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子，打假出名。网络斗士，我行我素。近日却因一篇驳周小平的文章，被取缔了微博帐户。
方舟子最初在网上揭露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后来话题逐渐扩大，涉及社会各个层面，言辞犀利刻薄，批评对象包括颇有影响的社会文化人物。有时也把矛头对准自 由派人士，因此争议很大，树敌颇多，有人甚至冠之以"高级五毛"。方舟子全然不顾这些，越战越勇。这次竟然因一篇批评周小平的网文，被取缔了微博帐户。有 人这样评论："网络意义上的方舟子，就这样被'枪毙'了，死得非常彻底"。
周小平本一介网民，因"要做祖国的暖男"而渐渐有了名声，不久前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点名接见，登时大红大紫，其网文似有挤进文学殿堂的势头。随后，其网 文多家官媒争相刊登，其中有一篇『梦碎美利坚』。周小平在文中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大加批判，称"美国梦"已碎，而"中国梦"正当其时。
素以打假著称的方舟子发现了周文的纰漏，发布网文『打假周小平：梦里游趟美国便控诉美国罪恶』。文中说，周小平只是在梦里游了趟美国，然后就开始信口开河 控诉起美国的罪恶。对于周小平文中所说的发生在美国的事情，方舟子列举数据，一一指出周文中的失实之处，每个失实之处都有一个资料链接，有数据，有图表， 有的地方还附上了英文原文，比如周文中说奥巴马在一个讲演中公开讲到要遏制中国发展，附上英文的奥巴马讲演稿说的是美国不反对中国发展。该文一出，便在网 络上引发热议，不仅在各大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连官方的中国政协网也进行了转载。然而，很快人们就发现，所有文章的链接都已失效，接下来，方舟 子在各个平台上的微博以及博客全部被注销。现在，方舟子被赶到推特上来了。"失去伊甸园"的方舟子倒也没有全盘皆输，替方舟子打抱不平的各路人马现在都 有，一些原来与其立场迥异的人也站出来说话。社会学家李银河写道："方舟子因为说了一句周小平'梦游美国'微博被封了号，不得不搬去twitter了。 至此事情的性质就起了变化，政府成了拉偏架的了。释放的信息是：我就爱听表扬，不爱听批评。这可就太小肚鸡肠了，也显得太没风度了。"
不过，有媒体报道，周小平虽然被中国主流媒体力挺，却也在新浪和腾讯等网站遭到部分屏蔽。也许是周小平红得发紫，红得让当局难堪的地步，也许一查周小平，就碰到打假的方舟子一类人物，这使得当局也多少有了些尴尬。这些事有点诡异，有待后续观察。
2014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今天出笼，中国互联网企业家成为今年榜的焦点，前三名分别是阿里巴巴董事长马云、百度首席执行官李彦 宏及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这三位网络界名人。另一个关注点是财富超过10亿美元的中国富豪今年出现大幅增长，从一年前的168人 增至今年的242人。而中国富豪拥有的财富总量年年剧增，10年间翻涨7倍。
据路透社报道，阿里巴巴的上市使得马云今年首次摘得中国首富桂冠，其净资产也从去年的71亿美元升至今年的195亿美元。而百度股票今 年屡创新高，使得李彦宏的净资产从去年的111亿美元增至今年的147亿美元。马化腾的财富从去年的102亿美元增至今年的144亿美元，排名也从去年的 第五升至第三。
还有两位网络界企业家跻身今年中国富豪榜前十。智能手机生产商小米科技创始人、董事长雷军以91亿美元排名第八。而京东商城5月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这家在线购物网站的董事长兼执行总裁刘强东也以71亿美元的净资产攀升至榜单第十位。
而中国传统行业的富豪，比如房地产业，则度过了颇具挑战性的一年。在中国房地产开发商步履维艰的这一年，去年的首富、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排 名下滑三个位次，降至第四名。其净资产从141亿美元缩水至132亿美元。饮料企业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的名次也有下滑，虽然其净资产保持在110亿美 元不变，其名次滑至第六。
根据另一份知名中国富豪榜--胡润百富榜上月宣布，马云、王健林和宗庆后名列前三位。
据福布斯指出，中国富豪榜上榜门槛在2005年至2014年从人民币5亿元提高到42.8亿元，上榜富豪财富总额从5915亿元增加到4兆1628亿元。上榜门槛和总资产分别增加7倍、6倍左右。
中国的安邦保险集团10月6日，以19.5亿美元的天价，从希尔顿集团手中买下了著名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这一笔交易之所以高度吸引人 们眼球，除了这家酒店的超高知名度之外，还有买主们非同等闲的红色背景。刚刚出版的《新史記》杂志第22期，讲述了这宗交易的故事。今天的"明镜书刊"节 目，我们请《新史記》总编辑高伐林先生介绍买下华尔道夫酒店的"太子党"。
法广：买下纽约最重要的地标之一华尔道夫酒店，安邦保险集团一夜成名天下知啊！
高伐林：是的，仅这一单，就超过了去年全年中资在美国的投资总额，这笔交易就成了安邦保险集团的"名片"。不过，也有"副产品"：泄露了安邦的红色权贵背景。
法广：19.5亿美元买下一栋百年酒店，平均每间客房130万美元，而且还要投入数亿美元重金装修——安邦不是当了"冤大头"了吗？
高伐林：这就要来看看安邦保险集团的来龙去脉。
中国保险业内人士形容安邦是"一匹黑马"，成立了十年，面目一直比较模糊。直到这次超大手笔交易之后，人们才了解到它年近天命的创始人和董事长，是邓小平的外孙女婿吴小晖。
法广：安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高伐林：吴小晖最开始创办的，叫"安邦财险"，注册资本5亿元人民币，之后接连增资，2009年宣布注册资本增加到51亿元，即五年内长了十倍；又过五年，到今年4月，注册资本增加到300亿元。
2012年，安邦保险集团正式成立，目前控股六家保险领域的公司及一家银行，还控股两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一家刚开业的金融租赁公司、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不过，中国保监会公布的资料显示，安邦的保险业务收入平平，2014年1至8月人身保险保费收入排名为同行业第35位；财产保险保费收入在中资保险 公司中仅列第17位。安邦保费收入，与其在收购时的豪爽实在不相称：就在买下华尔道夫酒店的一个星期之后，安邦保险集团宣布又全资收购比利时的老牌 FIDEA保险公司。
《新史记》杂志调查，安邦的董事中，包括了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还有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会长胡茂元、博鳌亚洲论坛前秘书长龙永图等人。
吴小晖另外还控制北京国通高盛投资有限公司，担任其董事长，这家公司与安邦有许多业务往来。值得注意的是，国通高盛与温家宝儿子温云松旗下的新天域有业务往来，2008年起成为新天域的合伙人。
法广：听友一定很关心吴小晖是什么样的人，请给大家介绍一下。
高伐林：吴小晖是温州人，有魄力，很精明。他的妻子是邓小平的外孙女邓卓芮。
邓小平有两个外孙女：眼下最活跃的是邓卓玥，小名"羊羊"，是邓榕的独生女，曾在美国著名的卫斯理学院攻读心理学，学成回国后从事广告公关事务和慈善事业。邓卓芮是邓楠的女儿，她在邓家第三代中排行老大，1972年在江西出生，小名"眠眠"。
法广：安邦为什么看中了华尔道夫酒店呢？让很多人联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买下洛克菲勒中心的往事。
高伐林：其实并不一样。
专业人士指出，安邦看中的，应该是美国的不动产市场比较稳定，这与中国国内不动产市场随时有被"调整"的可能及商业地产50年期限，完全不一样。买 下华尔道夫酒店，让"太子党"们实现了可支配财富的结构多元化，不仅是"鸡蛋放在多个篮子里"，而且是放在"外国的篮子"里，就算投资回报率没有那么亮 眼，但与国内动荡不停的投资环境相比，绝对是高稳定性的地产投资。
更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习近平、王岐山的反腐风暴刮了近两年，眼下没有止息迹象，政治权力的博弈与金融、保险领域的竞逐，交织在一起，这些"太子党" 很难有安全感。这笔交易，让"太子党"们的亿万身家和能够掌控调度的巨大资金，多了一层保护壳：让他们在中国国内享受其祖辈、父辈多年身居高位带来的特权 和人脉，同时能利用美国和西方国家稳定完善的法治和经济规范来保护自己。"既要社会主义的草，也要资本主义的苗。"中西通吃，用这种方式资金外流，对他们 的未来，既是出路，也是退路。
不仅如此。华尔道夫酒店不是一家普通旅馆，可以说，华尔道夫酒店的大门，就象征了西方世界的大门，无数名人在这里入住，无数协议在这里签订，它积淀了美国和西方的百年荣耀，那么买下它，就不是一笔普通的用金钱衡量划算不划算的普通交易了。
法广："紅后代"买下美国地标，很有象征意义。
高伐林：是啊，买下它，意味著过去被西方怜悯、压制的中国"泥腿子"、"土八路"，扬眉吐气地与西方平起平坐， 分庭抗礼，甚至堂而皇之地主宰了美国和西方世界这个权势、财富的标志。上个世纪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农友歌》有句歌词："往日穷人矮三寸，如今是 顶天立地的人！"安邦集团的"太子党"如今跨进产权属于自己的华尔道夫酒店，在47层楼顶俯瞰大地，心中定会涌起告慰祖辈父辈的自豪感。
另一方面，当代"太子党"精通商品经济的规则和社会心理，他们明白，这家酒店仍称作"华尔道夫"，其品牌具有历史积淀下来的巨大无形资产的价值，在 美国和西方太有名了，现在它就等于高耸云天、让所有人都抬头仰望、都印象深刻的"安邦广告楼"，对于安邦向世界进军太有好处了。
亲民主示威者周五在香港的帐篷区。支持他们的艺人面临封杀。Philippe Lopez/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北京——10月4日晚，在香港迄今最大的一次亲民主集会上，本地流行歌手何韵诗演唱了一首新歌《撑起雨伞》，这里的人们在抗议活动中用到处可见的雨伞来抵挡胡椒喷雾。数以万计的听众在空中挥舞着点亮的手机，人群欣喜若狂。
但是，何韵诗能在中国大陆唱这首歌的可能性不大，前几天她曾说，自己收入的差不多80％来自大陆，主要靠在那里表演。自从她在夏天公开表示支持民主抗议以来，就一直没有收到过在内地表演的邀请。一个时尚品牌最近取消了与她的一项合作，她说，他们没有给出具体原因。
另一位参入了亲民主示威活动的香港歌手黄耀明说，自己原定11月份在中国大陆的两场表演已被演唱会的组织者"无限期推迟"，自己也没有未来在大陆表演的邀请。
"这只是我的猜想，我觉得他们试图禁止我们演出，因为他们害怕不同的观点，"黄耀明在上周四晚上说。"他们担心我们会传播这些观点。当然，这也是试图惩罚我们，让我们吃闭门羹，让我们不能赚他们的钱。"
黄耀明、何韵诗，以及香港和台湾的其他艺术界人士，包括演员周润发、梁朝伟，电影导演舒琪等，是在占据了香港部分街道已达数周的抗议活动中出现的、人们最熟悉的面孔和声音。他们中有些人曾在集会上讲话，与学生打成一片；也有人用自己的社交媒体帐号来表达对示威者的支持。
在这个最初名为"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的抗议活动发生之前，这些表演者的名字和面孔经常在大陆的舞台、屏幕上以及广告中出。
但是现在，中国大陆的粉丝和公司开始躲避他们，而他们中一些人的职业曾依赖于大陆的支持。中国国家新闻媒体谴责他们背叛了自己的国 家。一份包括黄秋生、何韵诗和其他艺术家在内的名单照片上周在社交媒体上流传。据说这份名单是内部制定的所谓亲"占中"艺术家的黑名单，已经发给大陆的新 闻媒体和娱乐公司，还伴有不要提或宣传这些明星的指示。
"不论这些禁令带有多少官方成分，都能达到同样的效果，那就是吓跑想要我们表演的人或公司，"何韵诗说，她这周一直露营在香港政府总部附近的一个立交桥下，那里是一片艳丽多彩的帐篷海洋。
上周三晚发表在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一篇评论，向支持抗议的名人发出不祥的斥责，暗示会有更多的后果。
