呢？尽管上面曾经做过种种说明，但传到各基层单位，只剩下这么几条：一是"大寨式工分"，实际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二是无休止地开辟"大寨田"，不仅没有经济效益，反而把农民推向破坏生态平衡的苦役之中；三是搞阶级斗争，"七斗八斗"批斗"资本主义"，"堵不死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在基层单位，"七斗八斗"实际是斗和领导意见不一致的人。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大寨的旗帜"举得更高了。全国各地又刮起了一股"农业学大寨"的狂风。
胡耀邦早就看出了"农业学大寨"的问题。1980 年 6 月，他审定发表了《人民日报》社论《再也不能干西水东调那样的蠢事了》。"西水东调"是大寨的一项"出色"工程，违背自然规律，是失败的。这篇社论于6 月 15 日发表，当天陈永贵听到后十分恼怒。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胡耀邦反对农村的"穷过渡"、"一平二调"，强调按劳分配，批评农村普遍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强调不能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当资本主义来批判。陈永贵对此很不满意，多次骂"胡耀邦，胡乱邦！"
骂声传到胡耀邦那里，他给陈永贵打了一个电话，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胡耀邦直来直去地问："听说你骂我胡乱邦？"陈永贵不吭气，默默地坐着，不肯定，也不否定。僵持了好久。最后还是胡耀邦给了个台阶，说："唉，我相信你不是这种人。"陈永贵还是不说话，站起来，走了。
胡耀邦并没有因为陈永贵的"吵翻"而却步。经过胡耀邦耐心反复的说服教育工作，山西省委连续举行会议，总结学大寨的经验教训，向中央写出了题为《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的检查报告。胡耀邦将山西省的报告加按语，以中共中央文件转发给全国。从此，持续了近 20 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偃旗息鼓。
随着中共中央向全国批转《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第75 号文件）的传达贯彻，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不再害怕加在包产到户头上的各种政治"帽子"。到 1980 年底，全国已有50 ％的生产队实行了包产、包干到户。胡耀邦看到新华社记者记述包产到户带来新变化的五篇"内部参考"报道后大为振奋，当即批示让其中三篇作为新华社通稿发给全国各报。
为了推动农村改革的深入，以后连续五年，每年元旦都发一个关于农村改革的中共中央文件，即五个"一号文件"：
1982 年1 月 1 日发出的"中发 ［1982 ］ 1 号"文件，是《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记要〉》。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这个文件发布后，到11 月统计，全国实行"双包"的生产队占到78.8 ％。1982 年的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加 11.2 ％。
1983 年1 月 2 日发出的"中发[1983]1 号"文件，即《中共中央通知》。这个文件中，把大包干、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等提法统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胡耀邦概括归纳出来的。文件把联产承包责任制肯定为"伟大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结果， 1983 年这一年的农业生产获得了创纪录的丰收，农副业商品性生产蓬勃发展。
1984 年1 月 1 日发出的"中发[1984]1 号"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1984 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文件主要是推动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强调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 15 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承包期应更长些。在这个文件发出前后，胡耀邦在多次讲话中说："不能把眼光只放在18 亿或者 20 亿亩土地上，只放在粮上"；"要保护专业户，支持专业户，发展专业户。"胡耀邦还提出，要稳妥地有步骤地彻底改革统购统销制度，让农民自由自主地出售自己的产品，包括到外地贩卖多余的粮食。他对于当时有人把从事商业贩运的农民称为"二道贩子"很是反感，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说："什么二道贩子？是二郎神！是沟通城乡、搞活经济的二郎神！"
1984 年12 月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万里在讲话中强调，"应当善于运用价值规律同农民打交道，逐步改革原来的统购统销制度。"会上赞成先取消粮食、棉花的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生猪、鱼等水产品和蔬菜也要逐步取消派购；其他统派购产品，也要分品种、分地区逐步放开；继续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大力帮助农民调整产业结构，扶持专业户；要积极扩大城乡经济交往，进一步疏通流通渠道，发展小城镇。这次农村工作会议最后形成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于 1985 年1 月1 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发、国发 [1985] 第1 号"文件发出，是为第四个"一号文件"。
1986 年1 月 1 日"中发[1986]1 号"文件发出，这是第五个"一号文件"，也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当时，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有所降低。文件强调，这个问题只能靠坚持改革、深入改革去解决，而决不能遇到问题就退回到老路上去。
这五个"一号文件"，对中国的农村改革起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当然，五个"一号文件"不全是胡耀邦一人之功，但作为中共中央第一线的最高领导人，他起了关键性作用。参与了五个"一号文件"起草制订工作的吴象有过评价："谁都知道，在那个披荆斩棘、开辟道路的时期，在那个一个提法不慎就会引起轩然大波的时期，如果没有耀邦同志的积极参与和全力支持，没有他倾注的心血和多方面默默的努力，一个又一个的'一号文件'是不会如此顺利地出台的。"
在农村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之后，胡耀邦着手将改革推向全面。1983 年 1 月20 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做了《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报告，他强调："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坚决而有秩序，就是经过深思熟虑，实事求是，有步骤地进行，并且经过典型试验。而不是犹豫不前，老是被动。"
他指出："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三个有利于"的最初版本。
他想稳步建立良好的政治体制
胡耀邦虽然身处高位，但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政治改革的空间是有限的。对看准了的具体问题，说改就改，毫不犹豫。但是，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性问题，胡耀邦深思熟虑，做法稳健，伺机推进。
在1978 年的理论务虚会上，就有人提出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问题。进入 1980 年，老一辈革命家李维汉针对有人重新提出"兴无灭资"的言论时指出，当前的主要问题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要大力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
胡耀邦十分赞同李维汉的主张，建议李直接向邓小平提出。1980 年 5 月24 日，李维汉向邓小平细谈了这个看法。邓小平感到的确很重要。6 月 10 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这个问题。胡耀邦在会上说："从制度上说，十月革命到现在63 年了，从我们自己讲30 年了。 革命成功以后，党没有搞好，国家制度也没有搞好，权力过分集中，终身制，铁饭碗，能上不能下，这方面我们比资产阶级差。这个问题必须从制度上下决心解决。"
常委们也都认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此后，中央常委对改变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的商议。
1980 年8 月 18 日至23 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会议第一天，就请邓小平代表中央常委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邓小平的讲话归纳了中央常委讨论的意见，吸收了李维汉等老同志的思想。 8 月31 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这一讲话，并向全党全国公布，受到广泛的重视和好评。
胡耀邦这个人看起来热情奔放，口无遮拦，实际上，在重大问题上，他是深思熟虑的。他深知，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政治体制由来已久，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利益结构。一下子全盘否定它，或简单照搬西方制度，可能出乱子；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也应当创造一定的历史条件对它逐步改革。 胡耀邦把政治体制改革当成一项十分艰巨的社会工程，一步一步地精心设计，精心施工。
他首先从党内民主化做起。在筹备十二大对党章进行修改的工作时，胡耀邦对党章修改起草小组的成员一再强调，新党章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内容。经过十二大讨论通过的新党章果然不同凡响，提出了很多具有突破性的新内容。例如，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党必须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强调"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要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强调"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的产生，要体现选举人的意志"，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选举或不选举某个人"。
在推进党内民主化的同时，胡耀邦放手在一些人民团体中实行民主化。1984 年 12 月25 日到1985 年1 月5 日，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代表大会召开。按照过去的做法，作协领导班子由中宣部、中组部提名。这次会前，作家们知道了中宣部的人事方案，很不满意。1984 年12 月20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作协四大的人事问题时，著名作家夏衍问："原来准备的人事方案怎么样啊？是指令性计划，还是指导性计划？"胡耀邦说：" 人事管理问题，要区别两种情况，一种是党和政府直接领导的单位，另一种是人民团体。对于后者，我们根本不要干涉。比如作协、文联、科协等，还有民主党派，这些团体愿意选谁就选谁。"
结果，作协四大选举时，作家们实现了自己的意愿，上面指定的人没有选上。夏衍高兴地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遵义会议'"。但有人批评说"作协四大开糟了"，"是一个反党的会"，一年以后，把作协四大的选举作成胡耀邦的一条"罪状"。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原有的政治体制明显滞后，经济改革无法深入。
