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9日5:0:22
法國對這次持續多日的巴黎郊區騷亂事件在政治層面的反應大多集中在對外來種族文化的理解上，而被忽略的是法國經濟體制在這場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
國家資本主義也許對美國的一些崇拜者，如美國暢銷書"歐洲夢"(European Dream)的作家裡夫金(Jeremy Rifkin)以及其他左派人士而言是完美的制度。但是，到目前為止，這個高度制度化及逐步分化的經濟體系對新移民及其後代的發展機會構成了嚴重的限制。在一個長周末和提早退休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度裡，並不存在一個鼓勵創造新的工作機會和創業精神的經濟體制。
與許多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的是，法國有很多大型跨國公司都是國有的。它是２０世紀法國實施三次大規模企業國有化的結果。這三次國有化是：1、２０世紀４０年代中期，法國將運輸、能源、銀行、航空等部門的公司收歸國有﹔2、１９７８年法國將鋼鐵業實行國有以緩解法國鋼鐵企業在世界經濟衰退下面臨的經營困難﹔3、１９８１年密特朗任法國總統後頒布國有化法律，希望以國有化來幫助國家經濟的復蘇，化解國內政治、經濟與社會矛盾。經過三次國有化之後，法國的國有企業遍布各個行業，並在某些領域（如通訊、能源）中居於壟斷地位。
法國國有跨國公司具有如下特點：1、產業規模大，法國現有２４個國有企業集團，其產值佔法國工業總產值的１/４。絕大多數法國國有跨國公司都是赫赫有名的跨國公司，如法國電力公司、法國電信公司等;2、行業分布集中，主要分布在軍工、能源、交通、通訊、航天等自然壟斷行業和汽車、化工、建筑等支柱行業;3、產權歸屬一元化，投資形式多元化。法國國有跨國公司都是中央政府投資興辦，地方政府不投資辦企業。中央政府對企業投資形式多樣，包括收購、獨資、控股、參股等。投資、控股的重點是基礎設施產業、金融保險業、高新技術產業;4、經營體制市場化。國有跨國公司法律地位與其他企業平等，實行現代企業制度。
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法國國有跨國公司同許多國有企業一樣也面臨著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主要包括：1、資源配置不合理，造成人、財、物的浪費﹔2、企業管理水平低下﹔3、缺乏競爭機制，員工積極性受挫﹔4、政府職能僵化，干預過度﹔5、高成本、低效率經營﹔6、大量財政補貼使國家和社會不堪重負﹔7、企業獲得資金和銀行貸款極為有限﹔8、企業機構與職務的重疊，企業高層領導人的獨裁管理。
華爾街日報指出，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創造了5千7百萬個新的工作機會。相比之下，歐洲的這一數字是4百萬，而且大多數是來自政府部門。在法國及西歐部分地區，經濟體制的設計明顯偏向於已就業(大多數是土生土長的白人)和退休人群的利益。
這些處於安頓狀態政府及公司雇員享受著長周末、提早且福利優厚的退休以及對公眾福利政策的首先享受權。即使大量即將退休的人群將讓出大量的工作機會，但是年輕人的失業率卻一直在上升：在法國，20歲-30歲的失業率超過20%，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在年輕人較多的新移民聚集地區，平均失業率達到40%，遠遠超過平均水平。
而更糟糕的是，精細復雜的法國社會福利制度(這個領域政府支出佔法國國內生產總值的50%，而美國僅為36%)更是將稅收的負擔壓在了有幸得到工作的年輕人的肩膀上，這些稅收大多用來支付不斷上升的退休金和其他福利。在這個系統裡，唯一的激勵機制就是，別想太多，好好地生活，然後退休。不斷膨脹的退休高齡階層剝奪了年輕人的發展機會。
幸運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法國人及其他一些歐洲國家的年輕人可以離開自己的國家到其他經濟更加開放的國家和地區尋求機會，如美國、愛爾蘭、英國。這在科技領域尤其明顯，歐洲一流的人才大規模地離去。大約40萬名歐盟理工科畢業生目前居住在美國。
根據最近的調查結果顯示，祇有1/7的畢業生願意回國。20世紀90年代，以年輕人為主的歐洲移民上升了16%。9/11後，移民申請應聲下降，但不久即反彈：2004年，美國歐洲移民上升了10%﹔在過去的3年裡，歐洲出生的移民總數增加了70萬，大多數來自前蘇聯、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法國。這些新移民主要集中在美國大都會地區，如加州、佛羅裡達和紐約。
有大蘋果之稱的紐約為法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借鑒。根據對最近人口統計數字的分析顯示，移民是紐約受過良好教育人群的最主要構成部分。如果沒有來自歐洲的新移民，20世紀90年代末紐約35歲以下受教育的人群很可能呈現負增長。目前，50萬紐約居民出生在歐洲。
而相對紐約，巴黎的中心市區幾乎成了移民的禁區，部分是因為其經濟體制。自從拿破侖三世重建巴黎以來，法國的精英分子就在動用大量的政府投資來為富有階層建立一個專屬的中心地區。這樣的設計將以前是白人而目前大多數是穆斯林的無產階級集中安排居住在巴黎的近郊--正如法國社會學家所稱的"領土的污點"。
在這些社區裡，移民被有效地隔離在高物價及高檔的巴黎中心區域以及不斷擴張的外層郊區之間。通常不是旅游者所愛前往的巴黎外層郊區現在是不斷增加中產階級的家，同時也是許多高科技公司和商業服務公司的辦公地點。
而與美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移民形成的反差更強烈地體現在地理和經濟層面。美國目前也面臨著非洲裔和印度裔的一些問題。但是對大多數移民而言，情況都有很大的改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移民創業者的增長率已經超過了美國本地人。諷刺的是，美國創業率最高的種族是穆斯林，其次是俄羅斯人、印度人、以色列人和韓國人。
也許沒有比大多數移民已經加入居住在郊區以白人為主的中產階級更能說明問題。這些新來者和他們建立的公司已經在郊區形成一個強大的存在，從而成為美國種族最多元化的地域。最明顯的例子是人口學家福瑞(Bill Frey)所稱的"郊區大熔爐"地區：洛杉磯以東的聖蓋博谷(SAN GABRIEL VALLEY)﹔維州的阿靈頓郡（Arlington County）﹔新州的埃塞克斯(Essex County)﹔休斯頓的福遍縣(Fort Bend County)。
地理上的擴張和移民發展機會之間的聯系並不偶然。正如其他美國人，移民通常通過移居到人口較少、發展速度較快的地區來改善生活的質量和財務狀況。他們也非常喜歡有著創業優惠經濟政策的政府。一個極端的例子是低成本、低稅收天堂的休斯頓，在幾十年間，創業者移民數量劇增。相對寬鬆的政府政策和較少的租金已經為許多人提供了創業和獲取財富的機會。
在歐洲，存在這麼多的移民創業者幾乎是不可能的。嚴格的經濟政策在壓制創業上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政府資本主義的中央調控傾向於使很多人創建自己公司的夢想變得非常昂貴，並且非常難以進入。當一個阻擾創業者存在和發展的機制缺失時，國家便存在經濟停滯和社會動亂的危險性。而目前而言，幫助法國最好的辦法就是，刺激經濟發展並且放鬆政府對經濟的嚴格控制。更關鍵的是，這會給有著歐洲夢的新移民帶來創業和就業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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