评论说，"你们违背'一国两制'的原则、挑战中央权力、漠视基本法，对得起生你养你的国家？"还指名道姓地提了何韵诗、黄秋生，以及香港演员杜汶泽等最经常出现在抗议现场的名人。
"'杜汶泽'们，休想吃我们的饭，还砸我们的锅，"评论警告说。
截至上周五下午，已有超过15.1万人参与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其社交媒体平台新浪微博的帐户下进行的民意调查，调查让人们选择用什么方式来抵制"这些无良艺人"。
四个选项之一呼吁对"挺'占中'艺人"在内地禁演、禁播，该选项最受欢迎，自上周二以来已得到了超过12.4万次投票。
目前还不清楚，如果真存在一个黑名单的话，将如何对名单上的人强制执行禁令。比如，上周四，国家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照样播放了黄秋生2007年主演的影片《老港正传》，据说黄秋生是上了黑名单的演员，（他与歌手黄耀明没有亲属关系）。
而且截至周五，台湾的流行作家和电影导演柯景腾(Giddens Ko)编写的浪漫喜剧《等一个人咖啡》仍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影院上映。但柯景腾的书已于上周从中国大陆的主要书店下架，据说他也被列入了黑名单。
香港著名作词家、作者林夕原定于上周四晚在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作报告，但报告在最后一分钟被取消。该大学的学生会在社交媒体发布的取消报告通知没有给任何理由。林夕是新的抗议颂歌《撑起雨伞》的词作者。（他也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官方主题歌《北京欢迎你》的词作者。）
抵制活动是在中国政府加强对艺术家和艺人审查的同时发生的。今年八月，北京42家经纪机构与警方签订协议，承诺不录用被发现非法使用毒品的名人。
大上周，习近平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发表讲话，呼吁艺术家们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国家服务，"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
AD
抗议活动在香港名人之间制造了鸿沟。他们中的许多人保持沉默，也有些人直言不讳地批评抗议活动以及娱乐圈中支持抗议的同行。
香港电影导演王晶在自己新浪微博帐号发帖宣称，他已在社交媒体上与何韵诗以及演员黄秋生"绝交"。
王晶写道，"我们曾经有过很愉快的合作。我也尊重你们可以有个人的政治主张。但绝不认同。为免尴尬，你们的联络方式将会在我手机及电脑删除。祝生活愉快！"
黄耀明在看到警察对示威者使用催泪瓦斯后，参加到抗议者行列，即使可能面临报复，他和一些名人仍发誓要继续支持运动。
"这将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的收入大多来自中国内地，约一半以上，"他说。"但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做的。我们在内地的市场和金钱并不比我们直抒己见的需求更重要。"
Amy Qin自北京、Alan Wong自香港报道。
翻译：Cindy Hao
安倍内阁的两位女性明星部长最近卷入政治献金丑闻，双双宣告辞职。这两桩政治丑闻，打破安倍上台两年多来零事故、零下台的纪录，也让安倍的民意支持度再度跌破五成，跌至就任以来的新低点。
这 个事件有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是事件本身的政治影响：一直以来，日本内阁的民意支持常随著阁员失言及涉入弊案等而下滑，甚至跌入下台的深水区。而安倍在 去年九月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后，其高民意蜜月期便已结束，只是安倍还在强推刺激经济对策，企图止住自己支持度的滑势。而历经这次丑闻的重创后，安倍的 高人气，恐怕已成明日黄花。
其次，从事件本身的意涵看，这足供台湾政治人物上一堂道德教育课。引咎辞职的两位「金花部长」，经 济产业大臣小渊优子是被指控「滥用」政治献金，因为她把政治献金使用在购买化妆品及皮件饰品等无关政治的事务上，被认为用途不正当；另一位则是法务大臣松 岛绿，则是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不能免费送东西的规定，因为她在造势场合上发送价值六十五日圆（台币廿二元）的圆扇给选民，被认为有「贿选」之嫌。可 见，小渊及松岛的弊案性质虽略有不同，但两人被迫下台的命运却没有两样。
值得玩味的是，如果这两起事 件发生在台湾，会不会发展成相同的结局？答案恐怕是否定的。理由是，因朝野长期对峙所形成的巨大「道德灰色地带」，使台湾政治人物硬拗成习，加上选民的滥 情理盲和媒体的麻痺，这类微小金额或用途不清的问题，很容易被政治人物转化为「政治追杀」或「历史共业」而轻轻带过，不仅不会承认错误，更遑论辞职下台。 然而，对于有政治洁癖的日本来说，不管违法金额大小，这都是一项非下台不可的「重罪」，因为它逾越选民期许政治家高标准的道德红线，政治家必须要以「自我惩罚」来维护日本国家的形象与荣誉。台湾与日本对于政治人物要求标准的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日 本会对政治人物以放大镜，甚至是显微镜来检视，主要源于日本传统是有极强的「界限」感，什麽是属于自己的，什麽是属于别人的，都要划分得一清二楚。如果别 人赠送礼物给自己，事后一定要等价奉还；所以日本人一般送礼都不会送太贵重的东西，以免让对方承受太重的「回礼」压力。在这种文化思维下，政治人物哪怕只 是半丝一毫的违规，对于强调「耻感」的日本人来说，都是属于罪大恶极的败德之举。
也如此，日本政府制订「政治献金规正法」来约束政治人物在选举资金使用的游戏规则，其内容规范之细令人叹为观止。日本政府也订定《国家公务员法》、《国家公务人员惩戒法》和《公务人员伦理法》等，作为监督之搭配。在二○○八年，有一千四百多名公务员因夜间加班，在下班搭乘计程车时，接受司机揽客用的啤酒及小吃招待，结果演变成一场大规模反贪腐风暴。最后，有一人遭停职处分，另有十一人减薪，二十一人公开道歉，当时的财务大臣还主动减薪两成以示负责。
也因此，日 本的达官显要因涉及小额政治献金之「微罪」而辞职下台者，有如过江之鲫。例如前民主党政治明星前原诚司，二○一一年便因为收受外国人政治献金五万日圆（约 台币一万六千元），而宣布辞职谢罪，与首相宝座失之交臂。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松冈利胜，二○○七年因浮报办公室事务费用，最终以自杀谢罪。
从 日本回看台湾，柯文哲的ＭＧ一四九帐户，在欠缺相关监督机制下，让外界捐款任由少数人掌控，最后即使审计部认定核销单据未违法，柯文哲仍难脱「公器私用」 的道德质疑。但在政治操作下，外界对其涉逃漏税务与监督的质疑，却被导引成执政党的「政治追杀」，甚至和「兴票案」、「宇昌案」乃至「水门案」相提并论， 说成是医界的「历史共业」。人民如果愿意接受这样的和稀泥，民主和法治怎麽可能进步？
台湾要不要把法令制定得像日本那麽严苛，有待讨论。但真正的问题在，我们在政治上莫大的灰色地带，正是留给投机者苟且优游的空间；这个模糊地带不消除，民主和法治永远有两套标准。
（此为台湾《联合报》今日的社论）
天涯论坛 > 关天茶舍
明君政治：不靠谱的最终幻想
楼主：贺兰山贱客
中央集权造成的家天下传统，给中国人带来了数不胜数的悲催回忆。在庸君、昏君和暴君一抓一大把的情况下，偶尔出现一两个所谓的明君，自然而然成了饱受压榨的 奴隶们难得的愉快回忆。以至于到了二十一世纪，很多人还在引颈相望，等待明君对于这个古老国度的搭救。那么问题就来了，明君究竟哪家强？明君是社会积弊的 最后稻草吗？
一、什么是明君
由于被宋朝羸弱的名声连累，宋仁宗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出名，但却是资深史学家公认的真正担得起"仁"字的明君。民间传说"狸猫换太子"的太子就是他。
首 先是有"仁心"。他吃饭的时候吃到砂子，故意盖着碗，不让人看见。皇后问何故，他说这事要泄露了，御厨估计就要遭罪了。晚上批阅奏章，突然觉得饿了，想喝 一碗羊肉汤，皇后要去弄，他又制止，说今天要是喝了这碗羊肉汤，以后御膳房就会形成定例，每天都会杀一头羊来准备着，太浪费了。他年少的时候刘太后垂帘听 政，有当武则天的野心，少数趋炎附势之徒大加造势。后来他亲政，这些人相继被告发，他不当回事，反而擢升了部分有真才实学的人。他的仁心到了什么程度，后 宫嫔妃刘氏给他戴了绿帽子，他愤怒至极，但下不了杀手，只是把她打发到尼姑庵出家了事。
其次是讲"仁义"。宋仁宗严 格遵守了宋朝"不杀上书言事者和士大夫"的祖训，大量提拔有识之士甚至是异见人士。大文豪苏轼在进士考试卷里面举例说有人传言皇上沉迷歌舞，不关心百姓疾 苦。主考官认为苏轼道听途说，污蔑皇帝，要严加惩处。宋仁宗看了之后说，一个读书人有这样进言的气魄，应该提拔。四川有个秀才写反诗，鼓动成都太守独立。 太守吓得赶紧抓了秀才。宋仁宗说，这不就是泄泄愤嘛，给个官给他吧。胸怀至此。他想给自己的老丈人搞个官职，结果被包拯极力反对。包拯拦着他不让下朝，口 水都溅到他的脸上。他没有办法，只能屈服。包拯不仅没有受到打击，还得到了重用。在他的治下，欧阳修、狄青、包拯、司马光、王安石、富弼、韩琦、文彦博、 曾公亮等不世名臣层出不穷，真正称得上人才鼎盛，君子满朝。后世皇帝无望其项背者。
还有就是施"仁政"。高丽棒子不 上贡，大臣建议讨伐。宋仁宗说，领导有罪，百姓又没罪，不能打。财政部要开源，动起了征收盐税的心思。宋仁宗说，这一征税，老百姓就要吃价格昂贵的盐了， 不成。亲自下手诏，罢免盐税。有官员上书要为道教塑像造金冠，他说这不是引诱老百姓犯罪坐牢吗，用铜镀金就可以了。学者林瑀拍他的马屁，劝他大办宴会、巡 游天下，国家就会大治。宋仁宗大惊，从此疏远林瑀。他为了革除弊政，力推庆历新政，即使失败也无怨无悔，到了晚年都还在酝酿改革，求万世之太平。真正的生 命不息，议政不止。
宋仁宗一朝，世界最早的纸币"交子"产生并使用。这是国家经济高度繁荣的明证。宋朝的财政收入， 是后来所谓的"康乾盛世"的2倍有余。而且是在领土不及清朝二分之一，人口不及四分之一的情况下。百姓生活水平也达到了罕见的高度。司马光就曾经抱怨说， 现在连贩夫走卒都穿上丝绸了，这像什么话。文化大发展，小说，诗词和盛唐相比，毫不逊色。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有三个是在仁宗时期出现的。军事上边境升平，西 夏和辽慑于宋朝国势，虽有小纠纷，但数十年未动大干戈。他驾崩的时候，老百姓自发送葬，连辽国的皇帝也忍不住嚎哭。
粗通历史的人都以为盛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巅峰。但事实上，论武功，宋仁宗治下不如盛唐，但是论文治，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站在老百姓生活的角度，"仁宗盛治"是中国历史无可比拟的黄金时代，宋仁宗也是当之无愧的第一明君。
二、那些伪明君们
有明君的榜样，就有那些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的伪明君。
有 文化算不算明君？乾隆吹嘘自己一生写诗四万首，还酷爱字画，有"三希堂"专门收藏名作。他的的三个偶像之一就是宋仁宗。但是他明显没有宋仁宗的气度，文字 狱登峰造极，前后共计130多起文字狱，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恐怕只有毛氏能与之相提并论。翰林胡中藻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就被治罪；小吏徐述夔一句"且 把壶儿搁半边"，乾隆说他是借壶指胡，治罪；甚至有人因为得了精神病胡言乱语，也要治罪。在他的文化专制恐怖主义之下，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不得不声明 此书"大旨言情"，其良苦的用心，就是为躲避残酷的政治高压。这种心怀叵测的愚民之君，和明君八竿子打不着。