1986 年6 月 10 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标志。" 6 月 28日，邓小平又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 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邓小平讲话以后，党内党外、全国上下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各类媒体都大讲政治改革，理论研讨会一个接一个，学者们纷纷出动，到各处作报告。他们发出了种种呼吁，提出了种种设想。这时胡耀邦却很冷静，而且对于当时社会上为政治改革造势如此之猛感到忧虑。 1986 年9 月28 日，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胡耀邦特别指出——
现在议论纷纷，许多议论并没有讲到点子上。这个那个研究单位，写文章一写就是一大篇，有些言论信口开河。他们往往抓住一个什么外来学说，就洋洋数千言、数万言，把西方民主说得天花乱坠，离开了中国的实际。当然，这里我只是同你们通通气，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人……
胡耀邦希望，用大约一年时间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方法等研究清楚，"我估计明年 5 、 6 月或7 月初可以拟出一个文件，但是我们党委还是要注意，不要让那些人到处造空气，造风潮，搞得人心不安。"
从这段讲话来看，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胡耀邦是一个稳健派。当时政治改革的底牌是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作为组织中人，作为党中央的"一把手"，胡耀邦不能越过这一界限，但他充分利用了这一界限。
1986 年5 月 2 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胡耀邦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发言说："没有民主监督，就要腐败。"1986 年8 月，胡耀邦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说："我们要用大约一年的时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内容、方法等研究清楚"。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范围，胡耀邦说要稍宽一些：一是上下关系，给下面、给地方更多的职权；二是政府和经济部门的关系，使企业获得应有的经营自主权，增强活力； 三是党、政府和人代会要有分工，各自的职能要明确；四是人代会、民主党派的作用，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五是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要受人民的监督，领导干部犯了法要随时能受到弹劾、揭发。
中共中央的政治改革的步骤和目标，同社会上对政治改革的期待有很大差距。当政治改革的呼声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声势后，改革目标上的差距造成了强烈的政治磨擦和撞击。 1987 年1 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胡耀邦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同年11 月，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两年以后，他不幸离开了人世，在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永远的悲痛。
在中国这场伟大的变革中，胡耀邦是一位英雄，是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悲剧式的英雄能在人们的心中留下更为强烈的印象，悲剧式的英雄在历史上刻下的痕迹更为深刻。
胡耀邦已经离开我们 16 年了，人们对他的怀念却没有丝毫减弱。在他90 周年诞辰之际，从中央到民间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正表明了对这位英雄的深切怀念。■
*"两个凡是"，指 1977 年 2月 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 《财经》 (博讯 boxun.com)
2005-11-18
超过胡耀邦
超过胡耀邦
- 方觉
(博讯2005年11月19日) 今天中共领导层举行了纪念胡耀邦九十周年诞辰的活动。 (博讯 boxun.com)
中国已经不可能回到某些历史人物开创的改革起点。
现在的中国和世界大不同于二十多年前胡耀邦担任中共领导人的时期了。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崩溃了十四年之久，冷战随之结束，全球的一体化、自由化、民主化迅速进展。相形之下，虽然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增长，文明程度有了提高，个人空间有了扩大，但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治制度没有改变。中国人民依然没有基本的民主权利。正是由于中国不进行民主改革，所以人民无法决定政权形式和选择政府领导人，所以人民无法有效遏止执政党的腐败并合理解决民众与政府日益扩大的利益冲突，所以人民无法公正分配社会财富并公平分享公共福利，所以人民无法使中国融入以民主政权和自由制度为特征的国际主流社会。因此，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核心必须是启动民主进程。
中共领导层仍然没有政治改革的意愿和行动。
中共提出"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但是，中共党员仅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少部分党员在执政党内的民主权利不能代替大部分人民在执政党外的民主权利。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人民民主的关键是通过直接、自由、普遍的选举产生各级政府领导人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民主的主要标准不是那里的执政党党员能不能选举党委书记，而是那里的公民有没有普选权。毫无疑问，中国人民不会因为中共党员有了有限的党内选举权就会忽略自己还没有主要的公民选举权，也不会等待中共党员有了党内的民主权利再去争取自己的公民权利。因此，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至少需要同步实行。
中共强调中国的民主建设要从发展基层民主开始。但是，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有着众多的政治层级，权力高度集中。所谓"基层"－无论是村级还是乡镇一级，都不可能决定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也不可能影响国家的政策方向，更不可能满足公众的民主愿望。前几年中国推行的直接选举村委会，并没有使中国人民感受到增加了多少政治民主。因此，中国的民主化不仅要从基层开始，同时要从高层入手。只有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层次上实行民主选举，中国才能够建立起民主制度。省、（省辖）市、县这三个层次的民主改革也应该及时发动。
中共宣传中国经济落后、人民文化水平低，所以不能实行普选。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公众的教育水准，不低于大多数已经实现了或开始了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具备适应民主进程的社会条件和公民能力，而是中共是否准备改变对政治权力的一党垄断。
如果执政党不能正视中国的民主化，中国人民的社会压力和自由世界的国际压力就会发生越来越大的促进中国民主的作用。中国的政治改革需要超过胡耀邦。 （完）
（作者是在美国的中国政治活动人士） (博讯 boxun.com)
费孝通：眼睛望着上帝
| 费孝通： 眼睛望着上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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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们不容易体会美国人男女间的感情，我们当然更不容易了解他们对于上帝的感情了。在我们生活中至少还有男女，我们生理上和他们没有多大差别，即使说我们没有他们发展恋爱情感的机会，至少我们还能想像一下。可是在宗教上，我们实在没有和他们相似的上帝。因之，讲到这方面，我们未免更困难了。可是我们若要了解美国人，不知道他们男女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多大重要，若不明白他们的宗教精神，我们根本就捉摸不到他们重要决定的脉络。
从表面上看，美国人在目前对于做社拜这件事似乎已经不很认真了。我遇着美国朋友总问他们星期日到不到教堂里去，大多的回答是："偶然去去，有朋友结婚、有熟人做丧事，才去走走。"也许因为我早年接触的外国人都是些传教士，所以无意中总觉得外国人和宗教是分不开的，一到外国看见他们连礼拜都不很做的情形，未免会有一点奇怪，因而觉得以前的想法是错了。其实，宗教信仰并不一定要在口头上或是在仪式里表现出来的。从口头或仪式上去判断一个人的信仰，则最虔诚的基督徒应当是我们内地那些吃教的师母们了。我们若说基督教是西洋文化中重要的一个柱石，绝不是因为他们教堂多，赞美诗唱得好听，祈祷文背得流利。主要的是他们具有一种基督所象征的精神。
我在上一节讲恋爱时，曾想强调感情生活是一种无我忘己的生活。爱人爱物就在把一己的范围推广出去。在非我的外界认取一个比自己更有价值的实在，使我们可以为这对象生，为这对象死。正如那位太太所说的："世界上的一切好像都不在念，连自己也在内，只有他。"这个他字可以代入任何东西，若是一个异性的话，就是恋爱；若是一个完美的理想，在美国就是上帝，就是宗教。
我时常觉得我们中国太注重实利，非但使我们的感情生活贫乏得可怜，除了母爱之外（很多把孩子交给奶妈去抚育的母亲，有没有这最基本的爱，还是很成问题），人和人之间似乎充满着利害的考虑，使我们不容易理解美国人的宗教。当然我们并不是没有鬼神的信仰。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很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我们尽管每一个村角里有一块土地，每一个县城有一个城隍，我们可是没有美国人所有的那种宗教。
美国人所信奉的耶稣督据说是一个舍己为人的象征：他同情世界和人生的不完全，他把自己供奉出来，想填补这缺憾。他要求上帝把一切罪恶担在他的身上。他为残杀他的人求饶赦，不讲报复，因为他把自己扩大到了整个人类，甚至包括残杀他的人。在这种宗教的精神里才有牺牲这个字眼。一个跪在送子观音前磕头的妇人，她的心头里绝不会有牺牲这两个字。她的行为无异于在街头上做买卖，香烛和磕头是阳冥之间的通货。
美国早年殖民中就有大批为了要自由信仰而渡海到这荒凉的新大陆来的。所谓自由信仰就是要求摆脱基督教在欧洲大陆和权力相结合成的教会。他们并不是要摆脱宗教，而是要在自由空气中充分发展他们所认识的基督精神。他们厌恶借宗教之名而形成统治人的权力和仪式。所以在清教徒中，仪式是简单到只成了一个普通的集会。我自己没有参加过这种没有仪式的礼拜，可是我到过美国所特有的 Congregational（公理会）教派的礼拜堂。他们的礼拜，除了一些音乐之外，实在只是一个演讲会。那天，演讲的题目是"国际主义"。宗教在美国已经有大部分从仪式中解放出来，而且企图把基督教的精神扩大到了人生的各方面去，不再囿于一部有限的《圣经》里了。
有一次有一位到过中国的美国朋友和我说，他最看不惯的是中国人的虐待家畜。他曾看见过赶马的人，在他的马已经滑倒在路上时，还是拼命用鞭子打他的马。这是在我们任何地方都可看得到的事实。赶马人从没有感觉到马也是会痛的，至少在他，马的痛不痛和他是无关的。其实这种不愿扩大自己感觉的根性，何尝只限于人畜之间？尽管孟子有远庖厨的说法，可是在我们的生活中，何尝会因别人的痛苦而发生不舒服的同情呢？我们乡下，凡是逢到枪毙甚至杀头的盛典时，刑场上会挤满了人看热闹。我虽然不知道看热闹得到些什么满足，可是在别人的头落地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自己摸摸自己的头。人已之间有着这样大的距离，真可使人惊骇。
美国人所说的基督精神本是和我们"莫管他人屋上霜"的古训刚刚相反。你想别人坏，若坏不到你的身上，你管他干什么？这话在我们听来是似乎有点道理。若是耶稣基督也存了这念头，他也绝不至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他所以死并不是恨任何人，而是爱一个概然的爱，恨一个概然的恶。普通人可以爱一个人，或是恨一个人，可是很少爱一个概然的对象，或是恨一个概然的对象。同样一种行为，在某人身上可以恨，可是若在另一个人身上，就可一不恨，甚至于爱。一个人可以骂某人作弊，可是若是自己的父亲作弊，还是向他要作弊的钱，不再恨这种行为了。轮到自己作弊时，甚至会觉得自己能干和聪明。这就表示了这种人对于作弊本身并没有爱恨。换一句话，他没有概然的好恶。这是以自己作中心来衡定价值的方式，只有利害，没有是非，那也就没有理想，在美国人就会说，没有宗教。
