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声报：中国言论自由又一个悲惨日

Par 杨眉

Created 2014-09-24 04:00

Wed, 2014-09-24 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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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名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被中国当局判处无期徒刑，新疆乌鲁木齐法院周二的宣判引发法国媒体的强烈反响。费加罗报以及财经报纸回声报都在国际版栏目对此作出了长篇的报道与评述。

费加罗报驻京记者巴特利克•圣保罗的文章指出北京对伊力哈木终身监禁的判决不会给中国的"大西部地区"新疆带来平静。回声报驻 京记者加布里尔•格雷西戎则感叹说，9月23日对中国的言论自由来说又是一个悲惨的日子。回声报指出，虽然伊力哈木表示对法庭的判决不服，并将继续提出上 述，但他获得减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对他的审判完全是一次政治审判，中国的一名法学专家向回声报表示，没有人预料到当局居然会对伊力 哈木做出如此严重的判决。他说，当初刘晓波也就被判处了11年的监禁，想必对当局来说伊力哈木作为维族人应该付出更高的代价。费加罗报与回声报都报道指 出，欧盟对北京当局的上述判决表示强烈谴责，并且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的释放伊力哈木•土赫提。

法国施展魅力吸引中国留学生

就在法国各大院校陆续开学之际，回声报在调查栏目刊登长篇报道文章，介绍法国政府扩大招收中国的留学生的政策。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叫做：法国施展魅力 吸引中国留学生。文章指出，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的总数不断攀升，但是，法国政府仍然计划扩大招收中国留学生。最近十年来，中国留学生的总数翻了一倍，达 到三万一千多人，在今后的一两年内，中国将超过摩洛哥成为在法留学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法国政府计划在今后五六年内，使中国留学生的总人数达到八万人。那 么，法国为何执意要招收中国留学生？因为，要知道，在法国，每一个普通的大学生每年就花费政府一万欧元的预算，更不用说那些享受法国政府奖学金的学生了。 对此，法国官方的回答是首先，法国是全球第三大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国家，但是，法国在接待中国留学生的人数的排行榜上只占全球第六位，政府认为，有必要平衡 此一落差。其次，是出于战略考虑，要从长计量，尽可能多的培养中国留学生，使他们形成一个热爱法国的中国人的网络，这些喜欢法国的中国人今后更加倾向于与 法国企业做交易。用法国高等教育部部长的话来说，学生求学期间也是人生过程中交朋结友的重要阶段，这些来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他们了解法国，也会喜欢法 国。

回声报具体介绍了两位在法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的例子，他们分别就读于法国著名的工程师学院以及高等商业学院，都享有法国政府每个月一千多欧元的奖学 金，两人都表示不需要家庭的救济就能够在巴黎生活，对各自的生活、学习都十分满意。据介绍，法国政府每年向中国学生发放的奖学金的总数为1300个，另有 一些优秀的学生则享受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

当然，文章也指出，招收中国留学生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期间甚至出现丑闻。2009年，法国南部的土伦大学中国留学生用金钱购买文凭曾经闹得沸沸扬 扬，多个法文不会说一个字的中国留学生居然拿到了毕业文凭。巴黎十三大以及莱斯大学2012年都曾被披露出现注册造假的问题。此外，法国警方此前曾经逮捕 了一名中国商人，这位商人曾经开设了三所山寨商业学校以此从中国招收假冒的留学生。更有甚者，有蛇头甚至利用留学这条线将中国女子贩卖来法国卖淫。

根据法国教育部门2010年出台的一份调查报告，许多来法留学的中国学生的学历都被参假，学生的法语水平也没有达到各大院校所要求的标准。法国教育 部表示将加强监督留学生的招收程序。至于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来法的必经途径，中介公司，熟悉此一现象的教育部门负责人表示，很难杜绝此一现象，中介公司并不 违法，而且，这似乎是亚洲文化的体现，在亚洲，干任何事都需要有人帮助，亚洲人的心态就是这样：我出钱，谁能帮我办事。

周三法国各报纷纷以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开篇，解放报提问道：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是否是能算是一场正义的战争？费加罗报强调法国绝不向伊斯兰恐怖分子低头。人道报则呼吁在当今世界成为一个火药桶的时候，联合国应该担负起重任，重新掌控势态的发展。
 

回声报：中国言论自由又一个悲惨日 [1]

马英九：台湾不会是另一个香港

Par 林兰

Created 2014-09-26 04:00

Fri, 2014-09-26 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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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法国各大全国性报纸头版大多数均关注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议题，在法国人质被杀之后第二天，法国政府宣布降半旗三天以示哀 悼。周四的紧急安保会议决定法国将继续对伊拉克"伊斯兰国"圣战组织的军事攻击，并不排除今后扩大到叙利亚境内的可能。针对法国本土遭受恐怖袭击威胁增 加，法国政府推出一系列强化应对恐怖威胁的措施。

马英九：台湾不会是另一个香港

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台北接受包括法国《费加罗报》在内几家欧洲媒体的采访，主要谈与大陆的关系。《费加罗报》国际版 以《台湾不会是另一个香港》为题，刊出此次访谈的内容。

《费加罗报》写道，面对中国大陆的强势崛起，台湾总统马英九一方面力促两岸经贸合作，一方面坚定维护台湾主权。访谈共包括5个问题，首先是香港，记 者问香港目前为争取民主权力而艰难面对北京的严厉是否令台湾担心，马英九的回答强调台湾与香港的不同，他说台湾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有其自身的政治、民主 价值体系，北京不能施加控制，北京对台投资如果危机台湾安全会被禁止。

其次是有关两岸自贸谈判引发台湾大规模反对学潮，马英九说，示威的影响将会逐渐淡去，而大陆的经济强大兴起是台湾不能回避的现实，台湾必须加以适应 以保持自身的繁荣和和平。与大陆未来的关系，他说在统一、独立和维持现状三个选项中，80%的台湾人选择维持现状。反对与大陆自贸谈判是由于担心一旦开放 台湾市场会威胁台湾自身经济及安全，这是对谈判缺乏了解和没有根据的。马英九强调与大陆自贸谈判是关涉台湾生存的关键问题。

记者问越来越多的大陆学生来台湾求学，是否是两岸统一可期？马英九从历史的角度谈起，他说中华5千年历史并非始终统一，分分合合持续了近200年。 台湾与大陆的分离状态已持续有 65年，与北京的深度接触只是在最近6年。而大陆学生来台，接触到台湾的民主、自由，可能会有助于推动大陆的改变理念。马英九说，台湾花费数十年奠就民主 体制，不可能要求大陆一蹴而就，因此，台湾政府试图保持两岸关系稳定，就是希望保持现状，加以互增彼此的交流，而其余的事就留待后人做出选择和决定。

有关马英九是否会在11月份APEC峰会期间会晤习近平问题，马英九说，北京表示峰会不是一个合适的会面场合，而台湾方面则认为这恰好是最好的时 机，因为与会元首不是作为国家首脑而是以经济体首脑的身份与会，这避免了触及某些敏感问题，但北京方面还是担心会面会对外界以中国改变"一个中国原则"的 印象。

最后是就南海问题，记者问北京在领海问题上态度日益强硬是否令台湾担心，马英九说，对北京划设南海防空识别区感到不安，只有谈判才能降低爆发冲突的 危险，而南海问题异常复杂，不可能靠一两个协议就解决岛屿归属，应对此保持更为开阔的视角。他说，如果各方都各自强调主权，就无可能解决争端。主权不能分 割，但可以暂缓搁置，首先研究共同开发资源的问题。

《费加罗报》在同一版面刊出另一篇有关台海关系的文章，报道虽然台北街头声势浩大的反自贸谈判示威已经散去，但台湾民众对北京的不信任都仍在增加。

北京当局对苏格兰公投五味杂陈

Par 香港特约记者 张文中

Created 2014-09-25 04:00

Thu, 2014-09-25 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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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

DR

海内外广泛关注的苏格兰公投尘埃落定，在中国大陆社会各界引起不同反响。今天的观察中国要为大家介绍有关中国官方如何看待苏格兰公投的分析评论。

　　香港《明报》 署名潘小涛的评论称："当全世界为苏格兰公投欢呼，赞赏他们以最文明的方式解决最重要且分歧最大的政治议题，活生生向世人演示民主的可贵时，中共喉舌反其 道而行，不失时机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力陈民主制度及公投将造成国家分裂的'恶果'。西方传媒颇在意北京对苏格兰公投的反应，认定中共担心苏格兰一旦独立 成功，将鼓舞疆独、藏独、台独等。其实北京不仅不担心这种'鼓动效果'，且一以贯之的'把坏事变好事'， 轻易化解了这种鼓励效应，并强化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巩固中共政权。事实上，外国分离活动的成败对国内影响甚微。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及精英阶层的大一统意 识根深柢固，近年前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国、东帝汶及部分非洲国家的成功独立，都没对他们产生任何正面的影响，而这些信息对维族、藏族等族群，即使有鼓舞作 用，但对他们寻求独立却是毫无用处，毕竟没有外界直接支持或汉族支持，独立绝不可能成事。"

 

新加坡《联合早 报》署名霍月伟的评论称："英文《环球时报》发表的评论，可能更真实地说出了官方的忧虑：如果其它国家效仿苏格兰，将有相当多的国家遭受分离主义运动之 苦；中国作为历史复杂、民族众多的国家，肯定不会去玩英国人的这种游戏。中国有55个 少数民族，在西藏、新疆、台湾等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分离主义问题，新疆情况近年的恶化有目共睹，就是香港，虽然享有的自由与自治程度在国内无出其右，如今 也开始零星出现对抗中央、自主自决的诉求，更不用说已经半个多世纪未实行有效管辖的台湾了，北京在这方面面临的挑战不言而喻。众所周知，中国政府的立场向 来是国家主权和领土问题要由全中国人民决定，意味着像苏格兰那样的公投自决绝不会发生。"

 

香港《苹果日报》 署名李怡的社论称："苏格兰的统与独，跟大中华语境的统与独，根本差别何在？英国首相卡梅伦对苏格兰选民说的一句话点出了关键，他说：'你们不喜欢我做首 相，我有下台的一天，但你们走了，可就回不了头。'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在文明的、民主的国家，执政者只是在获选后按契约执政，而执政党也经常轮替；二 是独立，""表示一种与依附相反的状态，而统一，""是联合的意思，也就是指自决命运的实体之间的联合。所以，统一不是天经地义，自决命运才是天经地 义。""中 共语境的统独观念则与此相反。执政党是永不会轮换的，各地方统一在中央集权之下是天经地义的，回归是天经地义的，而要独立或自决甚至只是在普选方式上进行 公投，都是挑战中央的权力，属于十恶不赦。分离下的地方，包括港澳台，愿意回到中华民族大家庭，无任欢迎；要出走，就一定是受外国势力挑动的行为。"

 

香港《东方日报》 "神州观察"的评论称："中 国政府对是次公投应该五味杂陈。从地缘角度而言，考虑到历史和现实因素，中国政府未必不乐于看到一个分裂的英国，因为一个分裂的英国将意味着其力量衰弱， 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若公投通过，苏独建国，将会给中国国内的分裂势力以极大的心理支持，中国政府将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和力量予以打击，这无疑会影 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社会的和谐安宁。""各种分离势力中，对中国政府最大的挑战仍是台独。""一年过后台湾又将迎来大选，从当下的岛内行情来看，主张台 独的民进党再次执政的可能性很大，中国政府如何面对卷土重来的民进党，是一大考验。""中国政府应从卡梅伦政府的政策失误及随后的补救措施中吸取教训，一 味打压终究不是解决分离势力独立诉求的办法，必须改善国内各族民众的人权状况。"

观察中国 [1]

（德国之声中文网）“可以不走的话，有谁想走？”

"可以不走的话，有谁想走？"

香港中文大学最新一份调查显示，由于对政治前景感到悲观，超过五分之一香港人正考虑移民。

（德国之声中文网）香港近月围绕2017年特首普选的政治风波不断。中国人大的政改决定，引发了一波一波的抗争行动，学联发起由周一（9月22日）起为期一周的罢课行动，便是其中一波。香港中文大学就市民政治前景的看法进行了一项调查，于9月中访问了1006名香港人，结果发现大部分受访者对政治环境感到悲观。以十分为满分（表示极度乐观），香港人的平均回应仅为4.22分，当中有21%甚至表示会因政治因素考虑移民。

与调查无直接关系的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教授及系主任卢兆兴教授向《法新社》表示，香港正面临另一波移民潮。"在接下来几年，随着2017特首普选越接近，也会有越来越多人离开。"

在香港拥有三家咖啡馆的店主李妍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她打算未来移民到台湾。她承认，政治问题是令萌生这个念头的一大主因之一。"我不想在共产党管治的地方下生活"她表示。"在香港生活虽然一直也不太容易，消费指数真的很高，但毕竟方便；但未来就不只是这个（经济）问题了，还有政治问题。"她相信，在台湾要找一份工作，要有稳定收入其实更难，但还是想要离开。

离开香港，难道心理不会不舍？李妍即道："香港是自己的家，有谁会想无缘无故的离开？"她又指，其实她最希望是一半住香港，一半住台湾。"要是可以拿到外地的护照，心理上会觉得安全一点，万一有什么事也可以马上离开。"

她又认为，台湾跟香港不一样，上次"太阳花学运"以后让她发现，台湾人保护自己本土文化的意识强烈很多。他们还会去思考未来，但香港很多人已放弃。

香港上一波移民潮发生于1997年回归的前几年，当时每年有数万人离开香港。北京政府1989年以武力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是触发移民潮的其中一个背景因素。部分香港人因担忧香港前途，纷纷移民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地，直至香港政治及经济较稳定后才回流。

一位文姓的博客作者对《法新社》称，"香港人生性十分乐观，他们总是努力让一切变得更好；但当他们处于一个越来越绝望的境地，身边的一切都正在变差，然后你还要夺走他们的自主权和争取把事情变好的机会……这无疑是在雪上加霜。

不过，香港人对普选的意见分裂严重，有人愿意接受人大方案，有人坚持抗争行动。调查同时访问了香港人对"和平占中"的看法，近46%受访者并不支持活动，瘫痪中环交通，认为运动会损害香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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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专生罢课

学联发起为期一周的罢课行动今天（9月22日）正式开始，各大专院校生云集中文大学百万大道，抗议人大拒绝给与香港完全普选。

（德国之声中文网）超过20间大专院校的学生今天云集于中文大学百万大道，在"烽火台"上高举"罢课事在必行"、"抗命捉紧命运"等横额。在30度高温下，部分大专生以音乐声援、部分则帮忙摺宣传罢课的单张。有部分学生穿起白色上衣，并系上黄丝带。

罢课集会的首站为中文大学，其后将移师到政府总部添马公园、立法会及公民广场等地方。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高级讲师陈士齐博士向德国之声表示，明天起将一连四日，连同约100名学者在集会地方轮流讲学，题目跟民主相关，罢课学生可在场听课。