要反腐 算不算明君？朱元璋反腐力度谁都比不上，贪污60两白银以上就要剥皮实草，株连九族，残酷至极。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贪污案牵出各地官员，有几万人被 杀。但明王朝直到覆灭，清官屈指可数，吏治从来也没有好到那里去。满清也反腐，在乾隆四十六年甘肃贪污案中，几乎全省官员都涉案，如果按照法律，贪污80 两就要判绞刑，全省官员要被杀光，乾隆无奈将判处死刑标准提高250倍，提到2万两，就这样被处死的官员还有56人，包括总督、巡抚、布政使等高官。但清 朝的吏治如何，几乎无需多言。反腐几乎是所有皇帝——不管明君还是昏君，都用过的整顿吏治手段，毫无例外，人亡政息，腐败从未根除。这也是人治社会的根本 特征。它的根本效用就是极权统治下的自我调整，本质是为了维护家天下，并不会改变极权本身运作的方式。所以周而复始，腐败依然。
行 节俭算不算明君？满清道光皇帝的节俭那在皇帝圈子里面恐怕无出其右。这个皇帝几乎只能用抠门来形容。贵为天子，每餐只吃四个菜，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为了 省钱，规定除了皇宫非节庆不得食肉，嫔妃平时不得使用化妆品，不得穿锦绣的衣服。为皇后摆寿宴，请大臣吃饭，一个人一碗打卤面……他经常在上朝的时候和大 臣交流节俭经验，比如哪儿可以买到便宜蔬菜，如何将一斤米煮出五斤饭，等等。大臣投其所好，大家都穿破衣服忽悠他，一时市面旧袍贵过新袍。有些大臣为没有 破旧官袍上朝发愁，就将新袍故意做旧打上层层粗布补丁。实际上，朝上穿破衣，朝下狂敛财者多了去。而我们也知道，道光治国一塌糊涂，他任内签下的无数丧权 辱国的条约连自己都无颜面对祖宗，死不瞑目。
拓疆土算不算明君？大家交口齐赞的汉武帝，因为打败了匈奴，在历史上混 出了"秦皇汉武"的名头。但是他在位的54年，取得胜利后，好大喜功，不与民生养，战事不休，不仅耗光了祖辈厚养生息积攒的财富，更造成了"天下虚耗,人 复相食"惨烈后果，全国人口死亡过半。以至于晚年流寇四起，天下大乱。为此，他自己不得不下罪已詔："朕即位以來，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那些崇尚穷 兵黩武的人要是生活在他的年代，恐怕会是另一种感受。
有这些例子在前，那些会流眼泪，会背唐诗，会四十五度仰望星空，会唱红打黑，会和老百姓一起吃快餐的就根本不算什么了。这些作秀手段要是能算得上明君的话，中国历史全部需要重写。明君，是时代的引领者，不是既得利益的守护者。民生和政绩，是衡量明君的不二标准。
至于那些说出"朝鲜在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之类论调的，只能等而下之。
（转） 关于杨绛，好友转发如下评论一则："杨绛曾娓娓道来说：钱钟书刚出生时，大伯父"到乡间物色得一个壮健的农妇；她是寡妇，遗腹子下地就死了，是现成的好奶妈"。多年前读这段的确有点恍惚，这是说奶牛呢？是特么人说的话么？丈夫刚死，儿子刚死，农妇是什么心情？从此明白饱读诗书学兼中西也改不了骨子里的缺德冷血。" 我无语。人性是复杂和多面的。
按 说讨论依法治国，法治讲究的是透明公开，可这会开得神神秘秘的，除了通报了个会期，不知道具体在哪开，怎么开。媒体没有任何的同步报道，最终就是在闭会那 天，统一发布一个公报，让全民学习贯彻。每年的人大政协二会，除了一些雷人雷语引入注意外，都是走个形式，鼓掌举手，一致通过，尽管人数众多，场面宏大。 当下正在开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十八届四中全会，讨论的是依法治国的大事，但只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参加。
当然现在比起共产党开成立大会时，已经进步多了，至少知道开会时间。不像那时在浙江的一艘游船上，一帮人偷偷摸摸开个会，后来连个具体的日期都说不清，只知道在7月。为了好记，就用7月1日作为成立纪念。
可那时是地下党，现在是执政党，要人有8千万党员，要枪有强大的武装，要钱控制着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府，可为什么开个会还要如此神秘呢？
想 起了我参加过的一次中宣部的会议。曾经由于参加国家级的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培养工作，和几个试点院校的老师有时会被招到中宣部、教育部开会。此前因为级 别不够、外出或其他不便，没有参加过中宣部的会议。 2010 年11 月某日，学校转来中宣部一通知，让我去参加一次会议。通知上说了议题、时间，但不说中宣部地址，只说在该部的某楼某会议室。要求提前把参会人员和车号 报??给某个联络人。
由于领导繁忙，责成我一个人去开会。公车不敢要，打车舍不得，开自己的车不愿意，既找不着路和停车位，也不想操心，只有坐公交车去了。
但是中宣部在哪里呢？这个地方，除了美国的卫星地图上有，其他中国所有的地图上都不标出。知道离党中央很近，甚至本身就是中央，但就是不知道具体地址，在哪条街上，门牌号多少。之前打给我的电话，来电显示都是8个0 。是故作神秘，还是不可告人。
怯生生的打手机问通知上的联系人，中宣部在哪？回答说开车怎么怎么走。又怯生生的说没有车，准备坐公交车去。电话那头明显的楞了一下，然后沉吟着告诉我，坐什么车，然后怎么怎么走。
地铁到了北京某处繁华的商区，知道离中宣部不远了，但怎么找也找不到。问了好几个人，都说不清楚。只好再打电话给联系人怯生生地问路。顺着指示，走到一个不挂牌子和标识的大门口，看到武警站岗，估计就是了。只有里面的人出来接，才能进去。
共产党做了多年的地下党，现在成了执政党了，仍然保留了地下秘密工作的优良传统。尽管它早已是中国最有权势的力量，其影响之广，连万能的互联网也奈何不得。
直接上某个楼的大会议室。里面宽敞明亮，装修之精良，设备之先进，不用赘言。
照录一下墙上的大字：「责任如山、勤奋如牛、心细如发、守口如瓶、团结如一」。
其他几个「如」我就不说了。只是都守口如瓶了，还怎么团结如一呢？
因为要守口如瓶，会议的内容就不说了。开了不一会儿，就散会了。尽管到了饭点，但肯定是不会招待吃饭的，此前去教育部开会也是如此。
中国的官场是，上面的人去下面考察开会，肯定会好吃好喝好招待，走的时候还得贡点纪念品。下面的人来上面，特别是部委办事，所谓「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能给你赐个座、喝杯水就皇恩浩荡了，不可能留下吃饭。就单方向减少公款吃喝来看，反腐倡廉取得了一半的成效。
难得外地大学的几位领导老师，每次大老远的乘机赶来，就为了开教育部、中宣部一两个小时的会议，然后带着精神回去贯彻落实。
会后退出时，看了看这个大气明亮、中西建筑交融的院子，里面停了很多奥迪以上的豪车，几乎都挂着京0或部队的车牌，尽管我知道这里并不是警察局也不是国防部。难道是套牌车，好随便违章、闯红灯、警车开道？
穿过出口路上一个大楼的大厅，里面展示着许多各个地方献上的宝物。只想提一下云南大理送来的一块无比高大的大理石，上面有许多天然多彩的像山脉云层的花纹，看起来，就像中国的山水画一样，让人心旷神恰，充满遐想。
其他宝物就不提了，个个都是美轮美奂。因为要「守口如瓶」，就到此为止。
走出门外，车水马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来源：东网 / 乔木 北京传媒学者
2014-10-28 06:12
原标题："聚焦中国打击外逃贪官行动"系列之二：
外逃贪官路径隐现：首选三大藏匿地
人民网北京10月28日电中国今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全球追逃追赃的"猎狐行动"，加紧海外追缉外逃贪官的步伐。有媒体分析，高层试图震慑那些"贪饱就跑，一跑就了"的贪官：海外不再是避风港。
"已经有相当一批嫌疑人的动向被掌握，犯罪嫌疑人落地海外就告平安的妄想已经难以实现。"据有关人士披露，目前有关部门不断加大外逃嫌疑人的信息完善程度。随着一系列海外追逃行动的相继展开，中国外逃贪官的现状再次成为焦点。
外逃贪官数量：
官方数据尚无定论近五年抓获近7000人
贪官外逃长期以来一直是敏感话题，究竟有多少外逃贪官，官方语焉不详，而民间和学术界则多有议论，版本众多。尽管现阶段各版本给出的数据存在差异，但外逃贪官数量介于4000到18000人之间。
中国贪官与国企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据媒体梳理发现，中国官方公开资料最早有记载的"外逃官员"，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进出口公司武汉分公司保成路商场原经理陈新国。官方正式使用"策划携款潜逃"词汇，最早是在最高检察院1991年的工作报告中。
1996年6月，号称"距中南海最近的企业家"、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于志安外逃，此事轰动一时。此后，贪官携大量资金外逃现象进入公众视野，但一直未有系统性研究结论出现，舆论亦波澜不惊。
直至2003年，中国外逃贪官数据方在学术界和民间出现。《半月谈》当年6月上半月刊统计称，中国至少有4000名贪官携款50亿美元外逃。
2004年，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中给出的数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 走资金约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人民币"。此后，媒体大多引用此数据。然而，该数据六年后突然被否定，直到2011年却又再度被大量引用。
2008年6月，央行在题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课题报告中，援引社科院的一份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 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达 8000亿元人民币。
相较于商务部之前发布的数据，外逃贪官数量翻了4倍多，携款金额则翻了一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3年10月曾披露，2008年至2013年五年间，共抓获外逃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6694名。这是官方首次给出的外逃贪官被抓获的数据。
然而，中国到底有多少外逃贪官，目前依然没有官方权威数据。从官方和学术机构发布情况看来，外逃贪官数量呈现不断增加态势。
中纪委此前通报，仅2013年中秋和"十一"两个假期，出境的公职人员中有1100人没有按时返回，其中714人确定为外逃。今年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 法治蓝皮书做出预警性判断，认为2014年腐败公职人员外逃现象可能还将加剧，特别是前期已经有关系人和资金在境外的公职人员，外逃机会增大。
贪腐主要领域：
外逃贪官握有实权级别呈现从高向低走势
在外逃贪腐官员中，央行发布的报告建议加强对重点地区、敏感行业、特定人群和特定消费方式的监测。其中，特别提到的敏感行业包括金融业、垄断性国有企业、交通、土地管理、建筑等行业、税收、贸易、投资部门等。
据媒体梳理报道，从1992年至2014年的22年间，公开报道的外逃人员共有51人。其中，21人为政府部门各级官员，占总人数的约一半。还有19人为国企负责人，11人曾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任职，其余多为企业负责人。
21名外逃政府官员中，多数是地方或部门的"一二把手"。如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贵州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卢万里、深圳市南山区政协原主席温玲等。
19名国企负责人中，比较著名的外逃者均为"一把手"，如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上海康泰国际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钱宏、河南服装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董明玉、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等。