我们时常会觉得美国人喜欢管闲事，而且老是同情于受罪的under dog，即在国际关系上，他们也时常表现出这种锄强扶弱的脾气。或者有人会说孤立主义，以及厌恶干涉等不是和这精神明明相反么？在他们看来却并不相反。孤立主义是他们觉得好心不得好报之后的反感。这是热心人招累是非之后自怨自艾的心理。若是他们一贯的以一己利益为前提，有利则动，无利则罢，这种反感也就无从发生。有人可以说，美国的几次参战，何尝不是为了保全自己？这话是对的，在客观立场上看去，美国自然说不上为他人牺牲，可是我们也要看到这是推动着美国人民的主观看法。在还没有碰到敌人时，就挺身而起，甚至因而招致狙击，在他们可以相信是一种义举。而且，我们值得注意的，每次外交或是战争的行动，政府方面必须肩出一些抽象的大题目来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这在有些国家是不必如此的。我不太相信，在赤裸裸地为了扩大领土，伸张势力的自私的名目下，美国人民是会批准政府的行动的。
有理想并不是说理想一定成为事实。美国和别国一样的不完全，不够理想的。若说平等，美国种族的偏见造下了黑白的悬殊；若说自由，美国自由，美国独占经济的发展划下了个人发展的界限。可是美国和别国有点不同，他们并不在价值上认可这些不完全，英国人可以辩护他们不给印度以自由，即是很开明的英国朋友也不肯承认英国在印度的设施是一件愚蠢的事。可是你在美国若提起了黑白的不平等，你不容易碰着有人理直气壮地向你说黑白是不应平等，很少有人会因黑白问题而根本否认人类平等的理想。我在美国所逢着的朋友差不多一致地认为这是美国的耻辱，是美国的不幸。在维持独占利益的人中，他们所用的理由，还是自由两字。若是有人公开地说，像希特勒一般，自由是要不得的，他绝不会在美国获得同情的。美国人愿意承认自己不完全，可是大体上，很少以理想去迁就现实。这一点，我认为可以用以说明他们的宗教精神，就是人们可以天天做违背《圣经》上规定的事，但还是要有个完美的上帝。
我所能了解的美国人的基督精神就在承认不完全而不放弃完全的理想。在没有上帝的人，即是自己知道有欠缺，他还觉得可以瞒得过人的，这就是所谓"面子"。你想，假使你眼睛望着上帝，一个全能的理想在召唤你，你自然会觉得掩饰弱是无聊，因为上帝是瞒不了的。 人既有弱点，你承认如是，也就不会因别人的不完全而耻笑人家。同情中面子问题也消失了。我们古语中有"人比人，气死人"。人上面有了一个大家不能及的理想，人和人相比时，就会只有勉励和观摩，何从气死？
孔子说一个富有的人应当知道怎样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施舍给人家。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会说，却不会做。中国是穷，那是就平均数来说的。若要找富人的话，我们也并不是没有。我们的富人们把围墙筑得高高，大门关得紧紧，金银向地窖里藏，或是向南美洲送。在他们心理上，不论这些钱财是用什么手段得来的，不论这些钱财搜刮到了一人一家手里之后，别人会有什么影响，他总是觉得这是自己运道好，别人苦是活该。他们不把孔子的话当作神的意志，因为儒家不是宗教。
世界上财富的分配，在承认私有财产的时候，总是不会平均的。若是我们根本放弃平均财富的理想，对于不平均的现状必然会视为当然。运道好的人自不会顾惜到运道坏的人了。我在上面讲到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时已说过美国有这种潜伏的信念。可是这种信念并没有毫无约束的发展，因为他们还有他们的宗教精神在阻碍他们明目张胆地不负责任的搜刮财富。人类都是上帝的儿女，是杰斐逊所说，"全人类生来就平等，他们都有天赋的不可夺的权利"这句话的底子。这个信仰使他们不能承认财富集中的事实为当然。不但比较穷苦的人觉得有权利要求更平等的分配，即是富人们心中对于自己的财产也会发生不大自然的感觉。我并不想恭维美国人，他们也是人，生活的优裕和安全是大家一样喜欢的，但是在得到了优裕和安全的生活之后，看到别人不优裕和没有安全时，有些人是可以漠然的，有些人却会感觉到不舒服。在有宗教精神的社会中很容易发生第二种人。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猫哭老鼠假慈悲，可是这慈悲，不论是真是假，确会使这个财富不平均的秩序不能凝固，不能僵化。
在中国很少有人向有钱人去捐钱办学校，就是有这种人也是像叫花一样去乞讨来的。这在美国不同。他们的富人会自动把大宗款子放出来，请了人来经管，专门去寻社会事业来做。有人说，这是富人们逃脱捐税的办法，因为美国有法律，这种做社会事业的基金是不征税的。这当然是事实。可是他们不同样可以像我们的富人一般，名义上捐出一笔学款，而自己来经营，侵吞更多的利益？他们不是也可以为自己造一个显赫的坟墓，留传后世？他们不是也可以把这笔钱用另外一个名字到南美洲去买橡胶园？他们若完全是为自私的动机，成立社会事业的基金，似乎是太蠢了。
美国的大学，最有成绩的几乎全是私立的，就是由富人们捐出来的。美国的很多研究机关是受着大小基金的支持。美国的医院又大多是私人兴办的。美国社会工作的发达表示了富人们有钱后心里不太舒服的情绪。我也常说，社会工作，救济事业，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基本办法，这些都是在百孔千疮的社会中，用了人道主义的名目去修漏补隙，结果反而维持这造成痛苦的社会秩序。可是，社会工作，救济事业，至少已经做到了对现存秩序"不承认"主义的初步。
理想并不是在天空里盖宝殿，而是一种不肯安于现状的动力。理想固然不常实现，可是它改变了现状，使现状不能生根。基督精神对于西方文化最大的贡献就在把一个完善不缺的理想，广被深入到每一个老百姓的心中。在这种不满于现状，企求更合乎理想的新秩序的心理中，发生了所谓"进步"的观念。进步，进步，他们的眼睛向着未来，这是从宗教精神中推衍出来的。科学兑现了这企求，坚强这信念。他们否认或轻视传统是这样形成的。 </p><p class="text"> 我是个受着中国传统影响极深的人，眼睛里没有上帝，不能梦想一个地上的天堂。我怕不惮烦，我对于不满意的现实想逃避，逃避不了时，讽刺一下文化，厌恶这人造的累赘，儒家和老庄可以在我心中并行不悖。偶然，在痛苦的时候呼几声"天呀！"神鬼不是我得到鼓励的源泉，我没有宗教。
我们现在对于西洋生活的享受开始羡慕了，可是，让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对于科学不还是像我们对于鬼神一般，要求的是一些实利，对付这一生的手段？我看着西洋的科学家，总觉得科学是他们的上帝，是一个未来的保证，是一个要实现的理想。科学并不是发生于实利的期望，而是起于求真的热忱。科学固然已经改善了人的生活，这可说是副产。在我们骨子里有没有这种求真的热忱？我不敢说。若是西学只是为用，我怕的是我们永远不会使科学成为我们社会进步的动力。
科学和民主造下了现代西洋文化。这是一辆单车，两个轮子的配合还需要一个看上去似乎不动的三角杆。这三角杆就是理想，在美国人中就是基督精神。他们所说的基督精神里包含着人类的同情，和未来的保证。这在感情上是一个爱字，在社会上是推己及人四字，在生活上是理想二字。我不是基督徒，我的眼睛并不望着上帝，因之，我觉得更有资格来说这番话。我并不是为基督教做义务宣传；我也不相信要得到爱心，要能推已及人，要有理想，非做基督徒不成。我更不相信基督精神只在教堂里。 可是，我看到了地球那一面所表现出人生的另一道路，不能不深刻的自剖，觉得我们所缺的还是这维持着幸福单车的三角杆，最难得到的也是这种东西。
美国并不是一个天堂，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可是他们是一个有理想的民族。因为他们眼睛望着上帝，他们有勇气承认自己的缺点，肯不惮烦地想在人间创造天堂。这一点我自信，并没有夸大。
美国是在变，他们要求不断的进步，所以我在这里所说的许多话，可以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我在以下几章中想指出美国人民想怎样去矫正以往的不完全，怎样去追求更自由，更平等的理想。我们若是羡慕他们，值得我们羡慕的，绝不是他们已有的一切，而是他们创造的过程，和推动他们去创造的劲。还有， 我们值得向他们学习的，我想没有别的，是他们所具的理想，一个以基督为象征的爱的世界，同情的人间！ 1945年8月8日 |
费孝通：人民・政党・民主
费孝通：人民・政党・民主
投票自由不受约束
我还记得前年在美国北部一个农家做客，主妇太太和我们谈起了罗斯福的新政，我就问她你是哪一党的？她很简单地回答我："共和党。"我接着又说："你常去开党团会议的吗？"她不大明白我这问题，张大了眼睛表示要我解释一下，所以我又补充说："你们怎样入党的？入党的手续怎样？有没有党证？交不交党费？"这些问题把她更弄湖涂了。"对不起得很，我不很明白你的问题，我说我是共和党人，意思是我上一次大选时投威尔基的票，我觉得罗斯福总统做了太久，该换换人了。"
我对于这位太太的话也相当的不清楚，因之不能不再问下去："你每次选举总统都去投票的么？每次投共和党候选人的么？你是不是考虑哪位候选人中不中你自己的意，只要他是共和党推举出来的，就投票选他么？……"
她很不好意思地摇一摇头："按理我有了权利就该投票，可是也有时懒得去，譬如说兰登和罗斯福竞选那一次，我病了没有去。"她笑了笑，"若是我去投票，我会选罗斯福的。"
"兰登不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么？"我插口说。
"是的，可是我不喜欢他。"
"你不是自己说是共和党人么？"我又问。
"可是这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投票选那个我不喜欢的兰登呀。这次我们县里选举议员，我又投了民主党候选人的票，因为我认识他，他是个好人。费先生，你以为我说是共和党人就必须投共和党候选人的票么？那不是民主。我有我的自由，谁也不能一定要我投谁的票。上一次我选威尔基，汤姆（她的丈夫）就投罗斯福。投票前一天，我们两人还辩论了一场。汤姆也是共和党人，可是他这次去外边去走了一趟回来，偏说罗斯福好。他说了许多理由，我还是有我的成见，他说不服我，我也说不服他，各人投了各人的票。"
"那么，你所谓共和党人是什么意思呢？"我不能不追问了，主妇太太给我问住了，她的女儿在旁却笑起来了。
"孝通，你像个法西斯蒂！"
我没有想到会戴这顶黑帽子，不免惊异地把眼光转向那位小姐。
选举票――是人民的力量
那位小姐放下手里的织物，"孝通，你问我妈什么入党手续，什么党证，什么党费。你又认为一个人一定要受党的拘束投票，这些不是法西斯蒂么？我们美国是没有这一套的。我们喜欢谁就选谁，候选人要千方百计讨我们喜欢，想得到我们手上的票。这张在我们手上的票是我们自己的，也靠这张票，我们的政府不敢得罪我们，若是我们没有投票的自由，美国怎能自称为民主国家？"
主妇太太打断了她女儿的话，插上向我解释说："我说我是共和党人意思不过是大体上同意共和党的政策，其实，都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共和党的同情者，我也就继承了他的成见，我们在大选前总是要先去注册的，凡是合格的选民都可以去注册，注册时我就填上共和党，我可以参加共和党推选候选人的大会。我若不注册共和党，我就没有推举共和党候选人的权利了。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最后的投票时一定得投共和党的候选人。我们是在一个围着布幕的小房间里投票的，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真正投谁的票。我们说是共和党人或是民主党人，意思只是到那个党里去推举候选人罢了。我们没有党证，更没有起誓一类的入党手续，而且我们每次选举时，可以自由注册，愿意在哪一党里去推举候选人。"她顿了顿，"我的罗伊思（她的女儿）说得是对的，这样才能使那些政客们不敢得罪我们选民。费先生，天下大概没有一个政客是好的，我们若是放弃了投票的自由，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对付这批混蛋了。"
那位小姐回头问了我许多关于中国的情形，我窘得很，连忙用别的话支吾过去。可是，我的日记上却写下了一句话："民主国家的政党不是限制人民政治意识和政治行动的机构。"
看《威尔逊总统传》
不久之前，我和太太一同去电影院看《威尔逊总统传》。从电影院里出来，我的太太问我说："威尔逊在学校里教教书多舒服，也不会劳苦得这样，我真不明白为什么那几个民主党的老头一定要去找他出来。从电影上看来，这几个老头不是本来不认得威尔逊的么？为什么他们自己不出来竞选，一定要找到威尔逊呢？使他不能安安静静写书，在球场上看学生们比赛？"
"那些党老爷有他们的苦衷。"我回答说："他们要上台必须要人民选举，所以他们必须千方百计地猜测大多数选民要什么政策，喜欢哪些人。猜得中就可以竞选胜利，猜错了也就失败。譬如那次竞选中，他们不能拉出个威尔逊，不能提出'新自由'的口号来，民主党也很可能落选的。威尔逊名望高，要用他的名字来争取选举票，所以得三顾茅庐地请他出来。你还记得威尔基和罗斯福竞选的事实罢？威尔基本来并不是共和党的人，可是共和党在那次竞选里，知道罗斯福是个劲敌，不请出一个美貌有魄力的人来做他的竞选人，不会有胜利希望。威尔基是个大公司的经理，有名能干，长得又漂亮，所以把他推举出来了。"
"你这样说，她像学校选球员了……"我太太说。
"不错，不错。政治本来该是当足球比赛看的，这也许就是《威尔逊总统传》那个电影用赛球的场面作为开场的原因。"我应着。
"可是，我不懂，这样猜测人民心理，挑选名角，不是这些政党在愚弄人民么？谁可保证他们说的话当话呢？"我太太还是问。