现正就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硕士的陈莉雅向德国之声表示，集会期间大家都比较平静，大家都很遵守大会规则。她又相信罢课会有影响，"如果这么大的回响下，政府也无动于衷，那必定会引起更多香港人起来反对。"她引述老师曾在课堂上提到，有机会参与及听不同学者演讲，上一课公民课，十分有价值。

香港1997年回归以来享有高度自治权，但北京最近却"拍板"拒绝了香港人2017年全面普选特首，引起泛民主派的不满。"占领中环"便是泛民激进派其中一波争取民主的运动。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匡源（音）表示："过去30年来，有些人很努力为香港争取民主。我相信人大于8月31日下的决定，催毁了这群人的梦想。"

是次罢课行动由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发起。学生团体学民思潮亦响应学联，发起中学生罢课,有不少学者已表明支持行动。陈士齐认为学生对于罢课反应颇为积极，今天上午的课本应有50人，但最后只有十余人到场。由于事前已问及学生的意向，他相信大部分缺课学生参与了罢课。他又表示，为了对罢课学生公平，他为今天讲课预备了课程以外题目，另外会考虑在罢课结束后为学生补课两小时。另外有部分学者将录下课堂并上传到网上，好让罢课学生能追回学习进度。

罢课行动来势汹汹之际，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董建华昨（9月21日）亦率领
"富豪访京团"上京。一众商界富豪及专业人士如长实主席李嘉诚、新世界主席郑家纯及嘉华国际主席吕志和等于周一下午获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

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得以享有各方面的自由，但北京却忧虑香港对民主的呼声会蔓延到内地，为共产党的政权构成威胁。

同时，香港中文大学最新一份调查显示，受香港政治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影响，近五分之一的香港居民正考虑移民。

【轉】 通知：2014年国庆长假安排 -:)

【轉】 通知：2014年国庆长假安排
1号在家看全国高速堵车 ，
2号在家看各地景区排队，
3号在家看全国酒店涨价 ，
4号在家看游客到处被宰，
5号在家看买不到火车票，
6号在家看全国高速又堵，
7号在家看东南西北进不了城。
还有，姐妹们到高速路去相亲吧：从车看财产，从态度看性格，从憋尿时间看肾功能！
8号上班泡好茶，听你们诉苦讲故事！
哈哈哈！祝各位国庆出行愉快！ 

中国反腐调查对西方提出挑战

2014年09月17日 14:33 PM

中国反腐调查对西方提出挑战

吉密欧 北京报道

随着中国第四大城市广州市的强势副市长曹鉴燎接受调查，他的一位密友从中国逃到了新西兰。

中国调查机构和官方媒体指控新西兰公民、广州市知名房地产开发商谭炳照向曹鉴燎及其亲属大肆行贿以低价拿地和赢得合同。

中国媒体报道称，谭炳照现在依然留在新西兰，处在中国当局的掌控之外。记者无法联系上谭炳照置评，他在新西兰的朋友拒绝置评及透露其行踪。

知情人士表示，去年12月曹鉴燎被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调查人员双规时，他的妻儿以及一名被确认为其情妇的女性已经到了新西兰。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益扩大反腐运动之际，数百名胆怯的官员及其同伙逃离了中国。

中纪委显然有能力让曹鉴燎招供，在一番调查之后，北京方面已经要求新西兰政府提供这些人在新西兰的资产信息，并在新西兰与这些人（有的是新西兰籍，有的不是）会面。

在中国，调查机构的公开指控称曹鉴燎受贿4300万美元，并与至少11名女性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曹鉴燎现在仍被扣押，记者无法联系上他予以置评。

这一案件以及其他数百宗类似案件为新西兰和英国等自由民主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增长之际。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负责此类事务的西方大国外交官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我们这些国家不希望被视为腐败官员携非法所得潜逃的避难所，但任何民选政府都面临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威权体系合作的严峻问题。"

中纪委是一个只对中共领导层负责的法外机构，拥有在不经审判和不让被调查者接触法律代表的情况下，无限期拘留8600万中共党员中任何一名的权力。

按照人权组织的说法，中纪委经常被控刑讯、不人道对待嫌疑人，并出于政治动机展开调查。即便案件被中纪委移交给中国的司法体系，司法独立性也受到严重质疑，因为法院要听命于中共权力架构。中国还有死刑，包括对腐败案件适用，这为不允许死刑的国家带来了问题。

出于上述原因，中国与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都没有签署引渡条约，尽管官方媒体报道称，它的确与38个国家签署了协议，并自2008年以来引渡了730名"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

最近中纪委开展了"猎狐2014"行动，希望借此缉捕逃往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的更多逃犯——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这3个国家是腐败官员最青睐的潜逃目的地。

包括英国在内的多个西方国家驻北京的外交官表示，中国已经施压以确保能获得他们的帮助。

被腐败官员偷带出境的资金数额巨大。总部位于美国的非盈利机构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估计，从2005年到2011年，非法流出中国的资金达到2.83万亿美元。就新西兰而言，与中国经济关系的重要性至少让一些人主 张，在解决非法资金流出中国和逃犯的问题上要加强与北京的合作。但新西兰公众依然对加强与中国威权政府的关系心有疑虑。

新西兰反对党绿党领导人之一拉塞尔•诺曼(Russel Norman)表示："新西兰警方、外交与贸易部和总理办公室有必要告诉新西兰公众，如果允许中共接触新西兰居民，将是何种性质的接触。"

新西兰外交部表示，它"对（中纪委）在新西兰开展任何调查活动不知情"。

中纪委和中国公安部没有回应记者提出的置评请求。

谷禹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Fwd: 香港的普选困境

2014年09月17日 06:39 AM

香港的普选困境

米强 迪米 报道

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曾称赞邓小平为香港提出的著名的"一国两制"方案是"天才的构想"，因这一方案把资本主义的英国殖民地巧妙地嫁接到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之上。

在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回归中国的头几年，其公民自由和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保障。但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近20年后，中国前领导人貌似简单的解决方案却成了误解和争端的源头。

对香港政治前途看法截然不同的中央政府和香港民主派阵营，陷入了一场苦战。前者强调北京的最高权威，而后者则强调香港"两制"的神圣不可侵犯。

这是"一国两制"推迟应对的矛盾，但这个矛盾已经不容继续回避下去。

近几个月来，这场角力让成千上万名北京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走上香港街头，暴露了围绕着香港前途所引发的紧张。

今年7月香港的亲民主集会活动以数百人被捕而告终，这些活动分子因在香港中心商业区举行彻夜静坐而被捕。上个月，香港反腐败机构的官员们突击搜查了香港《苹果日报》(Apple Daily)的出版商黎智英(Jimmy Lai)的住所，调查其对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捐款。

对于一些人来说，对黎智英住所的突击搜查是一个尤其不祥的征兆，和中国内地进行的政治因素驱动的调查相似。

"我认为这基本上是将政治和政治活动犯罪化了，"黎智英的重要助手马克•西蒙(Mark Simon)表示。

另一些人提出，北京方面日益将香港看作一个国家安全关切，并据此采取行动，这种做法有可能违反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作出的承诺，即在回归后保证香港自治。

这些担忧增强了民主派阵营的势头。

8月31号发生的事情让整件事情更为紧迫。当日，香港宪制文件《基本法》(Basic Law)的裁决者中国全国人大表示，香港下一任特首可以通过普选产生。理论上，香港的500万登记选民将得到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在2017年选择他们的领 导人。目前这些选民可以在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中投票。

人大决定，香港特首的候选人必须获得由逾1200名成员（多数是亲北京的成员）组成的一个提名委员会的多数支持。同时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的特首候选人不能超过3名。香港民主派人士谴责这是"假民主"，选民只能在"一个烂苹果、烂橙和烂香蕉"之间选择。

"一些人不愿意承认北京和香港的关系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深圳大学的《基本法》专家张定淮说，"香港产生了关于普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这引发了不稳定。中央政府需要尽快展示其底线。"

中央政府坚持审查候选人，与其关于特区领导人必须是"爱国者"的观点一致。中文的"爱国者"这个词结合了"爱"和"国家"。在宣布人大决定时，中央政府的高官李飞说，特首必须由爱国爱港的人士担任，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在被问及爱国是否等同于爱共产党时，李飞暗示的确是这样。他解释，香港行政长官要向中央政府述职，而中国宪法确立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北京中央党校的赵磊补充称，需要"培养和加强香港的国家认同感"。中央党校是培养干部的主要基地。

赵磊表示："缺乏国家认同的香港民主就像一艘有发动机，却没有舵的船，速度很快却没有方向。"

尽管爱国和爱党在北京眼中也许是一回事，但这样的概念对许多香港市民来说是陌生的，这些人当年在内地政治动乱时期（包括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失败后发生的饥荒，以及1966-76年间的文化大革命）到香港寻求避难。

香港没有什么人期望中央政府允许有可能选出不受其认可的特首的安排。"占领中环"组织的陈健民(Chan Kin-man)说，北京方面不希望在中国内地激起民主抱负。该组织领导了一场甘地式的公民抗命运动，要求扩大政治权利。

"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得到民主。这是不可能的任务，"陈健民说。

苹果日报集团的西蒙也认为，在北京方面眼里，香港在"影响中国"。

"如果他们在这里立下一个他们没有控制事态的先例，那么这个先例会慢慢北移（至内地）。他们不想给人们思想，"西蒙说。

中国中央政府容忍香港反对派的意愿下降，发生在香港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在中央政府眼中逐渐下降的同时。香港末任总督彭定康(Chris Patten)1992年就职之际，中国经济规模只比香港大5倍。如今中国经济比香港大35倍。

"这已明显成为一种不对称的关系，"咨询公司龙洲经讯(Dragonomics)的葛艺豪(Arthur Kroeber)说。"20世纪90年代，香港对北京方面重要得多，因为中国需要来自香港的大量资金和专业技能，而且他们真的很依赖香港的基础设施，比如港口。"

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北京方面的行动也更为谨慎，因为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之后，香港主权的顺利移交对于中国恢复其国际地位是至关重要的。

但在25年后的今天，中国政府变得日益强硬，似乎不再理会他人的意见。葛艺豪表示，目前"北京很少有人担心世界其他地区对其香港政策的看法"。

在中国政府的眼中，香港似乎变得越来越不领情。政府统计数据显示，香港为了旅游收入而招来了很多中国内地客，去年赴香港内地客超过4000万。但现 在，他们被许多香港人斥责为"蝗虫"，指责他们挤满公共空间，占用公共服务，并加剧房地产价格飞涨。中央党校的赵磊说，"我不认为香港是个宠坏的孩子，但 他一直是最受宠爱的孩子。"

北京更强硬的立场与其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的多起领土纠纷上毫不妥协的立场相吻合，也跟旨在把国家主席习近平捧为邓小平那样的强势领导人的国内宣传相符。

资深中国观察人士林和立(Willy Lam)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对国家安全高度关注。"林和立补充说，习近平"为了激发民族主义，试图夸大香港不爱国的叛徒们所构成的威胁"。

尽管北京方面长期担忧台湾、西藏以及新疆地区的"反中国"势力，但香港只是在近来才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关切。在新疆，主张暴力的穆斯林分裂运动当前势头很猛。

林和立表示，2003年大规模抗议活动导致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Tung Chee-hwa)下台时，北京方面开始更加关注香港局势。他表示，香港局势失控的可能性让北京方面担心。

林和立表示，其结果是，中共创建了"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由多个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习近平曾担任了几年组长。中国对香港立场转向强硬之际，习近平发起了一系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旨在夯实权力基础，巩固自己的强人形象。

香港的民主反弹尤其让共产党领导人感到烦恼。按照党的说法，英国在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占领香港，标志着一个多世纪受外国人欺压的"民族耻辱"的开端。

中国全国人大宣布决定之前，中国官员对所有推动更广泛普选的香港人士进行了斥责。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警告称，"国际上有些势力"正试图制造麻烦，而中国必须"防止一些人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幌子下反对中央的基地"。

香港科技大学(HKUST)中国政治专家崔大伟(David Zweig)也认为，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纠结正影响其香港政策。

"中国设定的香港普选框架是主张国家安全、主张保持控制的阵营的胜利，"他说。"他们相信，美国人和英国人正在暗中搞破坏……他们生活在充满阴谋论的世界中。"

过去一年里，中国曾谴责美国和英国驻香港最高级外交官卷入民主辩论，干涉中国内政。他们与亲民主的香港民主党和香港公民党成员的互动，尤其让中国敏感。

公民党党魁梁家杰(Alan Leong)表示，香港正"朝着西藏的方向前进"。他补充道，中国官员从未向他解释，普选怎么会对国家构成威胁。

"爽快点吧，把你们的逻辑告诉我，我们做自己的主人将如何危害国家安全，"他说。"这只是一个借口。"

李飞在为全国人大的决定进行辩护时，批评了一些民主人士坚持的新选举安排应当达到"国际"标准的立场。他主张，按照北京的方案，香港将享有真正的普选，因为所有登记选民都可以在特首选举中投票。

香港民主党领袖刘慧卿(Emily Lau)反驳称，中国已背弃自己的承诺，目前正"设法摆脱公认的普选定义"。梁家杰更进一步，称北京方面正努力证明威权政权所用的制度是合理的。

梁家杰表示："按照李飞的逻辑，朝鲜人已经享有普选。"

朱莉(Julie Zhu)和Wan Li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从人权走向公民权的香港社运

2014年09月22日 06:44 AM

从人权走向公民权的香港社运

丁学良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

http://m.ftchinese.com/story/001058295
【编者的话】本文为作者《香港观察》系列的第四篇。在本文中，丁学良教授以"四权纠结的香港"为主题，探讨香港今天街头社会运动不断增加的原因及目标，本文系《四权纠结的香港——北京香港30年摩擦的温床》的下篇，上篇为《香港政争之源：主权治权分歧》。

香港的社会运动如今目不暇接、此起彼伏。本周和下周马上就要展开的三大街头运动——9月22日的香港大专院校学生的罢课宣誓大会、9月26日的香港 大中学生罢课运动、10月1日的市民大游行（普遍预计，占领中环的行动将在这天启动），已经箭在弦上。虽然最后究竟有几千人参加罢课、有几万人参与街头运 动还说不准，但此后仍会有更多更大的社会运动出场，则是必然的趋势。

这些运动的表现形态各异，已经成为国际观光的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项目。外地旅游客、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对香港大中型和超大型的街头游行和集 会，表现出极其浓厚的兴趣。这类社会运动参与者们的标语口号所表达的诉求五花八门，在很多外地人眼里似乎是放大了好多倍的"行为艺术"。但是经过多年的细 心观察，会发现表象之下深藏着一条主动脉——香港最近二、三十年来的社会运动，其主要诉求越来越是从"人权"走向"公民权"（citizenship）。 如果对这个主流走势缺乏理解，就谈不上实际有效的政策回应。

殖民地时代的香港：以基本人权来"保本"