11名金融机构外逃人员中，比较著名的是中国银行开平支行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此外，银行机构中出纳、会计等基层人员外逃的就有4人。如建行东莞分行金库原保管员林进财、北京市房山区河北信用分社原会计杨彦军等。
在外逃人员中，多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利用职权为他人牟利，还有部分外逃人员涉嫌暗地转移财产、逃税、洗钱等罪名。涉及资金比较巨大的，多为国企负责 人和金融行业者。外逃企业负责人中，多数涉及罪名是涉嫌利用职权牟利，骗购国家巨额外汇，走私普通货物、逃税，合同诈骗等。
相对于高级官员，地方基层干部出入境管控相对宽松。从2008年至2014年，外逃官员的级别呈现从高向低发展的走势。此外，外逃官员所在的部门也由"热"向"冷"变化。
中山大学的一项调研发现，随着公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公共卫生、园林绿化、环保等部门也变成了"热衙门"，可以支配大量的资源和资金，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研究人员指出，近两年养老金、保障房、三农资金管理等与民生相关的政府部门官员外逃数量呈上升态势。
外逃选择去向：
美加澳成为首选藏匿地 加拿大成"贪官乐园"
尽管关于外逃贪官的数量还没有形成权威数据，但是对于外逃贪官的去向，中外媒体都一致认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排名最靠前的几个藏匿地，这些地区甚至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和"腐败子女村"。有分析称，这三国是传统移民国家，生活质量以及教育水平等均有很大吸引力。另一方面，我国与这些国家在司法合作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
日前，中国公安部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已制定一份在澳中国经济逃犯名单，这份优先级名单采集于一份"不少于100人"的更广泛名单。澳大利亚"商业观察家"网站日前刊文称，在中国59个公开备案的"裸官"外逃案件中，有7名"裸官"身在澳大利亚。
除此之外，美国、加拿大也和澳大利亚一起，同被列为贪官外逃的首选地。英国路透社8月援引《中国日报》消息，称《中国说有150多名"经济逃犯"在美国逍 遥法外》。文中提到，中国媒体援引公安部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目前有150多名中国经济逃犯正在美国逍遥法外，其中许多是贪官或涉嫌贪腐人员。据报道，公 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廖进荣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该数据，他还表示，美国已成为"中国逃犯逍遥法外的头号目的地"。
另一个贪官多选的目的国是加拿大。《华尔街日报》称，很多中国人将加拿大视作"贪官乐园"，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中国人喜欢把财产存放在加拿大，有时甚至 带着一箱箱的现金来到加拿大。根据加出入境管理局的文件，从2011年4月到2012年6月，多伦多和温哥华机场查获来自中国人的1300万美元未申报现 金。
不过，美国彭博新闻社认为，不少贪官其实是"能去哪就去哪"，有时迫于无奈或为了隐蔽，会选择一些"冷门国家"或地区。"猎狐2014"涉及的国家就包括 柬埔寨、乌干达、尼日利亚、斐济等，此前还有在加蓬、肯尼亚、塔希提等国家和地区发现中国外逃贪官的消息。据了解，9月底启动的专项行动以香港为头号目 标，紧随其后的是北美、欧洲、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李警锐）
摘要：尽管关于外逃贪官的数量还没有形成权威数据，但是对于外逃贪官的去向，中外媒体都一致认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排名最靠前的几个藏匿地，这些地区甚至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和"腐败子女村"。
中国今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全球追逃追赃的"猎狐行动"，加紧海外追缉外逃贪官的步伐。有媒体分析，高层试图震慑那些"贪饱就跑，一跑就了"的贪官：海外不再是避风港。
"已经有相当一批嫌疑人的动向被掌握，犯罪嫌疑人落地海外就告平安的妄想已经难以实现。"据有关人士披露，目前有关部门不断加大外逃嫌疑人的信息完善程度。随着一系列海外追逃行动的相继展开，中国外逃贪官的现状再次成为焦点。
外逃贪官数量：
官方数据尚无定论 近五年抓获近7000人
贪官外逃长期以来一直是敏感话题，究竟有多少外逃贪官，官方语焉不详，而民间和学术界则多有议论，版本众多。尽管现阶段各版本给出的数据存在差异，但外逃贪官数量介于4000到18000人之间。
中国贪官与国企职务犯罪嫌疑人外逃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据媒体梳理发现，中国官方公开资料最早有记载的"外逃官员"，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进出口公司武汉分公司保成路商场原经理陈新国。官方正式使用"策划携款潜逃"词汇，最早是在最高检察院1991年的工作报告中。
1996年6月，号称"距中南海最近的企业家"、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于志安外逃，此事轰动一时。此后，贪官携大量资金外逃现象进入公众视野，但一直未有系统性研究结论出现，舆论亦波澜不惊。
直至2003年，中国外逃贪官数据方在学术界和民间出现。《半月谈》当年6月上半月刊统计称，中国至少有4000名贪官携款50亿美元外逃。
2004 年，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研究报告《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资本外逃"中转站"》中给出的数据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逃贪官数量约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 500亿美元，人均卷走1亿元人民币"。此后，媒体大多引用此数据。然而，该数据六年后突然被否定，直到2011年却又再度被大量引用。
2008 年6月，央行在题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课题报告中，援引社科院的一份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 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万至1.8万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 民币。
相较于商务部之前发布的数据，外逃贪官数量翻了4倍多，携款金额则翻了一倍。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2013年10月曾披露，2008年至2013年五年间，共抓获外逃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6694名。这是官方首次给出的外逃贪官被抓获的数据。
然而，中国到底有多少外逃贪官，目前依然没有官方权威数据。从官方和学术机构发布情况看来，外逃贪官数量呈现不断增加态势。
中 纪委此前通报，仅2013年中秋和"十一"两个假期，出境的公职人员中有 1100人没有按时返回，其中714人确定为外逃。今年2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法治蓝皮书做出预警性判断，认为2014年腐败公职人员外逃现象可能还将加 剧，特别是前期已经有关系人和资金在境外的公职人员，外逃机会增大。
贪腐主要领域：
外逃贪官握有实权 级别呈现从高向低走势
在外逃贪腐官员中，央行发布的报告建议加强对重点地区、敏感行业、特定人群和特定消费方式的监测。其中，特别提到的敏感行业包括金融业、垄断性国有企业、交通、土地管理、建筑等行业、税收、贸易、投资部门等。
据媒体梳理报道，从1992年至2014年的22年间，公开报道的外逃人员共有51人。其中，21人为政府部门各级官员，占总人数的约一半。还有19人为国企负责人，11人曾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任职，其余多为企业负责人。
21名外逃政府官员中，多数是地方或部门的"一二把手"。如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贵州省交通厅原副厅长卢万里、深圳市南山区政协原主席温玲等。
19名国企负责人中，比较著名的外逃者均为"一把手"，如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上海康泰国际有限公司原董事长钱宏、河南服装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董明玉、黑龙江省石油公司原总经理刘佐卿等。
11名金融机构外逃人员中，比较著名的是中国银行开平支行三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此外，银行机构中出纳、会计等基层人员外逃的就有4人。如建行东莞分行金库原保管员林进财、北京市房山区河北信用分社原会计杨彦军等。
在 外逃人员中，多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利用职权为他人牟利，还有部分外逃人员涉嫌暗地转移财产、逃税、洗钱等罪名。涉及资金比较巨大的，多为国企负责人 和金融行业者。外逃企业负责人中，多数涉及罪名是涉嫌利用职权牟利，骗购国家巨额外汇，走私普通货物、逃税，合同诈骗等。
相对于高级官员，地方基层干部出入境管控相对宽松。从2008年至2014年，外逃官员的级别呈现从高向低发展的走势。此外，外逃官员所在的部门也由"热"向"冷"变化。
中山大学的一项调研发现，随着公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增加，公共卫生、园林绿化、环保等部门也变成了"热衙门"，可以支配大量的资源和资金，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研究人员指出，近两年养老金、保障房、三农资金管理等与民生相关的政府部门官员外逃数量呈上升态势。
外逃选择去向：
美加澳成为首选藏匿地 加拿大成"贪官乐园"
尽 管关于外逃贪官的数量还没有形成权威数据，但是对于外逃贪官的去向，中外媒体都一致认为，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排名最靠前的几个藏匿地，这些地区甚至 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贪官一条街"和"腐败子女村"。有分析称，这三国是传统移民国家，生活质量以及教育水平等均有很大吸引力。另一方面，我国与这 些国家在司法合作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
日前，中国公安部和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已制定一份在澳中国经济逃犯名单，这份优先级名单采集于一份"不少于100人"的更广泛名单。澳大利亚"商业观察家"网站日前刊文称，在中国59个公开备案的"裸官"外逃案件中，有7名"裸官"身在澳大利亚。
除 此之外，美国、加拿大也和澳大利亚一起，同被列为贪官外逃的首选地。英国路透社8月援引《中国日报》消息，称《中国说有150多名"经济逃犯"在美国逍遥 法外》。文中提到，中国媒体援引公安部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目前有150多名中国经济逃犯正在美国逍遥法外，其中许多是贪官或涉嫌贪腐人员。据报道，公安 部国际合作局局长廖进荣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该数据，他还表示，美国已成为"中国逃犯逍遥法外的头号目的地"。