"选举票能做保证。"我接着说，"若是一个政党执了政，他们所许下的诺言不兑现，下次选举时就会失去很多选举票，甚至落选，退出白宫。骗人至多骗一次，而且骗了人就出卖了前途，因之代价太大，在可能范围内是不敢离开所许下的政纲太远的。"
我的太太却还觉得我的话里有问题，她想了一想："依你这样说，美国的政体是干什么的呢？请人做官，听人民的意思做事，有什么好处呢？"
是的，我也相信很多中国人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在我们这现实生活里所认得的政党多少是一个特权阶级的集团。入党是想做官，做官是想发财：为了官可通财，所以不能弃官，于是要独占一切官职，这些人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政党。在这种现实的经验中，自不易明白一个民主国家中政党的作用了。
我正想回答这问题时，公共汽车来了，我们忙着搭车，把话打断了。
到家坐了不久，来了一位刚从重庆来的美国朋友，我们寒暄了几句之后，我就向太太说："好了，你要问的问题问他罢。我正不知道怎样回答你。"转过来，我把我们看了《威尔逊总统传》之后的谈话告诉了那位朋友。
"这可难住我了，政党这个东西实不容易说明，我在学校考试也曾为此得了个零分。孝通，你知道，在我们宪法上根本就没有这东西。制宪的那批人不但没有想到后来美国的政党在政治中发生这样大的作用，而且他们对于党那个名词根本就不喜欢。"
"你们没有政党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么？"我太太问。
"政党当然合法的。"这位朋友点了点头说："像其他团体一般，我们宪法保证了人民结社和言论的自由，我们不过用这自由来争取自由的政治利益和发表自己的主张，结果产生了政党。宪法里虽则没有政党的明文，但是这并不是说政党是违宪或不合法的。"
我想插口时，我太太打住了我说："今天晚上不是讨论会，我们不要把时间全花在政党上，这样好不好，劳莱（那位朋友的名字），你能不能最简单地回答我，美国政体究竟是干什么的？把我这个疑团弄清了，我们改天再继续讨论这问题。时间不多，我是不喜欢整天讲政治的，好像生活中只有政治一样事似的。"
政党是干什么的
那位朋友把手按了额头，"好罢，我来讲一课书罢。我们知道民主政治是要以人民意见来决定有关大众的事，可是要知道人民意见却是件极困难的事，每个人对于每一问题都有他自己的意见，各人的意见又是可以各不相同。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怎能根据人民意见来办事呢？所以民主政治的初步工作是在'整理意见'，归纳成几个不同意见，然后可以让人民根据这几个意见投票表决，寻出一个大多数的意见作为办事的依据。"
"于是问题是在怎样去'整理意见'了。若是每一个人，你说一句，我说一句，意见可以愈弄愈分歧。最切实的方法是有个人起个草案，根据这草案，再让人家批评，修改，编成条文。这其实就是政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民主国家的政党并没有不变的'主义'，更没有发起人的'遗教'必须遵守的，他们每次选举时都要临时编出个纲领来，这些纲领就是整理过的意见。"
"一个国家的人民因为看法不同，利益不同，不容易有一个一致赞成的意见，所以若干政党便同时去整理不相合的，甚至是相反的意见。最后每党提出一个他们认为可能最合人民大众意见的纲领来。人民就根据自己的意见去看哪个纲领最中意，中意哪个就投哪个党的票。票子多的政党猜中了民意，就可以去推行他们的纲领，给他们政权。政党是一个整理民意的机构，而且使实行的纲领必然是大多数人民的意见。"
"政党的第二个任务是推举人才。有了纲领若没有合适的人去执行，还是没有用的。在民主政治中每一个公民都有资格做官的，可是粥少僧多，绝不能个个都成为总统，谁来选择呢？若是每一个人都自己站起来竞选，都是候选人，那是又会乱哄哄的一团糟了。所以又要一个机构来推出少数候选人，然后让人民来挑取他们最中意的。这里又需要政党了，政党为了要取得多数选举票，所以必须尽力的去寻出众的人才来做候选人。这样有能力的人就有机会被挑中了。"
趁劳莱停一停，喝口茶的时候，我太太加了一句："你这样说来，美国政党有一点像我们的荐头店，荐头店的老板要体悉哪一家主人脾气、性情、工作，然后挑一个合适的老妈子送去。是不是？"
"是的，是的，我们的确把我们的官吏当老妈子看的，称他们公仆，有时还要很苛刻地对待他们。"劳莱很得意地点头。
我们的谈话于是转入了家务。
那天晚上我记日记时写着下面的话：
"民主国家的政党不是一个做官的，或是想做官的集团，而是整理民意、推举人才的政治机构。这机构的基础有二：一是人民可以自由结社，自由言论，二是用选举票来决定政策和官吏的任用。民主政治不能没有政党，可是政党的积极贡献也必须在民主政治中才能表现。"
1946年4月5日
2005-11-15
有谁能接沃伦•巴菲特的班呢？
| 无为而治的沃伦•巴菲特 |
| （这位亿万富翁像是个甩手掌柜，他敬电脑而远之，让手下的经理们自行其是，但他却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他刚刚过了75岁生日。有谁能接他的班呢？） 亿万富翁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今年夏天在其位于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办公室接到一份他从未听说过的公司发来的传真。 发信人是印第安纳州休闲车生产商Forest River Inc.的一位顾问。此人建议巴菲特出资8亿美元收购这家公司。  信中列举的情况令巴菲特满意：这家公司拥有很高的市场占有率，而且几乎没有负债。第二天，巴菲特即开出了对Forest River的收购价，并提议让该公司的创办人彼得•利格尔(Peter Liegl)继续掌管它。在一周后举行的一次历时20分钟的会议上巴菲特签署了收购协议，具体收购价不详。他在会议结束时对利格尔说，别指望一年中能有第二次得到他耳提面命的机会。利格尔说："把我的企业卖出去比更新我的驾驶执照还容易。" 数十年来巴菲特一直依靠直觉来经营他的伯克希尔•哈撒维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Inc.)。观察一下巴菲特在他这家市值达1,360亿美元的投资大本营里的工作情况，你眼中所见与其他大型金融机构无任何相似之处。巴菲特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自己那间没有电脑的办公室里。他迅速地做出投资决策，省去了例行的决策会议以及顾问们建言献策的程序，他摒弃了常规惯例，也不要求手下的经理们经常向他汇报工作。他偶尔会给自己的经纪商打电话，下达动辄上亿美元的股票交易指令。 在不久前的一个周三，巴菲特一天只接到了13个电话，其中一个还是人家拨错了号码。这里没有需要召开的紧急会议，因此他有时间为《温柔地爱我》(Love Me Tender)这首老歌填写新词，以便能为朋友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生日聚会助兴。巴菲特还偷闲秀了一把抛报纸的技艺，这一招是他在奥马哈当报童时学会的。 巴菲特今年8月刚过了75岁生日，随著年龄的与日俱增，他那种无为而治的管理方式也日益成为伯克希尔•哈撒维公司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鉴于该公司如此多的DNA只存在于巴菲特一人的头脑中，一旦他撒手而去，他的继任人将如何接班？鉴于旗下一家子公司的一桩引发争议的交易最近受到了政府监管机构的调查，如果该公司以其他方式管理这一麻烦可以避免吗？ 巴菲特说他短期内尚无退休的计划，也不打算预先指定一位接班人。微软(Microsoft)董事长比尔•盖茨是伯克希尔•哈撒维公司的董事，他对巴菲特这种难以模仿的管理方式表示赞赏，并说，"真难以想像还有什么人能做到这一点。" 这种不确定性使外界一些人士感到困扰。今年4月，惠誉国际评级(Fitch Ratings)将伯克希尔•哈撒维公司75亿美元高投资级债券的评级前景从"稳定"调整为"负面"。惠誉的分析师唐纳德•索普(Donald Thorpe)说，该公司"不认为巴菲特的天才是常人所具备的，也不认为伯克希尔•哈撒维公司目前的投资策略在巴菲特离去后还能维持下去。" 虽然巴菲特的投资帝国在不断发展壮大，但他说自己的投资策略多年来却几乎没有改变。巴菲特称，他把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用来思考和阅读。他每天接听的电话屈指可数，他平时只和少数几家伯克希尔•哈撒维旗下子公司的负责人保持著联系。巴菲特很少召开会议，他在谈到自己办公室的日常情形时说："这儿没有多少事可做。" 个人财富达430亿美元的巴菲特是美国第二大富翁，仅次于比尔•盖茨。他近55年的从业经历使他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投资者，为他赢得了伯克希尔•哈撒维股东们的衷心拥戴，也导致企图模仿他的投资策略而致富的人层出不穷。  根据巴菲特的计算，自1951年以来他的年均投资回报率为31%左右。而标准普尔500指数在此期间的年均涨幅为11%。如果1965年时向伯克希尔•哈撒维公司投资1,000美元，那么这笔投资现在将值550万美元左右。在过去10年中，伯克希尔•哈撒维的股价已经上涨了两倍，涨幅为标准普尔500指数同期涨幅的两倍。伯克希尔•哈撒维A类股上周五的收盘价为90,500美元。近几年该公司股价的上涨速度已经慢了下来，因为出于对市场状况的担忧，巴菲特在运用公司的现金储备方面已开始变得谨慎。 巴菲特持股31%的伯克希尔•哈撒维公司是家庞大而复杂的企业。它持有可口可乐(Coca-Cola Co.)、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Co.)和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 Co.)的大量股票。从保险、冰激凌生产到制砖业，伯克希尔•哈撒维旗下42家子公司的业务遍及各个领域。 巴菲特认为，这些子公司的经理们应不受他的干预自行经营公司的业务，他们也不必遵循统一的公司经营策略或经营目标。巴菲特在刊登在伯克希尔•哈撒维公司网站上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放手让下边去干。" 这种工作态度使他迥异于其他首席执行长们。以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 Co.)的前任首席执行长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为例，他虽然将管理权下放给了手下的经理们，但同时也对他们予以密切监督，这些人必须达到严格的业绩目标。微软则要求其遍布全球的各办事处和子公司协调彼此的行动，以便该公司的产品能够相互兼容。 甚至伯克希尔•哈撒维公司在运作其450亿美元股票投资资金方面与大多数投资公司相比也远缺乏系统性。该公司没有投资委员会或资产分配指导原则，巴菲特从不会见分析师或投资顾问。就资金规模而言，该公司的股票投资在Lipper Inc.追踪的7,063家美国股票共同基金中位居第九。 伯克希尔•哈撒维公司市值庞大，但它却没有公共关系、人事关系、投资者关系以及法律部门，它也不召集分析师和投资者举行季度收益情况发布会，不对公司未来的收益情况提供预测。该公司总部只有17名员工。 这家公司的审计部只有丽贝卡•阿米克(Rebecca Amick)一名员工，这是位53岁的女士。伯克希尔•哈撒维公司也只有44岁的马克•米拉德(Mark Millard)一人负责执行巴菲特在债券和外汇方面的交易指令，而该公司债券投资组合的规模达250亿美元，它在外汇方面的投资更是高达1,650亿美元。 伯克希尔•哈撒维公司56岁的首席财务长马克•汉堡(Marc Hamburg)负责审看该公司42子公司上报的财务报告并负责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报告。他还负责撰写公司的新闻稿，而直到几周前他都是用传真机向媒体发送这些稿件的。汉堡手下的财务人员只有7名，而他负责的每项工作在其他大公司都需要有几十人来干。汉堡说，"当每个季度末向SEC提交财务报告时，我们还是很忙的。" 巴菲特告诉他旗下那些分公司的头头，不要为他准备什么特别的报告。比如2003年伯克希尔收购食品批发商McLane Co.时，巴菲特告诉Mclane首席执行长格拉迪•罗西亚(Grady Rosier)说，他们以前向东家沃尔玛连锁公司(Wal-Mart Stores)准备什么样的报告，今后照样办理就可以。罗西亚说，巴菲特从来不催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他说：他从不打电话。 罗西亚最近给巴菲特打电话，问他有关公司两架飞机的事情。他记得他当时问巴菲特：沃伦，我有两架Learjet，一架是1981年的，一架1982年，差不多都用了25年了。我想买一架新的，你看有问题吗？ 罗西亚记得巴菲特当时回答：你决定好了。是你在经营公司。罗西亚说，沃尔玛也让我们自己管理公司，但跟巴菲特不一样。 当然，这么多年来，伯克希尔投资的企业并不都是成功的。1998年巴菲特买下了NetJets Inc.，这是一家飞机租赁公司。巴菲特在与这家公司的创始人面谈了20分钟之后就决定花7.25亿美元现金和股票买下它。 然而，在过去三年中，由于欧洲市场竞争激烈，该公司虽然收入快速增长却连续出现亏损，其中2003年的税前亏损就达4,100万美元。 伯克希尔用价值4.2亿美元的股票收购的缅因州制鞋企业Dexter Shoes在8年时间一直萎靡不振。2001年，伯克希尔的另一家子公司兼并了Dexer，由此产生了2.19亿美元的冲销额。 麻烦最初是几年前在伯克希尔的再保险子公司General Re出现的，起因是保单出现问题和综合衍生品业务。于是巴菲特决定削减衍生品业务。他称这些衍生品是"大规模杀伤性金融工具"。 今年早些时候，监管机构开始调查General Re与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 Inc.) 2001年的一桩交易。