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洁癖，台湾道德麻痺，至于中国大陆，只能呵呵呵 |台姿势
安倍内阁的两位女性明星部长最近卷入政治献金丑闻，双双宣告辞职。这两桩政治丑闻，打破安倍上台两年多来零事故、零下台的纪录，也让安倍的民意支持度再度跌破五成，跌至就任以来的新低点。
这 个事件有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是事件本身的政治影响：一直以来，日本内阁的民意支持常随著阁员失言及涉入弊案等而下滑，甚至跌入下台的深水区。而安倍在 去年九月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后，其高民意蜜月期便已结束，只是安倍还在强推刺激经济对策，企图止住自己支持度的滑势。而历经这次丑闻的重创后，安倍的 高人气，恐怕已成明日黄花。
其次，从事件本身的意涵看，这足供台湾政治人物上一堂道德教育课。引咎辞职的两位「金花部长」，经 济产业大臣小渊优子是被指控「滥用」政治献金，因为她把政治献金使用在购买化妆品及皮件饰品等无关政治的事务上，被认为用途不正当；另一位则是法务大臣松 岛绿，则是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不能免费送东西的规定，因为她在造势场合上发送价值六十五日圆（台币廿二元）的圆扇给选民，被认为有「贿选」之嫌。可 见，小渊及松岛的弊案性质虽略有不同，但两人被迫下台的命运却没有两样。
值得玩味的是，如果这两起事 件发生在台湾，会不会发展成相同的结局？答案恐怕是否定的。理由是，因朝野长期对峙所形成的巨大「道德灰色地带」，使台湾政治人物硬拗成习，加上选民的滥 情理盲和媒体的麻痺，这类微小金额或用途不清的问题，很容易被政治人物转化为「政治追杀」或「历史共业」而轻轻带过，不仅不会承认错误，更遑论辞职下台。 然而，对于有政治洁癖的日本来说，不管违法金额大小，这都是一项非下台不可的「重罪」，因为它逾越选民期许政治家高标准的道德红线，政治家必须要以「自我惩罚」来维护日本国家的形象与荣誉。台湾与日本对于政治人物要求标准的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日 本会对政治人物以放大镜，甚至是显微镜来检视，主要源于日本传统是有极强的「界限」感，什麽是属于自己的，什麽是属于别人的，都要划分得一清二楚。如果别 人赠送礼物给自己，事后一定要等价奉还；所以日本人一般送礼都不会送太贵重的东西，以免让对方承受太重的「回礼」压力。在这种文化思维下，政治人物哪怕只 是半丝一毫的违规，对于强调「耻感」的日本人来说，都是属于罪大恶极的败德之举。
也如此，日本政府制订「政治献金规正法」来约束政治人物在选举资金使用的游戏规则，其内容规范之细令人叹为观止。日本政府也订定《国家公务员法》、《国家公务人员惩戒法》和《公务人员伦理法》等，作为监督之搭配。在二○○八年，有一千四百多名公务员因夜间加班，在下班搭乘计程车时，接受司机揽客用的啤酒及小吃招待，结果演变成一场大规模反贪腐风暴。最后，有一人遭停职处分，另有十一人减薪，二十一人公开道歉，当时的财务大臣还主动减薪两成以示负责。
也因此，日 本的达官显要因涉及小额政治献金之「微罪」而辞职下台者，有如过江之鲫。例如前民主党政治明星前原诚司，二○一一年便因为收受外国人政治献金五万日圆（约 台币一万六千元），而宣布辞职谢罪，与首相宝座失之交臂。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松冈利胜，二○○七年因浮报办公室事务费用，最终以自杀谢罪。
从 日本回看台湾，柯文哲的ＭＧ一四九帐户，在欠缺相关监督机制下，让外界捐款任由少数人掌控，最后即使审计部认定核销单据未违法，柯文哲仍难脱「公器私用」 的道德质疑。但在政治操作下，外界对其涉逃漏税务与监督的质疑，却被导引成执政党的「政治追杀」，甚至和「兴票案」、「宇昌案」乃至「水门案」相提并论， 说成是医界的「历史共业」。人民如果愿意接受这样的和稀泥，民主和法治怎麽可能进步？
台湾要不要把法令制定得像日本那麽严苛，有待讨论。但真正的问题在，我们在政治上莫大的灰色地带，正是留给投机者苟且优游的空间；这个模糊地带不消除，民主和法治永远有两套标准。
（此为台湾《联合报》今日的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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