在中英两国有关香港回归的公告刚出台（当时尚无回归的具体安排细节）及其后的那段时间里，也就是1980年代初期至1990年代中期，香港民间的社 会运动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在中国主权之下，香港居民的基本人权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到了20世纪末，基本人权在英国的政治和法律传统之下，涵括的方面 涉及个人及家庭的生存、就业、财产安全、教育机会、宗教信仰自由、表达自由、迁徙自由、结社和集会权之类（参阅The Blackwell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Human Rights）。

这些基本人权在当时的香港被民间社会广泛重视，并不难理解。就如我在本专栏前几篇评论里提及的，主要是因为香港的民间社会记忆中的逃难背景，太多的 家庭经历过20世纪中国内地多次翻天覆地的动荡，心有余悸。他们担心类似的情况在主权转换之后的香港也可能发生，于是就有了设法保障人权的强大动机。这种 理性的心态，如果借用市场经济的一个俗语，可以称之为"保本生意"的做法，"本"保住了，才有立足之地。不久之后，1989年6月在北京发生的大悲剧，证 实了此前香港社会中有关回归前景的那些悲观主义展望——基本人权在中国内地仍然是非常脆弱的，一遇上重大的政治风暴，就会被剥夺掉。北京那场大悲剧之后， 立刻发生的香港百万人上街游行的空前绝后事件，半是为北京的同胞致哀，半是为自己的未来伤怀。议论多时的《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后来于1991年6月通 过。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我们可以说，基本人权的内容属于passive rights（勉强可以翻译为"消极、被动的权利"）——倘若丧失了这些权利，就难以维持现代社会里具体个人的安全和尊严。这类权利还算不上是 positive rights （积极、进取的权利），后者的核心乃是政治领域的全方位参与权。在中英谈判决定香港要回归的那段时期，香港社会层面最关心的是消极权利而非积极权利，确实 反映了殖民地的政治现实。英国统治香港的150年里，社会发展和法律进步体现的主要成果，就涵括在这些基本人权里。开明柔性的英国殖民主义专制直到临走之 前，赋予香港本地民众的权利也没有超出这一范畴。殖民主义制度的政治权利边界，即是不给予殖民地居民们积极的政治参与权——他们被称为 subjects（"臣民"——是"臣服"的意思），而非citizens（"公民"）。

香港回归：悲观的人权展望与意外的人权保障

当时，香港社会对主权转换后局势的悲观展望是主流情绪，这种情绪最生动地体现在三个"敏感温度点"上。许多本地观察者预测，中国政府一旦收回主权， 马上就会对北京最敏感的社会团体和活动实施扫荡，首当其冲的目标有三：第一，带头争取香港高度自治权、为此不断向国际社会呼吁支持的政治活跃人士，他们常 被贴上"逢中必反"的标签；第二，持续猛烈批评中国党政体系及其领导人的"反共"报刊杂志；第三，每年组织大规模集会、高调纪念1989年北京悲剧事件、 要求为该事件受害者平反昭雪的香港民间团体。

距离回归中国的日子越是临近，香港社会上不安定的情绪波动就越大。最糟糕的预期甚至不排除在香港会重演毛泽东式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运动，不过以上所列 的三个"敏感温度点"不仅是本地社会所普遍瞩目的，也是海外注意力的焦点所在：人们预期，主权回归后，反北京的政治人士或者将会被变相软禁、限制其离开香 港的自由，或者会被抓捕，或"人间蒸发"；对北京抨击最严厉的媒体将会被关闭；每年一度的维多利亚广场的巨型纪念集会将会被禁止，筹办该活动的团体则会被 勒令解散。

但是，以上三个"敏感温度点"在1997年7月1日之后一个也没有被触及；尤其是第三个，因为它是最具示范效应的。于是有人就说："等着吧，第一年不禁你，第二年就要动手了"。然而，第一年没有变化，后来维多利亚广场的活动也没有被禁止。

为此，时任香港民主党主席、也是被外界视为北京头号"眼中钉"的李柱铭立刻对北京的宽容做法说了真诚的好话："现在，抓人看来是不会的，封报纸暂时 也看不到。这方面是好的。…… 另一个层次是禁止游行集会，都没有发生。"身为香港首席大律师、因职业训练而措辞谨慎的李柱铭，一句话响四方："看看香港大势，我比以前有信心。"（以上 详见《九十年代》月刊1997年8月号第48-55页）同一时期，其他几位被视为铁杆"反共"报刊的主编，也作了正面的评语和"我是不会移民的"表态。

回归之后香港社会出现了意外的乐观情绪，当然这也符合北京的期待。在北京看来，这种乐观情绪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中央政府是信守"一国两制"的承诺的，是不会损害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一贯享有的自由主义生活方式的。

回归之后：仅"人权"不够，还需"公民权"保障

在刚刚回归的那段时间里，北京不触碰前殖民地的三个"敏感温度点"，对香港事务谨而慎之的处理方式，确实为北京在香港民间和国际社会上赢得了很多好 评。有两三家英文大媒体在回归前夕发表了"香港死亡在即"的惊恐评论，随即被广加嘲笑。热爱回归的人士说这些西方主流媒体"偏见加无知"、"唯恐天下不 乱"，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香港的明天会更好，越来越好！

不过，北京也许在最近两年里对那段时期的宽容谨慎方针感到后悔了——当然这是站在中间立场的观察和分析，而不是根据什么官方的正式文件。就是因为当 时香港众多政治活跃人士怀着对回归后政治状况最低的预期，而回归后所担忧的最坏的事情都未发生，这在为北京赢得好评的同时，随后也刺激了香港社会发生了北 京不愿看到的状况——刺激了香港越来越多的市民对自身权利的更多要求。

香港的社会运动越来越频繁，上街示威游行成为香港市民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记。也许在当今的北京决策层看来，是当初的宽容谨慎做法给了香港社会运动强化 的信心和土壤。最近几个月来，香港媒体频繁报道"北大人"（港人以此称谓来自北边遥控香港事务的大官们及派驻香港的官员）讲的话越来越"狠"、越来越具 "火药味"，说的就是这个明显的转变。

客观而言，香港社会运动的频发和强化，有其深层而广延的结构性原因，不能完全归于过去北京显得太"宽宏大量"。

必须强调一个重要的民情（客观）和民意（主观）的转折，这就是1997年之后香港的中产阶级及中下阶层眼中香港发生的"畸形病变"——十几年来香港 的诸多问题，大多数与民生民政密切相关，包括香港房价畸高，市民认为是地产大财团与官僚机构勾结，背后也得到了北京的认可。香港的物价急剧上升，市民认为 过错是香港特区政府在香港和内地两边关系中不采取有效措施保护香港本地的利益，主要诱因是泛滥的"自由行"，不仅带来物价飞涨，香港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在消 失，内地人来得太多，香港生活空间被挤压得难以忍受。从这些商贸中大大受益的是财团，而绝大部分社会经济成本却是由普通民众来支付。同时，香港出现的多起 官员贪腐行为，市民们也归咎于受内地影响。

这个抱怨的单子还可以延伸下去，有的细节列出来可能使内地读者不堪阅读，太情绪化。然而，香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麻烦，多半与此有关。问题关键不仅 仅在于这类抱怨的无穷无尽，而在于由此得出的一个政治结论——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认为，根源在香港特区政府不为本地民众服务，拿着本地人的钱，却为"北大 人"服务。香港特区政府享受着本地纳税人的供养，特首享受着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高的待遇，其年薪比美国总统、英国首相的高很多很多。香港民众认为，既然 特首的特高待遇来自香港的纳税人，他就应该以港人的福祉为己任，"港人治港、港人为港"。可是在最重要的问题上，本地民众认为特首及其高级同僚未能维护和 推进香港的地方利益。按照"纳税人是政府老板"的原则，特区特首及其政府成员显然是不称职的。

从这里源发了普遍的政治诉求：香港居民要决定谁能够担任香港特区政府的主管，他或她能够推行什么样的政策。目前还不是绝大多数的香港居民在表达这一 政治诉求，但越是教育程度高的、越是年轻的，就越是要求此一积极权利，这就是"公民权"的核心要素。这些群体得出这个结论，是对基本人权在香港实施了二十 多年的不满足——仅仅有基本人权还无法保障他们越来越高的要求，他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人身安全、生存温饱这类"保本"的水平上，他们要做特区政府的主人。

在他们的语境中，回归的近15年来，从本地中产阶级和中下阶层的利益来看，香港不是变得越来越好，而是变得越来越糟，这种情况只能通过香港居民的开 放性选举来改变。"选票是个纲，纲举目张"（毛泽东文革后期有句名言："阶级斗争是纲，纲举目张"，意思是"一抓就灵"），这是香港的社会运动从基本人权 走到公民权的最重要推动力。

公民权的核心要素就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香港本地人如果是永久居民，则不再是殖民地时代的subjects（臣民），而是citizens（公民），必须有普遍的政治参与权——这是他们眼下每时每刻都在高喊的口号。

香港社运：正处于"公民权"的初中级阶段

在北京看来，香港特区的特首是中国的中央政府任命的，他或她怎么能够仅仅服务于本地居民的利益？如果某个特首认为北京的某项主要政策不合乎香港的本地利益，就顺理成章地公然拒绝接受，那怎么办？

更具威胁性的是（这是指北京的担忧，不是说香港居民决心如此行动），选举本地区政府的主要官吏只是现代公民权的初级和中级表现，其高级表现还包括 "自决权"（self-determination：列宁的政党就是以此为手段，一劳永逸地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的），也即本地居民有权决定他们是否分 家单过、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治单元，就像刚刚结束的苏格兰居民公投一样。如果允许香港居民开放性地选举本地政府的高级官员，若干年以后，他们再实施公民权的 高级阶段，那怎么办？他们要是这么做，台湾呢？这是一个巨大的困境。

这也就是香港问题的大背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香港问题的下一步、两步、三步的处理，北京都是在"中国一体"这个大框架里运作的。我在本专栏上篇里讨论过的"两权"——主权和治权的矛盾，与本篇讨论的另外"两权"——人权和公民权的互动，纠结在一起，导致隐性和显性的冲突不断，其含义，远远超出了香港特区本身。

小小的香港，大戏还在前头。

中国为何担心苏格兰独立？

2014年09月16日 06:53 AM

中国为何担心苏格兰独立？

本•马里诺
http://m.ftchinese.com/story/001058203

中国政府最糟糕的噩梦之一就是：资源丰富的半自治省份的民众就独立举行投票。

因此当今年6月被问及如何看待苏格兰独立时，中国总理李克强不出所料地回答，他支持英国保持统一。

中共高层正带着疑虑关注着苏格兰的民主活动。

在中国，分裂主义等同于叛国。分裂主义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誓言消灭的"三股邪恶势力"之一，其他两股势力分别是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正如发生在新疆和西藏的严厉镇压所表明的那样，中国政府将不会容忍少数民族或普通老百姓谈论自决。

在苏格兰公投前夕，中国官方媒体发表了一系列社论，警告苏格兰民族主义的危险。

《环球时报》(Global Times)宣称，如果没有苏格兰，英国将沦为一个"二流"国家。《环球时报》是中共喉舌《人民日报》(People's Daily)旗下的一家报纸，分为中文版和英文版。

该报进一步在整体上向民族主义运动泼冷水：

"苏格兰独立运动还告诉我们，像英国这样的老牌发达国家远没有我们想的那样稳定。"

香港的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Willy Lam)表示，北京方面担心，不安定省份的民众可能从苏格兰的独立诉求中获得启发，并产生他们自己的想法。

"这是一个国际先例，从新疆、台湾、西藏到程度较轻的香港等地支持独立的那群人都在关注着这一先例。"

北京不愿就其少数民族加大自决的要求展开认真讨论，这招致了人权组织的严厉批评。

2013年7月，英国《金融时报》采访了经济学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伊力哈木直言不讳地呼吁北京和维吾尔少数民族展开和平对话。

伊力哈木当时警告称，北京在新疆的镇压活动让维族有更强的"民族认同"。

伊力哈木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后不久被捕入狱，并面临分裂主义的指控。他可能很快面临审判，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判有罪。

维族人说突厥语，是在新疆土生土长的穆斯林，在中国限制性的宗教、文化和语言政策下艰难地生活。维族武装分子今年对汉族人发动了数起暴力袭击活动， 包括3月份8名维族人在中国西南省会城市昆明的火车站持刀杀死了29人，以及5月份在乌鲁木齐一个人员密集的早市上，一起自杀性汽车爆炸导致43人丧生。

作为对维族武装分子最近发起的恐怖袭击的回应，北京宣布对其所称的维族分裂主义全面开战。

新疆一些城市甚至禁止人们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戴维族传统头巾，并为维汉通婚提供现金奖励。

对苏格兰历史的研究者来说，中国为压制维族身份认同和文化而采用的严厉手段，让人想起了英国议会在最后一次詹姆斯党人叛乱(Jacobite Rebellions)后，于1746年通过的《缴械法令》(Disarming Act)。

苏格兰历史学家汤姆•迪瓦恩爵士(Sir Tom Devine)表示，该法令旨在解除氏族系统的武装，通过禁止穿格子呢服装来抹去苏格兰文化，但实际上帮助强化了苏格兰的身份认同感，成为19世纪新生的苏格兰民族主义的"荣誉徽章"。

现在，苏格兰民族主义者的自决诉求正处于一道分水岭的边缘。

北京政策制定者在努力消除本国境内加大自决的诉求的同时，最好留意一下苏格兰历史。

译者/何黎

中共官方解答前领导人江泽民病逝传言询问说法再引猜测

Created 2014-09-10 16:11

作者 小山

中国

中国官方没有正面回应前领导人江泽民是否已经病故的传言与询问，导致江泽民已经去世的消息继续甚嚣尘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微妙的回答，是第一次听到有关传闻，无法证实，在海外媒体被多种分析解读。本台稍早引述消息，报道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因身体极度不适，在8月初住院治 疗。

据苹果日报今天报道，近期海外媒体多次再度传出88岁的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因病逝世，但消息一直未得内地当局证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日在例行记者会，被媒体询问江逝世传闻是否属实时，她表示：「首次听到有关传闻，无法证实。」

这是中国官员首次罕见地回应有关江泽民去世的传言，而且没有驳斥有关传言为谣言。对此，目前人在台湾的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则在脸书facebook质 疑中国外交部的说法，他说：「活着就活着，死了就死了。江泽民的生死中国政府的发言人怎么可能不知道？这样的回答，实在太诡异！」

有关江泽民去世的最新传闻出现在上周末。当时，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和微信中都不断流传一则消息，称江泽民因为膀胱癌去世，并表示有关消息是301医 院传出的。301医院是位於北京的解放军总医院，也是专为中国军政高层领导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江泽民生或死连中国外交部都不知道，引起网民热议：有评 论认为可能党内对江泽民情况如何说法没有共识。也有批评调侃，外交部要得到江泽民同意才可报告其真假死讯。