另一 个贪官多选的目的国是加拿大。《华尔街日报》称，很多中国人将加拿大视作"贪官乐园"，不管是合法还是非法，中国人喜欢把财产存放在加拿大，有时甚至带着 一箱箱的现金来到加拿大。根据加出入境管理局的文件，从2011年4月到2012年6月，多伦多和温哥华机场查获来自中国人的1300万美元未申报现金。
不 过，美国彭博新闻社认为，不少贪官其实是"能去哪就去哪"，有时迫于无奈或为了隐蔽，会选择一些"冷门国家"或地区。"猎狐2014"涉及的国家就包括柬 埔寨、乌干达、尼日利亚、斐济等，此前还有在加蓬、肯尼亚、塔希提等国家和地区发现中国外逃贪官的消息。据了解，9月底启动的专项行动以香港为头号目标， 紧随其后的是北美、欧洲、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人民网）
中共中纪委26日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会议上书记王岐山对至今的反腐的成绩显然仍不满意，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画面显示，王岐山面色 凝重提出警告，反腐败斗争永在路上，在反腐高压态势下，仍有官员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有些地方甚至"塌方式腐败"。他沉重地说："谁在这样的形势 下仍敢我行我素、依然故我，就要为党改进作风付出代价！"明报引述专家分析认为，王岐山的动静越大，反腐的阻力也越大。
在会议上，中纪委并没有对周永康一案作出处置，令外界大表意外。
中新社引述王岐山的讲话指出，党中央横下一条心，一定要遏制住腐败蔓延趋势。王说，在如此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有些 地方甚至出现"塌方式腐败"，令人触目惊心，他指摘部分党员干部不学党规党纪、不知法律法规，"无视规矩、不讲廉耻"，毫无戒惧之心。他说，要持续保持高 压态势，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重点查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领导干部。
王岐山又指出自由主义是违政治纪律的土壤。他说，党规党纪要实现与国家法律的有机啣接，着重规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他称，官员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自由主义是产生违反政治纪律行为土壤，严明政治纪律要坚决反对自由主义。党内决不允搞团团伙 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决不允自行其是、阳奉阴违。他强调，要"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明报引述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报表示，王岐山对政治纪律的强调，证明党内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现象明显突出，帮派之中利益输送现象严重，官方认为， 严守党的政治纪律与反腐也有关系。而对于王反腐工作"在路上"的提法，汪表示，这证明反腐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一边进行反腐一边有官员腐败的现象还是有 的，反腐形势仍然严峻。此外，王的话也说明反腐工作的动静愈大，抵抗反腐的能量聚合也愈来愈快，形成对反腐的阻力。第三，"在路上"的提法，显示不排除会 有更多的大老虎被打出来。中共自习近平新一代领导人执政以来对党政干部和军队掀起大规模反腐，苍蝇老虎一起打，但美国"华盛顿时报"报导指，习近平反腐刑不上太子党，在他主政下，中共太子党的声势壮大。
该报称习近平就任2年来，因反腐拔除了大约50名高层干部和数千名较低层级干部，其中周永康和徐才厚是两个被称为"大老虎"的最高级官员，但他们都不具太子党背景，只有2012年落马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是太子党。
报道引述中国评论也注意到了太子党和非太子党在反腐运动中的这种不同待遇，微博QQ张贴的反腐对象统计表显示，今年上半年被捕的842名干部中，无 一是红二代。有博客指，如果反腐"最后沦为红二代清算家奴"的行动，则注定失败。也有贴文赞扬对周永康、徐才厚的处理，但同时质疑对"无数具有革命背景的 大老虎又该怎么处理？"
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曾指，习近平为巩固反腐并防止党内非太子干部射出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暗箭，在上个月新近提拔了太子党背景的将领刘源和开国上将张宗逊之子张又到中央军委的职务上来。
中共18届四中全会23日闭幕后，18届中纪委四次全会周六（26日）举行。会议仍然未对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及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作出任何 处理，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会上发表讲话就从严治党说，有的中共党员干部不学党规党纪，不知法律法规，"无视规矩、不讲廉耻"，毫无戒惧之心。香港富豪的屁股可能跟老虎的一样，摸不得。中共官方喉舌新华社25日发布英文通讯稿，点名批评李嘉诚等香港富豪迄今未就反占中表 态。但到了晚上，同一个喉舌再发中文稿，否定英文稿的内容，指李嘉诚等人在所谓的非法集会前后，已经发表反对占中的言论。至于英文稿，则已经被删除。
新华社25日晚上发布中文通讯稿，以《香港商界："占中"影响香港经济破坏社会秩序》为题，内容列举了多名商界名人在"占领中环"非法集会发生前后，批评占中的言论，当中包括之前被点名没有表态的长实主席李嘉诚、恒基主席李兆基以及九龙仓主席吴光正等富豪。
文章指，"占领中环"非法集会发生前后，香港商界多位知名人士和商会发表言论，斥责占中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将对香港的营商环境造成长远的负面影响。然后列举了新世界发展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郑家纯、李嘉诚、吴光正等商界名人发表的批评占中的言论。
而其中提到，之前被点名指未有表态的李兆基、吴光正与嘉里集团董事长郭鹤年均表示了反占中立场。文中指，李兆基直斥占中等于"自毁长城"，令香港失去优势。 占中是破坏行为，有很多负面影响，不但影响香港经济、金融以及社会繁荣，也有损香港的国际声誉。
文章由引述吴光正表示，在"一国两制"下，港人的言论自由以及和平表达意见的自由，已经被全世界看见。但如果活动继续，做"路霸"是不可永久持续下 去的。他担心学联以"自主"作为占中的主题，会令很多复杂的情况发生，因为"自主"二字，与基本法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果学联总是让当局无能力做应做的事， 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文章又提到，郭鹤年此前专程携全家，参加"保和平，保普选，反暴力，反占中"签名行动。
新华社早上曾发布题为《香港富豪未就占中表态》的文章，指受到中国主席习近平邀请上京的李嘉诚、李兆基等富豪，并未对占中表态，又称只有率团的董建华明白表态反对占中。
新华社发布英文稿不久之后，香港有评论家认为这是因为习近平对香港的态度转趋强硬有关，但晚上发布了等同"认错"的文章，前后矛盾，以今晚的我否定今早的我，显示文宣工作未能统一口径。
======
再補充一點，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在其文章《中国治理香港的"劣势"》的主要觀點解釋了爲什麽港人以前沒要民主而現在要(民主)的原因。【"你们如今天天向中央政府要真普选，当年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下，你们为什么不要求搞民主？"言下之意，是香港人"贱"，"甘当英国殖民主义的奴才"。】英國當年擁有的"比較優勢"，中國現在沒有。這個"比較優勢"指自從30年代到70年代，大陸一直處於各種戰亂、政治運動的混亂狀態。你若向英國要民主，他們就會將其遣返囬大陸，所以相比較下來，還是留在香港更安全，因為至少不會遭受大陸政治運動的迫害而喪命。有興趣的，可以自己找來丁學良的這篇文章讀一下。
======
【轉】劉瑜：微博上"北美崔哥"关于美国警察如何看待占中的垃圾文章被转发上万次，"北大飞"网友写的辟谣长贴却被秒删，中国大陆一边倒的"民意"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在中国不要拿民意来论证任何道理，中国没有民意，只有官意。风永远往一个方向吹，树自然会长歪。(見圖)
周三，香港金钟，港府总部外的一条主干道上，"占中"示威者睡在帐篷内。Vincent Yu/Associated Press 香港——一个月前发生的这两件事之间的差别几乎不可能再大了：就在香港最富有的大亨们身穿讲究的西服，聚集在北京的一个豪华大厅里，接受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时，几千名穿戴邋遢的大学生和高中生走上香港街头，罢课抗议中国对这里的选举权施加的限制。
学生抗议引发了示威动荡以及对市中心街道的占领，给北京当局带来了自从香港主权于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的最大挑战。
不过富豪们几乎一直没有发声。
随着有关香港政治未来的斗争的展开，这些按理对北京最有影响力、而且有最大经济风险的男男女女，对局面一直保持着刻意的沉默。一方 面担心惹怒中国领导人，中国领导人可以毁掉或损害他们的实业，一方面担心冒犯香港市民，市民中有许多人已对他们不满，他们只能退缩到自己轿车的褐色车窗 后，或躲在自己山坡上庄园的精心制作的大门内。
房地产和港口业务巨头、亚洲首富李嘉诚曾在上周短暂打破了这种沉默，他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虽然他理解香港学生的"激切追求"，但他们应该回家。
"恳请集会人士不要让今天的激情变成明天的遗憾，"他说。"恳切呼吁大家马上回到家人身边。"
私下里，这些富豪对街头抗议活动表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愿意接受让公众更广泛地参与选举的目标，而不是中央政 府提出的更受限制的方案。许多人不信任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认为他有独裁倾向，还有点经济民粹主义，可能会有朝一日靠增加向他们纳税来支付更多的社会开 销。
不过，在公开场合沉默是北京目前对商业精英的所有要求。
习近平在九月份与他们见面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告诉这些不耐烦的工商界人士，要把对梁振英政府的分歧放在一边，要共同支持港府对北京已经预见到的民主抗议活动的处理，四名参加了习近平会见的香港官员说。
叶刘淑仪说，这个要求让他们变得沉默，她是梁振英行政会议的成员，也是来自亲北京的新民党的立法会议员。她说，"不管他们会怎么想，没有人公开发表过批评意见。"
结果是，学生和工商界精英之间的鸿沟进一步扩大。虽然抗议者的主要目标是政治性的，即放开行政长官的选举程序，但是，支撑运动的是经济不满情绪的潮流。许多抗议者抱怨房价太高，高薪职位难找，社会缺乏流动性。
"现在的房价太高了，"28岁的大学毕业生温森·谭(Winson Tam，音译)说，他现在从事帮人理财的个体经营，每天晚上都加入到抗议者行列之中。他说，"我仍和父母住在一起，拥有自己的家是一个太遥远的梦想。"
不管抗议活动的结局如何，这种问题不大可能会很快消失。应届大学毕业生在这里的起薪一般不超过每年1.8万美元（约合11万元人民 币）（即每月不超过1.2万元港币，约合9500元人民币——译注），而在香港，一个不到177平方英尺（约合20平米）的单间公寓的售价可达25万美元 （约合153万元人民币）。更令北京担心的是，内地存在同样的问题，内地的房价也高不可攀，而大学毕业生人数是2000年的五倍。