他们要搞清美国国际集团是否曾篡改帐目误导消费者以及伯克希尔的人是否知道这桩交易是不正当的。巴菲特对投资者表示，他不知道这桩问题交易的具体细节。调查方后来未指责巴菲特有什么过错。 在最近的那个周三的早晨，接近9点的时候，巴菲特先生开著他那台车牌是"THRIFTY"（意为"节俭"，有点显摆意味吧？）的兰灰色Lincoln Town轿车驶入奥马哈下城区的一个停车场。75岁的巴菲特快步走向伯克希尔总部所在的一幢外观毫无特征的办公楼（伯克希尔在楼里占用了单独一层），其矫健的步态丝毫不减当年。 他与助手简单交谈了几句，然后快步走进自己那间面积中等的办公室并关上门。办公室里没有电脑，也没有股票报价机或其他股票数据终端。电视机被调在了播放财经新闻的CNBC频道上，不过声音被关掉了。 虽然他有时候在路上会带著手机，但他在奥马哈从来不用。办公桌上没有计算器，他的计算大多数都是在脑子里完成的。他说，他的大部分投资决策并不需要很准确的数字作依据。在他办公桌后面的小柜子上有两部黑色电话机，直通他在华尔街的经纪商。 当其中一部电话打进来的时候，他正要坐到座位上。那是他的长期经纪人、花旗集团投资银行分部的约翰•弗洛恩德(John Freund)。他向巴菲特简单报告了一下他为伯克希尔建的股票帐户里的头寸情况。巴菲特说，如果我们买进了几百万股就好了。然后他告诉弗洛恩德他当天希望买进的股票的数字。（他不愿向记者透露具体是哪只股票。）在那天结束之前，巴菲特为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又买进了价值1.4亿美元的股票，这个数字对许多共同基金来说相当于一家基金的资产总价值。 即使是作这么大的交易，巴菲特的桌子上也见不到多少股票研究资料。他说，我用不著分析师或是占卜师。如果一定要我挑一个，我也不知道要挑什么。 弗洛恩德说，巴菲特买股票的时候，很少关注那些会影响其他投资者买卖决策的因素，比如经济形势等等。弗洛恩德说，他不会等著看Fed的决定再决定股票买卖。弗洛恩德还说，巴菲特还比他的其他客户反应更敏捷。他们没有投资委员会之类的机构，这使巴菲特可以当即拍板。 巴菲特在执行交易方面给弗洛恩德很大的自由度。比如2003年，巴菲特买进了中国石油(PetroChina Co.)的股票，弗洛恩德经常需要在奥马哈当地时间晚上9点（香港股市开盘时间）左右打电话给巴菲特，而这个时间通常是巴菲特穿著运动衫在家放松的时刻，比如在网上打桥牌什么的。他会中断游戏去下单。 一天晚上，当市场挂出一份2亿股中国石油股票的卖单时，弗洛恩德打电话给巴菲特想看他有无兴趣。弗洛恩德回忆到，巴菲特说：我们买吧。那晚晚些时候，一个香港交易员打电话给弗洛恩德，告诉他已经为巴菲特买进了该股。 弗洛恩德没有打电话骚扰巴菲特，他在床上翻了个身接著睡觉。如果是其他一些客户，他们可能会希望知道交易的详情。据有关监管文件显示，巴菲特在该股上的头寸最后总计达到4.88亿美元。 巴菲特刻意将外部世界挡在外面，他相信，这是使他能保持作一个"理性"投资者的最佳途径。如果他对投资一家公司感兴趣，他会自己去研究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他说：我给自己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我需要做的只是思考，并且不受其他人的影响。 巴菲特说，去年他开始为自己的个人证券帐户买入韩国股票，大约向20家韩国公司一共投资了1亿美元。他说这对伯克希尔来说少得不值一提。"这根本不是伯克希尔的手笔，"他说。 他不愿透露这些股票的名称，说花旗集团(Citigroup)为一些客户在韩国编了一本参考书，对提到的上市公司都各用一页篇幅进行了介绍。他也就是随便翻了翻，挑了几家而已。"找些看起来业务稳固、本益比极低、有时还有大笔现金进项的公司，"他说。股票上涨之后，他已经抛出了一些，不过他认为这些股票的价格仍然很便宜。 今年，巴菲特被当作道琼斯公司(Dow Jones & Co.)的潜在投资者，名字屡屡见诸报端。巴菲特的公司持有华盛顿邮报公司(Washington Post Co.) 18.1%股份，他拒绝就此猜测发表评论，道琼斯公司发言人也拒绝置评。控股道琼斯公司的Bancroft家族则表示，不会出售这家公司。 巴菲特在奥马哈长大，在杰出的"价值型"投资者本杰明•格雷汉姆(Benjamin Graham)的教诲下学会了投资诀窍。格雷汉姆总是宣扬要买进大幅下跌但极具潜在价值的股票。巴菲特1951年到他父亲在奥马哈的股票经纪公司Buffett-Falk & Co.担任交易商，三年后到纽约为格雷汉姆工作。1965年，巴菲特买下了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的纺织厂伯克希尔，很快又买下了奥马哈保险公司National Indemnity Cos.，为伯克希尔注资2,000万美元。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巴菲特通过伯克希尔陆续收购了几家大型保险公司，包括General Re和美国汽车保险公司Geico。他还收购了一系列生产和零售公司，从涂料公司Benjamin Moore & Co.，到内衣生产商Fruit of the Loom Inc.，不一而足。 那天和弗洛恩德谈过之后，巴菲特接到伯克希尔三家子公司主管的电话，每个电话都不长。大部分时间巴菲特都是在听，并不提建议。"伯克希尔没有哪个CEO会觉得跟你谈谈，你就会告诉他们该干什么，"巴菲特说。伯克希尔收购任何一家公司的前提就是信任这家公司的经理，由他们决策。 中午的时候，伯克希尔子公司MidAmerican Energy的首席执行长大卫•索科尔(David Sokol)打来电话。巴菲特两手放在脑后，用肩膀夹著电话，一边听索科尔说著MidAmerican收购PacificCorp.的计划获得了政府批准的有关情况，一边点头。MidAmerican计划出资51亿美元现金，并承担43亿美元的债务，来收购公用事业公司PacificCorp.。巴菲特用一只Styrofoam杯子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啜饮可乐，很快就结束了这次谈话。 即使投资项目遇到了困难，巴菲特也倾向于长期坚持投资。索科尔回忆起2004年8月份一次让他深受鼓舞的会面，当时他准备告诉巴菲特，因为一项锌项目受挫，公司不得不冲销大约3.6亿美元。索科尔说，他被巴菲特的反应惊呆了。巴菲特说："大卫，我们都会犯错。"那次会面只用了10分钟。 "要是我的话，肯定把那个索科尔给炒了，"索科尔自己说。 但巴菲特说，"要想不犯错误，只能不作决策。"他说自己犯过比索科尔"更大的错误"，"不能犹豫不决。" 当天下午，巴菲特给National Indemnity的再保险业务主管Ajit Jain打了一个电话。丽塔飓风在墨西哥湾的威力正在逐渐升级。短短5分钟的谈话很快转到巴菲特去年决定削减伯克希尔巨灾保险风险的决定。"要是今天这样的飓风去年就来了，或者（在降低风险）两三年之前就来了，那我们现在的损失会多多少？"巴菲特问Jain。 "最差会多出一倍的损失，"Jain回答。虽然及时降低了风险，伯克希尔第三季度的净利润还是较上年同期锐减48%，为5.86亿美元，部分原因就是飓风带来的大约30亿美元的损失。 能做出像削减承保风险这样的明智预见，让巴菲特的继任遴选成了伯克希尔的大难题。现年54岁的Jain据信是巴菲特向董事会推荐的三名继任人选之一。很可能像巴菲特曾经说过的那样，他的工作会分成三部分：一位负责业务经营的首席执行长、一位首席投资长，加一名董事长。巴菲特拒绝透露关键的首席执行长继任人选。 董事们说，继任问题成了最近董事会谈论的主要话题。"我们尽可能地推迟到最后一刻，然后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解决，"81岁的副董事长、也是巴菲特的最亲密的伙伴查尔斯•芒格(Charles Munger)说。 "再找一个沃伦的可能性等于零，"他说。但尽管如此，他认为伯克希尔不会因此受到冲击。他说，伯克希尔很可能会继续保持无为而治的风格，"子公司自行决策大量业务，痛恨官僚作风的公司文化。"他还说，巴菲特推荐的三名候选人给伯克希尔提供了"不少好选择"。 巴菲特任由伯克希尔的现金堆积到400亿美元，因为这几年没发现多少合适的投资机会。有些投资者怀疑，如果不是巴菲特坐镇，股东们看著公司积累这么多现金还会不会保持耐心，花旗集团资产管理部门的投资组合经理托马斯•范迪温特(Thomas Vandeventer)说，何况当前共同基金也拥有大笔资金，还有大量并购交易层出不穷。花旗集团资产管理部门持有伯克希尔部分股票。他解释说，现金不会产生收益，有些投资者希望自己的资金被充分投资利用起来。 任何一名继任人都不太可能选择巴菲特这样的投资或收购做法。巴菲特说他看到一个收购项目时就知道它是不是有吸引力。"要是5-10分钟内我还看不出来，"他说，"我可不会再花上10个星期去弄清楚。" 香港时间2005年11月15日09:42更新 http://chinese.wsj.com/gb/20051114/fea214521.asp |
2005-11-14
Book Review - TECHNOPOLY (Ver.2)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by Neil Postman, 1993
Vintage Books, New York
As a cultural critic, professor of Media Ecology, and author of numerous books on the themes of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Neil Postman is well positioned to comment on the relation of technology to culture. The relation, as he sees it, is one in which culture is subservient to and controlled by both invisible ( I.Q. scores, statistics, polling techniques) and visible (television, computers, automobiles) technologies. Technology, Postman admits, is a friend but mostly it is a "dangerous enemy" that "intrudes" into a culture "changing everything", while destroying "the vital sources of our humanity". Furthermore, technology is a difficult enemy with which to negotiate since it "does not invite a close examination of its own consequences" and even "eliminates alternatives to itself".
The author subscribes to a pessimistic view of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 and, as such, uses a critical and scolding tone to paint a dystopian picture of a culture with a blind, unfailing faith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et without purpose, meaning or traditional beliefs. "Progress without limits", "rights without responsibilities", "technology without cost" and a "moral center" replaced by "efficiency, interest and economic advance": this is Postman's view of the world gone wrong. This is what he terms a "Technopoly"- the prime example of which is the United States.
The key symbol of a Technopoly, the computer, "undermines the old idea of school" and defeats attempts at group learning, cooperatio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 the masses of people, the computer makes them "losers" because it confers power and knowledge on only a few. "Computer technology serves to strengthen Technopoly's hold" substituting technical solutions for human ones.