还有评论认为，中国外交部回应措辞有多重意思，表明江泽民病情危重，即使没死，可能也与死了没什么区别。再就是江泽民的死与不死，对于现任的中国当局来说，已经不重要，其中折射出的是习王阵营大局已定的现实状况。

88岁的江泽民自从今年5月20日在上海与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后，就一直没有再公开露面。在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健康状况往往被看作是最高机密，而不会对外披露的。这也因此使有关领导人健康的传言经常出现。

江泽民过去曾被误传死讯，2011年7月6日，亚洲电视在未得到官方回应的情况下，报道了「江泽民去世」的假消息，之后被迫为此发表道歉声明。

揭秘哈佛“史上最大单笔捐赠”背后的神秘家族

揭秘哈佛"史上最大单笔捐赠"背后的神秘家族

2014-09-10 爱筵

当中国的富豪刚模仿完美国富豪们的冰桶游戏时，昨日，一则哈佛史上最大一笔捐款的新闻让陈乐宗家族再次浮出水面。这一捐赠体现了家族一贯的传承，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和境界，带给我们更广阔的视野，以及"我将如何改变这个世界"的思考。

由哈佛大学发布的一条消息，经过国际媒体的报道，引发了国内媒体的疯狂转载。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9日报道，哈佛大学近日收到了其建校378年来金额最高的一笔捐赠：香港房地产富豪陈氏家族(Chan)承诺向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School ofPublic Health)捐赠3.5亿美元。

据报道，此次陈氏家族"慷慨解囊"捐出的赠款，占到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近期筹资计划目标的75%以上，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原先计划在2018年前筹资4.5亿美元。

这次陈氏家族对哈佛的巨额捐赠，也让这个神秘的中国富豪家庭和晨兴基金掌门人陈乐宗先生，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舆论界和媒体界发出了不同的质疑和探寻。陈乐宗是何许人也？

很少接受采访的陈乐宗非常低调，在网上很难搜到和他有关的全面详细资料，而捐赠哈佛的新闻也不是晨兴所发布，是哈佛首先发布的。陈乐宗从一位成功的投资家、 科学家，到低调的慈善家，如今再到支持教育，陈乐宗先生的人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角色间的转换，所有的角色背后贯穿了一条主线，就是以个人力量推动 世界的改变，以生命改变生命。

而他旗下的晨兴创投早已在业内全球闻名，曾成功地投资了众多耳熟能详的高科技公司，如搜狐、迅雷、携程、YY等一大批在美国上市的公司，近期在国内比较有名的是大手笔投资了雷军小米手机，是小米最大的投资方。

"您对财富的终极态度是什么？"

曾经面对记者采访，陈乐宗微笑地说："财富是身外物，我有我的生活方式，财富再多我也不会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个人的生活需求非常简单，有一些事情我是不会做的。我不会开什么名贵的汽车，我开的就是一个普通大众汽车，我觉得机器啊什么，性能，质量都很好，足够了。"

2014年，陈启宗、陈乐宗兄弟以29.5亿美元的资产总额在福布斯香港富豪排行榜上位列第17位。但生活中陈乐宗非常简朴低调，带的是普通电子石英表，开的是普通大众车。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他和他的家族对社会公益和教育的支持，却一郑千金，不计任何回报地慷慨大度。

除了企业家和投资家外，陈乐宗本人的另一个身份是生物科学家，曾任哈佛大学医学院病理学研究员。他说："因为我自己是搞科学的，所以我对科学和教育方面的支持比较多。"

陈乐宗和陈启宗弟兄俩所属的陈氏家族，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兄弟俩是很多全球经济组织、机构、甚至美国总统家的座上贵宾。陈氏家族的财富史源远流长，兄弟二人的父亲陈曾熙1923年就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富豪家庭。"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似乎和这个家族无缘。

为什么这个家族如此乐善好施但又异常低调？

一方面，和陈乐宗的父亲有关，他小时候，父亲已经是成功的商人，但每逢有穷人在教育上需要帮助，父亲都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父亲对他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们也延续了家族的传承。所以，此次捐赠，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以他父亲的名字命名，以表纪念。

另 一方面，陈乐宗从小是在香港的教会学校长大的，在那里度过了小学和中学。在那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信奉基督，更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直到现在，在他的演讲中 还常常引用《圣经》中的金句。作为一个商人、一个科学家、慈善家等多重身份，他用自己的方式来践行上帝赋予他的使命和呼召。陈乐宗在香港大学崇基书院讲演时，勉励那些莘莘学子，引用圣经的话语。旧约《圣经》〈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說：「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陈乐宗认为当前商业社会已经彻底堕落，人们的贪婪和无底限导致了金融危机。改变世界的方式是什么？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陈乐宗看来，改变人灵魂可能是最难的，但改变是有可能的。陈乐宗透过支持教育、慈善、文化等渠道，以自己的方式不断地改变世界。对抗急功近利的"香港中环价值观"，也对抗贪婪"华尔街的价值观"。

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毕业典礼演讲中，陈乐宗如此勉励面对那些即将毕业的精英学子："倘若人类在消弭战争丶犯罪丶仇恨和贪婪等臻善功夫上成绩乏善可陈，只望我们在改善人类健康方面会有较佳的表现。"他在多个场合表达，"我不忘神说，' 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这个托负，并对祂的恩典永怀感激。"

很多网友质疑：为什么这么大手笔的捐助，给了并不缺钱的美国的哈佛大学，而不捐助中国的大学或中国的慈善机构？

陈乐宗本身是哈佛大学校友，上世纪70年代先后在该校公共卫生学院获得硕士及放射生物学博士学位，并曾在哈佛医学院从事癌症方面的研究工作，而校友捐款回馈母校是哈佛优良的历史传统。

捐资大学在欧美发达国家早已是悠久的传统，这来源于优良的文化传统，也来源于长久积累的优质校友网络，良好的信用机制是有力保障。陈乐宗本人不仅长期捐赠自己的母校哈佛大学，而且还一直承担为母校募款的职责。他说，"基本上，无论你捐哪一所美国大学，都有相当的信心这个钱不会乱花。法律的制约，还是民间的风气都是保障。"

陈乐宗分享了一个最近的案例，上世纪60年 代有个家族基金捐了一笔钱向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捐赠了一笔很可观的钱。当时捐赠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在美国政府做外交的人才，但是近年这个家族却发现他 们的捐赠学校却没有用在培养这样的人才方面。后来这个基金就将普林斯顿大学告上了法庭。陈乐宗说："美国的私立大学财政对外的透明度是很高的。每个大学只 要是非盈利性质的，管理层里高管的工资多少都要披露的。比如哈佛大学校长一年工资多少上网都查得到。"

陈乐宗说："你看美国的大学，现在美国顶尖的大学都是所谓私立大学，当然他们私立也是非盈利性质的。如果你回看50年前，全美国最强的大学是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分校，但是随着加州政府财政不好，类似伯克利这样依靠公费运营的大学就在走下坡路。去年，哈佛大学启动了一个募捐的计划，目标是要募集65亿美元，在美国，除了哈佛，还有很多其他大学，都是以多少个10亿美元为目标去募捐的，像宾州大学，斯坦福啊，最近都在搞这种计划。美国私立大学的抬头，可以显示出民间捐赠是大学能保持优质教育的一个源泉。"

事实上，陈氏家族在中国对教育也有很多的捐助和支持，如中科院晨兴数学基金、在北大、复旦和浙大等大学设立的奖学金等，在香港捐建了香港中文大学晨兴书院等等，数不胜数。

为什么捐赠给哈佛公共卫生学院，锁定在公共卫生医疗范围和领域？

陈乐宗曾公开表示，医学往往聚焦于个体治疗，但预防性公共卫生计划能够影响整个社会。　"如果你看看这个世界，你会发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公共卫生，"他告诉英国《金融时报》，他提到了当前的埃博拉(Ebola)危机。　"如果我们要有效应对全球健康威胁的话，公共卫生肯定是这个解决方案的一部分。"陈乐宗说。

高科技的发展，可以拯救更多人的健康和生命，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陈乐宗说："小孩肺炎这个疫苗，现在在美国一个小孩打这个疫苗要260美元，那这个价格很高的，发展中国家的小孩没法能负担这种疫苗。那么能把这个疫苗价格下降的，也只有靠新的科技。所以我前几年就开始做这个事儿，跟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合作，用新的技术把这个疫苗的生产的成本降下来。希望有一天就不是260块，可能是26块，可能2块6毛。这样就大量的甚至发展中国家的小孩也能用得上，得以帮助更多人。"

作为美国最高等级的公共卫生培训机构，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不仅为医疗体系进行最先进的科学研究，为医疗卫生系统培养人才，也为政府决策提供和影响决策的政策分析。这个学院有着辉煌的历史，学院的研究成果挽救了全球无数生命，或是减轻了人们的痛苦；学院教人们如何吃得更健康，让新出生的婴儿避免感染艾滋病毒，推动美国通过清洁空气条例，帮助人道主义救援人员在灾难中更有效率地工作，转变整个公共卫生领域的观念和实践。

中国目前有非常严重的雾霾（PM2.5）问题，美国也曾面临严重的空气污染危机，正是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推动美国国会通过了《清洁空气法案》（1963 年），最终开始解决这个问题，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环境和健康保护。

中 国基本实现了农村医保，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萧庆伦教授可以说功不可没。他长期在中国最基层调研和考察，与中国的卫生部门的官员讨论，从而设计出将中国贫民纳 入保障的医保政策，并最终被采纳，惠及数亿人。分析家认为，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优异成绩和良好传统，都应该是陈乐宗和他家族的晨兴基金愿意倾力支持的原因。

生命不只是科学，还有很多未知需要探索。在香港崇基书院对青年学子的演讲，更能表达他的立场，他说："人的内心世界除了人的魂还有人的灵，灵是令人能与神交通的器官，人需要与神有交通，如藉祈祷丶灵修丶祟拜，在这交通中，神就把衪那圣洁丶公义与慈爱的属性传输到人里，成为人的美德，所以人与神的沟通是高尚道德的泉源，是抵抗诱感力量的供应站。理性与灵性，属两个不同的境界，在一个多维的内心世界里，二者不但可以兼容并包，并且可以相辅相成。2006年哈佛大学课程改革委员会提出建议在哈佛大学本科生课程里，加入一门「理性与信仰」的必修课，无论个人在这问题上最终的结论如何，信仰是每个青年人成长过程中应该思考的问题。"

这年头，骗子比儿子更会哄老人家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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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 中国基尼系数0.73贫富差距世界第一

當然還有鄧的兒子鄧朴方, "身殘志坚", 也是资産幾億的大佬。 應該説改革已成功, 成功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了。比如, 李小琳、李小鹏、温雲松、朱雲來、朱燕來、王軍(王震之子)、江绵恒、胡海峰…… 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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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基尼系数0.73贫富差距世界第一

中国基尼系数0.73贫富差距世界第一

按邓理论改革已经失败

Par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Created 2014-09-08 04:00

Mon, 2014-09-08 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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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日前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首次公开披露，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 高，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我们今 天的话就从这里说起。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问题不是一般的严重啊！虽然各大门户网站都刊发了人民网的这条消息，但同时却都关闭了评论功能，没有一个跟 帖，甚至就连"正能量"的跟帖也没有。

作者南京龙的文章说，原因很简单，假使发动五毛水军睁着眼睛说瞎话，不但不能证明天朝的伟光正，反而还会闹出笑话，造成更为恶 劣的影响。在深谙宣传之道的真理部门安排下，这条新闻就这样变成了哑巴新闻。你虽然可以知道官方发布了这么个比较接近事实的数据，但却无法与网友交流和探 讨，问题究竟严重到了何种程度？以及造成这个问题的真正原因。你可以不满和义愤，但你却只能窝在心里。

大家只好都装聋作哑。但对于五毛党和爱国贼们来说，这份报告却具有极大的杀伤力，仿佛就像是狠狠抽向他们的－记大耳光。所谓＂中国特色＂原来不过如 此：这哪里还有一丝一毫以平等、公平为最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的影子呢？况且，这才仅仅是统计到2012年，往后呢？这叫人们又如何去建立什么＂三个自 信＂？又如何去做什么＂中国梦＂呢？不过，这份报告所披露的数据，肯定要比一打中看不中用的高层决议，和一堆漂亮口号更能说明问题。

贪官们之所以像割韭菜－样，一茬接一茬，并不奇怪。但问题是，贪官肯定还不在这个顶端1%的家庭财产统计之内，因为非法收入根本不可能作为统计对 象，这些数据只不过是贪官们相对合法的特权利益而已。据维基百科介绍：基尼系数（英语：Gini coefficient），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一个指标。基尼系数最大为"1"，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所有收入都集中在一个人手 里，其余的国民没有收入）。

基尼系数最小等于"0"，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的收入绝对平等，但这两种情况都仅仅只会出现在理论上。因此，基尼系数的实 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越大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超过这条"警戒线"时， 贫富两极的分化比较容易引起社会阶层的对立，从而导致社会动荡。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一般都在0.24到0.36之间。

中国官媒闭口不提13亿人这个庞大的人口基数，却总喜欢标榜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也成了五毛党和爱国贼们，时时刻刻不忘炫耀的口头禅。 可是，北大此次发布的这份报告，却将他们所编造的谎言，像肥皂泡一样刺破了。按照联合国规定，基尼系数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现在，咱们竟然已经达 到了令人惊骇的0.73，比起基尼系数全球最高的非洲纳米比亚，还要高出一头。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却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而且 不是之一），这个结果难免让人沮丧。

作者木然的文章说，在邓小平看来，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就失败了。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认识到了平均主义的危害，及时提出了发展生产力，让 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主张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来实现共同富裕。但殊不知，先富带动后富是需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条件的，这些，邓小平都想 到了，但却没有做到。道理很简单，没有自由平等，就没有公平正义，就会让公平正义变成特权者手中的玩物，需要时高喊几句民主口号以欺骗视听，不用时就公开 对民众进行无耻地掠夺。

权力者们颇为自信地认为，只要保持维稳的高压态势，只要把反腐败的表演秀搞好，就没有过不了的坎，就没有飞不过去的火焰山。别说击鼓传花了，就是击 鼓传炸药包也没有风险，只要不把导火索点燃，就可以平安地睡大觉了。但事实上，他们早就把导火索给点着了，炸药包一旦爆炸，所有的人都会死于非命，社会也 将处于不停的动荡之中。如果再不解决官民之间的两极分化问题，革命就会不可避免地到来。到那个时候，公权力者们恐怕就是想后悔都来不及了。

木然的文章又说，在马克思看来，两极分化的社会是必然灭亡的社会，是需要用暴力推翻的社会。尽管马克思的大部头著作《资本论》的理论，经不起实践的 检验，尽管剩余价值的逻辑也是漏洞百出，但马克思的这一基本结论，却让资本主义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企业家们，感到惶恐不安，他们不得不尽心尽力地缓和阶级 矛盾，努力实现社会公平，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并最终避免了两极分化，这也算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外打正着的意外收获吧。