经济问题也是政府拒绝示威者开放选举程序要求的因素之一。
梁振英在周一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不能搞完全开放的选举，原因之一是那会导致"数字游戏"，会迫使政府把"政治和政策"向穷人倾斜。香港目前的行政长官由一个1200人的当地委员会挑选，然后由北京任命，这个委员会中的许多人很富有。
梁振英的话是在一个中国学者之后说的。这位学者是中央政府的香港问题顾问，他曾在八月份表示，为了保护当地资本家的利益，香港的民 主必须受到限制。在中国外交部在这里安排的一次讲话中，他讲了那些令人难忘、而且当时颇为令人吃惊的话，他说普选会伤害工商界，因为"普选将让商界的蛋糕 被别人分享"。
北京与工商界精英的默契与示威者的要求不太吻合。周三下午，有近百人在梁振英官邸的大门外抗议，指责他勾结富豪制定对抗穷人的政策。
不过，根据过去的经验，如果示威者想取得任何进展的话，他们需要至少有一些精英站在他们一边。
香港最近的一次大规模亲民主街头抗议活动是在2003年，当时的政府试图通过严格的内部安全法规。尽管有来自北京的巨大压力要求支持立法，但富豪们没有让其通过，至少部分是因为一些人担心，持续的抗议活动可能会给市中心的建筑物造成财产损失。
但与2003年不同的是，工商精英们今年没有给政府施加压力，让其与示威者达成某种妥协，据一名深入参与香港政府决策的人说。
这位人士说，因为店主和其他租户仍在支付租金，所以地产富豪们毫不在意，而金融家们一直不愿让抗议活动引起太多的注意，因为他们担心商业信心受损。这位人士由于问题的政治敏感性坚持不具名。
只剩下零售行业领导人和其他商业经营者发点牢骚了。
包括李嘉诚在内的许多富豪都拒绝接受采访，或没有回复有关抗议或香港政治的采访请求。
的确，公开支持一方或另一方可能会妨碍业务。
两周前，俊和发展集团董事会副主席彭一邦(Derrick Pang)取消了公司赞助香港大学的两个奖学金项目。他在周三接受电话采访时解释说，"我不能支持继续让学生违反法律的机构。"
自从取消了奖学金项目后，彭一邦说，他在互联网站上遭到严厉批评，还有"六、七家"新闻机构开始调查俊和是否从政府拿了合同，或与梁振英有秘密关系。
工商界"没人愿意站出来说话"，他抱怨说，并补充道，"我不反对民主，我只是反对抗议活动。"
Hilda Wang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翻译：Cindy Hao
提起中国式"维稳"，很多人首先想起的场景是政府出动警力，封锁现场，驱散抗议民众，或是基层官员长途跋涉，暴力截访，甚至私设"黑监狱"关押上访民众。这些情景往往包含国家机器和抗议民众之间的激烈冲突，也在社交媒体上引起最广泛的关注。
但是真实生活中更常见的情形可能是：抗议民众面对的是和颜悦色的地方官员，他们看起来通情达理，试着与抗议民众沟通，还会找到抗议 者中的代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或许还会巧妙地离间抗议者，承诺物质利益回馈。通过金钱交易，让抗议者回家。社会学家李静君(Ching Kwan Lee)将此称为"花钱买稳定"，她发现这是中国基层政府最常见的维稳策略。
李静君生于香港，上世纪80年代于香港中文大学求学，随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社会学博士。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六年后，她回到美国，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
在过去的四年间，李静君和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永宏合作，在北京和深圳两地进行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接触了大量基层政府官员和抗 议民众。该研究试图理解中国基层的维稳机制，研究成果发表于去年5月的《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中国劳工运动不只是资本主义体系下劳资矛盾的单纯复制，还涉及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导致的社会抗争。这是李静君长期研究的最主要命题。 在她2007年出版的英文著作《对抗法律：中国衰败地区和新兴地区的劳工抗议》(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加州大学出版社）中，她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人运动称为"绝望抗争"，而把珠三角地区的工人运动比作"反歧视的抗争"。二者并存，但机 制并不相同，这恰恰是转型中国劳工运动的复杂之处。
上月笔者对她进行了专访。对话正值香港"占中"运动进行当中。作为香港人，她对当地的动态十分关切，香港的政局也在对话中被常常提起。
不过这并不只是情感上的牵挂，事实上香港的问题也符合她对中国威权体制的认识。中国政府的基层维稳策略和对待香港和少数民族的政策，其实都反映出执政者一种根深蒂固的扭曲观念——唯经济利益至上，无视政治诉求，换句话说，只用金钱买稳定。
当被问及中国社会是否会有可能发生政治动荡时，她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但她强调，用商品化的交易维持的稳定有其内在根深蒂固的脆弱性。中国已经在经历一场潜在的社会危机。钱不能买到一切，事实证明恰恰相反。
以下为与李静君的访谈实录，本次采访于9月23日在康奈尔大学进行，采访语言为英文，中文翻译整理经李静君本人审阅同意。
问：你的研究发现"花钱买稳定"是最主要的维稳策略，但引起大众和媒体关注的往往都是暴力性的群体事件。为什么你把注意力集中在故事不太暴力的方面？
答：中国的大多数社会骚乱都是非暴力的，大部分事件都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平息。有数据显示，在所有社会骚乱中，90%在一周之内都得到平息，70%的事件则在一天中解决。大部分是社会和经济的维权行动，并没有牵涉到政治诉求。
尽管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国际媒体对这些日常的、非暴力、却很常见的抗议活动关注较少，但这一类事件才是在中国最频繁发生的。国 际媒体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比较极端、更耸人听闻的事件上，这些事件中包含民众与政权之间的冲突，但我们社会科学研究者希望理解最频繁发生的现象，我们讨论 的是政权日常应对的主要挑战，从这些事件中理解政府是如何维稳的。
这些事件的规模有大有小，取决于你如何界定，但至少都被政府界定为群体性事件，几十人，或者几百人甚至更多，而不是一两个人的行动。
关于是否牵涉暴力，也存在如何界定的问题。比如，政府逮捕抗议者算是暴力么？有时候抗议者破坏政府财产，推翻警车，或是在乌坎事件中，也含有一些暴力冲突，但是这样的事件并不是每天都在发生。有时候，工人只是为了讨薪而阻断公路，这是更为常见的情况。
问：在哪些抗争活动中，政府不会"买稳定"，而是直接严厉打击？
答：很简单，任何牵涉政治诉求的事件，比如少数民族自治的问题，比如对待人权律师和异议者，因为这些事件挑战了政权的垄断、合法性和统治能力，任何在政府眼里被认为是政治性的事件，他们不会买稳定，而是直接打击。
问：你的研究涉及到不同类型的抗议活动，包括劳资冲突，征地纠纷以及其他产权和拆迁的纠纷，政府在应对这些不同类型的维稳挑战时有何不同？
答：政府在对付工人上有一些常用的策略，最主要的就是通过花钱解决现实的问题。如果是薪资的问题，政府或许会支付 部分工资，让抗议者回家。如果是征地的纠纷，事件通常要更复杂一些。土地往往不是单个农户的产权，而是集体的产权，为了平息集体的土地纠纷，政府不得不诉 诸村委会，很多时候或许还会重新选举，政府不能就地给钱了事，平息矛盾需要花更长时间。但是如我所说，通过官僚化的规则解决冲突是一个标准化的策略，因为 土地问题的属性，这样的方式在土地纠纷上或许使用更频繁，但是也会被用在工人身上，除了通过付钱就地解散抗议者，还诉诸于不同的调解渠道，或者上法院。
问：政府通过不那么粗暴的方式回应抗议者，这相比于过去是不是一种进步？
答：不能这么说，只能说政府解决冲突的方式发生了变化。10年前，"花钱买稳定"不是最主要的维稳方式，更多的政策将这些纠纷交给法院去解决，在当时，通过法院解决问题的情况更多，工人也更多地诉诸于法院解决问题。
你也许会认为随着法律不断健全，越来越多的纠纷会通过法院解决，但事实恰恰相反。你必须注意到为什么近10年会发生这样的倒退，这 其实是中央的决定。在江泽民时代，执政者一直比较强调法治，但是在胡温时期政策发生了显著的转向，不再强调法治，而是倒退到"迅速解决冲突"。这是因为通 过法院解决冲突速度太慢。政府不希望所有人都打官司，尽量通过调解解决问题。把所有人聚在一起，迫使他们接受调解，而不是严格根据法律界定的权利要求雇主 付薪。他们希望双方妥协，然后让抗议者回家。
这样的转向是因为政权对各种形式的动荡更加敏感，害怕任何不稳定因素变成更大的麻烦，所以从一开始就息事宁人，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从公众视野里移除。如果有工人讨工资，就给他工资，让雇主付钱，如果雇主没钱，政府先从财政里拿钱支付，然后再从雇主处收回来。这样的方式绕开了司法系 统，更快地平息了冲突。
威权政府会害怕任何小范围的群体事件变为公共事件。一旦看到类似的动荡发生并且持续，看见抗议者在街上能待这么久，公众会把这个当 作一个信号，以为政府纵容了类似行为，随之就会有其他人效仿。因此，政府会把抗议限制在小范围内。一帮工人在厂房罢工多天，如果是小范围的罢工，他们会很 安全，政府不会插手干预，但是如果整个区域的大多数工人都参与其中，那就变成了一个阶级行动，政府绝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问：近年来政府如此热衷于维稳，是一种有意设计的政策选择，还是自发的制度变迁的结果？
AD 答：这是自上而下的政策结果。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政府从1991年起实施所谓的"辖区综治"政策，维稳任务一直 延伸到地方政府。2005年，政府又颁布了《国家信访条例》，这些政策将所有的维稳压力都推给了基层政府，也成为基层官员绩效考核的指标之一，维稳逐步地 方化。无论以何种方式，一切稳定为重。但是，这反过来让事态恶化。因为基层政府有时候无力解决导致冲突的问题，他们只能给钱，这是唯一的办法。如果辖区经 济状况恰好不错，你可以从地方预算中拿出钱维稳，有更多钱收买抗议者，让他们回家。可钱是地方政府唯一能用的资源，他们不能改变上面做出的决定。虽然个别 时候冲突是由地方政府的错误导致的，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最底层的政府没有任何决策权力，只是政策实施者而已。在土地纠纷中，很多时候决定来自市一级，而不 是乡镇级，后者没有选择，只有征地卖地而已。基层政府的压力非常大，他们没办法改变政策，平息冲突、使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的唯一办法就是花钱。
问：有一个现象是，地方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后，中央派驻工作组解决纠纷，失职的地方官员被处罚。随后，抗议者心满意足，对中央政府很感激，忠诚度也得到强化。中央政府很巧妙地化解了类似冲突。你如何看待这一点？
答：这样的说法，对，也不对。确实很多老百姓一直相信中央一直很英明、清廉，他们实施的政策很好，只是在地方政府 系统执行的过程中变了样。而且跟他们日常打交道的人是地方政府官员，看得见摸得着。你知道谁是你的市长，但你或许不知道在中央是谁在负责这些地方政策。中 央政府把维稳的压力转移给基层政府，却掌握了更多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政府的确"很聪明地"将自己从这些利益诉求和冲突中抽身出来。