As a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created by the Technopoly, Postman proposes that we become "loving resistance fighter (s)" who retain "the narratives and symbols that once made the United States the hope of the world". Schools, he argues, should be the "principal instrument for correcting mistakes and addressing problems". Thus, education is to lead the resistance against the Technopoly. Taking as its central theme "the ascent of humanity", the curriculum will help to restore a sense of meaning and purpose lost to the Technopoly. In this curriculum, "(...) all subjects are presented as a stage in humanity'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which the philosophies of science, of history, of language, of technology, and of religion are taught(...)( p.198) It is with these final solutions that the author "closes the book" on Technopoly.
No doubt, Postman is well positioned to comment on technology, how we relate to it, how it changes us and the world we live in. No doubt, we have a lot of learning to do about technology's impact and role, and we have to do it quickly to keep pace with the changes. At the same time, one wonders whether Postman helps or hinder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se issues or whether he is simply misusing his position as "expert" to mislead, to fabricate and to indulge in what amounts to fear-mongering.
Criticisms of technology's impact on culture are not uncommon. Many look with scepticism and concern at the increasing role technology plays in their lives. Postman's brand of criticism is unique however. Through his use of the term "Technopoly" to describe a collective state of mind possessed and obsessed with technique, technology, and tools, Postman looks at all that has gone wrong with the world and reifies it. Science, medicine, education, language, forms, tests, polls - everything seems to have a role to play in Postman's somber scenario.
It is not surprizing with a conspiracy of such complexity and magnitude that the author was at a loss to provide viabl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 As an educator, I was initially shocked, then amused at his suggestion that we could somehow be rescued from this monster of Technopoly by changing the curriculum. If only it were so simple that we could improve education and the world by merely changing the content of learning!
In spite of these shortcomings, Postman's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as he sees it does force us to ask many important questions - questions about the role of technology and science, our relation to them, how they change us and how we change them. And we can go beyond these questions and enquire about change itself and about how individuals, societies or cultures can control change. Or perhaps we can adopt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 - one which asks whether or not the term "adapt" should be substituted for "control". We must determine as well what is to be the role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and vice versa. Finally, we should enquire about the effects of reifying and of anthropomorphizing technology. Ironically, technology is likely to be a useful tool in our search for answers to, information about and discussion of all these questions! [+]
Book Review - TECHNOPOLY (Ver.1) by Scott London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By Neil Postman
Alfred A. Knopf, 222 pages, $26.50
Postman has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as one of America's most eloquent and outspoken critics of technology and in this book he elaborates on themes that will no doubt be familiar to readers of his earlier books, most notably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1985). Here Postman contends that "the uncontrolled growth of technology destroys the vital sources of our humanity. It creates a culture without moral foundation," and reorders our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about the world at large. New technologies alter our understanding of what is real, "which is another way of saying that embedded in every tool is an ideological bias, a predisposition to construct the world as one thing rather than another."
A "Technopoly" (a word Postman capitalizes throughout the book) is a society that believes that "the primary, if not the only, goal of human labor and thought is efficiency, that technical calculation is in all respects superior to human judgment ... and that the affairs of citizens are best guided and conducted by experts." The United States now ranks as "the only culture tohave become a Technopoly," he says. It does not come about by design, he says, rather it is the end-product of a system of beliefs predicated on science as a source of moral authority.
One of the most ominous consequences of Technopoly, according to Postman, is the explosion of context-free information. "The milieu in which Technopoly flourishes is one in which the tie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human purpose has been severed, i.e., information appears indiscriminately, directed at no one in particular, in enormous volume and at high speeds, and disconnected from theory, meaning, or purpose." The "information glut" leads to the breakdown of a coherent cultural narrative, he argues, for without a meaningful context, information is not only useless, but potentially dangerous. He cites the old saying that, to a man with a hammer, everything looks like a nail, and therefore, "to a man with a computer, everything looks like data."Postman describes the rise of new "control systems" to manage information, such as statistics, opinion polls, SAT and IQ tests, etc. These are predicated on the fallacy that information can be scientifically measured and stored, he says. The result is that we believe our IQ "score IS our intelligence ... that the results of opinion polls ARE what people believe ... as if our beliefs can be encapsulated in such sentences as 'I approve' and 'I disapprove.'" What we often fail to recognize is that using statistics in polling changes the very nature of public opinion, he argues. "That an opinion is conceived of as a measurable thing falsifies the process by which people, in fact, do their opinioning; and how people do their opinioning goes to the heart of the meaning of a democratic society."