2014年9月8日北京话题 [1]

江泽民已经死亡？

江泽民已经死亡？  "第一次听到有关消息，无法证实。"这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的回答，针对外国记者有关江泽民死亡传言的提问。这一问答，出现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时间：2014年9月9日。  华春莹的回答，令人惊奇。如果江泽民没有死亡，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其回答，决不可能如此平淡、轻松、轻飘；如果江泽民已经死亡，但官方尚未发丧，这种回答，则显得过于慎重、婉转、曲折，似乎掩盖着某种不便言说的内情。  "外交无小事。"（周恩来语）作为曾执政13年、支配中国政治至少23年（至2012年的"十八大"）的前领导人，江泽民死亡与否，更绝非小事。作为外交部和发言人，绝无可能不知情。  回顾2011年7月，日本《产经新闻》和香港亚洲电视，曾先后报道江泽民的死讯，中国政府的回应，带着愤怒情绪。当时，新华社引述香港中联办负责人的发言，斥责香港亚视："香港亚洲电视台的报道毫无事实依据、纯属造谣，对香港亚洲电视台这种严重违反新闻职业操守的行为表示极大愤慨。"外交部则表示以新华社的报道为准。随后，香港亚视为错发江泽民的死讯而道歉，两名新闻部高层主管引咎辞职。  2012年9月，备位接班的习近平曾神秘消失达两周。其间，在中国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外国记者问"习近平是否还活着？"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恼怒地回答："我希望你能提出严肃的问题。"意思是：他当然还活着，你这种提问太荒唐！  最近一波有关江泽民病重和死亡的传言，仍然发自日本与香港之间。8月30日，日本《东京新闻》报道：现年88岁的江泽民因膀胱癌恶化，被紧急送进上海的一家医院。8月31日，总部设在美国的《博讯》中文网站，发文否认江病重，声称从知情者那里获悉："江泽民身体并无异常，他本人仍在北戴河。"  9月6日，脸书（Facebook）上流传一则"江泽民病逝"的消息，据称来自香港《信报财经新闻》。但当日晚间，香港《信报》发出辟谣声明，否认《信报》曾发布这一消息。  虚虚实实。至9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开口，非但没有释疑，反而让江泽民的死讯，变得更加耐人寻味。对比以往，华春莹这次的回答，不符合北京惯例，不同寻常。江泽民究竟死了没死？  如果江泽民没死，华春莹的小回答，就成了大问题。表明她智商低、不专业、临时犯下大错？果如此，则很快将被"炒鱿鱼"，停职反省。但，发生这一情形（华春莹犯错）的可能性，应该说，较低。  如果江泽民已经死亡，而习近平当局秘不发丧，或延后发丧，则表明，中国政坛发生了大事，天大的事。若江泽民果真死亡，在如此云波诡谲的氛围下，连其死因都成疑：究竟是病死还是"被病死"？究竟是病死还是杀死？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联想到今年7月，习近平当局启动规模空前的"三军四海"大演习，北京与上海（新旧两大权力中心）之间的民用航班被不断和大量取消，北京空前强化安保、安检，在烟火弥漫的大背景下，周永康案被突然公开，中纪委派遣阵容强大的巡视组进驻上海。还传出301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江泽民题词被拆除（后又挂回，说是因装修）。那一时期，政变传闻不断。  传闻之一：江泽民及其"上海帮"发动政变，被习近平以大军演为名粉碎，江泽民被带走，并被软禁在北京西山。进入9月，有关江泽民的死讯，又给沸沸扬扬的中国政局，增添了扑朔迷离。  

 

中国公民因无法登陆谷歌状告联通

在中国，许多用户已经默默接受了无法登陆谷歌等网站的现实

一位自称是"法律工作者"的男子针对中国的网络审查放了一颗"卫星"，起诉电讯运营商无法提供访问谷歌搜索引擎的服务。法律专家表示，按照现行的中国法律，这样的起诉缺乏法律依据。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中国对互联网严格管制的环境下，一位男子针对官方审查的鲜有举动引起了外界的注意。他向一家国有电讯公司提出起诉，原因是他无法登陆美国互联网搜索引擎谷歌的网站。深圳市的一家法院本周四（9月4日）开庭审理了此案。

中国当局对互联网严格管制，审查境内信息，并通过众所周知的"网络防火长城"封锁包括脸书、推特、Youtube视频网等在内的海外网站。

谷歌于2010年从中国大陆撤出，在与中国官方进行了一番斗争后将服务器移至香港。在六四25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该公司在中国大陆内通过香港服务器提供的服务曾受到封锁和阻碍。

起诉者汪龙自称是"法律工作者"。他在深圳福田法院将中国联通和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本周四，法院举行了听证会。法新社报道称，深圳市司法机关的一处官方网站上刊登了与本案有关的信息。

"不知道能不能说"

在署名为"深圳汪龙"的微博上，作者表示，当法官向中国联通的代理律师了解情况，询问谷歌的网站是否确实无法访问时，该公司律师"一时无法做答"。被告代理人"害羞称不知道能不能说，引得法庭内旁听公民唏嘘和笑声。"

汪龙向BBC中文网表示，在审判员的不断追问下，被告代理律师称其所在律所内使用电信的宽带无法登陆Google等网站。但未待被告律师回答完毕，代理审判员白松灵就让记录员按照无法登陆，但与运营商无关的大意记入笔录。汪龙认为："这一点很关键，审判员存在违法问题。"

本周五，当地法院向法新社表示，无法置评此案。德国之声曾致信汪龙要求采访，但截止发稿时未收到任何回应。汪龙向BBC中文网表示，许多人认为他不可能胜诉，但是他希望通过这个过程，唤醒广大公民和网民争取互联网自由访问权利的意识，这样的权利是要去争取的。

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报道称，法庭预计将于今年10月之前做出判决。该媒体援引今年25岁的汪龙报道称，中国联通和他签下了合同。"应该为我提供电讯服务，但他们没有做到。应该为此负责。"

就汪龙起诉的法律依据，北京律师莫少平表示："如果按现行的中国法律，对他（汪龙）的法律上的支持应该比较欠缺。因为中国对互联网的所谓的相关法律规定， 说实在的，有些是不符合国际上相关的惯例的。所以如果他仅仅是依据现行的中国法律，来起诉联通的话，我觉得他的依据可能并不是很充分。"

但莫少平律师也补充说，如果将此案的法律依据引深至国际惯例，比如说人们可以自由交流信息，任何理由也不能成为封锁信息的借口。或者说汪龙状告的是网络服务商，国家不能予以干涉等。这类依据基本上是成立的。

另外，"深圳汪龙"的通过发表图片文字长微博指出："开庭审理由不明身份人员记录，存在涉嫌违法的问题。此次开庭审理由蔡某某担任记录员，但经过查询蔡某 并不是深圳福田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或工作人员，在开庭时也未佩戴任何证件。由于其记录的笔录与开庭当事人的陈述完全不符，故本人在庭后对于存在与陈述不符的 笔录拒绝签字。但该蔡某态度恶劣，对于记录错误的内容拒绝接受补正，而是强令本人签字。在此过程中甚至在法庭内对本人破口大骂，用了'说的都是废话，有必 要记吗'，'死都不签'等词汇对本人进行诽谤攻击。后蔡某甚至将门关住企图对本人采取暴力措施，当本人现场报警才得以作罢。"

汪龙于庭审后向BBC中文网表示，目前没有感受到压力。他说："我觉得我根据法律提起诉讼，这个案件也就是一个普通的电信服务合同纠纷案，我在这个过程中也没有不当之处，如果因为这个案件受到威胁，那会是我的荣幸。"

弄错起诉对象

汪龙同时还对中国另外一家国有电讯运营商中国移动提出了起诉。深圳地方政府网站的另外一份文件显示，法院已经于上周同意就此案展开听证，但文件没有给出具体细节信息。

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援引"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网络安全专家"报道称，汪龙向错误的对象提出了起诉。这位专家表示"受指责的应该是谷歌，因为它没有在中国展开业务。我呼吁像谷歌、推特或脸书这样的互联网公司向中国提供服务，并接受适当的监管。"

对此，莫少平律师提出反对意见："谷歌之所以退出中国，是因为忍受不了对互联网内容的审查……因为这种审查违背了它信奉的一个基本价值理念。所以如果把责任推到谷歌那边，这种说法绝对是错的。"

综合报道：任琛
责编：石涛

 

中国的年度"民主秀"

03.03.2014

多年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直被视为"橡皮图章"。专家指出，虽然中国政府希望藉由人大会议塑造开放形象，但实际上人大仅代表共产党利益，至今仍无法成为开放的民主论坛。

（德国之声中文网）当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80年代允许世界一窥其年度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时，点燃了人们对于人大会议能发展成为开放的民主论坛的希望。

《基督科学箴言报》在1987年会后写道："中国政府在过去两周内上演了一出空前演出，以显示其开放性，全国电视播放着一系列记者向高层官员提问的新闻发布会。"

时过境迁20年，情况的改变甚微。而在2008年北京主办奥运会前，《华盛顿邮报》在人大会议中嗅到了"一丝开放"的味道。新闻报道称："（北京政府）公开了提案供大众评论，而不仅是 橡皮图章投票……比起过去几年明显存在更多新闻发布会" 报道如是写道。"破天荒头一回，多个省级代表的会议对记者开放。"

时至今日，人大会议看似更加开放，实则仅限于外国记者和外交官被允许观看更多场精心筹划的盛大全体会议，并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中聆听省代表们制式化的演说。

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布朗（Kerry Brown ）表示，人大在90年代时曾就三峡议题出现反对意见，但近年来却不是反对政府政策的发声来源。

"人大在政治宣传中重要性更甚以往，但它并没有经历有效的结构性改革，仍旧摆脱不了橡皮图章的名声。"

布朗以去年人大选举习近平为国家主席时为例，当时只有一人投下反对票。

有关民主变革或诸如网络审查及近期打压异议人士的敏感议题，中国广电媒体从未在人大会议时公开报道。

北京政治评论员章立凡表示，全国人大在1954年第一次举行，至今一直是"橡皮图章"会议，"质疑政府的提案从来没有机会被提出"。"有位议员连续七年提出信息自由及'阳光法' （财产申报制度及配套措施），但去年他被高层官员告知不许再次提出这个议案。"

尽管如此，共产党仍大肆宣扬全国人大反映出其"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并称之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国官方媒体对 "两会"进行铺天盖地的报道。全国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被冠以"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活动"的名号，但多数的中国人对两会并无太多兴趣。

章立凡分析称："因为一党专政，70%的人大代表是官员和党员。"

"所以人大会议只代表执政党的利益。它不能代表各阶层人民的利益。"

中国问题专家布朗表示，活动人士试图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加入地方人大，但近年来越来越难中选。"政府单位对活动人士的策略越发精明，将多数人排除在外。"

中国政府再次部署了数千名警察、维安人员和自愿者，防止异议人士、人权活动分子和上访者在今年的会议期间示威抗议或见到 人大代表。

章立凡表示，他过去几年曾经透过新浪微博与部分人大代表有联系，但他的微博帐号在十八大第三次全体会议结束后的一小时内遭到政府机构全数删除。

来源：德新社 编译：张筠青

责编：任琛

 

"历史虚无主义"是中国山寨版

2013年多位官方学者密集在官媒撰文批驳"历史虚无主义"。中国知名历史学者章立凡撰文，认为这个名词是"中国造"的政治名词，意在反宪政。

（德国之声中文网）"历史虚无主义"是2013年社会热词之一，2013年5月起，多位官方学者于官媒密集发表"倒宪"文章，其中有代表性的为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晓青的文章以及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社论。

本人曾于2013年5月23日，在各大门户网站微博下帖约辩："就当今中国是否需要宪政、中共党史上的宪政主张、宪政与人类文明历史潮流等主题，由正反方 组团公开辩论，媒体、网络现场直播"；但未见有人出头，唯一的回应是：11月间中共三中全会闭幕的当日，我在各大网站的博客、微博被全部 "暗杀"，未能明正典刑，"理论自信"何在?与其用"文革"大批判手段将对方封口禁言批倒批臭，还不如公布毛泽东时代全部历史档案来得光明正大，只怕有权 者无此胆量和担当。

"历史虚无主义"只是一个"中国造"的政治名词

据笔者考证，虚无主义（Nihilism）是一个外来名词，这一概念首先被哲学家引入哲学范畴，后逐渐扩展至文学艺术领域；在学术意义上，"虚无主义"不是一个史学用语，也没有"历史虚无主义"这个名词。在中国，这个名词在1989年批判政论片《河殇》时才开始出现。

1990年1月10日，"历史虚无主义"被写入中共领导人的讲话稿："近几年来，在我国文化战线上，围绕着民族文化问题的论争，实质上包含着重大的思想政 治斗争。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所主张的'全盘西化论'的一部分。"(《求是》，1990 年第10期)

1993年，"历史虚无主义"首次被作为文艺理论术语收入辞书。定义为："虚无主义在历史问题上的一种表现，认为'历史'是虚构的概念，蔑视民族历史。它 作为一种文化主张，在中国萌芽于本世纪初，到三、四十年代发展成熟。其主要观点是否定中国历史，把中国历史说得一无是处。它最后必然导致'全盘西化' 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大辞典》，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

由此开始，中国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解读逐渐政治化，被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政治名词，收入1999年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名词术语 辞典》。第二年又变身历史理论术语，被《史学理论大辞典》收录。2005年，出现了一个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小高潮，前北大副校长梁柱在这场批判中脱颖 而出。

2009年以后，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文章数量逐渐增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日报社社长梅宁华。2010年5月21日，《红旗文稿》发表了他的《旗 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辛亥革命百年回眸》一文，罗列了"五宗罪"：一、否定和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二、刻意导演和假设历史；三、打着"还原历史" 的幌子大作翻案文章；四、"戏说"、"恶搞"历史；五、追求 "价值中立"和"纯客观"。

综上可知，"历史虚无主义"只是一个"中国造"的政治名词，其来源与马恩列斯无关，与学术无关。在去年的"反宪政"论战中，"历史虚无主义"被当作帽子四下滥扣，其主要功能，反倒是将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历史虚无化。

被虚无化的中共历史主张

"历史虚无主义"成了中共当局一直起来的靶点，但纵观中共党史，自20世纪40年代起，中共一直是宪政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主张"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 化"；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演说，指责国民党"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 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同年12月，刘少奇在《论抗日民主政权》中 指出："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时还承诺"民选政府，实行三民主义，即民有、民治、民享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这类言论，在当年的《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上比比皆是。中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又提出"人民民主专政"，对内讲"党指挥枪"对外讲"军队国家 化"，倡导过欧美式民主又朝苏联"一边倒"，主张过联邦制又拒绝联邦制，反对过一党专政又搞一党专政，主持制定了宪法又践踏宪法，宣布了"言者无罪"又搞 以言治罪……，历史上出尔反尔，说了不做、做了不说的事很常见，但从不公开否定自己主张过的东西--领袖不会打自己的脸。