但是，根据我们对抗议者做过的研究，他们也不傻。很多人知道，一些问题来自中央。首先，在跟基层政府协商和议价的过程中，他们知道 了谁是拍板的人，谁应该为他们所经历的问题负责。其次，那些有问题的地方官员毕竟是上一级的官员任命的，若是没有上层的同意，他们没法担任这些职务。如果 地方官员有问题，中央应该对此负责，他们不能完全摆脱干系。民众其实很聪明的，通过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了解到很多事情，比如什么政府做什么，哪一级的政府 不应该对此负责，哪一个是腐败官员，哪一个不是。正如我所说，议价的过程改变了抗议者对他们权利以及对政府的看法，这是一个互相建构事实的过程，民众的权 利意识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生了转变。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政府权威和公民权利都被商品化了，维权变成了一场交易，这同时削弱了政府权威和公 民权利的基础。一方面，官员感受到政府的公信力在不断丧失，而抗议者也意识到，与政府博弈是在权力不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他们说尽管拿到利益，也只是 签了不平等条约，没有讨回公道。
问：你认为很多群体事件都是社会和经济利益驱动的，不涉及政治诉求。这是否意味着现有的体制不存在根本性的危机？我是指有可能发生的全国性的骚乱甚至是革命？
答：如果你问我是否有即将发生发生大规模动乱的危险，我会说我没有看见这样的迹象。目前的情形是，民众愿意讨价还价，政府也有钱去讨价还价。但是，这样的情况能够维持必须具备几个前提条件。首先，财政必须足够充足，政府有钱买稳定。
其次，民众愿意交易自己的权利。看看香港现在的状况，学生罢课，"占中"运动正在进行，很多人不愿意拿他们的权利来议价。即便政府有钱，政府允许人们变得富有，若是民众不愿意讨价还价，还是会发生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虽然这些事件不一定可以颠覆现有政权。
这样的体制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上述的条件不再具备，就有可能引发潜在的社会危机。中国政府为何如此痴迷于经济增长速度？因为这事关 政权的存亡。一旦经济增长减速，你会有更多的工人，更多的农民，业主承担损失，会产生更多的利益诉求，需要政府花钱解决问题。经济放缓意味着政府或许没有 足够的财政去为民众买单，社会矛盾更严重，平息矛盾的能力却更小，这样的状况非常危险。
另一种情况是，即便经济增长继续保持，比如香港，经济并未停止，但是民众不再愿意玩这个游戏，他们不再愿意和政府议价，不再轻易地 被收买，坚持自己的权利而不是拿钱了事，这样的体制也会面临挑战。人在乎物质富足，却不仅仅想要这个，他们还不想后院被污染，不管你出多少钱，我都不干。 这个时间点迟早都会到来。
所以，不要误以为我在说因为维稳有效果所以这个体制可持续，现在管用不意味着一直管用。理解目前的维稳体制如何运行，让我和其他研究者能够真正搞清楚维持这样一个体系的条件是什么。而在未来，当这些条件不再具备时，就会有危机发生。
问：政府花钱买稳定，用钱回应民众的诉求，从另一个角度说是不是意味着政权在不断回应民众的诉求么？
答：我不确定政府是否变得越来越有求必应。因为政府别无选择，他们不得不回应。如果你回头看会发现政府有很多政策 陆续出来，包括免农业税、设定最低工资、建养老体系等等，政府一直都在回应。针对"三农问题"，政府废除了农业税，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立农村合作 医疗。而面对国企职工失业产生的大规模抗议时，政府建立了低保。当失业职工无法拿到养老金、医疗保险而走上街头时，政府也改革了养老金系统，保证下岗员工 拿得到养老金。政府的确在不断回应，虽然有时快，有时慢。即便这是一个威权主义的政府，它也以自己的方式在应对民众的诉求。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们关心民 众，是因为不稳定是经济增长最大的障碍。如果农村城市每个人都在抗议示威，经济没法增长。
问：你在研究中指出，针对很多社会矛盾，政府其实颁布了不少法律。但在议价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官员重塑了抗议者对于权利的意识，随意地对法律进行解释，这是否意味着根本上不是法律的问题？
答：有时是，有时不是。法律是政府可以使用的一个工具，有时候他们拿法律说事，有时候则不是，视情况而定。他们至 少会一定程度地引用法律，根据法律行事，以此确保司法系统的公信力，让人们继续通过法院解决问题。如果司法系统显然无效，无人能够胜诉，就不会有人再寻求 法律解决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民众还是有希望胜诉，法院仍然有一定的公信力，一些问题能够通过法院解决。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又会发现 有必要介入，而绕开法院解决。比如富士康的例子中，或许地方政府希望保护富士康。在其他的例子当中情形又不一样，或许雇主是小企业。但归根结底，法律是一 个工具，供政府在需要的时候使用。政府想介入，可以，不介入，可以让法律解决。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一党执政是根源，政府不想被置于法律之下，想在法律 之上，因此缺乏问责，缺乏制衡。
问：假设有机会向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提建议，你会提什么建议？
答：这根本不是建议。你说的是理性地论证，但和我们打交道的不是理性，而是权力。如果掌权者讲理，他们会知道答案。但这无关理性，权力希望控制一切，他们会关心如何保证自己一直掌权，我不会提供任何建议给他们，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不可能改变他的想法。
问：你目前的研究是关于中国企业非洲地区的活动（该研究以赞比亚地区中国控股的资源企业为研究对象，试图理解中国企业在资本积累和用工实践上的与他国的不 同之处，该研究目前已持续五年时间）。你说你关心一个走向全球的中国会对世界产生何种影响，这促使你从单纯地关注中国国内的体制转向中国在领土之外的活 动。是什么原因让你有这样的观念？
答：我希望去理解中国在领土之外的行为和影响，也希望其他人可以继续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国研究领域内的大部分人仍然把中国想成一个有一定领土范围的国家，仅仅关注地图上的中国。而我的建议是，为了真正搞清楚中国国内的事情，需要看看中国之外，这有很多原因。
首先，中国的足迹遍布世界，中国的资本、企业，民企和国企，劳工，移民，政府，学生，NGO等等。这些因子在中国领土之外出现，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国家都会产生影响。我们提到中国的概念，不该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中国。
其次，为了理解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现象，我们需要拿中国和其他国家做比较。如果我只看中国的劳工问题，我没有办法理解中国的劳 工问题独特在哪里，因为也许中国的问题也能在其他地方，比如非洲、美国看得到。全世界都在发生一样的事，中国也恰好在其中而已。因此，只看中国，不足以理 解中国的独特在哪。我需要理解，什么是真正中国独有的问题。
全球的中国，是一个相对新的现象，在过去的10年间渐渐突显出来。我认为学术研究在这方面需要跟上来，不要只待在中国，看看文献讨 论什么问题，比如乡村，比如圈地，然后就拿中国往里面套。我认为这不够。要研究中国，但也要看看中国之外的事情，拿中国和其他社会进行比较，比如印度，印 度也有圈地运动。中国到底有何不同？如果不做比较，你无法知道。
问：你如何看待"国家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你用它来描述中国模式么？
答：我不用这个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太含糊。研究不可能简单成一个概念，必须做真正的研究去解释中国的资本、中国的体制事实上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笼统地试用一些大概念，比如"软实力"、"国家资本主义"等等。
王韬为独立网站政见CNPolitics观察员，现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公共政策硕士。
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点击或扫描二维码
免费下载 纽约时报中文网 iOS App
微信用户如点击无效，请先点击右上角按钮，
选择「在Safari中打开」。
© 2014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始终被认为是富裕的地区，经济学者一直使用人均GDP的数字来表明香港的富裕程度，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公布的 数字，中国大陆人均GDP为6747美元，排名第81位，依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0486美元，但中国香港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37777美元，排在 世界第25位，超过台湾的人均GDP值20930美元。
即便如此，香港不仅仅有贫困问题，而且还有着背景复杂的严重的贫困问题。
香港的人均GDP虽然从1961年2353港元，大幅增长至2011年的27万港元，但香港实际正处于一个历史上最长的衰退周期之中。香港的人均 GDP增长率，由1997年回归时的10.2%，一直处于不稳定的下降通道当中，1998年为负的5.5%，1999年至2003年，除了在2000年经 济有3.1%的增长之外，其余4年，均出现了1.9%至2.9%的倒退。此后，2004年至2007年出现了较强劲的复苏，但从2008年至2009年又 再度出现了低谷，2009年甚至有3%的倒退。出现这种情况有外部因素，如亚洲金融风暴和华尔街金融风暴，随着中国大陆提供的强刺激，香港经济在2011 年出现回升，但迄今为止，根据香港乐施会的报告，香港的贫困家庭依然有45万户，总共700万人口中，贫困人口数字高达117万人以上，贫困率高达 17.6%。
GDP总量高，人均GDP高，不等于香港就没有贫困问题，众所周知，香港有着世界上非比寻常的基尼系数0.537，贫困分化极为严重。对于这样的贫困问题，香港的社会学者一般认为，香港的贫困原因主要是全球化、去工业化以及白领化造成的问题。
香港在上世纪的70年代是工业繁荣时代，80年代后的10年间，大量工业转移"北上"，投资于大陆地区，造成了工业人口的大量失业。80年代香港制 造业的人口有百万之众，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35.8%，到了2011年就只剩下了17万人，占比也只有区区4.5%，在这样的一个年代中，香港制造业共淘 汰了77万劳动人口。经济可以转型，但工业人口的转型却很艰难，英雄无用武之地，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渐陷入绝对贫困的境地。与此同时，港澳对大陆地区的投 资，从1979年－1993年，实际总共投资了3852亿美元，占中国外来投资的62.3%，是中国最大外来投资者。这种工业转移过程表明，如果要说中国 经济起飞造就了香港的贫困虽然有点过分，但存在着关联性也很明显，就此而言，中国大陆对香港提供某种程度的援助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中国大陆也的确是 这样做的，至2010年为止，中国对香港的投资超过了3万亿港元，基本是日本对港投资的16倍。
不要以为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可以发挥替代作用，香港银行业虽然发达，但对就业的贡献远不如预期的那般大。1991年，香港银行业只雇用了10万人，即便到了2011年也只雇用了19万人，只占工作人口的5.5%。