Since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filters no longer work, Postman explains, we turn increasingly to experts, bureaucrats, and social scientists who, abetted by computers, control the flood of data. Experts are one thing when a technical solution is called for (space rocketry 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ewer system, for instance), but since even human relations have become "technicalized" there are now experts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moral affairs. The result is that we look for technical solutions to human problems. But, as Postman forcefully concludes, it is a Faustian bargain we cannot afford to make. [End]
2005-11-12
温家宝谈经济发展十大隐忧
温家宝谈经济发展十大隐忧
作者：田穗
【大纪元11月11日讯】五中全会之后，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经济发展的十大隐忧提出报告。
宏观调控遭抵制，盲目投资损失大
五中全会后，温家宝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经济发展面对的十大隐忧：
一、国民经济发展增长快，但混乱、不规则、失控情况继续扩大、积压。
二、宏观调控政策受到人为因素干扰、抵制、阳奉阴违、整体成效不显著、情况仍然严峻。
三、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偏高，重覆投入。有的地区失控造成损害，地方工程、首长工程产生。
温家宝举例说：超大型、占地五万平方米的展览场馆，全国已建成和正在兴建的有五十八个；兴建和扩建干线机场四十二个；省、地(市)二级兴建和扩建党政办公大楼一百五十五幢。重覆、盲目性投入项目造成的损失，占国民经济百分之十五至十八，约一万五千亿元至一万八千亿元。
四、国内内需市场虚弱，国民消费下降，局面能否改善，并不乐观。
温指：经济对外贸的过分依赖，进出口达到GDP百分之七十以上(官方公开数字为百分之六十六)，使经济受阻于外贸及政治因素的牵涉。
五、原材料资源短缺，经济发展受制于国际市场的变化。
高额存款，巨额坏帐：金融隐忧
六、金融系统改革复杂、曲折，不良资产坏帐情况，还拿不出一份较完整的报告，金融还处于隐忧状态。
七、高达十一万亿的存款、四万亿值的金融债券、市场货币发行量常年超百分之四十，受制于政治、社会稳定与否。
整体科技发展落后于国际水平
八、整体科技发展、科技人才数量和质量，都和经济增长脱节，也落后于国际水平。
温举出多个数据，社会固定资产中，设备投资百分之六十五靠进口，石化装备百分之八十靠进口，轿车工业、数控机床、纺织印染机械装备百分之七十靠进口，某领域(指航天、激光)不能转用到工业发展上，这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困局。
城乡就业问题严峻
九、农村剩余四亿以上劳动力出路的安置。
温家宝承认，农村数亿劳动力出路解决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达到中国标准的小康社会。更直接影响到政局稳定与否。温又指，在部分地区已具备造反的各种气候。
十、城市中青年就业及今后每年二百五十万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
温承认：必须认真、妥善解决。而且要有中、长期发展部署。城市失业率上报称百分之六，这肯定是有偏差的，偏差不小。温引证国务院研究室调研统数字：城市失业率百分之十二至十八。温指：虚伪的数字只能自己骗自己，其实是很愚蠢的，是反科学的思维，但在我们的队伍中还有不小的市场。
摘选自 2005年11月争鸣杂志
北大教授贺卫方哈佛谈中国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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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在哈佛法学院作演说(大纪元) |
北大教授贺卫方哈佛谈中国司法
【大纪元11月11日讯】(大纪元记者卫君宇11月10日波士顿报导)上周末，由"留美中国法律学会"主办的、题为"十字路口的中国"的研讨会假哈佛大学法学院奥斯汀大楼(Austin Hall)举行。在周日进行的"在法律面前的平等保护"小组讨论上，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关于"司法改革 ―病症与处方"的演讲与答问，博得与会数百名听众阵阵会心的笑声与掌声。
贺卫方表示，九年前他曾应邀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学员作访问学者，故地重游，虽至深秋，亦觉暖意。他说在哈佛期间，一直在观察与思考美国的司法制度对中国可有的借鉴。回到中国后，他走在了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前沿，发表了二百余篇文章，也意识到：本来人们希望司法与法律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非常合理的方式和途经，但难办的是司法制度本身就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贺卫方说在数日前看到了纽约时报在报导大法官阿利托(Samuel Alito) 的提名时，同时大幅刊登了约瑟夫．康(Joseph Kahn)关于中国司法制度的一篇文章，文中描绘的是一幅非常悲观的图画。中国司法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如何改革？为此，贺卫方先追溯了中国的司法历史。
贺卫方认为中国司法的西方化开始于上世纪初，先行者有沉家本与伍廷芳二人；后欧陆模式司法制度在中国建立了雏形；到了1949至58年左右，法律走向苏联化，但苏联本身不是一个法制国家，其中贺卫方提到他前段时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被删掉的一个观点："社会主义之所以在苏联能成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因为苏联不是个法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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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卫方演讲幻灯片：法律的消失(大纪元记者摄影) |
1959年到1978年，贺卫方认为可以说法律消失了，期间所谓的"公审(或批判大会)"即是例证；1978年开始重建司法制度，但开端的例子即是笑话：对"四人帮"的审判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司法审判，因为当时所依据的是1980年制定的法律，审判的却是法律制定前发生的案件。当时受审的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甚至不看法庭一眼，贺卫方认为在这点上张是个"硬汉子"，因为张认为审他的法庭本身就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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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卫方演讲幻灯片：审判"四人帮"，图中左侧戴眼镜者为张春桥(大纪元记者摄影) |
其后的二十年，贺卫方认为人们是有了整个社会对法治的确信，相信中国只能走法制的道路，有了对司法独立的共识、有了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等，但如贺在幻灯片中所显示的"小狗"图片所意味的：成效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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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卫方演讲幻灯片(大纪元记者摄影) |
谈到目前的司法现状，贺卫方认为问题依然严峻。说到司法公信力低下，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在几年前的一项民意测验中，在公信力方面法官甚至排在了警察的后面。过去两、三年中，中共对司法的干预不减反多。赵紫阳时代，曾努力逐渐使共产党的政法委撤销，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使之功亏一篑。这种公信力的低下导致司法独立的难以建立，并进一步导致缺乏尊荣感的司法界走向腐败。
说到问题的根源，贺卫方认为有历史传统的影响，更主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司法观所带来的后果，他用一首人们形容大陆新闻界的新民谣为此司法观作了形象注解："我是党的一只狗，守在党的家门口，党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就几口"。他还举一例说明如此司法观下司法官员的素质低下，如山西的一位地方法院副院长、被称为"三盲"(文盲、法盲、流氓)院长的姚晓红，原是该法院的一位司机。关于司法的知识积累不足亦是问题的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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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卫方演讲幻灯片：社会主义的司法观(大纪元记者摄影) |
最后，贺卫方用一首题为"司法改革感言"的打油诗结束了演讲："棋局交困兵马车，法眼迷离儒道佛，庙堂新招频频闪，摸起石头过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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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卫方演讲幻灯片：结论(大纪元记者摄影) |
2005-11-10
紐約為何沒有發生"巴黎騷亂"﹖
紐約為何沒有發生"巴黎騷亂"﹖
2005年11月9日5:0:22
而目前而言，幫助法國最好的辦法就是，刺激經濟發展並且放鬆政府對經濟的嚴格控制。更關鍵的是，這會給有著歐洲夢的新移民帶來創業和就業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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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9日5:0:22
法國對這次持續多日的巴黎郊區騷亂事件在政治層面的反應大多集中在對外來種族文化的理解上，而被忽略的是法國經濟體制在這場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
國家資本主義也許對美國的一些崇拜者，如美國暢銷書"歐洲夢"(European Dream)的作家裡夫金(Jeremy Rifkin)以及其他左派人士而言是完美的制度。但是，到目前為止，這個高度制度化及逐步分化的經濟體系對新移民及其後代的發展機會構成了嚴重的限制。在一個長周末和提早退休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度裡，並不存在一個鼓勵創造新的工作機會和創業精神的經濟體制。
與許多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是，法國有很多大型跨國公司都是國有的。它是２０世紀法國實施三次大規模企業國有化的結果。這三次國有化是：1、２０世紀４０年代中期，法國將運輸、能源、銀行、航空等部門的公司收歸國有﹔2、１９７８年法國將鋼鐵業實行國有以緩解法國鋼鐵企業在世界經濟衰退下面臨的經營困難﹔3、１９８１年密特朗任法國總統後頒布國有化法律，希望以國有化來幫助國家經濟的復蘇，化解國內政治、經濟與社會矛盾。經過三次國有化之後，法國的國有企業遍布各個行業，並在某些領域（如通訊、能源）中居於壟斷地位。
法國國有跨國公司具有如下特點：1、產業規模大，法國現有２４個國有企業集團，其產值佔法國工業總產值的１/４。絕大多數法國國有跨國公司都是赫赫有名的跨國公司，如法國電力公司、法國電信公司等;2、行業分布集中，主要分布在軍工、能源、交通、通訊、航天等自然壟斷行業和汽車、化工、建筑等支柱行業;3、產權歸屬一元化，投資形式多元化。法國國有跨國公司都是中央政府投資興辦，地方政府不投資辦企業。中央政府對企業投資形式多樣，包括收購、獨資、控股、參股等。投資、控股的重點是基礎設施產業、金融保險業、高新技術產業;4、經營體制市場化。國有跨國公司法律地位與其他企業平等，實行現代企業制度。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法國國有跨國公司同許多國有企業一樣也面臨著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主要包括：1、資源配置不合理，造成人、財、物的浪費﹔2、企業管理水平低下﹔3、缺乏競爭機制，員工積極性受挫﹔4、政府職能僵化，干預過度﹔5、高成本、低效率經營﹔6、大量財政補貼使國家和社會不堪重負﹔7、企業獲得資金和銀行貸款極為有限﹔8、企業機構與職務的重疊，企業高層領導人的獨裁管理。
