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時駐京記者：中共能貪的錢比國民政府多
02.06.13 - 06:00 am
亞洲協會5日晚與「紐約時報」合辦「中國檔案：報導中國過去、現在、與將來」研討會，為亞洲協會網路雜誌「中參館」(ChinaFile)的創刊拉開序幕。研討會由亞洲協會中美關係中心主任Arthur Ross主持，邀請到六位過去與現在派駐北京的紐約時報記者到場分享，每一位駐中國記者的所見所聞都可以寫成一本厚厚的回憶錄。
自從共產黨重新開放外國記者進駐中國至今已30餘年，派駐北京的外國記者們目睹天安門事件、SARS疫情爆發、薄熙來事件、陳光誠出逃等重大事件。六位記者分別為托平（Seymour Topping）與包德甫(Fox Butterfield，駐中期間1979年至1981年)、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1988年至1993年)、 羅森塔爾(Elisabeth Rosenthal，1997年至2003年)、卡恩(Joseph Kahn，2003年至2007年)、紐約時報現任駐北京記者黃安偉(Edward Wong，2008年至今)。
「現下中國年輕人最關心的是言論自由與貪腐改革」，Toppings在1946年國共內戰期間來到民國政府當時的首都駐南京，也曾赴延安採訪毛澤東和當時的共產黨，他感嘆「中國的貪腐程度經歷了兩個政權卻沒有任何改變，只不過現在中共能貪的錢比國民政府多多了」。
巴德甫是在卡特總統1979年與鄧小平達成建交協議後到北京設立紐約時報分社，當時他在中國看到三種美國人—－完全不說中文也不想融入的外國代表、推崇共產制度的嬉皮和野心勃勃的記者，「我欣喜若狂，因為值得報導的故事實在太多了」。
經歷過六四天安門屠殺的紀思道分享他在紐約時報的辦公室中發現了一個竊聽器的小故事，他以文化大革命為例，指接待難民的香港媒體報導3000萬人餓死，而當時在中國的媒體卻稱查無此事。紀思道表示令他記憶最深刻的是天安門事件當晚那些冒著槍林彈雨搶救受傷學生的農民，他們的教育程度很低，但知道要民主、要自由，「這無疑推翻了『中國人民素質參差不齊，不適用民主體制』的說法」。
「每年回美探親返中都覺得踏入一個陌生的世界」，羅森塔爾表示中國的經濟是如此蓬勃，不過中國人民在經濟層面雖極度自由，但在政治司法上仍然碰到許多嚴重問題。她有機會逃過政府箝制採訪到中國人民真實的一面，打電話來投訴的人民及示威抗議的人民越來越多，「但現在的中國人民失去了這股熱情，越來越不敢發出聲音」。
Khan表示他抵中國時正值SARS疫情爆發，政府對媒體的監管也較為鬆動，外國駐中國記者在中國的移動也更加自由，「2008年北京奧運是一個真正轉折點，北京模式達到高峰，當時我對專制政體竟然能和資本主義如此完美的結合感到吃驚甚至動搖」，但Khan表示，2008年後這個模式開始走下坡，他體認到這種模式不可能持續。
「2008年許多國家開始模仿北京模式，但這個模式逐漸開始出現一些弊端，國產企業官商勾結，用龐大的金錢勉力維持社會穩定」，黃安偉表示「人治社會」有其侷限，而現在透過網路，中國數億網民已經在可以在網路上凝聚出一股非常清晰的民意共識。
主持人Ross總結表示，「像中國如此龐大的經濟體是史無前例的」，在任何時期都有唱衰中國模式的評論家，但中國一再做到「不可能」，現在中國正在走一條沒有任何國家嘗試過的道路。 有觀眾提問多黨制的可能，「中國政體有能力快速作出劇烈改變」，紀思道表示，任何拒絕改變的政體都有其有效期限，對現政實行政改的中國實行多黨制報樂觀態度。包德甫說，「但實行如美國、台灣的完全民主絕對不可能」。
自從共產黨重新開放外國記者進駐中國至今已30餘年，派駐北京的外國記者們目睹天安門事件、SARS疫情爆發、薄熙來事件、陳光誠出逃等重大事件。六位記者分別為托平（Seymour Topping）與包德甫(Fox Butterfield，駐中期間1979年至1981年)、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1988年至1993年)、 羅森塔爾(Elisabeth Rosenthal，1997年至2003年)、卡恩(Joseph Kahn，2003年至2007年)、紐約時報現任駐北京記者黃安偉(Edward Wong，2008年至今)。
「現下中國年輕人最關心的是言論自由與貪腐改革」，Toppings在1946年國共內戰期間來到民國政府當時的首都駐南京，也曾赴延安採訪毛澤東和當時的共產黨，他感嘆「中國的貪腐程度經歷了兩個政權卻沒有任何改變，只不過現在中共能貪的錢比國民政府多多了」。
巴德甫是在卡特總統1979年與鄧小平達成建交協議後到北京設立紐約時報分社，當時他在中國看到三種美國人—－完全不說中文也不想融入的外國代表、推崇共產制度的嬉皮和野心勃勃的記者，「我欣喜若狂，因為值得報導的故事實在太多了」。
經歷過六四天安門屠殺的紀思道分享他在紐約時報的辦公室中發現了一個竊聽器的小故事，他以文化大革命為例，指接待難民的香港媒體報導3000萬人餓死，而當時在中國的媒體卻稱查無此事。紀思道表示令他記憶最深刻的是天安門事件當晚那些冒著槍林彈雨搶救受傷學生的農民，他們的教育程度很低，但知道要民主、要自由，「這無疑推翻了『中國人民素質參差不齊，不適用民主體制』的說法」。
「每年回美探親返中都覺得踏入一個陌生的世界」，羅森塔爾表示中國的經濟是如此蓬勃，不過中國人民在經濟層面雖極度自由，但在政治司法上仍然碰到許多嚴重問題。她有機會逃過政府箝制採訪到中國人民真實的一面，打電話來投訴的人民及示威抗議的人民越來越多，「但現在的中國人民失去了這股熱情，越來越不敢發出聲音」。
Khan表示他抵中國時正值SARS疫情爆發，政府對媒體的監管也較為鬆動，外國駐中國記者在中國的移動也更加自由，「2008年北京奧運是一個真正轉折點，北京模式達到高峰，當時我對專制政體竟然能和資本主義如此完美的結合感到吃驚甚至動搖」，但Khan表示，2008年後這個模式開始走下坡，他體認到這種模式不可能持續。
「2008年許多國家開始模仿北京模式，但這個模式逐漸開始出現一些弊端，國產企業官商勾結，用龐大的金錢勉力維持社會穩定」，黃安偉表示「人治社會」有其侷限，而現在透過網路，中國數億網民已經在可以在網路上凝聚出一股非常清晰的民意共識。
主持人Ross總結表示，「像中國如此龐大的經濟體是史無前例的」，在任何時期都有唱衰中國模式的評論家，但中國一再做到「不可能」，現在中國正在走一條沒有任何國家嘗試過的道路。 有觀眾提問多黨制的可能，「中國政體有能力快速作出劇烈改變」，紀思道表示，任何拒絕改變的政體都有其有效期限，對現政實行政改的中國實行多黨制報樂觀態度。包德甫說，「但實行如美國、台灣的完全民主絕對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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