中共的前辈理论家们深谙此道，从陈伯达、胡乔木、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乃至邓力群，个个文采飞扬，且不论观点如何，文章都成一家之言，不会留下矛盾自伐的 话柄。过去经常宣称"我们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如今却是无知者无畏，有家报纸年复一年地反"军队国家化"，理论刊物发起反宪政运动，公然否定本党的历史 主张。某副教授甚至玩起诡辩术，将执政前的宪政承诺演绎为一种政治斗争谋略。

如果真有"历史虚无主义"，将本党历史及领袖的主张虚无化，可谓"历史虚无主义"的标准样板。号称"三自信"的官方理论界，果真一代不如一代，退化得没有拿得出手的人了？

被虚无化的毛泽东时代

一年来讨伐"历史虚无主义"的先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最近他发表了《对毛泽东几个误解的澄清》一文，总结出毛对新中国的"六大贡献"，还解释了三个"误解"。

李指毛的头条贡献是打赢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两场战争，并通过建设"大三线"、"小三线"，成功化解苏联的"核打击"；其他贡献还包括："两弹一星一潜艇"、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大量的基础设施、重返联合国，甚至连"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也拿来凑数。

前两场所谓"反侵略战争"的战场都不在中国境内，卷入朝鲜战争是为斯大林火中取栗，卷入越南战争是为输出革命；建设"三线"不仅是为了防范"苏修"，还 有"美帝"，而战争却根本没发生，只是一场自我大折腾而已。如果1949年后不实行"一边倒"政策，而是与苏美保持等距离外交的话，中国不大可能卷入对外 战争，也不会在国际上长期限于孤立。至于捍卫"主权和神圣领土"，1949年以后，中国国土面积由1141.8万平方公里变为960万平方公里，此后与周 边国家几经划界还剩多少？至今没公布过。

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及基础设施，一直被宣传为毛时代的经济成就，作为"前后30年互不否定"的重要证据。我很赞成最高领导人今年纪 念毛诞时提出的观点："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只须将中国与同期发展 的国家作比较，就不难总结出毛的贡献。

所谓旧中国，并非像毛泽东说的那样"一穷二白"，而是能造舰船、造飞机枪炮，有工业化基础的国家，二战结束后与日本等周边国家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如果不打 内战，不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经济上不搞"大跃进"等各种瞎折腾，走上宪政治国之路，正常建成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应该不成问题。20世纪 60-70年代，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经济先后起飞，而同期中国正处于毛所发动的十年动乱之中。毛泽东的贡献，是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推迟了20年。

所谓三个"误会：一是60年代苏联确有逼债，二是没处决"右派"，三是否认大饥荒饿死3000万。这三个澄清，除了引用他人及自己的见闻外，没有给出任何档案史料证据。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帮助中国度过困难。3月 8日，周恩来答复赫鲁晓夫：先接受50万吨蔗糖，至于100万吨粮食，可作后备。是否借用，以后再作决定(后来未用)。同年4月，中苏双方达成协 议：1960年中方贸易欠款可在5年期间分期归还，中方借用的50万吨蔗糖欠款，可在1967年以前归还，均不计利息。"出于政治斗争考虑，中方后来未接 受苏联的粮食，改从澳大利亚、加拿大进口，并提前一年还清了对苏欠款。大饥荒期间，中国从未停止过对外援助，并于1969年自我宣布为世界上第一个"既无 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毛泽东对外死要面子，黎民百姓忍饥挨饿而死，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反右"后有大批"右派"陆续被判刑或劳教，虽当时未被处死，但因饥饿、虐待而死的不在少数，著名的夹边沟惨案尽人皆知。北京大学所划716名"右派" 中，有8人先后被判死刑，除哲学系学生黄宗奇因与看押他的学生发生身体冲突，在"反右"期间被处死外，中文系学生林昭、数学力学系教师任大熊、西语系学生 顾文选、物理系学生吴思慧、历史系学生沈元、哲学系学生黄立众、化学系学生张锡锟7人，均在"文革"期间遭处决。

关于大饥荒年代造成的非正常死亡和人口负增长，很多亲历者犹在，民间记忆并未消失。尽管在统计数字和统计方法上存在分歧，但死亡人数从未低于1000万。 死亡1000万与死亡3000万以上，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主政者的历史罪责。身处信息时代还想屏蔽这段恐怖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

治学要讲证据，论史不容诡辩。官方定制的"历史虚无主义"可谓作茧自缚，大帽子不妨奉还制造者自用。

作者：章立凡

责编：达扬

作者简介：章立凡，中国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八九民运"时，章立凡应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邀请，参与调停学潮。事件结束后，章立凡受到压力，脱离体制成为独立学者。曾出版《君子之交如水》、《记忆：往事未付红尘》等著作。

京港博弈香港走向何处？

2014年 9月 02日

京港博弈香港走向何处？
作者 法广

北京在香港特首候选人提名门槛和参选人数上设限，排除公民提名。这一方案有人指背弃一国两制承诺。香港民主派呼吁"公民抗命"。

中国全国人大日前推出的香港2017特首普选方案规定，特首候选人只由提委会提名，提委会可推出二至三人参选特首，参选人必须获得半数以上提委会成员的同意。这一方案排除公民提名的可能性，还附加了选举人"爱国爱党"这一基本法从未提及的条件。香港舆论批评北京没有顾及港人民意，香港民主派则担心，按照这样的方案，只有中央政府认可的人才可能得到提名和参加选举。因此，这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当初为使香港顺利回归中国，北京当局创立了保证五十年不变的"一国两制"。不少评论者指出，民主与法制是香港人的核心价值，在香港泛民派看来，北京在特首普选上的强硬立场，背弃了一国两制的精神。香港时事评论家林和立认为，北京对民主封门，香港人非常愤怒。

数月来，香港民主派为争取公民提名发动了广泛的争取民意的行动，包括举行非正式的全民公决，他们要求举行"真普选"。在无法得到北京当局采纳公民提名的条件下，他们决定发起"和平占中行动"。

北京这两天派官员到香港解释为何推出这样一种特首选举方案，在遭到当地民众抗议后，京官的立场也相当强硬。全国港澳问题研究会长陈佐耳批评"占中"是港版的街头政治、颜色革命，如不听劝阻，一味坚持，只会"头破血流"。中国全国人大副秘书长李飞讥讽香港的反对派不要把一生都贡献给马路。对外部世界的关注，中方也以"香港政改属中国内政不容外部势力干预"不容置喙。

香港正陷入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香港向何处去？解决这场危机的出路在哪里？请在法广"大家评说"论坛发表感想。

中国频繁高规格抗战纪念活动的背后

2014年 9月 03日
中国频繁高规格抗战纪念活动的背后

作者 瑞迪

2014年9月3日是中国首个法定抗日战争纪念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政府总理李克强等作为中国政治权力核心的七名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数出席在北京卢沟桥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的官方仪式。如果说中国隆重纪念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抗日战争胜利无可厚非的话，近年来持续紧张的中日关系则使得这次高规格的纪念活动多了几分特殊的现实寓意。

事实上，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并非始于今年。69年前的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签宣布无条件投降，并签署投降书。9月3日，全中国放假1天，悬旗3天，鸣放礼炮101响，欢庆胜利。国民政府此后将每年的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1951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政务执行机构的政务院重新将这一天确定为抗战纪念日，此后再无改动。但2014年，全国人大以立法形式，确定这一天为纪念日并举行国家纪念活动。可以说，全国人大的这一举措提升了中国纪念抗战胜利的规格。与此相伴而行的是纪念活动的隆重。9月3日，中央政治局7名常委全体出席了这次首次法定国家纪念仪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场直播纪念活动，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网络电视台也同步直播。纪念仪式鸣响14响礼炮，并现场放飞3500只和平鸽，14响礼炮象征着14年抗战，而3500只鸽子则象征着在战争中的3500万死难者。

不忘战争历史，珍惜今日和平原本无可厚非，但与欧洲纪念两次世界大战的活动不同，中国隆重的纪念活动与当前中日间持续紧张的关系不无关联，凸现出中日两国尚未真正翻过战争这一页历史。近年来，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争执不断，日本政要参拜同样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举动更每次都引发中国政府的严词抗议。今年7月1日，安倍政府正式决定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8月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今年4月为一次追悼原甲级战犯及乙丙级战犯的佛教仪式而写的书面献辞曝光，再次引起中国方面的不满。中国方面则在今年多次举行隆重的抗日纪念活动。7月7日，也就是"七七事变"77周年的日子，中国政府也在卢沟桥抗日纪念馆举行了少有的高规格纪念活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发表讲话，这是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在"七七"事变纪念日当天参加官方纪念活动，更何况今年是"七七事变"69周年，纪念活动之隆重有别于以往逢五逢十的惯例。今年也是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在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之外，中国海军特别在今年8月底举行了高规格的海祭仪式。在这些官方活动的同时，中央档案馆自今年7月起，每日在其网站上公布45名日本战犯的供词，每天公布一人。这些供词集合成一部长11卷共6000余页的《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于8月底公开发行……从官方讲话以及官方媒体的报道来看，无论是9月3日的抗战胜利纪念，还是7月7日的抗战爆发纪念，或者120年前的甲午战争纪念，贯穿这些活动的主旋律都是勿忘国耻，牢记历史。在中日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北京显然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警告日本勿忘历史。中国新闻网9月3日发表署名文章："中国迎首个抗战胜利纪念日：铭记历史威慑日本右翼"。在9月3日卢沟桥抗战纪念馆的官方纪念仪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发表讲话。日本媒体NHK就此猜测认为，这可能是习近平有意避免在11月的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前在中日间制造新的不愉快。但事实上，习近平随后在人大会堂举行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特别呼吁日本方面"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负责的态度"，"以慎重态度严肃对待和妥善处理历史问题"。

不过，这些隆重的官方纪念仪式在何种程度上有助于避免历史的重演呢？首先，面对历史，中日两国显然并没有达成共识，中国指责日本没有深刻反省军国主义历史，日本则频繁指责中国夸大战争伤亡人数，2006年启动的中日共同研究二战历史的尝试似乎并没能弥合双方在诸多议题上的分歧。其次，中方隆重的纪念活动重提历史的同时，也在不断提醒国人勿忘国耻，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活动显然并没有走出民族冲突的范畴，不少观察人士担心官方主导的种种纪念抗战的活动也在助长反日情绪和民族主义，而无论在欧洲战场，还是在亚洲战场，民族主义都是导致战争最后爆发的土壤。

张伦：北京对香港强硬显示不自信

2014年 9月 04日
张伦：北京对香港强硬显示不自信

作者 肖曼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31日表决通过了由香港政府提出的"香港政改方案"，决定2017年香港民众可以通过普选选出特首，但特首的候选人要由提名委员会提名，并获得半数以上委员支持，而且必须是「爱国爱港」的人士。对此决定，香港泛民主派人士立即举行集会反对，宣称将进入抗命时代。就此我们采访了巴黎蓬图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先生。

法广：对香港政改的局势您怎么看？是双方立场都很强硬？还是北京的立场过于强硬毫不退让呢？

张伦：这个事情上，当然是北京立场强硬主导的了。 很清楚，香港民主派和普通民众其实最希望的不过是北京能考虑到他们的心声，能有真正的普选权。 选出真正能够维护他们利益和香港自由法治的特首。这两年我们也看到香港人士做了很多努力，但北京方面基本上是"落闸"，香港话就是关掉闸门，北京一直想主控香港政治局面。现在这样一个冲撞，即两种不同逻辑的冲撞事实上不可避免了，本人多年就预见到这种局面。其中道理很深刻，牵涉到两种制度，两种哲学，两种意识形态，两种公民观和现代政治观的根本差别。北京就是希望一切都在我的控制中，香港民众的希望用大陆话说是当家做主。按照这种逻辑而发生冲撞，对此我是不感到意外的，虽然这本身很深刻很悲哀，甚至对香港的未来，中国的未来都有深远影响。

法广：北京对香港的强硬立场和习近平对中国整体的强硬方式也是有关系的吧？

张伦：我想是这样的了，有人说习近平就是想打造一个"红色帝国"，此话我不知道最终能否成立，但至少目前中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取向是给人这样一种感觉。许多意识形态语言，包括文革式的语言，比如中国社科院院长最近说：社科院的队伍是党的队伍，不能有自由发声。这些征兆确实体现这样一个问题。

但是要说明一点就是：现代文明的本质，这个巨流，是人主体的尊严自由和权利的保障。习近平和他领导的中共是否用这样的意识形态和文明观来建设未来中国？我个人感到悲观，最终不仅仅是不能成功，而且会让包括香港人在内的中国人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的。这是完全违背历史潮流的。

开句玩笑的话：即使习近平可能也做不到让他自己的女儿完全按传统的方式听父亲的话。一个现代的公民要求人生的丰富的多样性，要求自由的取向，谁能够彻底阻挡？我看是做不到的。所以在香港问题上，如果中共和习近平坚持这样做的话，将来的问题将是非常重大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97年"之前就有香港问过我怎么看香港的命运？我说你们放心，香港绝对不会有变化的，但是，香港的将来一定会成为问题。原因是："50年不变"这种说法都带有很强的工具意义。就是说：我先要把香港稳住，维持"马照跑"，但从根本上来说是权益之计。只要将来中国制度不发生一些根本变革，不发生一些根本性的政治哲学的变化，不真正让人民具有权利的话，香港早晚会出问题。

前车之鉴就是上海，当初中共进入上海时也是以这种方式处理的，后来中共就用计划经济，用行政方式，用党的方式把上海毁掉了，直到后来改革开放才重新赋予上海一些生机。我们今天是不是又在重演过去的悲剧？香港这个东方文明之都在近代历史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今后会不会黯淡下去？搞不好将会是一场悲歌，值得我们今后高度关注，也是应当对香港民主运动给予支持的一个理由，因为香港对于我们所有人，对于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演变都有巨大贡献。

北京方面提出的许多理由实际上很难成立，是强词夺理的。比如说"爱港爱国"，谁来定义，什么叫"爱港"？什么叫"爱国"？这些问题说到最后，就显示北京的不自信。他们需要把香港掌控在自己手中，就制定了这样一个策略，但这个策略搞不好就会把香港未来引入一个非常不确定的状态。

北京另外一个说法就是香港有"敌对势力"，有西方影响，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觉得西方搞乱香港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利益。在现有的国际格局下，中完全是托词。说到最后是北京方面需要把香港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让香港人成为大陆式的那种准公民或者半臣民的状态。这是非常悲哀的。其实，以香港长久的法治传统，即使让香港人自由来选举，香港人不会选出一个处处跟北京作对的特首，根本不可能。从经贸上的联系，像水电蔬菜的供应，更大陆这么紧密的联系，香港根本不可能选出一个处处跟北京作对的特首。一般民主选举出来的人都会寻找中道政治，才能左右平衡，维持执政。香港怎么会找出一个激进的整天和北京作对的人呢？