工作是一个方面，生活是另一个方面。在香港，令贫困人口倍感生活艰难的还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香港自雇人士多，形成了看不起贫穷的文化，穷人的日子很难过。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就看不起"没钱的人"，《礼记》中就讲，死亡贫苦，人之大 恶。虽然香港失业率迄今依然维持在中等水平之上，但劳工的反映并不强烈，也缺乏组织来有效代言。所以，他们的困苦经常不为人所知。
再一个是社会资本的匮乏。社会资本从微观讲是人际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为的是获得资源和机会，从宏观讲是一种通过集体行动实现共同利益的组织资源。 香港这方面的情况非常糟糕，社会资本严重匮乏，有严谨的科学调查结果表明，43.9%的贫困人口表示，他们连一个可以借钱的亲友都没有，被调查的贫困人口 中，平均能够介绍工作的亲友只有1.74个，社会资本的匮乏程度非常严重，这势必会导致香港的贫困和不满存在被放大的可能。
长期以来，香港政府在贫困问题上的关注是不足够的，这从港英时代就开始了，"积极不干预"和"鼓励自由竞争"始终是基本政策，这就为贫困问题的社会 表面化奠定了基础。即便是号称完善的香港法律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比如香港的雇用条例有18小时以内的"例外"，为雇主的"策略运用"开了方便之门。而近 年来公屋租金的大幅提升，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贫困家庭的压力。凡此种种都表明，香港的几乎不为人所知的贫困问题，非常值得关注，从被压抑到演化为社会表 现，并不会令人奇怪。
（注：安邦咨询公司是中国内地一家独立智库机构，专注于财经与公共政策研究。本文只代表该机构观点。）
香港抗议活动民主与经济原因各半
2014年10月20日 10:24
2014-09-28 观点
方志敏这个伟大的名字，对于新中国几代人都不陌生，他在国民党狱中所写的《清贫》、《可爱的中国》曾被选入中小学课本，让无数懵懂少年为之热血沸腾。 中国的互动百科上这么介方志敏这个伟大的名字：
方志敏（1899年8月21日—1935年8月6日），生于江西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的优 秀党员，江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江西的 党﹑团组织。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部长﹑省农民协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等职，领导农民运动，建立农民自卫军，为后来开展工 人农民武装斗争准备了条件。他历任县委书记、特委书记、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员、红十军政委、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主席团委员，党 中央委员。1934年，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合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方志敏任总司令。1935年1月24日，在江西玉山县怀玉山区被俘，8月6日，被秘密杀 害于南昌市下沙窝，时年36岁。他在狱中坚贞不屈，写下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名著。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时年36岁。
但是互动百科上同时也介绍道：【1934年12月 6日，方志敏部绑架了美国传教士师达能和史文明夫妇，要求他们付出巨额赎金二万元，被夫妇二人拒绝。12月8日早晨，师达能夫妇先后被砍头。此恶行引起了 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1935年1月，方志敏部在与国民党交战中战败，方志敏被俘。民国政府遂以谋杀师达能和史文明夫妇的罪名判处其死刑，同年8月6日在 南昌沙窝执行】。
关于方志敏绑架达能夫妇，美国出版的专门介绍介绍 传教士命运的传记中，有这记录：1934年，达能夫妇和三个月大的女儿来到中国景德镇，后被共产党绑架。并关在一个监狱里，为了给达能夫妇腾地方还专门放 了几个犯人。在住进监狱的时候，三个月大的女儿老是哭，于是共党人员要杀掉这个婴儿，一个即将被放走的犯人看不下去了，就过来劝不要杀掉无辜的孩子，这个 "多事"的犯人被共党人员当着达能夫妇的面砍死。在达能夫妇游街示威期间，一个信仰基督教的杂货铺老板出来劝共党人员不要杀达能夫妇，被共党人员一顿暴打 后，又在其家里搜出中文圣经，于是这个杂货铺老板一家人也被杀。达能夫妇被杀后，其女儿被中国好心的老百姓救出，后辗转送回美国长大
维基百科里对师达能夫妇是这样介绍的：
师达能夫妇（师达能、史文明）是在中国传教的美国传教士，属于新教内地会。中国内战期间，他们于1934年12月6日被中国工农红军红十军团第十九师扣押。12月8日在安徽省旌德县庙首镇，夫妻二人被公开处决。
丈夫师达能（John Stam，又译史坦，生于1907年1月18日）来自美国新泽西州的帕特森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全家有六男二女献身教会事业。师达能从美国慕迪圣经学院 毕业后，加入内地会来华传教。1932年9月24日，师达能来到中国。1933年，史坦在安徽安庆的语言训练所学习中文。随后他被派往安徽东南部的宣城工 作。
师达能的妻子史文明（Elizabeth Alden Scott "Betty" Stam，又译史施蓓蒂，生于1906年2月22日）出生在中国山东省济南，父母施医生夫妇是来自美国麻省浩玉市的美北长老会宣教士。史文明在中国长大， 回美国读大学和神学院。在读神学院时已结识师达能。1925年，她到英国参加凯锡克奋兴会，受到激励，加入中国内地会到中国传道。1932年6月，她在扬 州语言训练所学毕中文，被派往安徽西北部的颍州（今阜阳）工作。11月底，她和另外女传教士合作，在颍州和太和成功的带领数百人的聚会。
1933年10月25日，师达能和史文明在山东济 南结婚。11月底，他们一起从颍州回宣城，1934年初，他们继续往南到一年前刚刚开辟的新传教站旌德，接替准备回国休假的由汪仁宣教士夫妇。他们发现群 山环绕的旌德是一个相当荒凉的小县城，仍未从太平天国之乱中恢复过来。城墙多已倒塌，杂草丛生，只有过去富贵人家留下的宗庙祠堂显示这里昔日的荣耀。但正 是这些祠堂所代表的宗族势力构成了宣教士在中国传福音的最大障碍。
9月11日，史文明在芜湖美以美会所办的弋矶山医院生下女儿爱伦（Helen Priscilla Stam）。11月下旬，师达能夫妇及婴儿小爱伦迁到旌德。这时，他们已经听到红军来到皖南的消息，但是旌德县长答应保护他们的安全。
师达能牧师一家定居旌德不久，1934年12月6日，寻淮洲率领的红十九师（隶属红十军团）占领了旌德县城。
他们逮捕了师达能并将他带到总部。史文明和出生几个月的婴儿海伦，以及女佣和厨师暂时留在家中。后来军人由来带走了史文明和海伦。女佣和厨师请求让他们离开，但受到了开枪的威胁。师达能一家关在一起。
当晚，在红军的总部，师达能被命令写信到上海内地会总部，信中描述了他被敲诈和抓捕的过程，然后引用了腓立比书1章20节："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
师达能一家被关进当地监狱，释放了一些囚犯，为他 们腾出空房间。在这期间，爱伦开始啼哭，一个士兵建议他们杀了她，因为她只会"碍手碍脚"。这时一个刚刚被释放的囚犯问他们为什么要杀死一个无辜的婴儿。 士兵转向他问他是否情愿为一个外国婴儿而死。这人为了爱伦在师达能夫妇眼前被砍成碎片。不过，爱伦被允许活下来。
12月7日晨，，红军押着大批俘虏和物资，向县城 西南24千米的庙首镇进军。师达能怀抱着爱伦，史文明尚有马可骑。到庙首后，他们被单独囚禁在邮政局里。局长与师牧师曾有一面之缘，见状拿些水果给他们 吃。师达能则趁机写下数行短柬，请其代寄。三日后，局长见到中国牧师罗传道，遂把信转交给他。在那里，他们又过了一个晚上，史文明被允许照看爱伦，将她妥 善包裹。
12月8日早晨，师达能夫妇被带到庙首街上执行死 刑。街道两边挤满了人群。一个中国基督徒店主张师圣，一向是位很冷淡的信徒，这时却突然冲进人群，请求红军不要杀害师达能夫妇。他们命令他回到人群中，但 他仍不厌其烦的恳请赦他们一命。红军对他感到厌烦，闯进他家，搜出了一本《圣经》和赞美诗。于是他也被带到师达能夫妇身旁，以帝国主义走狗的罪名一同被 杀。走了一段路，命令师达能跪下，然后将他斩首。几分钟后，史文明和张师圣也被砍头。
12月8日上午师达能夫妇被押解出外行刑时，女儿爱伦被独自弃置一旁。三十多小时后，12月9日下午，躲藏在山上的中国牧师卢克周（譯音）潜回庙首，在一间屋内找到了孤儿爱伦，随后又在大街尽头的山坡寻得师达能夫妇的尸体，买了两副棺木，将其安葬。
卢牧师带着爱伦和师达能在庙首写的遗书，步行北上经过泾县到宣城，沿途寻找年轻健壮的乳母喂哺她。宣城的内地会监督韩牧师将爱伦送到山东济南，交其外祖父母，长老会牧师施医生夫妇抚养，由一位中国母亲照料她。后来她回到美国，由她的舅舅乔治和舅母海伦抚养。
恐怖分子制造的惨绝人寰的惨剧发生后，中外人士皆 为震惊。安徽省省长亲自下令，重殓殉道者，以军车装载他们的灵柩，由官兵直接护送到芜湖。1935年1月2日，在芜湖为师达能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安 葬礼。中外人士，包括中国政府、美国领事馆和其它领事馆等官方代表，以及中外基督教机构的代表挤满了芜湖医院的礼堂。追悼会后，他们被安葬在芜湖的外国人 墓园。这样，师达能牧师和师史文明师母，成为中国内地会第73和74位献身于中国的殉道士，名字被刻在上海新闸路内地会总部礼堂的纪念碑上。
师达能夫妇的殉难，震撼了中国和世界，除吊唁信件和宣教奉献金如潮涌至外，还有不少人捐钱捐物给小爱伦，甚至有不少家庭愿意认养她。
一位寄自山东青岛的来信，表达了一个中国人的哀 痛、歉疚和敬意："对于这种毫无人性的冷血谋杀，我们全中国皆为此惨剧而难过。这两位为了把福音传给我们中国人，却惨遭毒手，是我们中国人欠你们家人最大 的债。对师先生夫妇甘心乐意、勇敢地献上了生命，我们深深地向他们致衷心崇高的敬意。"
在中外舆论的压力下，中国政府立刻派遣大军围剿。当时一位住在江西省上高（在南昌市西南约七十五哩）的麦教士（Miss C. McFarlane），寄信给上海内地会，报导当地发生的一件新闻：
「对屠杀史坦牧师夫妇事件须负全责的共党领袖方志敏，已遭政府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有两位首领，一姓王，一姓刘。三人在上高街头游行示众，成千上万居民围观，使整个城市奋兴起来。」
1935年是中国内地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千万中国魂》主编海思波特别为此出版一本纪念小册，取名《神所应允》。
方志敏对"革命"的忠诚和对"敌人"的残酷是毫无 疑问的。1925年，他曾在江西老家弋阳建立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运动，带头抓捕和处死地主——亲叔叔（五叔）方雨田。当时，方志敏的祖母和父亲都为其五叔 求情，但他还是坚决下令处死了方雨生。方雨生其实就是靠自己勤劳先发家致富的一员，方志敏为了他的"革命"，不惜杀掉自己的亲叔，这在遵循伦理纲常、孝道 为先的农村中，至为罕见。
方志敏对传教士的敌视是有其根源的，他在《可爱的中国》 中写道：【只要你到街上去走一转，你就可以碰着几个洋人。当然我们并不是排外主义者，洋人之中，有不少有学问有道德的人，他们同情于中国民族的解放运动， 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侵略，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只是那些到中国来赚钱，来享福，来散播精神的鸦片——传教的洋人，却是有十分的可恶的。他们自认为文 明人，认我们为野蛮人，他们是优种，我们却是劣种；他们昂头阔步，带着一种藐视中国人、不屑与中国人为伍的神气，总引起我心里的愤愤不平。我常想："中国 人真是一个劣等民族吗？真该受他们的藐视吗？我不服的，决不服的。】
对那个疯狂的"革命"年代， 历史最终会如何写？今人又该如何反思？