華爾街日報指出，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創造了5千7百萬個新的工作機會。相比之下，歐洲的這一數字是4百萬，而且大多數是來自政府部門。在法國及西歐部分地區，經濟體制的設計明顯偏向於已就業(大多數是土生土長的白人)和退休人群的利益。
這些處於安頓狀態政府及公司雇員享受著長周末、提早且福利優厚的退休以及對公眾福利政策的首先享受權。即使大量即將退休的人群將讓出大量的工作機會，但是年輕人的失業率卻一直在上升：在法國，20歲-30歲的失業率超過20%，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在年輕人較多的新移民聚集地區，平均失業率達到40%，遠遠超過平均水平。
而更糟糕的是，精細復雜的法國社會福利制度(這個領域政府支出佔法國國內生產總值的50%，而美國僅為36%)更是將稅收的負擔壓在了有幸得到工作的年輕人的肩膀上，這些稅收大多用來支付不斷上升的退休金和其他福利。在這個系統裡，唯一的激勵機制就是，別想太多，好好地生活，然後退休。不斷膨脹的退休高齡階層剝奪了年輕人的發展機會。
幸運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法國人及其他一些歐洲國家的年輕人可以離開自己的國家到其他經濟更加開放的國家和地區尋求機會，如美國、愛爾蘭、英國。這在科技領域尤其明顯，歐洲一流的人才大規模地離去。大約40萬名歐盟理工科畢業生目前居住在美國。
根據最近的調查結果顯示，祇有1/7的畢業生願意回國。20世紀90年代，以年輕人為主的歐洲移民上升了16%。9/11後，移民申請應聲下降，但不久即反彈：2004年，美國歐洲移民上升了10%﹔在過去的3年裡，歐洲出生的移民總數增加了70萬，大多數來自前蘇聯、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法國。這些新移民主要集中在美國大都會地區，如加州、佛羅裡達和紐約。
有大蘋果之稱的紐約為法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借鑒。根據對最近人口統計數字的分析顯示，移民是紐約受過良好教育人群的最主要構成部分。如果沒有來自歐洲的新移民，20世紀90年代末紐約35歲以下受教育的人群很可能呈現負增長。目前，50萬紐約居民出生在歐洲。
而相對紐約，巴黎的中心市區幾乎成了移民的禁區，部分是因為其經濟體制。自從拿破侖三世重建巴黎以來，法國的精英分子就在動用大量的政府投資來為富有階層建立一個專屬的中心地區。這樣的設計將以前是白人而目前大多數是穆斯林的無產階級集中安排居住在巴黎的近郊--正如法國社會學家所稱的"領土的污點"。
在這些社區裡，移民被有效地隔離在高物價及高檔的巴黎中心區域以及不斷擴張的外層郊區之間。通常不是旅游者所愛前往的巴黎外層郊區現在是不斷增加中產階級的家，同時也是許多高科技公司和商業服務公司的辦公地點。
而與美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移民形成的反差更強烈地體現在地理和經濟層面。美國目前也面臨著非洲裔和印度裔的一些問題。但是對大多數移民而言，情況都有很大的改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移民創業者的增長率已經超過了美國本地人。諷刺的是，美國創業率最高的種族是穆斯林，其次是俄羅斯人、印度人、以色列人和韓國人。
也許沒有比大多數移民已經加入居住在郊區以白人為主的中產階級更能說明問題。這些新來者和他們建立的公司已經在郊區形成一個強大的存在，從而成為美國種族最多元化的地域。最明顯的例子是人口學家福瑞(Bill Frey)所稱的"郊區大熔爐"地區：洛杉磯以東的聖蓋博谷(SAN GABRIEL VALLEY)﹔維州的阿靈頓郡（Arlington County）﹔新州的埃塞克斯(Essex County)﹔休斯頓的福遍縣(Fort Bend County)。
地理上的擴張和移民發展機會之間的聯系並不偶然。正如其他美國人，移民通常通過移居到人口較少、發展速度較快的地區來改善生活的質量和財務狀況。他們也非常喜歡有著創業優惠經濟政策的政府。一個極端的例子是低成本、低稅收天堂的休斯頓，在幾十年間，創業者移民數量劇增。相對寬鬆的政府政策和較少的租金已經為許多人提供了創業和獲取財富的機會。
在歐洲，存在這麼多的移民創業者幾乎是不可能的。嚴格的經濟政策在壓制創業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政府資本主義的中央調控傾向於使很多人創建自己公司的夢想變得非常昂貴，並且非常難以進入。當一個阻擾創業者存在和發展的機制缺失時，國家便存在經濟停滯和社會動亂的危險性。而目前而言，幫助法國最好的辦法就是，刺激經濟發展並且放鬆政府對經濟的嚴格控制。更關鍵的是，這會給有著歐洲夢的新移民帶來創業和就業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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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1-07
| 中国经济高增长势头似将难以为继 | |||
很多人都错误地认为今年中国经济增长步伐会有所放缓。现在，又有一些分析师开始对这片繁荣景象表示怀疑了。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驻北京经济学家陈兴动就是其中一位。 他预计2006年中国经济增幅将从2004年的9.5%和今年的9%降至8.4%。陈兴动将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归咎于高油价，认为中国出口增速之高将难以为继。中国贸易顺差之所以迅速扩大可能是因为出口商纷纷抢在传言人民币可能升值之前将商品迅速出手，而进口商则出于同样原因按兵不动。（中国年初曾上调人民币汇率。）陈兴动认为，这种现象不会持续下去。 此外，还需要考虑政治因素。陈兴动说，从任何角度考虑，眼下中国的经济周期都应在2005年形成高峰，然后逐步回落，在2008-2009年之间触底。不过，这种走势有违大陆的政治需要，因为2008年、2009年和2010年都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年份。2008年奥运会将在中国召开，同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也将召开；2009年是政府换届；2010年上海将举办世界博览会。为此，陈兴动认为，中国会设法调控经济增长速度，让增长步伐在2006年放慢、在2007年下半年开始复苏，并在2008年以一片繁荣景象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那么，经济数据体现出的中国经济前景又是如何？纽约经济周期研究会(Economic Cycle Research Institute)发布了中国工业产值领先指数，该学会董事总经理兼该指数主管阿楚坦(Lakshman Achuthan)说，"这只指数今年夏天触底，现在已经反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预期的部分原因是工业产值继续走高。"（中国的工业产值占GDP的40%左右，工业产值数据每月公布一次。） 不过，从领先指标看，接下来的时间中国经济会略微减弱。"指数现在正处在一个较小的周期性高潮，"阿楚坦说。"下个季度的GDP仍有望超过预期，但再往后看，领先指标显示再次走软。" 该指数预计的是未来两个季度的经济走势，至于目前，至少指标预示中国经济将"显著放缓"。 2005年10月24日10:28更新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 http://chinese.wsj.com/gb/20051024/bch103340.asp | |||
政治改革缺位是否会危及经济奇迹？
中国视点
政治改革缺位是否会危及经济奇迹？
上世纪90年代，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教授罗伯特•伯格曼(Robert Burgelman)对听他商业战略课的企业管理人士说，如果他们不知道某个问题的答案，只需说"互联网"就可以了，因为这样做他们每每可以蒙对。
现在他又推荐了另外一个笼统答案：中国。
这是一个有广泛现实基础的玩笑。中国已经承担起互联网曾经扮演过的角色──企业管理人士所面临问题的默认解决方案。经营费用太高吗？那就将业务外包到中国。嫌收入增长太慢？那就到中国寻求业务扩张吧。凭借自己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以及每年近10%的经济增长率，中国已经成为企业界眼中新的黄金国。
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是在从未抛弃其共产主义理想的前提下取得资本主义天堂这一地位的，人们至少不能说中国已经放弃了极权主义。中国的成功对西方人的一个普遍信念构成了直接挑战，许多西方人认为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密不可分。
笔者的前同事麦建陆(James McGregor)在其新书《十亿消费者：第一手中国经商经验》(One Billion Customers: Lesson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Doing Business in China)中写到："与美国和其他几乎所有商业化强国不同的是，中国有一个专制而且往往近乎偏执的政治体制，这种体制下，异己受压制，信息被把持，政府的触手渗透到了商业领域的各个层面。"
但现实情况是，许多西方管理人士承认，中国的政治体系对他们而言更多是祝福而不是诅咒。中国政府矢志不渝地执著于发展贸易和商业。其结果是，它往往能大刀阔斧地帮助外资企业解决在华经营遇到的问题，而这在印度等乱糟糟的民主国家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对于我们中那些仍相信政治和经济自由不可分割的人而言，问题依然存在：中国的这种局面能持续多久？
上个周末，我有机会向一位曾将历史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推动的人提出这个问题，此人就是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他此次来美是出席在堪萨斯州迷人小城林兹柏格举办的"为和平下棋"这一国际活动的。国际象棋大师卡尔波夫(Anatoly Karpov)创办的一家象棋学校就位于林兹柏格，他本人则是戈尔巴乔夫的好朋友，戈尔巴乔夫此次正是受卡尔波夫之邀来美出席这项活动的。（资本主义在戈尔巴乔夫的此次美国之行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据说戈尔巴乔夫有时一次演讲的收费高达5万美元，而他在此次美国之行中演讲了9次，全部以俄语进行。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拒绝谈论他的演讲费问题。）
当然，戈尔巴乔夫使他的国家走上了政治改革的不归路，他结束了冷战并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在上周六与笔者的谈话中，戈尔巴乔夫坚持说，他在经济改革方面采取的重大步骤也可圈可点。但与只进行经济改革而基本不搞政治改革的中国相比，中俄两国的经济改革结果仍然形成了巨大反差。当问普通俄罗斯人他或她的日子是否比15年前好过时，人们做出否定回答的几率很高。如果问中国人这个问题，你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肯定的。
戈尔巴乔夫对此的解释是，俄罗斯和中国是"迥然不同的国家，两国的经历和文化不同"，因此很难将两国相互比较。事实证明，中国人身上更具备在当今世界获得成功应必备的企业家精神。
当笔者问戈尔巴乔夫，他当初是否应该多推动一些经济改革、少推动些政治改革时，戈尔巴乔夫迅即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他指责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Boris Yeltsin)在经济改革方面步子迈得太快、走得太远。戈尔巴乔夫说："他采取的不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改革策略，而是一种牛仔方式，这导致了经济的崩溃。"在戈尔巴乔夫看来，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在收拾叶利钦留下的烂摊子方面目前面临很大困难。
但戈尔巴乔夫确信，中国很快就将不得不走上他开创的那条道路。他对笔者说："中国总有一天将不得不进行政治改革。中国从未致力于创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以及一个开放的政治体系。"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们指出，过去3年中，中国已允许在中国出版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这或许是变革即将到来的一个迹象。
如果这些政治变革没有发生呢？那么，中国的经济奇迹届时将不复存在。笔者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那些中国问题专家们发现，一些几十年前在日本出现过的问题正在中国露出苗头。即使是一个对商界最友善的政府，其在分配资本和其他资源方面的效率和灵活性也无法与市场相媲美。从日本的情况看，密集的政府指导对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赶超他人会有帮助，但当它的未来发展之路不再那么清晰时，这种做法就会成为该经济体的致命伤。
2005年11月02日15:23更新 -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络版） http://chinese.wsj.com/gb/20051102/chw135801.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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