但从北京传统的政治思维和心态中，是要找一个听话的，以北京马首是瞻的人，这是北京极其不自信的表现。这种不自信和整个中国政治合法性危机有关，北京不仅对香港问题不自信，对台湾问题，对中国本身的政治演变都不自信，比如说对许多民众的维权运动也要进行打压，这都是不自信的表现。只要是不进行一些更深层的体制改革，不进行政治哲学和国家管理哲学上的变化，这种不自信是很难根除的。靠打几个老虎来赢得掌声，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治合法性危机，使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集团获得自信。

法广：如果习近平真有政改意愿的话，他可以将香港作为一个实验，如果他没有这样，是否也就说明他并没有什么政改的意愿？

张伦：把中国的政治改革寄托在某个领导人身上，我觉得都过于浪漫。中国的未来可能还是取决与中国社会力量的集聚和民间的发展，整个中国社会的压力才能最终撬动一些问题，指望某些人产生善良意愿当然是最好的，能减少社会成本。当年蒋经国先生在台湾迈出的一步使得台湾今天不管发生什么问题，最后还能够过日子，天下还是太平，还能走正常道路。这样的政治领导人能不能出现？我们无法指望，只能期望如此，但是很悲哀，又是历史就是如此，中国人是不是有这样的运气？真是难说啦。用中国人听惯了的《国际歌》来说吧，"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中共当局其实根本无意让香港实施普选

中共当局其实根本无意让香港实施普选
2014年 9月 04日
DR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张文中

8月31日北京人大常委会通过有关香港政治改革的决议，对2017年特首选举规定多项不可逾越的"红线"，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香港政改的分析评论。


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称："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政改框架方案后，香港反对派发出激烈反对声，占领中环组织者当晚举行公民发声集会，表示要让北京听到香港民众的反对声。""但这些抗争有很多虚张声势的成分。香港政改的大局已定，激进反对派在主张稳定的香港主流民意和中央的决心面前，注定是纸老虎。激进反对派的确能煽动一些人跟着他们闹，但他们面对的不许香港乱的意志和法律规制都十分强大。他们违法大闹，必遭法律追究。他们在法律框架里游游行，则属于闹了也白闹。""中央所做决定是严肃的，也是权威的。激进反对派如果就是搞不明白这一点，以为他们是香港如何政改的主导力量，那么事实终将教育他们。如果他们就是提高要价以追求对他们最理想的结果，那么现在大戏已经落幕，到了他们该收场的时候。"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怡的社论称："当普选意味人民的政治权利得以体现，也意味极权者的权力有所限制时，根据强权逻辑，极权者必然寸步不让。这跟是否违反邓小平当时出于权宜考虑的两制论无关，跟香港争取民主的激进化无关，也跟香港是否会成为反共基地无关，真正原因就是奥威尔说的：从来没有人夺得权力是为了放弃权力。囊中物岂会拿些出来分给你？是否会对管治带来危害根本不是掌极权者要考虑的。""既然中共绝不放权，那么我们还要抗争吗？为了表现出香港人反极权的高文明传统，为了忠于我们既有的价值观，为了表示我们是有独立自主意识的自由人，为了拒绝当奴隶做顺民，抗争是我们作为一个自由人的起码表现。"

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称："既然人大拍扳，方案又那么保守，要求自主的港人抗议行动就势在必行。主要抗议行动包括占中、罢课、以及泛民主派议员威胁否决政改法案，但这些抗议都将难以改变北京的决定。占中由于受到北京和爱国人士连日恫吓，行动已成四面楚歌之势，就算发动了，参加人数也不易太多；人数如不多，警察已可对付，解放军无须出动。罢课方面，中学罢课不可能，因为校长和家长反对，大学罢课一两天，将起不到作用。泛民议员方面，到最后，政改法案提交立法会时，将是泛民议员的真正考验；如果他们在压力下失守，民主派势必从此崩溃。最新形势显示，占中的最新焦点，已移向'后占中'，亦即占中重点不再是占中行动的一刻，而在占中行动之后的长期运动。占中发起人戴耀廷说，占中不会只有一次，而是一波接一波，将持续下去。换言之，这是长期的公民抗命运动，目的是向港府和北京传达，港人不做顺民，对不合理的政策，将进行长期的不合作运动。这个长期性运动如果真的能推动，对香港政治势必造成长远影响。"

台湾《联合报》的社论称："中共这次的铁腕，一是对香港的民主派及它所谓境外势力的介入不放心，二是担心'香港模式'对内地造成示范与冲击，三是要显示北京不受'占中'行动威胁。民主派人士的解读是，中共其实根本无意让香港实施普选，才会订出如此高的门坎，要让民主派知难而退。但无论如何，目前的情势，对泛民派确实是一个两难的局面：硬冲的话，可能损及香港安定；退让的话，则可能使自己失去立足之地，因此必须谨慎评估拿捏。目前看来，'占中'行动已经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尤其香港年轻的一代，难以容忍这种民主寸进如此艰难的处境，势必不受节制。但对于政界、法界乃至其它领域的问政者而言，恐不能将全部希望皆寄于街头路线，而必须维持体制路线或议会路线的平行并进。"

中共当局其实根本无意让香港实施普选

中共当局其实根本无意让香港实施普选

DR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张文中

8月31日北京人大常委会通过有关香港政治改革的决议，对2017年特首选举规定多项不可逾越的"红线"，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香港政改的分析评论。


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称："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政改框架方案后，香港反对派发出激烈反对声，占领中环组织者当晚举行公民发声集会，表示要让北京听到香港民众的反对声。""但这些抗争有很多虚张声势的成分。香港政改的大局已定，激进反对派在主张稳定的香港主流民意和中央的决心面前，注定是纸老虎。激进反对派的确能煽动一些人跟着他们闹，但他们面对的不许香港乱的意志和法律规制都十分强大。他们违法大闹，必遭法律追究。他们在法律框架里游游行，则属于闹了也白闹。""中央所做决定是严肃的，也是权威的。激进反对派如果就是搞不明白这一点，以为他们是香港如何政改的主导力量，那么事实终将教育他们。如果他们就是提高要价以追求对他们最理想的结果，那么现在大戏已经落幕，到了他们该收场的时候。"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怡的社论称："当普选意味人民的政治权利得以体现，也意味极权者的权力有所限制时，根据强权逻辑，极权者必然寸步不让。这跟是否违反邓小平当时出于权宜考虑的两制论无关，跟香港争取民主的激进化无关，也跟香港是否会成为反共基地无关，真正原因就是奥威尔说的：从来没有人夺得权力是为了放弃权力。囊中物岂会拿些出来分给你？是否会对管治带来危害根本不是掌极权者要考虑的。""既然中共绝不放权，那么我们还要抗争吗？为了表现出香港人反极权的高文明传统，为了忠于我们既有的价值观，为了表示我们是有独立自主意识的自由人，为了拒绝当奴隶做顺民，抗争是我们作为一个自由人的起码表现。"

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称："既然人大拍扳，方案又那么保守，要求自主的港人抗议行动就势在必行。主要抗议行动包括占中、罢课、以及泛民主派议员威胁否决政改法案，但这些抗议都将难以改变北京的决定。占中由于受到北京和爱国人士连日恫吓，行动已成四面楚歌之势，就算发动了，参加人数也不易太多；人数如不多，警察已可对付，解放军无须出动。罢课方面，中学罢课不可能，因为校长和家长反对，大学罢课一两天，将起不到作用。泛民议员方面，到最后，政改法案提交立法会时，将是泛民议员的真正考验；如果他们在压力下失守，民主派势必从此崩溃。最新形势显示，占中的最新焦点，已移向'后占中'，亦即占中重点不再是占中行动的一刻，而在占中行动之后的长期运动。占中发起人戴耀廷说，占中不会只有一次，而是一波接一波，将持续下去。换言之，这是长期的公民抗命运动，目的是向港府和北京传达，港人不做顺民，对不合理的政策，将进行长期的不合作运动。这个长期性运动如果真的能推动，对香港政治势必造成长远影响。"

台湾《联合报》的社论称："中共这次的铁腕，一是对香港的民主派及它所谓境外势力的介入不放心，二是担心'香港模式'对内地造成示范与冲击，三是要显示北京不受'占中'行动威胁。民主派人士的解读是，中共其实根本无意让香港实施普选，才会订出如此高的门坎，要让民主派知难而退。但无论如何，目前的情势，对泛民派确实是一个两难的局面：硬冲的话，可能损及香港安定；退让的话，则可能使自己失去立足之地，因此必须谨慎评估拿捏。目前看来，'占中'行动已经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尤其香港年轻的一代，难以容忍这种民主寸进如此艰难的处境，势必不受节制。但对于政界、法界乃至其它领域的问政者而言，恐不能将全部希望皆寄于街头路线，而必须维持体制路线或议会路线的平行并进。"

西方人在咆哮：别跟我来中国人那一套!

西方人在咆哮：别跟我来中国人那一套！
(转自网络)
2014-8-24 21:23 |


中国人的聪明是出名的，我们的"国粹"麻将牌即是一例。打麻将的乐趣绝非仅仅在于赢钱，而在于打的时候，需要用尽各种心思骗上家盯下家；有时候要故意打好张，有时候又特意要喂一口，欲擒故纵，真真假假，羊头狗肉，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上下其手，两面三刀......这哪里是在打牌，完全是一种心理战！

看看我们的小小麻将，其中蕴含着多少机巧谋算，里面浓缩的可是几千年的中华智慧啊！

中国人就是靠这种智慧才生存下来的。中华文明为什么不像别的文明消亡、断裂？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打麻将。中华文明是一种没有血性的文明，一种自我保存至上的文明，一种苟且偷生的文明，一种算计别人的文明，一种不断进行着"人种逆淘汰"的文明......中国的历史越久远，中华的文明越绵延，中国人的质量也就越是退化，也就是越活越"滑头"的意思。

这些年，我们在不断地糟踏着一些好词，比如"老实"：天如果谁称赞另外一个人"老实"，那么他肯定不是那么开心，因为"老实"几乎已经成为"无能"、"笨"的同义词......这怪不得哪个人，只能说现实在悄悄地调整、塑造着我们的价值观。同样，我们今天在说一个人"能干"时，一般指的是这个人会拉关系、会玩手段、会下黑手、会捞大钱......我们的社会机制有利于此类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我们都很羡慕或景仰此种"能干"的人。

在澳洲，有这么一件事。澳洲的警察是比较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包括为中国人服务，可是后来却一提到中国人就冒火，就不太愿意搭理。原来，有一些中国人在澳洲生活时发现，如果装作不太懂英文，去向警察打听地方，显出茫然的样子，那么警察就会开车把他送到目的地......于是很多中国人为了省钱就这么干了。但是澳洲警察毕竟也不至于笨到屡屡上当还毫无知觉的地步，次数多了，也感到被当成"二百五"愚弄了，从此后就不乐意为中国人服务了。

在欧洲的一些国家，手机是可以免费领取的。欧洲人一般是确实有需要才去领取，可中国人听说此事后，就一次次地领，多的领取了十几个免费手机......欧洲人虽然"笨"，但智力还总是有的，所以后来特意出台了规定：凡中国人只能领取一个手机。这还算是没有斩尽杀绝，给中国人留了点颜面。

还有一则经典的故事。一个生活在英国的人先买了一份保险，保险范围中有一台子虚乌有的电脑。然后他对警察谎称自己的手提电脑被盗了，结果竟然成功骗到了保险金......他逢人必吹："英国人真蠢，没派人来查，就把钱赔了。"

很多中国人在做这些事时，一个个都自以为很聪明，还会得意洋洋地吹嘘自己脑瓜子的聪明、活络。正因为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中国人非常自然地会在买了一个软件后，同时在几台电脑上使用；但外国人则是如果家里有两台电脑，那么他就会花钱买两个软件，虽然没有任何人监督他这么做，因为他们尊重规则。而在中国人看来，这么做确实傻到家了，所以成为了我们的笑柄......
可是我们真的聪明吗？我们有没有计算过，为了这样的"聪明"，我们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多少互信基础，支付了多大社会成本？澳洲警察从此不肯载中国人、欧洲电信从此限制中国人领手机......这是小事，可是败坏的却是一个国家的声誉，祸及的是一个种族的所有人！

这且不管它吧，在国内，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至少有两大弊：一是经济无法健康运行，二是人际关系遭到败坏。在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里，经济增长的质量是很可疑的，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种不安全感之中；然而，"不安全感"是中国人不守规则之因、之果，于是进入了恶性循环。

这种互欺、互不信任的最明显表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防范，其物化形态就是城市楼房里家家户户都有的防盗门、防盗窗......我们俨然已经把自己关在了铁"笼子"里。

新西兰的奥克兰郊区风景非常优美，那一带住着大批的中产阶级。他们住着一层（最多两层）的house，有些还是木结构的，给人感觉只要用力这些房门就能被一脚踢开；房子外面一般有一道由灌木和花草建成的篱笆，透过篱笆可以看见小院子里的一切.....这是这里住宅的基本格局，在澳洲也大致如此：没有防盗门，没有防盗窗，没有高墙。

西方人比较看重LAW IS LAW（法律就是法律）；他们也比较把承诺当回事，就是所谓的PROMISE IS PROMISE（承诺就是承诺）。在中国，固然也有"一诺千金"的事情，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要谢天谢地了，而且这样的事可能还能得到像上新闻这样的奖励呢！

不夸张地说，现在在西方正流行着一句俗话：别跟我来中国人的那一套!

西方人在咆哮：别跟我来中国人那一套！

2014-08-25 

中国人的聪明是出名的，我们的"国粹"麻将牌即是一例。

打麻将的乐趣绝非仅仅在于赢钱，而在于打的时候，需要用尽各种心思骗上家盯下家；有时候要故意打好张，有时候又特意要喂一口，欲擒故纵，真真假假，羊头狗肉，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上下其手，两面三刀......这哪里是在打牌，完全是一种心理战！

看看我们的小小麻将，其中蕴含着多少机巧谋算，里面浓缩的可是几千年的中华智慧啊！

中国人就是靠这种智慧才生存下来的。中华文明为什么不像别的文明消亡、断裂？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打麻将。

中华文明是一种没有血性的文明，一种自我保存至上的文明，一种苟且偷生的文明，一种算计别人的文明，一种不断进行着"人种逆淘汰"的文明......

中国的历史越久远，中华的文明越绵延，中国人的质量也就越是退化，也就是越活越"滑头"的意思。

这些年，我们在不断地糟踏着一些好词，比如"老实"：天如果谁称赞另外一个人"老实"，那么他肯定不是那么开心，因为"老实"几乎已经成为"无能"、"笨"的同义词......

这怪不得哪个人，只能说现实在悄悄地调整、塑造着我们的价值观。同样，我们今天在说一个人"能干"时，一般指的是这个人会拉关系、会玩手段、会下黑手、会捞大钱......

我们的社会机制有利于此类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我们都很羡慕或景仰此种"能干"的人。

在澳洲，有这么一件事。澳洲的警察是比较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包括为中国人服务，可是后来却一提到中国人就冒火，就不太愿意搭理。

原来，有一些中国人在澳洲生活时发现，如果装作不太懂英文，去向警察打听地方，显出茫然的样子，那么警察就会开车把他送到目的地......于是很多中国人为了省钱就这么干了。

但是澳洲警察毕竟也不至于笨到屡屡上当还毫无知觉的地步，次数多了，也感到被当成"二百五"愚弄了，从此后就不乐意为中国人服务了。

在欧洲的一些国家，手机是可以免费领取的。欧洲人一般是确实有需要才去领取，可中国人听说此事后，就一次次地领，多的领取了十几个免费手机......

欧洲人虽然"笨"，但智力还总是有的，所以后来特意出台了规定：凡中国人只能领取一个手机。这还算是没有斩尽杀绝，给中国人留了点颜面。

还有一则经典的故事。一个生活在英国的人先买了一份保险，保险范围中有一台子虚乌有的电脑。

然后他对警察谎称自己的手提电脑被盗了，结果竟然成功骗到了保险金......他逢人必吹："英国人真蠢，没派人来查，就把钱赔了。"

很多中国人在做这些事时，一个个都自以为很聪明，还会得意洋洋地吹嘘自己脑瓜子的聪明、活络。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维方式，中国人非常自然地会在买了一个软件后，同时在几台电脑上使用；但外国人则是如果家里有两台电脑，那么他就会花钱买两个软件，虽然没有任何人监督他这么做，因为他们尊重规则。

而在中国人看来，这么做确实傻到家了，所以成为了我们的笑柄......

可是我们真的聪明吗？我们有没有计算过，为了这样的"聪明"，我们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多少互信基础，支付了多大社会成本？

澳洲警察从此不肯载中国人、欧洲电信从此限制中国人领手机......这是小事，可是败坏的却是一个国家的声誉，祸及的是一个种族的所有人！

这且不管它吧，在国内，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至少有两大弊：一是经济无法健康运行，二是人际关系遭到败坏。

在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里，经济增长的质量是很可疑的，所有人都生活在一种不安全感之中；然而，"不安全感"是中国人不守规则之因、之果，于是进入了恶性循环。

这种互欺、互不信任的最明显表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防范，其物化形态就是城市楼房里家家户户都有的防盗门、防盗窗......我们俨然已经把自己关在了铁"笼子"里。

新西兰的奥克兰郊区风景非常优美，那一带住着大批的中产阶级。他们住着一层（最多两层）的house，有些还是木结构的，给人感觉只要用力这些房门就能被一脚踢开；房子外面一般有一道由灌木和花草建成的篱笆，透过篱笆可以看见小院子里的一切.....

这是这里住宅的基本格局，在澳洲也大致如此：没有防盗门，没有防盗窗，没有高墙。

西方人比较看重LAW IS LAW（法律就是法律）；他们也比较把承诺当回事，就是所谓的PROMISE IS PROMISE（承诺就是承诺）。

在中国，固然也有"一诺千金"的事情，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要谢天谢地了，而且这样的事可能还能得到像上新闻这样的奖励呢！

不夸张地说，现在在西方正流行着一句俗话：别跟我来中国人的那一套！

Fwd: 6个问题了解香港政改风波

6个问题了解香港政改风波

编者按：针对大陆朋友对香港政改的疑问，我们特邀请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的老师叶荫聪采用Q&A的方式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帮助各位厘清困惑。 香港民主将走向哪里仍是未知，在黑暗与困顿前，港人拒绝沉默与睡去，"真普选、真民主"的诉求一直明亮清晰。

香港政改风波──写给大陆朋友的一些事实与观点
文：叶荫聪

1. 基本法23条规定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行为，为甚么法学家贺卫方却认为人大要求特首爱国爱港不符基本法？

基本法23条的确禁止叛国分裂国家行为，但是，法律一般是制裁已发生的行为或策划之中的行动，在没有行为发生或策划之前，我们又凭什么预设某些人就会叛国分裂国家呢？香港还没有就基本法23条立法（2003年搁置立法至今），而基本法又规定有关立法将来由特区负责，现在谁有权去判定某人就是可能叛国分裂国家？在没有清楚原则，没有法，没有执法机关去调查，没有司法机关去判定下，要在特首的提名制度设计上把可能叛国分裂的人过滤掉是很荒谬的。

若果现在已有人进行叛国分裂活动，只要涉及暴力，或执法及司法机关认为危害公共安全，即使香港仍未有国家安全法，也有其他法例可以制裁。例如，有人买军火进行恐怖袭击，这本身便已是犯了非法藏有及管有武器、严重伤人、意图谋杀等等；同时，香港有《公安条例》，针对危害「公共安全」的活动及组织。如果日后有参选特首选举者是犯法之人，根据现行《行政长官选举条例》，犯罪（被判处3个月以上监禁）根本就会丧失参选资格，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在提名制度上花力气。

而且，人大常委说的不止是要排除叛国分裂国家的人，而且是要求特首「爱国爱港」，根据任何「爱国」标准，不分裂国家的人也不一定是爱国的。香港的基本法没有这样的要求，「爱国爱港」的定义也不清晰，因人而异。在宣誓中你或许可以笼统地要求上任的公职人员效忠国家，但是，怎可能从制度设计上保证特首候选人符合一项这样不清不楚的条件呢？

2. 基本法之上还有宪法，宪法的爱国要求很基本，不是也应该适用于一国之内的香港吗？

香港的基本法制定本身以不违反中国宪法为原则，而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只要符合基本法便可，所以，就算中国宪法有爱国要求，对香港也没有太大法律上的意义。而且，退后一步，究竟什么叫爱国？

如果「爱国」是指「爱国主义」，其实只有宪法第二十四条：「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指的是政府会向人民灌输的官方意识形态。至于其他可能跟「爱国」有关的，通常是指一般公民及国民的责任，例如第五十五条：「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如果「爱国」是指这些，我们如何在没有侵略前，知道某人是否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呢？而更重要的是，宪法里没有指明中央或地方政治领导的选举或选拔制度，要在设计上保证选出来的人是「爱国」的。

3. 如果「爱国爱港」根本不应及不能成为提名标准，那为甚么人大常委会要强调「爱国爱港」？

在我看来，「爱国爱港」是一个中央用来合理化所谓「普选框架」的借口，即把一个不合理的制度合理化，根本与一个人是否爱国没有关系。

首先是提名委员会的组成。人大常委多次强调，提名委员会要参照过去选出特首的「选举委员会」（简称「选委会」）的人数及「四大界别」组成方式。若果人数及组成方式完全不变，那么，将来获得提名的人只会是中央政府指定的人。为甚么？

过去香港的特首都是由「选委会」选出的，香港市民没有权投票。在上一次特首选举中（2011年），「选委会」有1,200委员，由他们选出特首。选委会内有「四大界别」，每个界别300人，包括：
工商界（内分17个界别分组）；
专业界（内分10个界别分组）；
劳工、社会服务及宗教界（内分4个界别分组）；
立法会、港区人大、政协委员，以及区议会全票互选代表（即4个界别分组）。

1200名选委由不足25万被认定为界别分组里的人选出，人数之少，占全港地区直选选民人数十分之一不到。同时，这四个界别里的选民成份复杂而不公平。例如，教育界（第2界别内的小界别）选民最多，有8万多人，只有30票；渔农界（第3界别内的小界别）选民只有159人，却有60票！事实上，第1界别，即工商界，选民只有2万6千人左右，却有300票。而且，这个界别里的所谓「选民」，很多是公司票，而不是个人。

中央及亲北京人士称这个制度为「广泛代表性」及「均衡参与」。一般政治分析认为，北京政府透过这个奇怪的界别选举，控制了大部份票。港区人大及政协委员不用说，工商界的300票也基本上全在中央掌握之中，因为，工商界都要依靠与中国的政商关系做生意，而专业界里除了个别界别（如教育界别），大部份专业亦有类似情况。甚至是社会服务及宗教界，亲北京政府的政党及社会团体也积极介入社会服务团体及宗教团体，把它们纳入自己的阵营。从而保证亲北京政府及为工商专业界接受的人士，可以当选特首。

清华大学法律学院教授王振民是人大常委的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虽然他经常为中央治港方针作辩护，但他在最近一次访问中说得很坦白，人大常委的普选框架，就是要保证工商专业精英能够参与，因为这些人控制了香港经济命脉。而他叫这为「先让一部份人民主起来」。

若果过去的选举委员会，或未来的提名委员会真的能反映民意，还勉强算是有道理。但是，根据过去经验，得出的结论是相反的。香港的反对派（泛民主派）在过去的选委会的选举之中，2007年只取得15.38%，2012年更只取得6.3%。这个比例完全无法反映全港市民的政治取向及偏好。以地区直选为例，泛民主派及建制派得票大概是「六四比」，最差的时候也平分秋色；在任何一个立法会选区中，无论输赢，泛民主派的得票也不会少于15%。

因此，日后的提名委员会要过半数才能获得提名（所谓「出闸」），则泛民主派根本不可能会有候选人。其实，即使降至三分之一，泛民主派也极难「出闸」，而「过半数」的规定，连一切亲北京人士，若得不到中央允许，也无法「出闸」。换言之，提名委员会并没有起码的民意基础，但是，又被赋予权力，把具有相当民意基础的候选人排除掉。

正因为要维护这样不公平的制度，所以，中央政府才要搬出「爱国爱港」、「防止外国势力」、「国家安全」等理由，跟「均衡参与」及「广泛代表性」一样，都是用来粉饰一个不合理的制度，为一个本身没有合理理由的制度，找一些好像很有道理的理由。

4. 人大常委会强调特首要「爱国爱港」，就是不希望有一位对抗中央的特首，这是很合理的要求，一个特区首长怎可以对抗中央？

任何选举，其结果都有不确定性。如果选举的结果是预早知道的，那便不叫选举了。我们现在的确无法预计将来普选产生的特首的政治立场如何。

然而，即使特首「对抗中央」，是否便很可怕？首先，我们要讨论甚么叫「对抗」。如果「对抗」指的是推翻，不少人可能觉得可怕，可是我们看一下过去泛民主派的特首候选人，分别是梁家杰及何俊仁，前者是公民党，后者是民主党，两位从来没有提出过要推翻北京政府，更没有策划或做过推翻中央政府的事。论政见，他们在香港也属相对温和的派系。可以预见，未来泛民的候选人也是类似他们的人物。

况且，特首是选举产生的，他／她只可连任一次，不能永远领导香港，这次胜了，下次也会输，有轮替的可能。亲北京的政党并不弱，凭着财力及在地区的组织工作，加上北京政府的协助，有相当数量的支持者，并不输泛民主派，在区议会选举中得到的议席更是压倒性的。北京政府为甚么会害怕一个对自己有利的选举？为甚么还不放心，要在提名阶段封杀任何自己指定以外的候选人？

5. 香港在殖民地时期为甚么不争民主，回归了之后反而要民主了？这难道不是「海外敌对势力」在背后作祟吗？

「海外敌对势力」是中央政府维护不合理提名制度的常用借口，中央从来没有具体指出是具体是什么敌对势力。其实，回归以来，英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香港事务的兴趣已降到最低点，同时，它们与中国的关系改善了许多。例如， 2010年﹐北京政府属意的政改方案在立法会通过，美国政府马上公告表示欢迎﹐北京没有反感﹐香港亲北京媒体更高调报导「美国支持政改」。英国更不在话下了，前阵子有两位泛民主派人士去英国见政治人物，希望国际社会就香港政改给予北京一点压力，结果几乎找不到半点支持。英国与美国一样，只想跟中国做生意，又怎会关心这个小城的政治前途？

总体来说，香港的民主运动是自发的，并不是外来的。殖民地时期的香港也不是没有民主运动，香港的泛民主派就是1980年代开始慢慢形成，代议政制改革的呼声亦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此之前，亦有一些零星的政治团体，向英国争取香港民主改革。

如果说，香港民主运动有外来因素，最大的因素是中国。事实上，香港泛民主派出现，争取民主的风气的形成，一开始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政府接受「民族回归，民主治港」的口号，在基本法里亦定下终极普选的承诺，这些在社会科学里叫「政治机会」。当一个政权根本没打算民主化，争取民主的声音只会是少数。当打开了一线曙光，民间便会动起来，把握机会。

然而，回归之后，落实普选的时间表一拖再拖，本来说好是2007/2008年可以了，结果人大常委释法，又拖延了好几年。承诺未兑现的情况下，民众当然焦急，也对中央政府不满，产生了许多抗议行动。后来在民间多番争取下，中央才定出时间表。2017年可以普选行政长官，一度让人以为终于成功了。可是，新上任的特首又拖延政改咨询，后来又传出中央要在提名制度上设下重重关卡，令一人一票徒具形式，才使香港社会蕴酿出「占领中环」等行动。

同时，中国的政治控制却日渐渗入香港。例如，中联办大力介入香港选举，大洒金钱以及安插选民等手段，帮建制派取得大量「铁票」。另一个例子是媒体，香港大部份媒体已由亲北京商人控制，令香港的媒体自主被逐步蚕食。这都激起了香港人对政治的兴趣。

6. 有140万人签名「反占中，保普选」，也有数以十万人参与游行，说明不少人接受一个暂时可能不理想的方案（所谓「袋住先」）。为什么有些人还是要「占领中环」，为什么有议员提出，若特区政府政改方案不符合「国际标准」便要投票否决，破坏香港普选进程？

根据媒体调查，不少「反占中，保普选」的游行示威者根本不知「占中」或「政改」是甚么，部份人还被揭发收取酬劳来游行。就算抛开这些不谈，当参与者是真诚「反占中」的，它与6月22日公投的民意（近80万人认为，立法会要否决不符合「国际标准」的方案）的差别在哪里？前者，是要求接受北京的方案，接受一个排除相当多政见不同的候选人的方案，一个让北京政府控制提名过程及结果的方案；后者则要求一个对各党派尽量公平的方案。这不是支持者人数的问题，是究竟哪个方案更公正的问题。

至于「袋住先」有甚么不好，我们大概可以预计，若方案通过，所谓一人一票选出的特首，将会是亲北京的候选人，甚至是北京政府钦点的。日后要修改特首选举方法，要遵守之前人大常委定下的所谓五步曲，第一步需由特区政府启动，进行咨询并向人大常委提交报告。期望一位亲北京或北京钦点的特首再次启动政改，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香港政制或会就此在「假普选」中不可自拔。而若原地踏步，维持原来1,200人小圈子选举，当然不会令香港更好，但是一些泛民主派人士认为这或能凝聚更大的民间力量迫使北京政府接受一个较为公平的制度。无论如何，香港的政改正处在十字路口，哪条路都不易行。只是，至少，我们不能让一个如此不公平的方案就此通过而不发出任何声音、不做出任何反抗。遂公民抗命。

2014年9月2日 下午 7: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